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療為何這樣囉嗦？界線、架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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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治療為何這樣囉嗦？
目前網路上以社會大眾為閱聽受眾，教導大家如何判斷心理師是否踰矩或是如何挑選適合的心理師的文章已經很多人寫。「心理師，日常」的閱聽受眾設定在心理治療的初學者或是對於心理治療領域有興趣的人。因此我會想要討論的是「心理治療為何這樣囉嗦？從界線、架構、關係來看。」。當然，這類文章絕對不可能多「精簡扼要」，應該標註「文長慎入」，不過依照以往經驗，我對大家的耐性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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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一定會學過倫理與法規，會發現，心理治療真的很囉唆，這個不行，那個也不可以，學習者或是一般社會大眾往往只看到「不行」，但卻不見得清楚「為什麼不行」。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為什麼」。因為當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搞不清楚背後的原理原則與脈絡，很多時候可能只會感覺到這些規範，對於心理治療的從業工作者來說只不過是種又臭又長的「教條」。衍伸出的感覺有可能是好不通人情、好冰冷、好僵化、真古板。為什麼不可以？哎呀，這樣也沒關係吧？這樣比較有「人味」吧？而忽視了這些規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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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整理一下，近日網路上爭議事件，並改以疑問句的方式列出：
A. 心理師可以創立網路社團，讓(前)案主們可以在裡面討論嗎？
B. 心理師可以向案主透露其他案主的個人資訊嗎？
C. 心理師可以邀請(前)案主去喝咖啡？或是約私下見面嗎？
D. 心理師可以邀請案主去吃飯，心理師的家眷陪同，就沒有關係嗎？
E. 當心理師遭受社會輿論壓力，可以把(前)案主的(表達感謝的)治療心得公佈在自己的臉書粉絲專業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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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每一題都直接給答案，但我邀請閱讀這篇文章的(準)心理師或有興趣的讀者思考，上述幾件事情中，你的想法是什麼？你判斷的依據是什麼。作為心理師，我們當然需要依循《心理師專業倫理守則》與《心理師法》的規範，但除此之外，你自己的想法是什麼，而這些想法背後的核心信念又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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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免俗的，我要來分享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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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治療關係：真實的，但又同時需要「被限制」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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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學的是動力取向心理治療，因此會以成人心理動力取向治療的立場看事情。我會說心理治療關係是一種真實但卻是需要「被限制」的關係。通常我們會這樣說「治療室內的，就留在治療室。」意味著心理師不應把治療關係和治療內容帶出來到他的日常生活中，除非案主做了或說了保密原則的特例。例如：有自殺、傷人、家暴、性侵等事情。又或是實習心理師有接受督導的必要性。基本上，心理師不會也不應當把治療關係和治療內容帶出治療室外，就算是已經結束治療關係，都不建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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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楚的心理治療關係界線」對於心理治療的意義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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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楚的界線：保護案主不受傷害
維持清楚的界線與避免雙重關係是為了保護案主不受傷害。心理師、身心科醫師也是人，所以需要完善的制度來協助我們保護關係與維持良好的界線。治療關係應當是很單純的，不允許衍伸出其他諸如商業合作、情侶、師生、上司下屬等雙重關係。治療關係也應避免原本就有的人際關係。因為治療關係本質上無法迴避權力議題，通常心理師相對於案主擁有較多的專業知識，且會尋求心理治療協助的人，有時是在情緒低落或身心狀態較為脆弱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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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純的關係：避免關係上的混亂
從治療關係衍伸出的雙重關係剛開始會給人感覺心理師對我好特別、我好重要，但隨後而來的很有可能是感覺自己被利用。而若將原有的人際關係延伸為治療關係，治療雙方原本就認識甚至熟悉，也可能會造成界線的混亂不清，訊息的混亂，治療室中所獲得的訊息與原有人際關係接觸所得到的訊息攪和在一起，而使心理師無法有足夠清楚的思考與個案概念化。而相同的是，雙重關係都容易造成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和案主雙方搞不清楚對方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是以哪種身分、哪種立場、哪種社會位置來表達，又或者是在治療過程中顧慮到對方治療關係以外的身分而造成治療上的阻礙。例如：同時是心理師和課程老師的身份，案主就可能會擔心，如果我的治療效果不好，會不會影響我的課程成績？那我是不是應當要在治療過程中表現得很好，看起來很有療效，甚至討好身為課程老師的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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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楚的身分與位置，才能好好治療，好好地被治療
當治療關係是單純的，心理師就是心理師，案主就是案主。各自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的治療或接受治療，無論是案主還是心理師，都不受對方另一個身分的干擾，這讓除了讓治療可以更順利進行，也更有效能。也因此，心理師應當避免與案主有治療室外的接觸，迴避衍伸出其他人際關係的可能性。吃飯、喝咖啡這些看似平常的人際互動也應當避免。至於結束治療後，是否就可以約出去喝咖啡，我認為就算結束治療，對案主而言，心理師還是心理師，不太可能一刀兩斷，立刻轉變成另一種身分。邀請前案主喝咖啡這樣的舉動，是有可能讓案主感到混亂、不安，甚至是困惑的。另外主動邀請前案主喝咖啡這件事，是滿足誰的需求呢？(前)案主是沒有義務要滿足(前)心理師的個人內在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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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心理治療關係會是一對一的關係，就算是同一位心理師，不同的案主也會有不同的心理治療經驗，因此對於每個人個別的心理治療經驗，都需要被尊重。同一位心理師，一位案主有好的心理治療經驗，不代表其他案主也有好的心理治療經驗，相反的一位案主在心理治療中感到受傷或不舒服，也不代表這位心理師的其他案主也在心理治療中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並不認同，把案主拉進和其他案主或其他人的紛爭中。簡單說，在個別治療經驗中，誰都沒有資格替誰證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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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穩定的心理治療架構」對於心理治療的意義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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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的治療空間，包含物理上和心理上
如果說「清楚的治療界線」是消極的保護案主和治療關係，「穩定的治療架構」就相對是積極的創造良好的治療環境。心理治療架構一般來說是指固定時間、固定地點、準時開始準時結束的心理治療，除非特殊原因，否則不會輕易更動架構，就算要更動，也會經過心理師與個案雙方充分的討論。穩定的治療架構可以讓心理師在了解案主 (也就是個案概念化) 的過程中降低外在環境因素的干擾。這可以讓治療師和案主有機會在穩定的環境中思考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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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穩定的架構，讓治療更清晰
長期每週固定的時間與固定的晤談室接受心理治療，在動力的觀點就有如母嬰關係，嬰兒的主要照顧者在固定時間給予固定量的奶水。因為都固定，所以孩子的變化，今天喝的多，明天喝得少，都可以以較客觀的方式觀察出來。孩子在長大、在改變，照顧者也可以有明顯的感覺。但若照顧者是用隨意的方式決定給予孩子奶水量與時間，很可能就無法清楚地觀察到孩子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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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心理治療上，穩定的治療架構可以讓外在環境的變動降低，心理師和案主都知道每週的某一個時間在某一個地點有治療，彼此都會有所準備。例如，案主會知道，啊，我每週三下午六點要心理治療，那我會把工作或雜事盡可能排開，而心理師也會留那段時間和空間給我。治療架構是一個雙方都為彼此準備。就像《小王子》中，狐狸對於小王子的等待，不過不同的是，對於案主和心理師而言，這個感受很多時候不是像狐狸等待小王子那樣，是幸福的，有可能是複雜的、矛盾的感受，不一定都是正向的。儘管如此，案主對於這些過程的想法與感受都可以和心理師討論，這些感受也都是治療中重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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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治療不同於看感冒去診所拿藥
心理治療並不是感冒看醫生，有症狀、有不舒服再來，治療目的只是讓症狀和不舒服的感受消失，相反的，心理治療是深層的了解自己，在治療過程中一起思考與感受。因此並不是一蹴可幾，或把案主的狀態訂一個病名或標籤，說你就是如何、如何，或是怎樣做一定會好。而是需要治療關係的雙方長期的時間與投入，有時花兩三年以上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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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治療關係就是移情關係：當然移情，哪次不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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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動力的觀點下，治療關係就是一種移情關係。我有時會在網路論壇看到有人在談論「我好像喜歡上我的心理師了，我該怎麼辦？」、「你那個是移情啦，不是真的喜歡。」那麼，移情不是真的感情嗎？移情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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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情是什麼？
移情是當事人把他早年對於重要他人的情感轉移至治療關係之中。且移情也不一定都是正向的、喜歡或愛的感受，也有可能是負向的感受，是討厭、憤怒、恐懼等感受。通常會需要被詮釋的會是負向移情，因為在治療關係中負面的感覺過大的話，治療關係張力會很大，案主會因為太難受，乾脆就中斷治療了，所以心理師會需要在適當的時機點出這些不舒服的感受，不一定需要標註或點名這是負向移情，但當這些不舒服的感覺有機會被說出來，被理解，被看到，案主通常會因為自己被理解而緩解了不舒服的感覺。然後，治療就可以繼續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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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過程中的一切都是移情嗎？
雖然說是移情關係，事實上治療關係中雙方的互動與感受有三種成因：(1) 案主的移情 (2)心理師的反移情 (3)相對外在現實環境。因此心理師在理解與思考案主的過程中，三者均須兼顧。穩定的心理治療架構可以降低外在現實環境的干擾因素。那麼，案主對於治療的感受和狀態就可以比較歸因於移情。所以治療架構很重要。如果心理架構很混亂，這週週三治療，下週週二治療，我們就比較困難把案主在治療中的感受歸因於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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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對移情，心理師該怎麼做？
在治療關係中，案主在穩定與安全的環境下，把自己對於小時候重要他人的情感、情緒、感覺轉移到心理師身上，那心理師要做什麼？當然不是在那裡沉浸在被正向移情的感受中，覺得自己真是一位優秀的心理師，自己的言語真的好有療效而沾沾自喜。心理師需要去思考的是，案主感覺到的是什麼。無論是正向移情、負向移情，還是那些難以言明的複雜感受。當然有可能是真的心理師的言語帶來的幫助，但也同時可能是案主把自己對於幼年時期的情感關係，帶進治療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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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治療過程中，心理師自己的經驗與感受為何，是坐立難安、如坐針氈，還是治療前一天會做惡夢，或是很開心看到案主來治療？這些心理師在治療關係中的感受與情緒就是反移情，心理師要敏感於自己在治療關係中的感受，去理解、去消化，而非將之化為行動 ( 即，行動化)。並在治療有需要的情況下，在適當的時候，用適當的方式，反饋給當事人。以此來協助案主思考與了解自己。

三、 維持界線與架構的挑戰，以及心理師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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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真的超囉嗦，對於心理師和案主而言都是，心理師能做的，是帶著案主去思考這些想要破壞界線的背後是什麼怎樣的感受、想法，這對於治療關係的意義是什麼？但如果今天破壞界線與架構的是心理師呢？已經取得證照的心理師，每六年都需要換照，換照的前提是要參與一定量的研習時數(六年120)，其中也有倫理時數的要求。這都是法規在制度上對於心理師本身專業與倫理的要求，遺憾地，這並無法保證每位心理師在面對案主的時候，都能遵守界線，避免雙重關係，不在治療室外和案主有非必要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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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需要時時警惕自己，當有想要破壞界線的時候，停下來思考一下，是什麼讓你想要破壞界線，這背後有什麼自己的需要在。讓自己停下來，用思考取代行動化，為什麼想要約(前)案主喝咖啡，為什麼想要邀案主吃飯。這真的為案主著想嗎？這樣的行動背後的欲求是什麼？因為事實上，作為一位心理師，破壞了治療界線，破壞了治療架構，這樣的治療關係，還剩下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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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re saving the world and living their lives meaningfully and all I do is whine like a teenager all the time.

(Lie down, roll over, grab knees, contemplate life, cry a little)

我是Veronica，一個在屋邨長大的八十後，原本是一家五口，有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自小家裡已發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逆境。
我讀小學的時候，家裡時常發生很多爭吵，爸爸是自僱人士，因為當時經濟很差，我們的家庭面對很大困難。父母之間相處也常常有很大的磨擦，每晚當爸爸回家時，我們三姊妹都會躲在房間裡，不希望聽到當天吵架的原因。
在我大約五、六年級的時候，爸爸向我們表示再沒有能力供養我們四母女，建議將我們三姊妹送到社福機構寄養，他更向媽媽提出離婚。當時我們十分驚慌，只懂得不停哭泣，最後媽媽答應離婚，她沒有將我們送到社福機構，決心一個人將我們養大。
媽媽只是一個普通家庭主婦，沒有任何工作技能，要她重新投入社會工作，對她的壓力是非常大，日間需要上班，放工後要趕回家煮飯。我們三姊妹很快已經學懂要堅強和獨立，大家互相照顧，處理好自己的學業。我們讀書成績雖然平庸，但並不需要媽媽為我們的學業擔心。
在我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和姊姊下課後，開始兼職工作，幫補家中日常開支。但當我大約十六、七歲的時候，姊姊患上了急性白血病，也就是血癌。家中的壓力更加是百上加斤，姊姊需要停學進行化療，媽媽每天都要進出醫院，因此要減少工作，但要支付每天的住院費，家中的經濟也變得十分緊拙。當時一餐晚飯的預算只得十元，只能夠買芽菜配白飯，但我最喜歡的是煎蛋配白飯加豉油，價錢便宜，而且味道甚佳。我們一家人都沒有抱怨，有一餐便吃一餐，姊姊亦很勇敢，十分樂觀去面對，但她情況差的時候會嘔吐至不能下牀，當情況好的時候，她會很積極地往醫院當義工，幫助和安慰有需要的院友，亦會協助朋友教興趣班幫補收入，她亦很積極做運動。在她身上我學懂了什麽是真正的樂觀，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一兩年之後，她的病情已進入康復期，長時期都可以留在家中，只需要定時回醫院注射一些低劑量的化療針。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已慢慢地回復正常，覺得最終都捱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但不幸的意外再次發生。在二零零七年，當姊姊往醫院覆診的時候，醫生將應該注射在靜脈的藥物，錯誤地往脊髓注射，當時並沒有留意到，一日之後姊姊覺得身體十分僵硬，數天後便被送往深切治療部，而且進入了半昏迷狀態。之後的十多天我們都在深切治療部陪伴著姊姊，最後醫生表示姊姊已經証實腦部死亡，建議拔喉讓她離世，姊姊便在我們一家人的身旁安詳地離開。
我們本來是一家五口，到現在只有一家三口，過了數年傷心和黑暗的日子。後來我們得到醫療失誤的賠償金，我決定用部分賠償金和空餘時間兼職賺來的收入來讀書進修，希望能夠完成姊姊讀書的心願，更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有能力使到家中的生活安穩起來。過了數年我完成了學士課程，我希望能夠繼績姊姊助人的心願，所以報讀了一個言語治療碩士課程，希望可以幫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今天我已經碩士畢業，成為一個治療師，可以為復康界作出一些微小貢獻。
每一個人一生中必定出現過大大小小的難關，部分人會在逆境中抱怨，選擇放棄、自殘、接觸毒品，有些人會變成邊緣青年誤入歧途。我一生中也出現過數次難關，父母離異的時候我選擇堅強，學懂獨立，家中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我積極外出找兼職，減輕家中的負擔。姊姊患病的時候，我們一家人都沒有抱怨，只是樂觀地去面對。到姊姊離世後，我努力增值自己，希望為家人帶來一個更加安穩的將來。經過了十多年的難關，今年我已經二十七歲，十分慶幸，每一次我所作出的都是正確選擇。我希望和大家分享的是，難關在何時出現，我們不能夠控制，但在難關當中，我們自己的心態和怎樣去面對，作出何種決定，我們是絕對有能力去選擇，難關雖然難過，亦可以關關過。
I am Veronica. I am an eighties child who grew up in a public housing estate. Originally, I hailed from a family of five. I have an elder sister and a younger sister. We had to overcome a lot of adversity among our family since we were young.
When I studied in Primary school, there were a lot of disputes among my family. My father was self-employed. A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as at a downturn at the time, we came across a lot of difficulties. There was a lot of friction between my parents. Whenever my father returned home, we three girls would hide in our room. It was because we did not want to hear our parents fighting.
During Primary five or six, my father expressed that he was unable to support us four anymore. He suggested sending us to a social welfare agency for foster care. He also suggested getting a divorce with my mother. We were all terrified. We only knew how to keep crying. In the end, my mother accepted the divorce. She did not send us to the social welfare agency. She was determined to raise us on her own.
My mother was only an ordinary housewife. She did not have any work experience. To find a job was very stressful to her. She had to work during the day and in the evening; she had to rush home to make dinner. We three girls learned how to be tough and independent. We took care of one another. We also handled our own studies. Our grades were average but we did not need our mother to worry about us academically.
When I was fifteen, I began working part-time jobs after I got off school. I had to help the family financially. But when I was around sixteen or seventeen years old, my elder sister had acute leukemia, which basically means blood cancer. The pressure at home was even greater. My elder sister had to stop her studies to undertake chemotherapy. My mother had to go to and from the hospital each day. In light of the situation at home, she had to give up some of her work. Our family life was in red light due to the daily hospital stay costs. At that time, we only spent around ten dollars on dinner each night. We could only buy bean sprouts to go with rice. But what I loved most was eggs with rice mixed with soy sauce. It was cheap and tasty. Our family did not whine and complain. We would enjoy each meal. My elder sister was also very brave. She faced her illness positively. When she was in bad shape, she would vomit so much that she could not get out of bed. When she felt better, she would proactively work as a volunteer in the hospital to help and support patients in need. She would also assist friends to teach interest classes to help the family. She also did a lot of exercise. I learned what real positivity was from my elder sister. I would think positively in all situations. After a year or two, my sister began to go into recovery phase. She was able to stay at hom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She only had to visit the hospital at regular intervals for low dosage chemotherapy injections. Our family lifestyle began to turn around and return to normal. We all felt that we have endured our most difficult times. But the most unfortunate accident took place. In the year 2007, when my elder sister went back to the hospital for a follow-up, the doctor wrongfully administered her medication into her spinal cord, when it should have been into her vein. It was not noticed at the time. After one day, my elder sister felt very rigid. After a number of days, she was sent to the ICU and drifted into a semi-coma. For the next ten or so days, we spent our time accompanying my elder sister. In the end, the doctor declared her brain dead. The doctor also suggested pulling the tube off her throat to allow her to leave the world. My elder sister passed away peacefully with family surrounding her.
From a family of five, we became a family of three. After a number of dark and depressing days, we eventually received compensation money for the medical error. I decided to use a partial amount of the compensation money along with the salary I made from my part-time jobs on further studying. I wanted to fulfil my elder sister’s dream of completing her own studies. I also hope that one day I could become a financial pillar to my family so that they can live a stable life. Over a number of years, I completed my degree. But I wanted to spread my sister’s spirit of helping those in need. That was why I applied for a speech therapy program. I hope to help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Today, I have completed my masters degree. I am also a therapist. I can contribute in small ways to the rehabilitation community.
Each person will come across large and small obstacles in life. Some people will complain during adversity and choose to give up, self-destroy and do drugs. Some youth may even live on the edge and involve themselves in illicit activities. In my life, I have come across countless of obstacles. When my parents divorced, I chose to be strong and learned to become independent. When there was financial difficulty at home, I looked proactively for part-time jobs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at home. When my sister was ill, we, as a family, did not complain. We only confronted everything positively. When my elder sister passed away, I worked hard to upgrade myself with the hopes of bringing a more stable future to my family. After ten years of arduous times, I am now twenty-seven years old. I have been very fortunate. I made the correct choice each time. I hope to share with you all that obstacles often manifest and we cannot control them. But during hard times, our attitude and how we approach those difficult dats; as well as our decision making, are all within our grasp. Obstacles may be hard to hurdle over but you can surely overcome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