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看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殺人犯，寶馬山雙屍案最年輕的犯人尹三龍，他入獄時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獄，被大批記者追訪，雖只有三十餘歲但容顏蒼老，重獲自由那天被記者車隊追訪至茶樓，在鎂光燈下「表演」與哥哥飲茶吃點心的戲碼，至眾記者拍攝完畢，才能回家與母親一聚。放監那天是中秋節，官方構思好，在這一天放監，記者報導更有「戲味」。

尹三龍捱了一個早上，從此匿藏人間，做回一個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監獄外，迎來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陳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說法，陳在香港被控洗黑錢罪名已服刑完畢，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項於台灣涉嫌犯下的罪，殺了女友潘曉穎一事，卻因兩岸複雜的政治原因，卡在一個奇異的懸空點。

港方說陳願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沒提供「司法協助」，爭論不休，至今未有解決方案。出獄後，陳同佳住在一間安全屋，被警方保護。

在這個背景之下，陳同佳出獄，成為世紀奇案。有記者表示，「他出獄後才真正開始服刑」。記者搶着問他：「你覺得自己被利用嗎？成為了政治籌碼嗎？你是不是自願認罪？」

多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均表示，昨早採訪陳同佳時，不斷想起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相關劇情，無論是追訪犯人的道德爭議，還是反思更宏觀大結構的操弄上，記者又何嘗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有記者在個人社交網站貼出採訪陳的照片，加上hashtag #我們與惡的距離。

得悉陳同佳出獄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記者守候西貢壁屋監獄外，大家生怕陳同佳出獄時未必肯說話，又怕他坐車子出獄，拍攝不到他較動感的畫面。早上九時，陳同佳步出，記者群起哄，剛好來迎接的管浩鳴牧師的車子又堵塞了拍攝視線，攝影記者情緒更躁動。

「陳同佳出來說話時，整個氣氛很差，攝影記者不斷用粗話問候那些阻礙拍攝的人，喝罵：『記者蹲低一點呀！』『拿手機的人別擋鏡頭！』當陳鞠躬道歉時，攝影記者更起哄，罵聲不斷，生怕拍攝不了這個重要動作。」

「我也有思考過，可不可以問問題語氣別那麼差？溫柔一點？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其實一個二十歲的人，能夠答怎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記者這樣形容陳：「我直觀他的感覺，很像一個大孩子，他身型不高，不健碩，沒有氣場，說話音調和姿勢，整個人往內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那兒。當我們向他問問題時，我懷疑他聽不聽得到，即使聽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們的意思。」

「例如他說是願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這個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記者有疑惑。

有記者形容，看到陳同佳出獄，感覺就像看到「蝴蝶效應裡，傳說中那只蝴蝶」，蝴蝶效應是指事情產生的的連串效果，遠超原來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發地球另一端生態災難。陳同佳殺了女友，引發連串反修例風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殺人犯，寶馬山雙屍案最年輕的犯人尹三龍，他入獄時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獄，被大批記者追訪，雖只有三十餘歲但外表蒼老，重獲自由那天被記者車隊追訪至茶樓，在鎂光燈下「表演」與哥哥飲茶吃點心的戲碼，至眾記者拍攝完畢，才能回家與母親一聚。放監那天是中秋節，官方構思好，在這一天放監，記者報導更有「戲味」。

尹三龍捱了一個早上，從此匿藏人間，做回一個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監獄外，迎來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陳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說法，陳在香港被控洗黑錢罪名已服刑完畢，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項於台灣涉嫌犯下的罪，殺了女友潘曉穎一事，卻因兩岸複雜的政治原因，卡在一個奇異的懸空點。

港方說陳願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沒提供「司法協助」，爭論不休，至今未有解決方案。出獄後，陳同佳住在一間安全屋，被警方保護。

在這個背景之下，陳同佳出獄，成為世紀奇案。有記者表示，「他出獄後才真正開始服刑」。記者搶着問他：「你覺得自己被利用嗎？成為了政治籌碼嗎？你是不是自願認罪？」

多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均表示，昨早採訪陳同佳時，不斷想起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相關劇情，無論是追訪犯人的道德爭議，還是反思更宏觀大結構的操弄上，記者又何嘗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有記者在個人社交網站貼出採訪陳的照片，加上hastag #我們與惡的距離。

得悉陳同佳出獄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記者守候西貢壁屋監獄外，大家生怕陳同佳出獄時未必肯說話，又怕他坐車子出獄，拍攝不到他較動感的畫面。早上九時，陳同佳步出，記者群起哄，剛好來迎接的管浩鳴牧師的車子又堵塞了拍攝視線，攝影記者情緒更躁動。

「陳同佳出來說話時，整個氣氛很差，攝影記者不斷用粗話問候那些阻礙拍攝的人，喝罵：『記者蹲低一點呀！』『拿手機的人別擋鏡頭！』當陳鞠躬道歉時，攝影記者更起哄，罵聲不斷，生怕拍攝不了這個重要動作。」

「我也有思考過，可不可以問問題語氣別那麼差？溫柔一點？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其實一個二十歲的人，能夠答怎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記者這樣形容陳：「我直觀他的感覺，很像一個大孩子，他身型不高，不健碩，沒有氣場，說話音調和姿勢，整個人往內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那兒。當我們向他問問題時，我懷疑他聽不聽得到，即使聽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們的意思。」

「例如他說是願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這個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記者有疑惑。

有記者形容，看到陳同佳出獄，感覺就像看到「蝴蝶效應裡，傳說中那只蝴蝶」，蝴蝶效應是指事情產生的的連串效果，遠超原來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發地球一端生態災難。陳同佳殺了女友，引發連串反修例風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殺人犯，寶馬山雙屍案最年輕的犯人尹三龍，他入獄時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獄，被大批記者追訪，雖只有三十餘歲但容顏蒼老，重獲自由那天被記者車隊追訪至茶樓，在鎂光燈下「表演」與哥哥飲茶吃點心的戲碼，至眾記者拍攝完畢，才能回家與母親一聚。放監那天是中秋節，官方構思好，在這一天放監，記者報導更有「戲味」。

尹三龍捱了一個早上，從此匿藏人間，做回一個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監獄外，迎來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陳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說法，陳在香港被控洗黑錢罪名已服刑完畢，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項於台灣涉嫌犯下的罪，殺了女友潘曉穎一事，卻因兩岸複雜的政治原因，卡在一個奇異的懸空點。

港方說陳願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沒提供「司法協助」，爭論不休，至今未有解決方案。出獄後，陳同佳住在一間安全屋，被警方保護。

在這個背景之下，陳同佳出獄，成為世紀奇案。有記者表示，「他出獄後才真正開始服刑」。記者搶着問他：「你覺得自己被利用嗎？成為了政治籌碼嗎？你是不是自願認罪？」

多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均表示，昨早採訪陳同佳時，不斷想起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相關劇情，無論是追訪犯人的道德爭議，還是反思更宏觀大結構的操弄上，記者又何嘗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有記者在個人社交網站貼出採訪陳的照片，加上hashtag #我們與惡的距離。

得悉陳同佳出獄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記者守候西貢壁屋監獄外，大家生怕陳同佳出獄時未必肯說話，又怕他坐車子出獄，拍攝不到他較動感的畫面。早上九時，陳同佳步出，記者群起哄，剛好來迎接的管浩鳴牧師的車子又堵塞了拍攝視線，攝影記者情緒更躁動。

「陳同佳出來說話時，整個氣氛很差，攝影記者不斷用粗話問候那些阻礙拍攝的人，喝罵：『記者蹲低一點呀！』『拿手機的人別擋鏡頭！』當陳鞠躬道歉時，攝影記者更起哄，罵聲不斷，生怕拍攝不了這個重要動作。」

「我也有思考過，可不可以問問題語氣別那麼差？溫柔一點？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其實一個二十歲的人，能夠答怎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記者這樣形容陳：「我直觀他的感覺，很像一個大孩子，他身型不高，不健碩，沒有氣場，說話音調和姿勢，整個人往內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那兒。當我們向他問問題時，我懷疑他聽不聽得到，即使聽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們的意思。」

「例如他說是願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這個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記者有疑惑。

有記者形容，看到陳同佳出獄，感覺就像看到「蝴蝶效應裡，傳說中那只蝴蝶」，蝴蝶效應是指事情產生的的連串效果，遠超原來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發地球另一端生態災難。陳同佳殺了女友，引發連串反修例風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殺人犯，寶馬山雙屍案最年輕的犯人尹三龍，他入獄時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獄，被大批記者追訪，雖只有三十餘歲但容顏蒼老，重獲自由那天被記者車隊追訪至茶樓，在鎂光燈下「表演」與哥哥飲茶吃點心的戲碼，至眾記者拍攝完畢，才能回家與母親一聚。放監那天是中秋節，官方構思好，在這一天放監，記者報導更有「戲味」。

尹三龍捱了一個早上，從此匿藏人間，做回一個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監獄外，迎來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陳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說法，陳在香港被控洗黑錢罪名已服刑完畢，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項於台灣涉嫌犯下的罪，殺了女友潘曉穎一事，卻因兩岸複雜的政治原因，卡在一個奇異的懸空點。

港方說陳願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沒提供「司法協助」，爭論不休，至今未有解決方案。出獄後，陳同佳住在一間安全屋，被警方保護。

在這個背景之下，陳同佳出獄，成為世紀奇案。有記者表示，「他出獄後才真正開始服刑」。記者搶着問他：「你覺得自己被利用嗎？成為了政治籌碼嗎？你是不是自願認罪？」

多名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均表示，昨早採訪陳同佳時，不斷想起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相關劇情，無論是追訪犯人的道德爭議，還是反思更宏觀大結構的操弄上，記者又何嘗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有記者在個人社交網站貼出採訪陳的照片，加上hashtag #我們與惡的距離。

得悉陳同佳出獄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記者守候西貢壁屋監獄外，大家生怕陳同佳出獄時未必肯說話，又怕他坐車子出獄，拍攝不到他較動感的畫面。早上九時，陳同佳步出，記者群起哄，剛好來迎接的管浩鳴牧師的車子又堵塞了拍攝視線，攝影記者情緒更躁動。

「陳同佳出來說話時，整個氣氛很差，攝影記者不斷用粗話問候那些阻礙拍攝的人，喝罵：『記者蹲低一點呀！』『拿手機的人別擋鏡頭！』當陳鞠躬道歉時，攝影記者更起哄，罵聲不斷，生怕拍攝不了這個重要動作。」

「我也有思考過，可不可以問問題語氣別那麼差？溫柔一點？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其實一個二十歲的人，能夠答怎樣的問題？」

其中一個記者這樣形容陳：「我直觀他的感覺，很像一個大孩子，他身型不高，不健碩，沒有氣場，說話音調和姿勢，整個人往內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那兒。當我們向他問問題時，我懷疑他聽不聽得到，即使聽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們的意思。」

「例如他說是願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這個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記者有疑惑。

有記者形容，看到陳同佳出獄，感覺就像看到「蝴蝶效應裡，傳說中那只蝴蝶」，蝴蝶效應是指事情產生的的連串效果，遠超原來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發地球另一端生態災難。陳同佳殺了女友，引發連串反修例風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歷史性時刻，原先是因為有人殺了人，但因為大結構的問題，引發連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個月的抗爭），現在又回到當初那個案身上，好像走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殺人犯的家屬被無辜牽連，傳媒窮追不捨，而港媒連日亦嘗試找陳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間傳媒亦把採訪隊派往陳家樓下守候，陳放監一刻，傳媒派車沿路追訪。

有記者說：「我不斷思考，這樣追車對不對？到他的家樓下找他家人對不對？這種做法令我也覺得有一種『入侵感』，我們這樣做，和政權做的事的手法區別很大嗎？」這位記者內心掙扎着。

記者透露，他們有苦衷，因為背後有另一層的『惡』：「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記者這一次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所謂那個『惡』其實就是說，關於整單案件，記者只能透過一些代理人與涉事家屬取得聯繫，面對訊息發佈上的封鎖，我們只能用盡辦法，不放棄一絲線索，包括追車，在家樓下守候。」

這位記者指出一點，殺人案涉及的兩個家庭，女死者潘曉穎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協助下開記者招待會申冤；而男疑犯陳同佳亦由有政協身份的基督教牧師管浩鳴擔任代理人。

記者只能通過第三者聯絡兩方：「這些代理人，不是政黨，就是政協，我看到一種權謀結構，對於案件的訊息掌握，如同零距離目睹了背後的操作，這就是我所謂的『惡』，為甚麼案件所有涉事人，無論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親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這位記者困擾地道：「其實連記者也是被計算之內，記者想採訪的欲望，也被計算成為『惡』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聞處理上，如何找出一條生路？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要報導，就是配合了別人的計算，但不報導又不可以。暫時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實在太複雜，不輕易有答案。」

另一記者認同：「陳同佳那段說話的內容，像背誦稿件，好像靈魂被掏空一樣。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記者同意，陳同佳昨早出來見傳媒所發表的說話，並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記者們認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寫」，為甚麼呢？「你看陳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釋懷』，希望社會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鄭月娥，或管浩鳴曾經對外使用過的詞語。」

「其實，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陳同佳是不是道歉，當然他殺了人，是罪該萬死，說多少次對不起也不能給受害家庭彌補，但他現在要承擔的代價，已經遠遠超越了殺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錯，怎能要他一個人承擔？」

「圍繞着他的成人，無論是中港台的人，都說透過他怎樣怎樣彰顯公義，但我看的只有不公義，所有人都在政治計算。而兩家人的父母，就更無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陳同佳面前的記者記得，陳同佳轉身登車前，說了很多次「對不起」：「他不斷在說『對不起』，即使是要上車離開的一刻還在說，或許他說的一番話，全是別人要他說的，但那一堆對不起，我覺得至少應該是發自他內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