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首映的臺灣電影《戰神》上演「關公大戰外星人」的奇幻劇情。

這部電影是1976年7月24日在臺灣首映的國片《戰神》，它在香港上映時的片名是《香港大災難》，不過大家對它比較熟悉的稱呼，是取其劇情主軸的暱稱～「關公大戰外星人」！

原本《戰神》是以臺北的西門町為舞台，也做好了西門町建築的模型，但是當劇本送到新聞局審查時，被以「距離總統府不遠的西門町不宜成為戰爭之地」打了回票，最後電影公司把故事背景改成香港才通過了審查，並且還得再花一大筆錢打造香港街景模型，不過整部片的拍攝依舊是在臺北進行。

片名：戰神
片長：80分鐘
出品：太子影業公司（臺灣）
監製：傅清華
導演：陳洪民
主要演員：谷名倫、謝玲玲、唐沁、陳又新

劇情：
一位失明的老藝術家，以十年的精力心血，彫成關公神像。在世界面臨末日之際，他用盡最後一口氣，為神像點上雙睛。老人家至誠感動天地，關聖帝軍顯靈發威，手持青龍偃月刀，擊退來襲的外星怪物，拯救億兆生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下面是當年的《自立晚報》在電影《戰神》從映前到映後所做的一系列相關報導，讀了之後可以讓你更了解這一部臺灣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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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12日 星期一

戰‧神 關公顯靈科學神話

太子公司繼「火星人」一片後，又將在這暑假推出一部更為引人的兒童影片「戰神」。
據太子公司傅清華表示，由於國內很少有兒童娛樂影片出現，所以去年它除了攝製了「火星人」外，同時又拍攝了一部「戰神」。也是由陳洪民執導。

據青年製片家傅清華表示，「戰神」是他自己一種的構想，他當時有意拍一部二十世紀的神話故事，於是他跟導演陳洪民商量，什麼樣的戲才能吸引小朋友們興趣的 影片，他認為如果把古時候的英雄關公揉合再目前科技發達的二十世紀，一定能引起小朋友的興趣，同時，不僅小朋友喜歡看，成年人也會喜歡這種有科學有神話的故事，娛樂性十分的高。

「戰神」一片不僅有科學上的各種星球人物，關公顯靈，同時也有許多紅明星參加演出，像谷名倫、唐沁、謝玲玲、陳又新等，都是一流紅星。

太子影業公司這部「戰神」已決定七月下旬在臺北是萬國院線隆重推出，不僅小朋友又可以看到一部屬於他們自己的影片，甚至於成年人亦可觀賞這部娛樂性十分高的影片。

據太子公司傅清華表示，「戰神」一片完全是二十世紀關公顯靈的故事，小朋友不僅可以看到時代的科學發達，同時也可以看到關公如何顯靈的故事。

（編按：文中提及之「火星人」為日本「圓谷製作」所拍攝的特攝電影「JAMBOR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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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13日 星期二

戰‧神 關公顯靈大戰太空人

一部以科學故事為主，揉合神話的影片「戰神」，已於日前殺青，預定本月底在臺北市與小朋友們見面。

「戰神」一看片名，就知道是部打鬥的影片，但是他們的戰爭不同，不是世界大戰，也不是拳腳片，而是太空人跟古時候的關公，這是十分有趣的事。

據「戰神」的導演陳洪明表示，當時，他們拍「戰神」，只想拍一部適合小孩胃口的戰爭片，但是太子公司負責人傅清華表示，如果全是打鬥，尤其是科學片與「火星人」沒什麼兩樣。「火星人」小朋友都已經看過了，如果沒有比較突出的或新鮮的題材，小朋友就不會更喜歡看，所以他們一塊動腦筋，想拍一部小朋友喜歡的戲。

想到最後，還是傅清華想出了一個妙方法，不如利用外太空人及古時候的戰神打鬥，戰神是誰呢？關公，因為關公是位古時候人人崇拜的戰神，他過五關斬六將，是三國時代人人聽了崇拜又被敵人害怕的大將軍。

傅清華的點子很不錯，但是想則是比較簡單的事，但做起來傅清華也頭大了，一則太空人要比人類大好幾倍，關公是古時候的人，又怎跟二十世紀的太空人作戰，加上戰爭的地點要放在哪裏呢？於是，一位製片，一位導演，兩人費盡了腦筋，慢慢的構思，終於拍出了「戰神」一片。

「戰神」是一部十分吸引人的片子，許多在萬國院線看過「戰神」預告的觀眾，都很喜歡它，不僅是孩子們甚至於連成人都覺得有意思。

「戰神」以決定於七月二十三日在臺北市萬國院線隆重推出，觀眾千萬別錯過了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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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16日 星期五

戰‧神 揉合了科學與神話故事 發揚中國民間傳統精神

國外有「大地震」、「大白鯊」、「火燒摩天樓」等一連串災難影片，我們國片也有一部「戰神」。

「戰神」是國內第一部拍攝的災難影片，但是這部災難影片是一種幻想是的描寫多年後科學進步，地球以外的各種星球人物前來侵略地球，展開一連串緊張、刺激的打鬥，當然也包括了「大地震」之類型驚險引人場面。

「戰神」除了描述外來星球人物入侵地球外，太子電影公司更構想出中國傳統信仰的神明「戰神」來拯救人類，這種構想不僅新，而且有中國民間的傳統精神。

全片就在古代人物和二十世紀的科學怪人中揉合而製作，其中還穿插著古名倫及謝玲玲的愛情故事，更是戲中有戲。

據太子公司表示，當他拍攝「戰神」時，國內許多片商都認為拍「戰神」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因為不僅耗時，經費大，更是難以拍攝，尤其是國內的技術設備不如國外齊全，拍攝過程將十分辛苦。

但太子公司傅清華卻不認輸，他認為既然國外能拍，他也可以拍，他不計成本，大力籌備，更加上導演陳洪明自具的信心，片子在一年的工作下終於完成，不僅成為中國第一部災難片，同時比「大地震」、「大白鯊」更為驚險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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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17日 星期六

戰神 鈔票堆砌起來的特技片

你相信地球有一天會失去吸引力嗎？

在即將上映的「戰神」一片中，有許多科學式的新噱頭，例如：地震場面偉大過西片「大地震」，又例如天氣反常，竟下起熱雨來，人也會浮到天上，都是因為二十世紀的科學進步成就。

據太子公司表示，「戰神」除了有許多影片上的小噱頭外，另外與一般電影不同的是，當外來星球人物到地球來時，必須作許多的模型。

傅清華表示，像本來「戰神」是採用臺北西門町做發生戰爭的地點，所以他做了許多西門町的模型，後來當劇本經新聞局審查後，認為西門町不適合做戰爭之地，於是放棄已耗費的七八十萬新臺幣重新再建。

考慮再三，他決定把戰爭地點改在香港，於是又開始請人製作香港模型，前後耗費了近一百多萬的搭景費用，並特請十個特技小組專拍合成鏡頭，製作費的浩大可想而知了。

據太子公司表示，在「戰神」一片中，拍到火燒九龍時，差點把片廠燒掉了，眼看著一百多萬搭的佈景被一把大火燒光而心痛，但不燒拍起來一定不像，也只好忍痛犧牲了。傅清華還說，模型是用石膏一絡一絡搭起來的，倒起來才會像真的。

總之，為了求真，每一個地方都不能省，否則會被看出「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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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19日 星期一

戰‧神 傅清華下狠勁

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你相信關公會顯靈嗎？

這是一個很別緻的問題 也是很難解答的問題！在二十世紀如此發達的今天，「神明」一說依然存在 而世紀上的善男信女依然日增。

所以，當太子公司要拍攝「戰神」一片時，就以這兩種極端的故事為體裁構成的。

一般來說，國外的災難片也是多半以現代人的思想與「神明」或幽靈的作為故事的主體，但，太子公司在拍攝災難片時，卻不希望抄襲別人的構想題材，她們有自己的新構想，這構想就是把古代的民間神明關公搬上銀幕，以一個神明顯靈於現代科學社會為主環，再加上濃濃的戲劇性劇情 構成一部引人的災難片。

據太子公司表示，災難片不同於一般電影，偶爾的大意或疏忽都可以被觀眾原諒，但是災難片則不同了，稍微有一點差錯就會被觀眾發現。

所以，當該片導演陳洪明表示，拍這種災難片真不容易，花錢多是一定的事，主要在進度上依然很慢，所以，「戰神」拍攝時間是花了一年的功夫，這在其他的影片，大概可以拍二至三部了。

「戰神」一片雖然攝製辛苦，但拍出來後的反應是一等一的，凡是看過的人士沒有一位不對傅清華抱以欽佩，因為這實在是件不簡單的事。

「戰神」一片已決定七月二十四日在臺北是萬國院線及全省各大都市聯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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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22日 星期四

戰‧神 陳又新揉合在劇情中

許多看過「戰神」一片試片的朋友都說，陳又新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演員。

提起陳又新，他算得上是位資深的老演員了，他不僅演得好，還能把演出揉合在整個劇情中，讓觀眾感染在整個劇情裏。

在「戰神」一片中，陳又新飾演一位失明的雕刻家，他一生一直是在雕刻中渡過，雖然他每天所刻的不過是一塊木頭，但是已成了思想中的寄托，他一心一意要刻好一座關公的雕像，經過四年的時間，他一直不停的工作，他所尋求的是把關公像刻好的樂趣。

陳又新飾演一位雕刻家，而片中他的兒子谷名倫卻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所以兩人雖為父子，在思想上卻是對立的，谷名倫無法接受他父親對著木刻的像發呆，而陳又新也生氣兒子長了這麼大，培養他讀書，竟來責問他的樂趣，因此，雙方造成了極大的衝突。

「戰神」一片除了由陳又新、谷名倫主演外，其他的演員尚有唐沁、謝玲玲等參加演出。該片已決定七月二十四日在臺北萬國院線及全省各大都市隆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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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23日 星期五

戰‧神 明日起推出
特技鏡頭拍之不易

國片第一部災難片「戰神」，決定七月二十四日在臺北萬國院線及全省各大都市隆重推出。

「戰神」一片是由太子影業公司出品，邀請特技片權威導演陳洪明執導，是一部老少咸宜，大眾化的影片。

「戰神」一片由谷名倫、唐沁、謝玲玲、陳又新等聯合演出，另外尚有許多飾演外來的星球人的無名英雄，是一部相當驚險又精采的災難影片。

據陳洪明導演表示，拍攝「戰神」一片相當辛苦，常常許多鏡頭都是事前苦苦構思才能拍攝而成。他說，當「戰神」一片上映時，他要謝謝所有跟他合作拍攝此片的工作人員，他以「戰神」之能上映，之能有所成就，是全部工作人員的辛苦和努力。

陳洪明說，尤其是拍「戰神」的攝影師，他們每天都要做爆破工作，爆炸時，如果火藥離他們遠，戲就拍不真，如果太近，常會發生意外的危險。他說，在拍攝「戰神」的這一年中，攝影師或攝影助理有好多次受傷的事件，他希望觀眾去看時，一定會對他們的工作態度及成績抱著衷心的敬佩。

在「戰神」一片中，還有許多引人入勝的鏡頭，觀眾千萬別錯過了這部影片。

國人自製自導第一部災難片

近年來，在美國興起的災難片的熱潮，像「大地震」、「大白鯊」、「大蜘蛛」等都獲得極高的評價，如今，國片的「戰神」也獲得了國內人士的一致好評。

「戰神」是國片中第一部災難片，據太子公司傅清華表示，目前社會，觀眾看膩了「打鬥」、「愛情」、「唱歌」的影片，喜歡坐在銀幕前觀看人類面對大自然災難的垂死掙扎，意味著人類在精神感到了無寄託之餘，力求向外爭取一些突如其來的生活刺激。

於是，太子公司的傅清華就根據目前人們的普遍心理，拍成一部「戰神」。故事是以香港為背景，虛構外來星球人入侵香港，造成了香港居民面臨空前大難，外星球人在港島及九龍大事蹂躪，康樂大廈、半島酒店、海底隧道、皇后廣場等變成廢墟，舊的鐘樓亦不能倖免，居民死傷無數，慘不忍睹，造成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幸獲武聖關公顯靈，下凡剿滅外星球人，解救民間疾苦。

傅清華向以拍攝神怪的中國民間神話故事馳名於影壇，現在拍攝完成的這部「戰神」，不單具有神話色彩，而更將時下最流行的災難片情節融合，一爐共冶，耗資百萬元，一流的特技運用恰到好處，更配合谷名倫、唐沁、謝玲玲及陳又新演員參加演出，及陳洪明的悉心導演，使「戰神」達到世界第一流水準，堪稱災難片之王。

真人與模型大打出手 陳洪明拍特技有訣竅

凡是看過「戰神」一片的朋友，都爭著問該片的導演陳洪明。

「這種又是模型，又是模型人物，又是真人，又有地震，又有樓房倒塌等的鏡頭，怎麼拍的啊！」

陳洪明笑而不答，他說：「告訴你就不新奇了，不過我可以說句老實話，拍這戰神實在是很辛苦。」

陳洪明說，他拍「戰神」，所耗費的時間，金錢要比其他的電影多出兩倍以上的。他說，他拍戰神等於拍了兩部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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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24日 星期六

戰‧神 關公顯靈大戰外星人

把古代的關公和二十世紀外太空人組合在一起，一定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但，「戰神」就是把關公和外太空人揉合在一起，拍成電影，不僅小朋友會覺得事件新鮮的事，在成年觀眾來說也是件奇妙的事。

「戰神」得導演陳洪明說，這個構想是傅清華出的，點子雖然不錯，但拍起來可不簡單，單單模型就夠做了。

據陳洪明表示，他們拍戰爭的模型，本來是把臺北西門町的四周用來做現場，他花了二、三十萬新臺幣，做了模型，等把「戰神」的劇本送到新聞局去審查時，主管單位表示，怎麼可以把西門町拿來做外太空人到地球來的場地！於是，沒有辦法只得把西門町的模型放棄，改為香港。

於是，陳洪明特地去香港蒐集資料及照片，他們做了一個香港，九龍兩處的模型，模型中有香港大銀行、大飯店，香港的碼頭及九龍的大鐘模型做的非常好，凡是去過香港的人，一看這就是香港。

至於場地採用香港，傅清華表示，香港地區沒有問題，反而對太子公司拍攝這部影片覺得好奇，很希望能立刻能夠看到這部特別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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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 中華民國65年7月29日 星期五

戰‧神 特技多場面浩大 老少咸宜災難片

現在臺北市萬國院線放映的「戰神」，由於是國片中第一部攝製的災難片，加上特技多，場面浩大而熱鬧，每天不知吸引了多少觀眾，造成空前的轟動。

「戰神」一片由特技權威導演陳洪明執導演筒，谷名倫、唐沁、謝玲玲、陳又新等領銜主演，另外上有許多穿著橡皮衣飾演各種外來星球人的無名英雄。

「戰神」可說是一部老少咸宜的災難影片，它除了有不少驚險恐怖的鏡頭外，尚有許多中國傳統的精神和倫理、親情，並且穿插著一個愛情故事。

在二十世紀裏，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你真相信世上有神明會顯靈嗎？不論你信或者是不信，你都來看一下這部引人的「戰神」影片，它將會給你一份「信」與「不信」的答案。

「戰神」現仍在臺北市萬國院線及全省各大都市隆重上映，未看的觀眾，快攜伴或陪著你的家人一塊來欣賞這部難得一見的災難片「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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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電影《戰神》劇照：http://jasonblog.tw/2007/05/guangon-vs-alien.html

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

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

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

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

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

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

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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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