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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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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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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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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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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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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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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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hNr2xExQuCW01m154STIb?si=H6wmKVqJSNiFDbi047ye6w&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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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聽這裡：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ep-45-%E8%AA%AA%E7%9C%9F%E8%A9%B1%E8%88%87%E5%BE%8C%E7%9C%9F%E7%9B%B8-%E9%99%B3%E6%99%82%E4%B8%AD%E7%9A%84%E6%94%BF%E7%AD%96%E6%BA%9D%E9%80%9A-%E9%A2%A8%E9%9A%AA%E6%99%82%E4%BB%A3%E7%9A%84%E8%AA%9E%E8%97%9D-%E8%AA%AA%E7%9C%9F%E8%A9%B1%E7%9A%84%E5%8B%87%E6%B0%A3-%E6%9D%8E%E9%95%B7%E6%BD%94/id1516956557?i=100052165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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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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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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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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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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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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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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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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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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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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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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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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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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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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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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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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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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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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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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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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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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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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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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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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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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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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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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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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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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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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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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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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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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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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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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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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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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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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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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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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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人文 · 島嶼】是三「粒、顆、個」蘋果？語言學家何萬順破解看似廢話的「分類詞」

分類詞是個宛如闌尾般，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嗎？何萬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包含我們使用的臺灣華語。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那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一切語言的秘密，都從質問最平凡無奇、理所當然的細節開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何萬順的出手，直指語言中的「分類詞」（classifier）。什麼是分類詞？用一個小學程度的中英翻譯說明：three是「三」，books是「書」，three books呢？為什麼不是「三書」，而是「三本書」？這憑空冒出的「本」，就是語言學上的分類詞。其他例子還包括五顆蘋果的「顆」、兩張桌子的「張」等等。

分類詞潛藏在我們每天運用自如的語言裡，但我們很少注意到它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曾意識到它的存在。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日常言談中，分類詞也的確無關宏旨。何萬順教授啟用語言學的顯微鏡，聚焦再放大，讓分類詞貫串連結了人類心智、數理邏輯、語言生成的機制、以及台灣語言與政治，再到世界語言史等主題，揭示分類詞和語言的奧秘。
量詞是必須，分類詞是廢話

語言學上，分類詞不同於一般較常聽到的量詞。何萬順的研究重點之一，正是想確立一條區辨分類詞和量詞的理論界線，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量詞是必要的，分類詞是廢話。」何萬順笑著說。

分類詞在語意表達上堪稱無用之物，其實說也好、不說也罷。何萬順喜歡拿這個聖經故事為例：「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白話來說，就是「五張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兩個句子只差在分類詞的有無，但意涵一模一樣、不增不減。至於量詞可就有紮紮實實的語意了，譬如：三「雙」筷子、五「包」衛生紙的「雙」和「包」一旦省略，說話者便無法順利表達心中所想的物品數量。

中文使用者不容易區別分類詞和量詞，是因為它們在語法上佔據相同的位置，都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三__蘋果）」。不僅如此，何萬順更發現它們都能對應到數學的乘法關係，用更簡潔的式子表達：三雙筷子是3 x 2 x 筷子，三本書則是3 x 1 x 書。

兩者的差別在於，分類詞的乘法意涵再怎麼樣都只能是「乘一」，而在數學上「乘一」完全可以省略。分類詞無法描述「一」之外的數量，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之處。何萬順結論道，分類詞的定義，就是它的乘法屬性「必然是乘一」；如果語意不是必然乘一，則屬於量詞。也因此，分類詞後面只能接可數名詞，其他林林總總的情況都算是量詞。

語言歷史中的偶然產物

這麼說來，分類詞不就是宛如闌尾般的存在，一個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何萬順整合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其中也包含我們使用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詞如其名，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分類詞的功能，在於為名詞分類：指涉圓形的物體才能用「顆」、長條狀物體才能用「條」，這也是分類詞的名稱由來。但在何萬順看來，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分類的功能並沒有必要性，應該是分類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偶然衍生的副作用。

何萬順指出，分類詞的誕生起初可能只為了講求語言節奏的一致性，用於填補音韻的空缺。譬如說，三籃蘋果、三箱蘋果、三斤蘋果的三和蘋果之間都有一個音節；這時如果又說三蘋果，就會造成不太協調的感覺，而填上一個空詞，便能達到音韻的一致性。這個空詞不能有語意，只能是可省略的乘一，像是「個」或「顆」。

接下來，分類詞系統成形的第二部曲，可以說是微妙有趣的橋段。當人們創造了一個空詞，意義便開始逐漸注入。「語言中只要有聲響，人就很難不給他語意。」何萬順說：「那麼，該為數詞和名詞中間的這聲音賦予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先把後面要講的東西給你提點一下，東西是圓的就說顆、長的就說根、動物就說隻，這就造成一個很好的語意分散效果：透過分類詞彰顯後面這樣東西的某項特徵，先給你一個語意的範圍，也降低你理解的壓力，不必每個詞都聽得清清楚楚，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何萬順幽默舉例說：「如果有朋友跟你聊天，說他今天去逛街買了三頂⋯⋯，就算你沒聽到後面是什麼物品，都大概能猜出是帽子，而不是轎子。」這是分類詞和量詞的另一項區辨標準，分類詞能凸顯、提示後頭名詞某項內建的本質特徵（inherent property）；量詞卻不必和後面名詞的物件特徵有所關聯。被裝成一「包」的東西，沒有什麼共通的本質特徵，但用「隻」當分類詞的必定是動物。於是，分類詞在偶然間具備了提示、分類的功能，但這並非最初創造它的目的。

語言與數學的相通與應用

「分類詞」和「量詞」的分析，有什麼理論或實用的價值呢？何萬順點出，由於分類詞和量詞都奠基於乘法關係，它們共同呈現了人類心智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算術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輔相成，他說：「這呼應了Chomsky的生成語法理論，即人類的語言中內建mathematical property，有數學的特徵在裡面。」

也因此，這些分析可能對教學應用有所助益。數學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如果透過乘法的邏輯介紹分類詞，將有助於母語中缺乏分類詞（如英文）的語言學習者，瞭解分類詞的運用方式。

另一方面，何萬順猜想反過來的應用方向或許也可行：「在教導孩童乘法時，先從日常語言中的量詞、分類詞切入，告訴孩童你早就知道乘法是怎麼一回事了，有助於建立學習信心。」這些應用都奠基於相同的理論基礎，算術、語言能力的相互關聯。

分類詞的單一起源？

分類詞乍看無用、瑣碎，卻成了何萬順進一步探索亞太地區語言分佈與傳播史的線索。就像地球科學家透過地層沉積物窺見地球的歷史，何萬順遍尋世界上具有分類詞系統的語言，經過一番分析後，提出了「世界語言中分類詞的單一起源假設」。

何萬順攤開自行製作的分類詞語言世界地圖，發現全球519個分類詞語言大多集中在亞太地區。可是，分類詞在語言功能上實在非屬必要，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分類詞語言？於是他有天突發奇想認為：「分類詞會不會原本只在一個地方發生？接下來的擴張就好像一顆石頭擲到水池裡，啵，引起的漣漪。」經過層層嚴謹的證據蒐集、推敲與論證過程，他目前相信歐亞大陸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而後逐漸往四處蔓延。
台灣華語獨特、豐富的分類詞系統

許多擁有分類詞的語言，不僅把這乍看無用的詞類給留了下來，還變出各種花樣來表達「乘一」，台灣華語便是之一。根據單一起源假設，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應該也是發源於北方漢語，往南一路散播，由漢人移民飄洋過海帶來並日漸生根。但時至今日，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卻在華語語系中一枝獨秀，蘊藏有上百個分類詞，比當今中國北方、南方的華語方言都還要豐富許多（北京土話常用的分類詞不過十來個）。這背後的緣由，就要從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說起。

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力推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教育，並於六○年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深陷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水深火熱和文明浩劫當中。

就在這重視古典文言文學、教育普及的制度背景下，多數台灣民眾學會了華語三千年以來的分類詞系統，並運用在日常的對話和書寫中。這些分類詞也注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讓作家能運用更精緻、細膩的語彙帶出音韻和準確度的美感。歷史際遇的差異，讓台灣華語相較於中國，保存了更為豐富的分類詞。

除了官方因素，台灣民間各族群語言的交織匯流，更進一步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何萬順談到一次在深圳演講的親身經驗說：「當時一名學生舉手，說他們從不講什麼三顆、三粒蘋果，只講三個蘋果。」現場調查後，何萬順驚訝地發現真是如此，同時使用「個」、「顆」、「粒」似乎是台灣特殊的語言現象。他回頭分析：「台灣人可以說三個蘋果，因為『個』是最普通、一定可說的。說三顆蘋果就稍微文雅一點，我們可以在華文文學裡看到顆，天上一顆星星，就比一個星星更有文學性。」

至於粒呢？何萬順說：「把「粒」的用法擴大到比砂子更大的東西，則是受台語的影響，例如，saⁿ-lia̍p si-kue（三粒西瓜）。台語沒有『顆』，是國民黨帶來了『顆』。而現在台灣華語中『粒』的用法，就是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一起到學校上課時，互動溝通下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上課學了『顆』，下課學了『粒』。」

換言之，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之所以如此豐富，是同時兼容了一般用法、文言文學教育、以及各族群語言交匯的結果。在「三」和「蘋果」之間，「個」、「顆」、「粒」等分類詞都是可以互換，甚至可以省略的廢話，翻譯成英文也都是three apples；但這些「廢話」卻輝映著台灣政治、族群、語言、與教育政策相互交纏的歷史。

#教育 #語文

#孤獨 #是一種能力
#那些看似帶來不適的 #往往告訴我們關於自己的許多
　
　「交談增進瞭解，但是孤獨培養天才。
　　一件作品能表達出均一性，
　　正是孤身藝術家手筆的表現。」
　　——愛德華‧吉朋
　　　（Edward Gibbon，一七三七九四，英國史學家）
　　
　吉朋所言甚是。包括許多詩人、小說家或作曲家，多半跟吉朋一樣，在一生中有很多時間注定要獨處，許多畫家與雕塑家也往往如此。從當代盛行的各派精神分析理論流傳下來的看法，人們普遍相信，人類是社會動物，從生到死，都需要他人的陪伴和喜愛；而且親密的人際關係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幸福來源。但是，創作者的人生似乎常與這種說法背道而馳，包括如笛卡爾、牛頓、洛克、巴斯卡、斯賓諾沙、康德、萊布尼茲、叔本華、尼采、齊克果及維根斯坦等許多思想家，都不曾建立家庭或親密的私人關係。這些天才之中，有的跟男人或女人有過短暫的關係，有的則像牛頓那樣獨身以終，但他們多半沒結婚，獨自一人過上大半輩子。
　
　偉大的天才並不常見，他們因本身的天賦而受人敬畏、遭人妒羨，他們也常被視為異數，彷彿不需要承擔一般人的歡樂與痛苦。以精神病理學的觀點，這種異於常人之處是否意味著不正常？確切來說，創作家對孤獨的偏好，是否代表他在建立親密的關係上的無能？
　
　在看到許多人際關係一波三折的天才們，因為精神疾病、酗酒或藥物濫用而失常的例子之後，我們很容易認定：創作天賦、精神不穩，以及關係建立的低能，三者有著緊密的關聯。因此，擁有創作天賦是否為一種福分，就變得很難判斷了，因為這種一體兩面的資質雖然可能為天才帶來名利，卻也不見容於凡人的幸福之路。
　
　世人往往認定，只要是天才，精神狀況一定不太穩定，尤其自佛洛伊德以降，這種看法更加普遍。不過這不是絕對，並非所有創作家的心理都不正常，也不是所有孤獨的人都不幸福。吉朋在初戀失敗後過著一種人人稱羨的恬靜生活，他自言：
　
　「當我靜思人類終有一死的共同命運，我必須承認自己抽中了人生大獎……我有愉悅的性情、溫和的感性，而且天生喜靜獨處，不好活動，某些不良嗜好和習慣可能也被價值觀和時間給糾正了。好學是一種可以化享樂為活力的熱情，讓我每天每個時刻隨時都有獨立且理性的樂趣，我不覺得我的心智有任何衰退。依據瑞士的標準，我是個富有的人，我的確富有，因為我的收入高於花費，而我的花費又都恰能如我所願。吾友謝菲德爵士一直熱心相助，使我能卸除最違反我的志趣和脾性的牽累。我還要接著說嗎？自從我的初願未償，我就不曾認真考慮過婚姻關係。」
　
　利頓‧史垂奇（Lytton Strachey）在一篇短文中這樣描述吉朋：「一想到吉朋，心裡馬上湧現幸福這個詞，而且是最廣義的幸福——既有好運道，又能夠享樂。」
　
　有人或許會說吉朋遵從父命放棄對柯寇德（Suzanne Curchod）的情愛之後，就已經斷絕了幸福之源，甚至變得心理失常。然而，吉朋一生或許少有性愛，但其他的關係卻相當可觀。卷帙浩繁的《羅馬帝國淪亡史》需要他長時間孤獨地研究和寫作，但在與人為伍時，他也同樣快樂。他在倫敦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他曾是「文學會」的一員，也曾加入「同僚會」、「白人會」及「布魯克斯會」，而且所到之處言談充滿了魅力。此外，吉朋對撫育他長大的姨媽波頓夫人有著深刻的感情，對終生至友謝菲德也有純粹的友誼。
　
　他偶爾會在信中悲嘆自己的孤獨，也戲言要收養一位表妹，不過他對婚姻的期待只是稍縱即逝的空想：「當我設想這種結合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就從夢中驚醒了！我高興自己得以苟免，還大呼謝天謝地，讓我保有原來的自由。」
　
　身在現代的我們，常常斷言要先有親密的感情，特別是性的滿足，才能擁有真正的幸福。這種說法沒有為吉朋這樣的人留一點餘地。很明顯，吉朋雖擁有許多友情，但他的自尊與樂趣卻主要來自於他的工作，這點在他自傳結尾說得明白：
　
　人到老年會以希望作為慰藉，父母對延續他們生命的孩子表達慈愛，高唱天國頌歌的人熱衷宗教信仰，而作家也有一份虛榮心，希望自己的名字和著作永垂不朽。
　
　吉朋是古典派藝術家，他用諷刺且客觀的筆鋒表現了人類的愚蠢和虛榮。他在著作中表露的同情心確實很有限，性通常是作為消遣的主題，對宗教也斥為迷信。不過，致力於繁雜的歷史整理工作，他必須採取這種姿態。要在紊亂紛雜、有如長河的人類歷史中尋找秩序，他得建立超然的觀點。吉朋沒有、也不能把他的個人情感表現在他的歷史觀中，但是他對待朋友的溫情及朋友對他的喜愛，都顯示了這個人本身有一顆多情的心。
　
　以過去的標準而言，吉朋可說格外地正常。然而，依照佛洛伊德的看法，異性間的性滿足，才是精神健康的必要條件。於是，自從佛氏提出這個觀念以來，大家開始懷疑吉朋並非一般認定的幸福或成功者。
　
　我認為，並非只有天才能在不涉及人際關係的領域裡找到自我的價值。只要是興趣，無論寫歷史、養信鴿、做證券或股票買賣、設計工具、彈鋼琴或從事園藝，都可以使人幸福快樂，而且興趣的重要性遠大於精神分析師的想像。
　
　偉大的創作家最能支持上述論點，他們有作品為證。至於沒沒無聞的平凡人或許無法留下對興趣著墨的痕跡，但這些興趣可能是他們窮其一生投注熱情之所在。有錢人也許會有大量的收藏品，熱衷園藝者可能能留下創意的證據，這類證據就算無法像一本書或一幅畫那麼持久，但好歹能維持個幾年，當然如果是對風車或板球運動有狂熱，可能就無法留下任何東西了。
　
　不過，在我們認識的人當中，一定有些人因為興趣使然，無論他們的人際關係是否圓滿，也擁有意義非凡的人生。我們過於高估人際關係的重要性，總以為圓滿的親密關係理應使人幸福，否則一定是關係出了差錯。事實上，這種想法太偏頗了，人際關係實在禁不起我們這般倚重。
　
　人生要產生價值，愛情和友誼固然是重要來源，但絕非唯一的來源。而且，人會隨著歲月改變和成長，到了老年，人跟人的關係會變得不那麼重要。這或許是大自然善意的安排，使人在不得不跟至親死別時，不致那麼痛苦。無論如何，人際關係總有「不確定」的因素，它不該被理想化，也不能被視為達到個人滿足的唯一途徑。
婚姻大概是人際之間最親密的一種結合，但在西方世界，導致婚姻破裂的原因，也許就是人際關係被過於理想化。如果我們不把婚姻視為幸福的主要來源，以淚水收場的婚姻就會比較少。
　
　我認為人類在大自然的造化下，既能與人產生關係，也能觸及與人無涉的領域。這項特點對於人類的適應性來說不但寶貴，也很重要。我們跟動物一樣都有繁殖的生理需求，都希望基因延續不絕，但在主要繁殖期過後，剩下的大段人生，還是有它的意義。對一般人而言，就是在這種個時期，與人無涉的領域才顯得更重要，雖然這些領域的興趣很可能早就萌芽了。
　
　在後續的章節中，我們會看到偉大創作家由於環境乖違，很難跟人產生親密感，他們遠離人群，致力於發展才華。不過這是為了突顯重點，並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也就是說，這些人並非像某些精神分析師所以為的，因為缺乏人際關係，只好努力創作。我也會說明，除了配偶和家庭，沒有建立長期興趣的人會顯得知性有限，相對地，既無配偶又沒有孩子的人，就可能感性有限。
　
　許多興趣及真正有創意的工作都可以在不牽涉到「關係」的情況下進行。我認為，一個人獨自進行的工作，以及與他人的互動，兩者同樣重要。在人的一生中，始終受到兩種對立的力量驅策：一種力量使你傾慕友誼、愛情及親密的關係，另一種力量則驅使你獨立、遠離人群，變得自主。如果只從精神分析的「對象關係」論出發，那麼孤立的人都不健全。因為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必須與人建立關係，人是靠連結的功能才能體現價值。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因為他人而存在。
　
　然而，在那些為人類經驗做出豐富貢獻的人之中，有些人所貢獻的，跟人類福祉可說一點關係也沒有。例如前述思想家都活得很自我或遺世獨立，甚至「自戀」，他們專注於內心的活動，很少關心別人的幸福。一個創作者會不斷透過創作發現自我，重塑自我，找尋宇宙的意義。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重要的整合過程，就算如冥想或禱告等活動幾乎跟他人扯不上關係，但絕對具備獨特的價值。對這些人而言，獲得某種新的領悟或發現，才是最有意義的時刻。而這種時刻出現時，他們多半是獨自一個人。
　
　天才畢竟非常稀有，不過只要身為一名創作者，就具備跟你我平凡人相同的需求和願望。他們在作品裡留下了思想和情感記錄，所以是以醒目的方式成為人類奮鬥的榜樣。至於我們普通人，雖然歷經了同樣的奮鬥，卻不受到注意。因此，創作家對孤獨的需求以及對內在整合過程的專注，或許可以透露出那些缺乏天賦的平凡人需要些什麼。只可惜，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往往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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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孤獨，是一種能力：面對真實自我、探索孤獨心理的當代經典》（Solitude: A Return to the Self）一書之作者序言。
　
作者安東尼．史脫爾是英國當代最富盛名的精神醫學權威及知名心理學家。畢業於劍橋大學和西敏醫學院，專攻精神醫學，成為英國首批在分析心理學會受訓學習榮格心理學的成員、皇家醫師學會、皇家精神科醫師學會及皇家文學學會的資深會員，同時是牛津郡衛生局名譽精神科顧問醫師，以及牛津洛林學院榮譽院士。擅長分析負面情緒，以開創性理念治療精神疾患，對當代醫界有相當的影響力。他雖師從佛洛伊德和榮格，卻勇於挑戰傳統觀念，發表了從性欲錯亂症到侵略性，從孤獨的需求到創造性衝動等重要的論述。
　
本書由 漫遊者文化 AzothBooks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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