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20210720 黃偉民易經講堂

林鄭月娥是淚眼煞星。

見到淚影，便是動了殺機。

每到關鍵時刻，好打得的林鄭，就會找到機會，流下兩行清淚。

是她發勁前的身影。

居則武曲，動則貪狼。

美帝步步進逼，竟敢制裁中聯辦七名副主任。

中聯辦是北京駐香港的聯絡辦事處。角色是協助北京和特區政府的聯繫。指揮的是中央，執行的是香港特區政府，今次美帝shoot the messenger,是否暗示中聯辦違反《基本法》，背後干政，在幕後指揮香港特區政府，這兩年的異行麼？

歐洲那邊，法國康城影展竟然施突襲，在完結的篇章，播出了香港導演周冠威兩小時的紀錄片的《時代革命》。

香港兩年來的苦難，黑衣、鮮血、火光、青春、激情……為今屆的康城影展留下了裊裊餘音。

特朗普之後，美歐又走在一起，就因為香港的苦難？

北京措手不及，不懂反應。這時林鄭提槍上馬，單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批評布林肯對香港《國安法》的聲明，以偏概全，毫無事實根據，公然干預中國內政，肆意踐踏法治，亦再次突顯美方的雙重標準等等。她強調，特區政府不能對此等錯誤言論坐視不理。

犀利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指責美國國務卿，干預中共內政。威風八面，震驚全球。經此一役，林鄭躍身成為世界級政治領袖，響哂朵。

咪住！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不是列明，外交和軍事，屬於中央權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下，行政長官負責香港特區的行政事務。

布林肯是現任美國政府的國務卿，等同於中共的外交部長王毅。

回應布林肯謬論，干預中國內政的，應該是外交部長王毅。其上還有專責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箎。

這才是國際外交的規矩，儒家稱之為禮。

布林肯也批評過新疆和西藏的人權狀況，但未見新疆、西藏的省委書記駁斥美帝謬論。因為中共仍有外交部，和他們的戰狼群。

林鄭的勇猛，打亂了政治倫理。

家庭有家庭的倫理，社會有社會的倫理，國家有國家的倫理，一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會大亂，人民便無法安居樂業了。

對於香港的《國安法》，美帝的布林肯固然以偏概全，雙重標準；其實，林鄭、鄭若驊，和因揼邪骨仍未復職的國安處處長蔡SIR,都言語不詳，市民大都對《國安法》的紅線不甚了了。但經過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詮釋，市民終於掌握到國安法的精神和標準了。

何議員說：
ViuTV最近的同性喜劇《大叔的愛》，是鼓勵無孩家庭，與中央推動的三孩政策，背道而馳，違反了《國安法》，如糖衣大麻，要追究處理。

嗱，這便是專業了！

何議員是執業律師，肆業於英國，掌握了香港《國安法》的神髓。經他生活感的在地引伸，市民對會否觸犯這新成立的《國安法》，起碼有個概括的認知。出色的男人，真的好像黑夜的螢火蟲，躲也躲不了。

認識了《國安法》愈多，趕往機場離境的香港人就愈多。

車轔轔，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干雲宵。
…………………
…………………
這個畫面我見過，我真的見過，在啟德機場。

我在八零踏足社會，在報界工作。

戴卓爾夫人八二年訪華，跟著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自然地，我的工作便和香港前途掛上勾，直到現在。

在北京，記得有記者問，當時的中共總理趙紫陽，香港人怕九七後的改變，趙反問：怕什麼？

八九年，趙紫陽自己的遭遇，回答了他自己當年的問題。

八三年，我在北京採訪中英會談，外交界傳出會談進展不順利。香港惶恐，美元兌港元，跌到1：9.6, 市民趕到超市搶米搶廁紙，這是黑色星期六。

星期一，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上午九時宣佈，港幣和美元掛勾，一錘定音兌換7.8元。

這個聯繫匯率，便維持到今日。

八三年，是玄空風水下元六運最後一年，健行實幹的乾卦二十年走完了，八四年開始，便是靠嘴巴討人開心為主流的兌卦開始，兌為悅，為口，為羊，為少女，為巫，為妾，為毀折。

就這樣過了紙醉金迷二十年，至二零零三年沙士，完結七運，走入八運艮卦。艮為土，為尊。

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籠，保證港人治港，一國兩制。

鄧小平亦再三公開承諾，九七後，除了換一支旗，什麼都不會變。

然後，開始草擬《基本法》。

香港人，有條件的，便開始收拾細軟，舉家上路，開始處處無家處處家了。

每日的啟德機場，哭聲震天，一家離港，三五十人送行，這畫面到八九六四後，攀上高峰。

人人都說，香港人功利、實際，醒目主義。但去到最後，也不外乎孝其老，慈其功，大家都只希望能夠供養父母，照顧兒女而已。

四十年過去，我見到的畫面又再出現，由啟德機場，轉到赤鱲角機場。當年是我們這一代離港，現在是我們下一代離港。

鄧小平out了，大陸不再提起他，他當年的承諾，也只是一時權宜；《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這些法律文件也不靠譜了，用到的部分說兩句，唔啱駛的，又唔提了。

講了幾十年的「港人治港」，今年靜靜的改了字，叫「愛國者治港」。香港人，為了家庭，又要上路了。一切一切，都因為政治倫理出了問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論語》二十篇，第二篇是《為政》，說的是為政之道。

是中華文化裡的政治智慧，也是作為政治領袖的責任和道德的標準，也可以說是儒家的領袖修養學。

《論語》第一篇是《學而篇》，說什麼是學問，如何做好一個人的內在修養；第二篇《為政》，則是說學問的外用。

為政的精神，政治領袖的本質，不是權力，是教化。

教，是教育；化，是感化。

政治，是眾人之事；為政，就是為政者，如何以身作則教化百姓。

孔子身處春秋亂世，似今日香港，官僚只重視權力鬥爭，社會秩序混亂，文化衰敗，人民無法安居樂業。

孔子認為，歷史沒有偶爾，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政的成敗，不在權力，在領袖本人的德行。

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業在事功。再低級那些，霸業也沒有，只是權謀竊國，或是陰謀亂政。

《為政篇》第一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由始至終，孔子認為，為政，管理眾人的工作，權力是沒有用的，只能用德。

政治領袖，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出來外在的行為，才能無懈可擊。像北斗星，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有一套價值信念。在領袖，以身作則，下邊的人，天下人自然會圍繞你而旋轉。

所以，你自己清廉，不用費勁來打貪。你勤力，不用怕員工偷懶。你不假公濟私，社會上就不會鬼鬼怪怪了。

為政第一信念，就是以身作則。

第二章：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司馬遷總結孔子一生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辭，著春秋。

孔子刪詩書，整理詩三百篇的標準在那裡？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

人不可能沒有思想，只要思想正，不能歪邪。

但為什麼將這個編輯《詩經》的標準，放在《為政篇》，這個領袖學問的範圍內呢？

孔子認為，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就是思想問題。

只要思想正，什麼問題都自然解決了。

孔子告訴我們，為政的人，無論政治領袖或官僚，第一要務，就是思想要正，不能走邪路。

社會紛亂，人民舉家奔逃，就是因為官僚思想出了問題，人民生活不了，走了邪路。

第三章：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單靠政治體制，再加以刑法來管理，齊之以刑，想大家不犯法。結果，人的聰明機巧出現，各式專業人士因有需求而提供意見。民免而無恥，大家會爭相走法律罅，走後門，搵人事，鑽漏洞，逃避了法律責任，還會無恥的自鳴得意，「咁犯唔犯法先」，認為你奈不了他何！

但如果用道德來領導，官僚和領袖，以身作則，整個社會都有一套價值觀，不再發錢寒，人人都尊重自己。再齊之以禮，不是用法律，用規矩，大家接受的規矩來教化。人人自動自覺，不會破壞公物，不會偷雞摸狗攞著數，錯了，識得慚愧，有恥且格，只要人民有羞恥心，就達到為政的目的了。

第四章：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出身貧困，三歲喪父，孔母帶他移居山東曲阜闕里。他如何用七十三年時間，成為中國第一聖人呢？這一章記述他一生求學的歷程。

孔子說，我十五歲時，就立志一生做學問，因此，到了三十歲，就能確立自我，知道自己在時代的責任和使命。

進一步鑽研學問，到四十歲，就擁有堅定不移的自信，對人世間的遭遇，起伏高低，不會感到迷惑。

貫徹這個生活方式到五十歲，就清楚宇宙的運作規律，上天賦與我的使命。乘願而來，這個宿願，究竟是什麼？我這時明白了。

累積經驗到六十歲，就明白世間人事的錯綜複雜，不會有什麼違逆不快了。

這樣，到了七十，不是實數，是指生命的終極追求，即使權力大得可以隨心所欲，但我的行為，都不會超出作為一個人的社會規範。

孔子提示了，我們終身學習，最終即使任性而為，完全為所欲為，也不會令身邊的人，造成困擾。

問題來了，《論語》的編輯，為什麼將孔子一生求學的歷程，放在《為政》這章，政治領袖的責任和修養的篇幅內呢？

凡亂世人人都追求權力，以為權力就是為所欲為。

孔子透過他一生的學習經驗，告訴我們，人生的成就，即使可以隨心所欲，但仍不踰矩。

這是整篇《為政篇》的軸心，政治領袖的成敗，並非決定於權力，成敗全因個人的道德。

《為政篇》共二十四章，是領袖學，從政者必讀的中華心法。點出了治亂的原則，為政的修養和責任。無論從政，官僚，企業主管，或家庭生活的處理，都應細讀。

首四章，是為政四大原則，也是香港亂局的根本病灶所在。

專業是什麼？

就算是醫學系生科系畢業的，對於國產疫苗表態也有所不同，就算是醫院裡面，也有醫生認為不該打流感疫苗，所以我就可以證明「全世界的醫生都不打流感」嗎？

我每次看到 某某某講那個醫生說這個不安全，我也會指出，但是啊那個醫生說安全欸。

講完還要比學歷比年資（笑死）

專業是什麼，對於病情判斷大概差不多，但是對於治療方法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所以對於國產疫苗安全性看法，才會有那麼大的差異，WHO也針對這個在討論，要透過免疫橋接研究，來取代傳統三期。

這個應該有些學派會不認同，就算是林氏璧面對三期該不該做的不同意見，他也是說會尊重，而且也認為擴大二期的方式是合理的，因為台灣沒有三期的條件。這個單純就是看法不同。

但是不能否認的國產兩家疫苗公司本來就設計二三期期合併方式，這種設計並沒有問題。

1. 可以參考黃醫師聽完專家的說明
https://tinyurl.com/txcrptp2

2. 公視有話好說 何美鄉、林氏璧的逐字稿
https://www.facebook.com/1142107210/posts/10225784646699849/?d=n

3. EUV是？ 何美鄉講解
https://www.facebook.com/518100102/posts/10165144593150103/?d=n

4. 疫苗的透明足跡 何美鄉
https://www.facebook.com/518100102/posts/10165141556165103/?d=n

在這個逆風的時候。

我這邊也列出公衛專家 跟病毒專家的話來參考
（鏡週刊原文https://tinyurl.com/3vzxwp4w)

《「新型變種病毒國外也沒做第三期臨床試驗，他可以用緊急授權來做，為何台灣不行？」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陳秀熙接受本刊採訪表示，國外如莫德納、輝瑞、AZ當初的三期臨床，設計時用的都是武漢病毒的原始株，但疫苗上市後盛行的已是新型變種病毒，他們也不會因此再去做三期臨床，而是採緊急授權，抽取已施打疫苗者的血清抗體，直接比較對新舊病毒的中和抗體濃度，如可達相同效果，就代表疫苗對新型變種病毒有保護效果，台灣當然可參考此做法，在緊急授權下，直接在大規模的二期臨床就測試抗體中和濃度以驗證保護力。

陳秀熙強調，緊急授權不代表失去監控，後續可設監測機制，當施打人數增加，觀察效益及會否產生不良反應，隨時滾動式修正，「國外疫苗大廠一樣也都是上市後才監測，並用抗體中和濃度去測試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效果」，否則一直堅持要做傳統的三期臨床，至少3至6個月時間，疫苗施打就會趕不上病毒變異及傳播速度，導致疫情擴散。

長庚大學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則表示，國際研究已證明血清的中和抗體效價愈高、疫苗的保護力也愈高，WHO在近日的會議便建議，對疫苗有急迫需求的國家，可先使用二期臨床的中和抗體效價數據驗證疫苗的保護力，但國產疫苗成功解盲、量產之前，仍須靠外購疫苗補足需求，「台灣人的性命優先比較重要，還是要壯烈地讓這些人犧牲掉？」》

最後最重要的事情，現在真的是認知作戰的開始了，很多人怕被網軍攻擊不太想表態，可以參考下面這篇，內容很重要，我也貼出來。
https://tinyurl.com/2d5ps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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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公衛研究者朋友的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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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台灣的疫苗爭議事件，完全就是歐美某些國家口罩事件的翻版(還有國內浩鼎案的影子，有誰記得翁啟惠最後是有罪還沒罪)。一個普通的防疫作為，被政治動員來變成反對黨的攻擊政府的材料，對整體防疫絕對是傷害。反對黨攻擊政府本來就是天經地義沒什麼問題，但此次情形中又有兩個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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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是時間碰上台灣社區感染(嚴格說來是初次真正面對大流行)，大家幾天內突然對疫指中心信心驟降，現在連帶懷疑起疫指中心的能力和意圖(是不是要圖利誰、大內宣誰、還有很紅的認知作戰誰)。也算是有點業力引爆啦，前面+0和TWCH說太滿，現在「破功」落差感特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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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覺得早晚流感化是COVID的現實，事後說來就是台灣成功比別人多撐一年多，撐不到疫苗全面施打那也沒辦法，說「破功」不太公允。COVID這局最終無法靠圍堵封鎖，而是得是要靠全民疫苗來解，不是說有疫苗就全解，但沒疫苗不可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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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是疫苗從產製到施打到有效，過程相對複雜。不若口罩，徵召產線、分配、到個人手上戴起來而已(即使這樣也是夠複雜的了，去年三四月間也是快速弄起來)，疫苗要到發揮功效，時間冗長不確定性更高，以及非常重要的，傳染病大流行時的非常態授權機制，讓大家產生更多懷疑，連很多我覺得是很專業、很厲害的人士，也多有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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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跟監督政府都是正當的，但是懷疑跟監督所造成的傷害也可能都是很真實的，去年歐美有一大波在懷疑戴口罩有沒有效的討論，確實也是，因為一開始真的好像證據不是很清楚，最後結論是有效。但這些「正當」懷疑，搭配上盲目反對者的催化(其中有多反智、多誇張自不待言)，造就強大的疑口罩論，後果也都看到了。我很不希望在台灣看到疫苗上發生一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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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根據目前所知資訊(包括來自幾位我認為可信任且為相關專業的老師)的判斷，疫指中心的疫苗政策沒有什麼重大錯誤，就跟「校正回歸」相似，主要是政治溝通不良之誤。防疫策略跟行政作為當然總是有討論怎樣做更周延、更完善的空間，但這可能比較是事後的檢討工作。在當下請大家盡量本於防疫效益考量來監督政府作為，其他臆測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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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再說一句，認知作戰一詞好像已經被鄉民玩爛，但是我只能說，這都是真的。對面中國的戰爭威脅，也真的沒什麼好酸沒什麼好笑的，看執政黨出包很爽，那就去支持更能抵抗中國、更能認真監督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就這樣，不用貶低台灣、也不用貶低盡心執行防疫工作的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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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最後ps.
在我信任的專業資訊來源中， Michelle Ho （中研院生醫所何美鄉老師）是比較有在公開PO文談COVID的專家，也是我覺得民間人士發言之中最中肯的一位，大家有興趣可以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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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文轉貼。作者是公衛博士、菜鳥教授，想保持低調所以只同意全文匿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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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一堆人吵著沒有FDA怎麼可以打，AZ在美國也沒有FDA，為何日本、韓國與印度都在打？

我個人是認為只要政府經過嚴格專家審核的，合格我就會打，政府本身負起責任就好。
（台東縣南投縣長買的，你敢打嗎？）😜

反正這麼多年過去了，國光的流感疫苗，還是一直被懷疑安全性。

以上純屬個人收集多個資料的見解，或許等潮水退了，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高雄人2018年時也是見過這種網路大風大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