最近接受警察廣播電台「網路霸凌」議題的專訪，雖然收錄的內容是我如何處理3年前另一半多劈事件的過程、情緒與後續的官司處理，但在回應記者問題的當下與前後，回想過去的總總，心裡其實還是很痛苦難受。 Q：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A：我當時的另一半是明星，因同時與許多男生交往並發生性關係，被他在台中的伴侶發現，隨後遭鏡週刊爆料披露，但鏡週刊對被害人的隱私保護處理極其敷衍，眼尖的網友一眼就能認出我的身分，也有許多該明星的腦粉湧入我的社群平台不分黑白的留言洗版。 Q：你還記得那些人的留言嗎？ A：像是...「長得這麼普通，我家男神怎麼會喜歡你？」、「一臉婊子樣，怎麼不去死一死。」、「跟明星打炮爽嗎？你爸媽生出了一個婊子耶。」、「你少自作多情，你只是他炮友而已。」、「如果同志婚姻沒有過就都是你的錯。」、「同性戀都該去死一死啦！」 Q：對生活的影響？有過不好的念頭嗎？ A：因為週刊、新聞媒體的報導，我形同直接跟世界出櫃，當我看到家人悲傷的神情，或是一些人生攻擊的私訊、留言，我會覺得我的人生只剩下黑白，我變得很憂鬱、焦慮，每天除了哭，不知道我活著的意義為何？於是我寫了遺書。 Q：遺書寫了什麼？ A：主要是對父母的虧欠，我知道白髮人送黑髮人很不孝，但我當下只覺得活著太痛苦了，我無法走出這個絕望的泥沼。因此，寫了對他們養育的感謝與我要離開的抱歉，並提及日後遺物、遺產的處理。 Q：你是如何走過來的？ A：家人。在我寫完遺書的隔天，我想回家見父母最後一面，晚上媽媽走進我房間跟我分享她的生活，講著講著她突然哽咽流淚，她哭著說覺得我變得陌生冰冷，不知道以前溫暖的我跑去哪了。看到媽媽哭，我的情緒也跟著潰堤，我想著...爸媽也就我一個小孩，他們辛苦了20年把我養大，如果我走了反而會讓他們更痛苦並無所依靠，所以我最後選擇重新振作，透過就醫、心諮、運動去治療自己的憂鬱症狀。 Q：你為什麼會選擇提告？訴訟的過程？ A：我覺得那些使我受傷的言論必須受到制裁，當這一切塵埃落定我心裡的疙瘩才能放下。我自己蒐集證據、研究法條、諮詢朋友與專業人士、跑警局、地檢署、法院，即使身心俱疲，但這樣我才能對的起自己。目前多數人已支付金錢賠償，但有一人不認罪而檢察官也已對他提起公訴。 Q：有沒有什麼話想給被霸凌者和霸凌者？ A：我完全能同理被霸凌者的難受與無助，但希望即使再痛苦，你還是要主動與朋友、家人傾訴，或是尋求心理醫師、諮商師的協助，別因為討厭你、嫉妒你的人而去傷害自己。 至於那些霸凌者，希望能讓你們知道，你們的一句話可以很鋒利，可以使人受傷甚至置人於死地，而你也會因此活在間接殺人的自責與後悔之中。 周圍很多人問過我，會不會後悔與明星交往甚至憎恨他？雖然我嘴巴上會說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但我心裡的芥蒂始終存在，畢竟這幾年的劇變和痛苦都因為這段關係而起。 但台灣人是健忘的，他透過社群與網路媒體改變形象，他一樣爽爽賺著他的人民幣，公眾也早已忘記他的黑歷史，而在那時幫他去抨擊週刊、遮掩他做過一切骯髒事的我，這幾年間卻依舊被憂鬱症和一系列衍生事件所糾纏。 我告訴自己，我必須堅強的向前看，我告訴自己，我必須活得比以前更好，變成一個更優秀的人，遇到一個會珍惜我的人，讓他知道當時到處劈腿的他是多麼愚昧。 *專訪中與網路霸凌相關的法律討論和時事評論，之後會再另外發文描述我的看法觀點。 #模特 #人像 #寫真 #人像攝影 #人像寫真

《未知》 見其他媒體報道四名被捕港大生時，都不約而同地找來他從前的同學跟老朋友，聊了很多生活點滴。說實話，實習期完結後，我跟「記者」這身份好像漸行漸遠了；再者，我跟被告們素未謀面，故未敢側寫跟重塑四人的「真實一面」。看過不少別人撰的特寫後，我選擇回到旁聽席，寫一點我所知道的，其實真實得可怖。 入大學上莊為著甚麼？「攢宿分嗎？」「不！港大住宿好像無宿分可言吧！」A同學說。「識一班酒肉朋友嗎？拍拖嗎？」問畢，沒人接上。Dead air了一會，B同學再接道：「我想……為志向吧！」 在香港大學上莊有夠「哈薯」，人所皆知：趕過課業後，日以繼夜處理莊務，過著比上班更勞碌的過活；稍一不慎，立即被罵個狗血淋頭。A同學跟B同學分別先後於不同學生會屬會任職，二人也嘆言任職港大學生會有夠「吃力不耐好」。形容被告時，他們均異口同聲地直認，跟四人「不太熟稔，只在工作時交過手」；但有記者著他們多形容一下任何一位（他們接觸過的）被告人時，二人想了一會，首兩個形容詞又是不謀而合：「有理想」跟「有抱負」。 消息指四名被捕港大學生會就《國安法》案件，於周四（19日）早上上庭，他們二話不說地跑到法院輪候旁聽。沒料到，一大清早，等到的，卻是保安一句：「被告代表律師還沒收齊文件，故延遲開庭？」那遲多久，「未知！」 一覺醒來，越來越多四人的同學們紛紛趕到。「知道他們背負著甚麽「罪名」嗎？」「四名被告」、「港大學生」、「悼念」、「孤狼式」、「暴徒」、「宣揚恐怖活動」……這一連串關鍵字任誰都懂啊；「只是到現在都弄不懂，這一連串字眼何解會串聯在一起罷了！」A同學直言。「一覺醒來最使我愕然的，不過如此！」B同學坦言。 話語間，A同學回答記者問題時，每一句都會加上「在我而言」在前，並再三提醒記者：「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並不代表任何屬會。」B同學也不忘拜託記者：「在學生會的點滴，不多談了；案情撮要，也不多講了。」「還有甚麽可寫啊？」我問他們。「那就不由得知了。」 在同一隊伍中的C君，在AB二人前兩行。C君曾經因反送中案件入獄，出獄後因緣際會認識了本案其一涉案人。他憶述，本來自左報大力鞭撻之起，他都預料到眾人「劫數難逃」；但是，當他真的從耳語間知悉眾人被捕的消息後深感詫異：「用不著鬧那麽大嗎？」未幾，消息獲證實後，C同學本想憑藉自己作為過來人的經驗，略施綿力協助之。 C君娓娓向我解釋過《普通法》的「無罪推定」原則跟《國安法》的保釋準則之間的反比後，直言「情節發展心中有數」；此時，B同學插咀道：「從前上莊時常掛到咀邊的被捕風險跟心理準備，都是會獲釋的吧！」大概，這是唯一眾所周知的一點。 然而，當C君真的聯絡被告人親屬時，卻偏不敢直截告訴之，只著被告人親屬「帶十萬元保釋金跟人事擔保到來法院吧！」隨即，保安派籌號，著眾人吃過午飯後回來。 午飯回來後，審訊定於二時半開庭。被告們的更多友人趕至，他們不斷向其他旁聽人士招手，務求入庭跟他們作「最後見面」。開庭後不久，控方明確反對四人保釋外出，還揚言待兩個月後才再把四人帶上庭。語畢，鄰座的女同學顫著手打字，不斷傳遞予不同人，寫有「他們要還押好一段長時間，請問您可以讓出內庭票給其他同學，見他們最後一面嗎？」 素未謀面的阿叔阿姨們，該讓的都讓了；只不過，始終朋友很多，但座位很少。結果，不少同學看過他們，坐一會，聽一點便離去了。內庭大門開開合合，一批人出去，另一批人又進來；但控方依然在念念有詞。 不消一會兒，法官宣布休庭，「還有人要票嗎？」我把手頭上的票給她，她連忙鞠躬道謝後，便轉身離去。眼前的延伸庭，少了那些阿叔阿姨的噓罵聲，卻換來了一副副默不作聲，低頭拭淚的面孔，還有一個個安慰的擁抱。 #ntangsphotogallery #awesomehongkong #visualhongkong #有種香港叫  #hongkonginsta #我相說 #reportage  #instameethk #pbhk #bnw_captures #greyscale #sphkcollective

〈二次實習生〉 「糟了！怎麽拍是好？」Kenji站在怡和街上的行人天橋，翻閱電話中的舊照，再瞧瞧大街，思索拍攝角度。這年七一不見飽覽無遺的人群，沒了聲聲入耳的口號；街上人車如常熙來攘往，圍著警察堆熙攘。 「要拍甚麼？」筆者問。「拍個圖輯，比對從前與現在吧！」 「不是你長處嗎？」筆者再問。「我不想泡湯啊！」Kenji略帶緊張地道。原來，這個圖輯是Kenji剛從《蘋果日報》轉到另一家網媒實習的首份習作。 「怎麽了？沒跑過Assignment嗎？」筆者挖苦道。Kenji然後將臉轉過來，雙目瞪著。 唸高級文憑跟升讀大學時，因學業需要，Kenji曾兩度到《蘋果日報》實習：分別做過攝影組的跟文字記者。未入正題講這兩段經歷前，他先以這四字作始：「又愛又恨」。 第一次實習碰上2019年反修例示威浪潮，遍布全港的突發衝突拍攝需時；照相機跟攝錄機也跟著攝影記者們「超時工作」：一方面機器的耗電量因此大增，另一方面攝影記者們需要長時間在外駐守不同地方，難以預算電量；萬一碰上突發事故才耗盡電源，又難以跑回公司更換電池。故此，此時Kenji加入攝影組當實習生，主要工作並非上前線拍攝，而是替前輩們，把電池帶到現場，以免錯過重要時刻。為此，曾經有前輩替他感到不值：當不少實習記者也被派到前線拼命時，他卻在背後默默做跑腿。 另一方面，上司不時著他在工作時抽空拍照，「只視乎公司發不發而已」。故此若未有新行程，Kenji替前輩們送上電池後，也不忘把握時間，留在現埸拍幾張照，再發給公司，「爭取」上版的機會。但越是拍，在報道中偏偏找不到他的專姓大名；他曾經質疑過：「真的會發嗎？不！夠資格嗎？」他始終心有不甘：「雖則明白這是無可厚非，但始終頓感大材小用吧！」 「真的完全沒機會完整地拍一單assignment嗎？」「不！有時都會拍靜態，譬如記者會吧！」他冷笑道。 Kenji憶述一次拍警方「四點鐘記者會」的經歷，他沾沾自喜地道：「那可是得意之作了。」那次，公眾關係科警官因不欲回應記者問題而憤而離去，記者包圍記者會主持要求交代。就在兵荒馬亂之際，他突然爬上平常放咪兜的桌子上，拍下那個大環境。殊不知，又慶幸掛彩：當他翻閱《蘋果日報》的手機應用程式，他果然在當日報道中找回那幀照。 回望當初，影像猶如恆河沙數，「拍的又不是甚麼標誌性時刻」；Kenji反問：「大頭照看似不太特別嗎？」但當其他攝記行家瀏覽過那幀照後，忽然讚嘆道：「這小子真夠勇啊！從前沒人敢爬的那張桌，他偏爬了。」他拍的不再局限於桌面上發言者的近照，而是另一端的小插曲。轉念過來，Kenji發覺，原來從前上司一直試煉他，「拍得一手好照，不只局限於某數件大事嗎？」 兩個月實習過後，Kenji成功獲聘為兼職，繼續他那跑腿的工作。儘管他口裡不時「呻悶」，仍然工作時卻自言「搵食啫」，但他內心依然對「Own故」趨之若騖：他一邊營營役役趕忙著，一邊找機會。只可惜，正值他意猶未盡之際，社運浪潮減退，公司也把他開除了。臨別秋波，卻幸得當時的上司給予一個機會，讓他一同做圖輯跟影片。機會來了，他又抱怨「苦得很」，「未做實習前早知《蘋果》攝影部質素高，要求更高；只是想不到當我埋手幹活時，卻一波三折了。」Kenji憶述，同一堆影像他拍了那麼久，上司們卻反覆指點。儘管獲益良多，但他始終苦不堪言：任他再拍，似乎離「標準」咫尺之遙⋯⋯ 幾經辛苦，報道終於見報了，報道中「記者」一欄可見其大名。然而，這一役以後，他就離開從前的崗位了。每每翻閱那隻故仔，Kenji慨嘆說：「這可是難能可貴的紀念品啊！」 兩年後升讀大學，重回《蘋果日報》當實習。被問到他「為甚麼」作這抉擇，他又順其自然地反問：「不為甚麼！難道又說甚麼跟《蘋果日報》自小結緣嗎？」 這趟他當文字記者。相對攝記，他的確有更多機會「Pack故仔」；可對他而言卻是一場苦差。這常自言志向於影像大於文字的小子，上班不出數天就出亂子了。他憶述那又是記者會的報道的經歷：他沒有外出拍照了，反而留在報館聽寫報道。「明明一字一句的都聽懂啊！怎麼合在一起就亂了套？」記者會後，他左思右想都未知下筆方向⋯⋯就這樣漫無方向地過了一個上午。 「搞掂未？」上司趕好最緊急的稿件，該應付他的了。「還好啦！」自知限期將至，他便將所有想到的都不加思索亂塞一通，結果又真的「完稿」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上司不僅沒罵他，還井然有序地教他如何舖排。事後Kenji不忘慨嘆道：「這可是我的「母校」啊！」 工作漸漸上手，卻遇上報座的大事故。儘管他口裡常說無憾，「榮幸」一睹大時代，見證過香港「最精彩」的歷史片段云云，但未完成的報道為他帶來遺憾；儘管他自言：「日子短暫，歸屬感很難像其他前輩的濃厚吧！」可是，報社內外的人情冷暖始終令他念念不忘。他憶起最後一天回到公司交還證件時，他走到攝影室打算作最後道別，「一打開門，沒想到還未及時開口，攝影室的前輩卻喊了我的名字。」隨後有位同儕跑到攝影室大喊「隻抽啦」，攝影室的前輩接著回道「來啊」；「沒想到，他倆下一秒就相擁落淚了。」Kenji想起那一幕幕場景，看似木無表情，卻自言感觸著。 翌日正是《蘋果日報》最後一日出版。Kenji回到辦公室外，看著佈滿馬路的燈陣，燈陣裡的叫喊聲不時夾雜著眼淚。他定過神，旁觀這一片思緒，卻變得有口難言。 #蘋果七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