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疫苗看新冠肺炎疫苗】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西班牙發源爆發 H1N1 流感世界大流行，造成全球約 5000 萬人死亡，是近 100 年最嚴重的流感疫情。從那時起，科學家開始找尋疫情的源頭，終於在 1933 年第一次成功分離 A 型流感病毒，接著在 3 年後 (1936 年) 成功分離 B 型流感病毒，並發現受精的雞蛋可以培養流感病毒。1940 年代初期科學家得到軍隊的協助，著手研發流感疫苗，並在軍隊中進行接種；1945 年，第一支不活化流感疫苗上市，開始注射在一般民眾身上，從此開啟了流感疫苗的新扉頁。

從 1945 年到現在，流感疫苗發展超過 75 年，雖然期間成功控制了幾次全球新流感疫情，但接種後出現極少數嚴重副作用，仍讓世人不時質疑流感疫苗的安全性。比較著名的流感疫苗嚴重副作用發生在 1970 年代，美國政府為了抑制當時的 H1N1 豬流感疫情採取了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劃，約 25% (4800 萬) 美國人接種了流感疫苗，結果少數接種者出現「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 Barre Syndrome）」，或稱「急性多發性神經炎」，是一種急性周邊神經病變，可能侵犯運動、感覺及自主神經系統，被認為疑似和流感疫苗相關，導致疫苗接種計劃暫停；2009 年爆發 H1N1 新流感疫情，雖然因為疫苗成功研發，快速緩解疫情，但接種葛蘭素史克藥廠（簡稱GSK）生產的 Pandemrix 疫苗後，少數人發生「嗜睡症」，導致日間極度嗜睡，睡眠和清醒的節奏混亂，Pandemrix 疫苗因此黯然退出市場。

看了上述流感疫苗的發展史，有沒有覺得研發安全、有效的疫苗是一件困難又花時間的事？因此，許多人樂觀地認為新冠肺炎（武漢肺炎) 疫苗將在明年初上市，世界的疫情將得到有效的控制，人類將迅速恢復到以前自由往來國際的生活......然而，事情真的會這麼順利嗎？說真的，對此，我的想法比較悲觀。 疫苗是要注射到健康人的身上，對安全性的要求遠比治療藥物高。再者，一支制式化的疫苗注射在數百甚至數千萬人身上，被要求要有類似的安全性和抗體反應，本來就是一件極為困難的研發工作，因為接種人的年齡、性別、人種、潛在疾病、過去病史等個人條件都可能影響疫苗的安全和效果，造成差異反應，因此，為了確保安全和效果，數萬人以上大規模且嚴謹的人體試驗是必須的，「時間」是無法避免的成本消耗，但面對每天至少在全球奪走數千人性命的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研發需要和時間賽跑，這和要求安全和效果所需要的時間消耗相衝突，矛盾明顯出現，是要節省時間降低疫苗安全和效果的標準？還是要嚴格看待疫苗的安全和效果，不惜耗費大量的時間？這是各國政府和疫苗公司，逃避不了的困難選擇題。

跟已經發展超過 75 年的流感疫苗不同，過去從未有成功研發冠狀病毒疫苗的經驗，所以這次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發等於闖入全然未知的領域，疫苗的保護力是否足夠？效果可以持續多久？安全性是否在可容許的範圍？目前研發疫苗的團隊中，沒有一個可以完美回答這三個問題，但許多國家仍瘋狂搶訂研究尚未完全的疫苗，原因是國內被新冠肺炎肆虐嚴重，社會、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疫苗是唯一的浮木，只要疫苗證明有效、副作用比新冠肺炎造成約 ３％ 的死亡率低，就有一試的價值，然而，防疫有成的台灣，需要加入瘋狂搶訂疫苗的行列嗎？

我的想法是：不需要。跟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目前台灣社區中幾乎沒有新冠肺炎病毒存在，醫療系統不用承受 20% 感染者的住院負擔，社會不用面對 3% 感染者的死亡危機，我們可以好整以暇、仔細評估哪一種疫苗效果最好、安全性最高，等待適當的時機出手採購最佳的疫苗，不用讓生活在沒有疫情台灣的國人，冒險接種安全性有疑慮的疫苗。打個比方，若以疫情嚴重程度來區分富有程度，疫情越嚴重的國家越貧窮，疫情越輕微的國家越有錢，目前的台灣無疑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我們不需要跟朝不保夕的窮人一樣將身家壓在高風險的期貨和選擇權 (研究未完全的疫苗），圖謀一夕翻身 (快速緩解疫情）， 買期貨和選擇權的理由是為了避險 （為防疫出現破口或特殊需要做準備），應將大部分資金投入在財務結構安全、穩定成長的公司 （研究充分、安全、有效的疫苗），以求合理的利潤 （等待世界疫情逐漸緩和，接種安全有效疫苗）。只要我們維持富有 （防疫成功），這樣的投資策略應可以繼續執行。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台灣不需要新冠肺炎疫苗，而是強調不需要搶快、冒險、大量購入安全疑慮尚未排除的疫苗給國人施打。為了國家安全，本土疫苗應該繼續投入資金研發；為了避免非預期的防疫破口或給有特殊需的人，還是需要跟國外採買適量的疫苗，以防不時之需。流感疫苗發展超過 75 年，才有如今的安全性和保護力，雖然現今生物科技的實力遠超過去，應該不需要再花這麼久的時間才能研發成功新的疫苗，但要在短短 １～２年的時間，讓安全性高、保護力好的疫苗問世，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新疫苗上市後經歷 ３～５年的陣痛期，下一代的疫苗應該是更好的選擇。

最後，還是要不斷強調，台灣站在制高點、好整以暇的優勢根源於防疫有成，政府必須維持嚴格邊境管理，我們必須持之以恆做好個人衛生防護措施，勤洗手、戴口罩是目前最沒有安全疑慮、又有強大保護力的「疫苗」，一方面我們用意志力自我接種目前的「疫苗」，另一方面等待未來真正安全、有效的疫苗問世，相信只要國人齊心努力，台灣一定可以安然度過全球疫情嚴峻的考驗！

【當秋生與黃帝都不姓黃，老子都不老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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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難題與炎黃子孫：兼論中國信史前的中華民族神話誤導與姓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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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歷史幾千年？

小時候被灌輸的黨國教育，總是說中國歷史五千年，從愛國歌曲到開國神話總是不斷地強調五千年五千年，作為中華好兒女的我總是為祖國五千年歷史感到驕傲。

後來小時候有兩套啟蒙書籍進來了，糟糕了，中華無菌室被小日本地下啟蒙刊物給偷渡了：一個是《七龍珠》（還沒有出現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外星人與超能力，還是本格派中國武術格鬥漫畫的時候）、一個是《七笑拳》（如果你聽過你應該跟我一樣是轉個頭脖子很容易就扭到了的年紀了，沒錯，就是辣個完全沒有在管版權的年代，《亂馬1/2》就這樣給翻成七笑拳）。

這兩部漫畫都是以中國為主題，而且兩部漫畫都提到了「中國四千年歷史的古拳法」，後來《聖鬥士星矢》的紫龍一樣是繼承四千年古拳法的廬山昇龍霸，看到這裡身為中華好兒女的我就不能不做聲了。你們日本人也欺人太甚了！八年抗戰跟南京大屠殺蔣委員長都已經寬大為懷以德報怨了，沒想到咱們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你們硬是要吃我們豆腐硬生生減掉一千年，是可忍孰不可忍？！

總之一路到了高中時期，遇到了一位很厲害的歷史老師，成功高中的姜公韜老師（幾年前聽說老師一向身體不好，多年前已仙逝，令人扼腕不已），在他妙語如珠的歷史課程中，我才終於知道以前被洗腦的中國史有多少問題。

姜老師課程中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其中一點，就是中國史（或華夏地域史）的信史，是從具體確定編年的一個事件開始：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起因是周厲王（諡號是厲就知道這個人有問題）在國人（國人具體地說就是居於城中之人，勉強比喻可以算是有公民權的人）暴動之後逃離鎬京，國內大政由周定王與召穆公共同主持，因非王政、故曰共和。

姜老師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在周召共和以前，史家無法具體確認編年的歷史事件，不管是三皇五帝、堯舜禹湯，都只能算是傳說，或是野史，必須要有相當充分的史料證據互相辨明，否則都不能算信史。

換句話說，所謂的中國史（或華夏地域史）以最嚴格的定義來算，就是2020+841=2861年，也就是將近三千年，日本人稱呼中國史有四千年，已經算是相當給面子。

不過前面也提到，雖然有許多歷史並未能具體確認編年，但是藉由多項史料的交叉辨認與交互證成，我們還是可以確認這樣的歷史可信度很高，只是在最嚴格的定義下，我們會抱持一定程度的懷疑。

舉例來說，武王東征、直抵朝歌，擊潰「大邑商」的部落共主局面；周公二次東征，擊敗管叔蔡叔與商人領袖武庚的聯軍，而後藉由封建制度徹底瓦解大邑商在河南以東的控制勢力，讓周人的勢力首度跨越陝豫邊界，有效控制整個黃淮平原，成為西周的立國基礎，這些事情是史書中有明確記載，我們有很大的信心水準可以確定是信史的部分。

另外，二十世紀甲骨文的大量出土，以及中研院學者董作賓花費了一生的研究精力完成的《殷曆譜》，以及其他的考古證據，將殷商的歷代帝王系譜整理完成，並且精細到能夠追出每位帝王的在位時間（主要是藉由卜辭中的干支紀年），並與司馬遷史記的殷商帝系吻合（在沒有甲骨文考古證據的年代，司馬遷如何得以完成殷曆帝系譜也是個耐人尋味的謎），從而確認了殷商，或是「大邑商」，這個由東方進入中原系統（有一說是殷商來自東北草原，經由河北山東進入中原），曾經有效統領中原諸部落，成為部落共主大約五百多年，並透過高科技（鑄造青銅器與卜筮技術），使他們可以與祖靈保持寬頻通信，在資訊戰上取得優勢，永遠搶先敵人一步維持競爭優勢，並且透過商業貿易賺進大筆資源的政治實權共同體，是具體存在的事實。

但在殷商以前，比如說歷來史書皆載明之夏（我不用朝的原因等會兒解釋），除了二里頭文化之外，相關的考古證據便非常稀少，更遑論一般史書中大禹以前的諸多領導者，其真實性都必須細細考究。

所以，從周召共和往前推，假設補完西周的歷史，再加上將近五百多年的殷商史，用一個寬鬆的標準來估算中原地區「諸夏」的歷史，真的很寬鬆也只能算到將近四千年，在那之前的大致上都只能視為傳說。畢竟日本的中國史學家是非常嚴謹認真的，而且他們也沒有甚麼民族大義的愚蠢考量，而能做出相對公允的評判標準，四千年是相當尊敬的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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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史以前的時代：傳說的推理與還原––禪讓制

換句話說，在殷商之前，一直回推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中原大地上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些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中開始發展農耕技術、而後部落組織壯大，開始有了文化、有了階級分化，而後成為農耕武裝團體，並且開始部落征伐、部落聯盟以及聯盟間的巨大會戰，這些就只能從極其稀少的文字史書線索當中去推理還原當時的可能歷程。

舉例來說，堯舜禹的禪讓制度，回推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情境，應該是在中原地區（具體地說應該只有山西南部與河南省中北部、頂多加上河北省南部或山東西部這樣一個小範圍）的諸多部落中，各部落族長從彼此中挑選出一個共主，是為部落共主制。

早期由「堯」這個部落族長取得聯盟首領的地位，後來，堯的年齡漸長，威望與統治能力逐漸衰弱；於是，一個年輕的族長「舜」就暗中開始吸納同年齡的其他部落領袖，等到時機成熟，就跳出來挑戰堯的領導地位，年老的堯為了活命，只好讓出部落共主領袖的位置，政權就這樣順利完成轉移。

但這只是一個較為文明的版本，非常有可能的是，在堯統治的末年，以「舜」為首的部落聯盟，與繼續擁戴共主「堯」的部落聯盟在中原地區展開一場大會戰，結果由舜集團勝出，部落聯盟共主因而轉換。但是經由後世（多半是東周）的大夫史家（多半是孔子）為了強調恢復封建秩序，所以把政權轉移過程美化為禪讓制。

在傳說中，堯禪讓舜、舜禪讓禹，而禹終止了禪讓，把領導者的位子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啟，於是部落共主改為世襲制。但說不定也有可能，堯、舜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支特定部落領導集團的代稱，他們可能並不一定是父傳子的世襲制，但是在堯部落當共主的年代，傳來傳去一定都是這個集團的人，直到政權被舜集團取代。所以攤開禪讓制度這個神話一般美好的理想政治情境，我們可以對部落共主制的年代有比較具體合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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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商周的部落統治集團權力移轉

接著我們來聊聊，為什麼不要把夏商周視為「朝代」。

夏商周這三個政治存在，與其說是朝代，不如應該視為「特定地域的部落聯盟統治集團」。夏的勢力範圍，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與河南省西部；商的勢力範圍，從安徽省北部淮河流域一直到中後期政治實體的重心在河南省中部；周的勢力範圍，在周公二次東征前，一直都在陝西省的渭水盆地一帶。

為什麼不視為朝代？原因是夏商周三個統治集團沒有一個曾經確實地支配整個中原。即便是藉由封建制度而統治範圍大大擴增的有周一代，也只能說控制範圍大抵抵達黃淮平原的邊緣，甚至還沒進入華中，遑論華南。

直到秦朝實施中央郡縣制，我們才可以勉強地寬鬆定義所謂概念中的中原諸夏地域，被一個中央集權帝國藉由人口、地籍、兵員、稅收的統計與掌握，大致上具有「統一管理」的系統性思維。

但實際上是秦朝太短無法有效落實，漢代又採封國郡縣雙軌並行制，整個魏晉南北朝更遑論甚麼大一統，唐代安史之亂之後就藩鎮割據天子出不了京畿，接著是遼金元大對峙分裂......。仔細想想，中國歷史的兩千多年中，所謂「國家機器確實掌握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並納入系統性生產」的時刻，加起來真的不到五六百年。

其次，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朝代是革命產生的，有你無我。但夏商周三個實體，有很長時間是並存的。

換句話說，在夏人的統治集團還在掌握中原地區實權時，商人可能正從東方崛起，一開始他們分布在安徽北部的淮河流域，與夏的統治集團並存，雙方可能有商業貿易交流往來，直到後來商開始壯大，並且以各項優勢（技術、財力、軍力）逐漸取代夏的共主地位，雙方可能經過聯盟大會戰，夏人敗北，逐漸退出河南省的中原區域，回到山西省南部的範圍。

商與周也是並存的，周文王的「文王」乃是追封的諡號，是周公在封武王的諡號之後，追贈自己的父親為文王，即便父親從未稱王。周文王在世的身分是「西伯」，是統領中原地區的共主大邑商贈給西方部落領袖聯盟族長的一個象徵性地位，也就是「我敬你是個人物」、但潛台詞就是「我會防著你」。因為西伯勢力巨大，影響到商的統治地位，所以紂王才會忌憚他的實力，將西伯囚於羑里。

所以從堯舜禹的禪讓制，還有夏商周的部落聯盟共主權力轉移，我們可以大致拼湊出一個中原諸夏的權力轉移過程，從這個法則來去解讀熱情奔放、創意無限的史前創世神話，建立一個有所本的歷史事件還原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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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涿鹿之戰：兩種糧食作物生產文化的部落聯盟大會戰

堯舜禹湯各朝，追自己系譜的時候，都要說到自己跟過去的三皇五帝有關連，要嘛連結到少昊、要嘛連結到顓頊，都是為了要連結自己是炎黃子孫。

為什麼要強調是炎黃子孫，主要是為了統治中原的正統姓。我們從小就聽過在在上古傳說中，炎帝與黃帝的聯軍在「涿鹿之戰」中大敗蚩尤的軍隊（小時候漢聲出版的《中國童話》還把九天玄女以及指南車這些傳說全部加進來好不精彩，構成我童年時期的七彩幻夢），黃帝斬殺蚩尤，而蚩尤的部落潰散，部分降於炎黃聯軍，部分則退出中原。

這個精采的神話故事要還原成比較符合現實的歷史推理，一樣先把怪力亂神的部分都先拿掉。黃帝與炎帝，可以理解成是兩支不同的部落聯盟，而且從史家的推論，非常可能都是由西方（可能是河西縱谷地區或是隴西高原地區）進入中原的。

進入中原後，黃帝集團控有山西南部至河南北部的區域，炎帝集團則偏東南，控有河南南部一直到山東西部，隨著部落活動範圍的重疊與衝突，兩支部落聯盟因此發生過「阪泉之戰」，黃帝集團打敗炎帝集團，其中集團聯盟中的炎帝系統降於黃帝、夸父集團逃往東方、刑天集團則繼續反抗。後來炎帝部落在東方的勢力範圍與在中原東方及南方活動的九黎部落產生衝突，遭到部落聯盟首領蚩尤的驅逐，而有了這場炎黃部落聯軍大敗九黎聯軍的跨部落集團大會戰。

假如這些記載屬實，那麼涿鹿之戰可以視為是來自西北方的部落聯盟與來自東南方的部落聯盟的一次決定性戰役。我大膽地假想西北方部落聯盟的立國基礎來自旱作，種的是高粱、玉米與大麥、小麥；東南方聯盟的部落則活躍於北緯三十度以南的濕潤地帶，種的是稻作與小米。這場可能發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到五千多年前的大會戰，很可能間接引發黃土高原北方旱作民族的大規模南侵與東侵，而位於中原南方的稻作民族則被迫放棄家園南遷，從山東南部、安徽北部、湖北省等地繼續遷到湖南、閩浙、嶺南與四川廣西等地。

這樣的大擴遷，也一直與千年以來往復的東亞層級式大擴遷循環有關。這個層級循環依序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人南遷，原本的百越人與南方民族只好南遷東南亞，而更早的住民南島語系則是從五千年前就從中國大陸南方開始了跨越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上大擴遷，東達復活節島、西至馬達加斯加。

但至於黃帝與炎帝到底是不是美索不達米亞來的？我覺得太跳躍了，容我保持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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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氏到姓：封建制度與中國人「姓」的由來

史書記載中，舜姓媯（念作規）、禹姓姒（沒錯，褒姒的姒，念作似）、殷商諸帝姓子、周朝列王姓姬。除了殷商其他人的姓都是女字邊，表示當時為了釐清血源，姓都是由「你媽媽是誰？」來確認的，因為常常「父不詳」，所以問爸爸是誰沒甚麼用。這是為什麼禹的世襲制如此重要，那個時代（假設鯀、禹、啟這祖孫三代皆有其人），父系社會的組織架構開始壓過了尊崇母系社會的部落，而父系社會部落則明顯在武力上、組織架構上、部落總體產能上勝過了母系社會的部落架構。

我們現在概念中的姓，絕大多數來源於周代的封建制度。封建是周公給一個姬姓宗族人，比如說你是昭王的弟弟好了，我命令你帶著姬姓的族人，還有一批其他非姬姓的宗族，比如說跟姬姓友好的姜姓宗族，還有一批是你原本封地上的殷商舊貴族，你們這些人都不同姓，但是你們現在要成立一個新的國，叫做「陳」，你們以後都是陳國人，陳就是你們的「氏」。

而在東周以後，隨著國與國的兼併、各國人的跨國交通大大增加，於是「氏」取代了「姓」成為「新的姓」，從現在開始，我們雖然會四散各地，但我們都是世世代代的陳國人，我們都姓陳。

這是中原諸姓的由來，我們可以確定，管、蔡、陳、宋、齊、韓、衛等等大約都是封建時期以來就存在的姓（也就是原本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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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華夏開放系統與北方游牧民族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中原華夏系統看似封閉，但其實北方門戶一直大開。從前面提到，黃帝與炎帝從西方來，進入中原後壓制了南方民族然後成為黃淮平原新主人，這樣的歷史在中國不斷不斷地發生。

漠北草原，我們把它想像成一個機場裡面的人行輸送帶，從長白山的山腳，一直向西到匈牙利大平原為止，所有的遊牧民族在此間行動自由、來來去去，只要今天你的騎兵有經過訓練，武器系統不至於太爛，基本上整個歐亞大陸你是愛去哪就去哪，想打誰就打誰，一個得來速的概念。

中原這個系統，東方南方有大海、西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唯獨北方防禦近似真空。自古以來，侵略者皆是由北方來。兩千多年來，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党項、女真、蒙古、韃靼、瓦喇，最後還來了俄羅斯人。這些外來民族的侵略，中原系統有效檔下的極少；最常發生的狀況，就是內亞一有新情勢，中國馬上換主人。

換句話說，在這兩千多年來的過程中，北方遊牧民族大舉南下，成為中原新主人，然後慢慢漢化，取中國姓、學中國字，然後統治者的子弟全都被中原人感染了貪腐逸樂的習氣，徹底成為中國人。然後下一批精壯的遊牧民族又從草原誕生，然後再徹底經歷成為中國人的歷程，成為永劫循環。

舉例來說，整個魏晉南北朝到唐末，就是鮮卑統治集團長達六百年的漢化史；大遼、大金、大元、大清，各自花一百年到三百年不等的時間。在這段一兩千年的時間裡，北方遊牧民族變成了姓李、姓楊、姓王、姓趙、姓高、姓馬都不意外，反之只剩下極少數的宇文、耶律、完顏、愛新覺羅、紐祜祿，殘存一些過往祖先馳騁在蒼穹下、馬背上得天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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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華夏邊緣

除了北方民族的融入以外，中原帝國一次次向南方侵略的歷程，都是將南方各民族強制漢化的過程。從西周的東夷、東周的楚人、吳越、三國的巴蜀、秦漢的交趾，還有唐宋的大理、南詔、明清的琉球；這些語系、信仰，甚至遺傳特徵本來就不是漢人的民族，除了某些退居湘桂黔山區，維持傳統信仰與部落組織的少數民族，絕大多數還是被漢化了。他們一樣可能姓吳、可能姓張、可能姓錢、可能姓鍾，他們都不是原本西周分封諸姬姓家族時賜予國號而為姓的漢人，但在兩千年後，他們半自願、非自願地，成為了廣義的漢人。

北方遊牧民族也好、南方少數民族也好，雖然不是漢人，好歹也是黃種人，但在唐代，有大量的西域人到長安生活、做買賣，來自西域的粟特人、來自西亞的景教傳教士、來自波斯的祆教傳教士，來自印度的佛教徒，甚至是來做生意的猶太人，他們都在時代變遷中得到了漢姓，原本深邃的輪廓在幾代的混種之後逐漸與黃種人無異。

元代的市泊司亦是如此，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月港，集合了阿拉伯人、猶太人、印度人、波斯人，他們都是為了在這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討生活；有人一生存不到錢回家，有人因為時局變動無奈留在中土。就這樣，一代代的混血淘洗，他們都被動成為了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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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海賊時代

時間一晃眼來到了十七世紀，縱橫台灣海峽的大海賊鄭芝龍降服於大清國，嫡子鄭成功與之恩斷義絕，他收攏了效忠於鄭家可以有效控制的艦隊，將指揮基地從廈門轉移到了海峽對岸的大園。

那個詭譎多變的海上大博弈當中，有為了明朝海禁假扮成倭寇的泉州人、有父祖在關原之戰選錯了邊、不見容於新興的江戶幕府，只好脫藩成為浪人，在薩摩與琉球的沿海做起海賊勾當的日本人，有海上勢力全面衰退只剩下傳教士活躍的葡萄牙人、有努力維持日不落封號的西班牙人，還有十七世紀新近崛起橫掃全世界的荷蘭人。

一條海峽，萬千帆影，人人都豪氣萬千、人人都身不由已。江湖不再是江湖，成了浩瀚翻湧的黑水溝。

打退了荷蘭人，在大園灣倉皇落腳的東寧王朝，從台江內海向內陸輻射的固定範圍內，設置了多個兵營，取明代衛所兵制精神，平時開墾、戰時充兵。這些男丁皆無女眷，因此開始與原居於台島上的平埔族通婚。及至施琅攻台，大清國領台，一只禁海令仍然令唐山人只准男丁來台工作，不准舉家遷徙。嚴重的男女不均衡，使得平埔族大量女性在漢人半欺半騙的情況下強制漢化，化身中國好媳婦，冠上了夫姓、告別了祖靈，從此三從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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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唐山公無唐山嬤

這些在半自願與非自願的過程中接受漢化的平埔族女性，不管變成姓陳、姓林、姓廖、姓蔡、姓施、姓王、姓許、姓吳、姓江、姓劉、姓謝......，她們的族裔的歷史被漢文化與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姓一舉抹去了。

她的族人曾經沿著山麓拓荒、在某條溪邊的豐饒平原成立他們族人世世代代居住的社，簡單地務農、有時獵殺水鹿，剝了鹿皮滑著小舟去海濱地帶與外來者交易的歷史，她的爸爸用粗壯的手臂收割小米，拉開弓箭抵禦外來的高山族，她的媽媽熟練地織布，在夏天燠熱的晚上唱歌哄著年幼的她睡覺，這些記憶都在她嫁入了一個漢族家庭中逐漸抹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開墾、找水源、耕作、為全家人縫縫補補、清明祭祖、過年拜拜、端午、中秋......，她對這塊土地的互動、她的時間感、她對著大自然祈禱、對話的對象也改變了。她從祖靈的後裔，變成了媽祖的女兒、觀音菩薩的女兒、三山國王的信女。

幾個世代之後，她所繁衍的後裔，都對自己是漢人這件事深信不疑。

而她的祖先，原是前面提到南島民族五千年前大遷徙時，不知因為何種原因沒有隨族人揚帆遠去，而是繼續留下大遷徙起始跳板的島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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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代稱結論：中文使用者、中文姓氏者、中華民族與中國人之間複雜理不斷的關係

一個故事莫名其妙講了好久，其實重點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本是一個矛盾、虛幻的想像體，以同姓來攀親帶故更像是聊星座血型，相當有趣好破題但很難找到科學證據。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等人為了革命肇建新中國，開始以中華民族這樣一個統合性想像體概念來指稱一個政治實體中其實存在各異的億萬個體，俾使帝國的疆域與統治實權不因為帝國的崩解而四散流失盡入列強之手，方便在政權轉換過程中持續過渡這些統治正當性。但這個虛無飄渺的概念通常是經過幾個殘酷的提問就會被打到面目全非的，比如說在大蒙古治下怎麼布達佩斯不是我大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文的使用更是一個奇特的孤例，現今埃及人無法解讀古埃及文，伊拉克人基本上沒人會使用楔形文字，唯有中文這樣一個奇特的書寫系統，它的「以型辨意」的基本原則迥異於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字的拼音原則。

中國文字一開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拚寫語言，就只是為了紀錄世間萬物的「象」，因此解讀權力也被嚴格把持在少數卜筮祭司階級與王公貴族手裡；中國文字可以讀，還可以跟日常語言聲韻結合是《詩經》以後的事。

所以，即便在兩千年後，一個識字的國中生可以完全理解明清小說，也能大致透過註釋讀懂《論語》、《孟子》、《詩經》的內容，即便我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孔孟等人在他們那個時代講的語言，現在幾乎沒有人聽得懂。

這個奇特的習慣讓所有讀得懂中文，說著各種漢語方言的廣意上的華人們，至今還是可以想像自己是一支古老民族的後裔，標榜自己是「炎黃子孫」，即便他們有更大的可能性是「蚩尤子孫」、「東夷子孫」、「百越子孫」甚至「南島子孫」。

在二十一世紀的認同政治中，中國人的認同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尷尬的境地。尤其是發源自中國的瘟疫爆發以來，自我認同是中國人這件事，從來沒有如此地丟臉、千夫所指，以及變成全世界人人喊打的街頭鼠輩境遇中。

認同是一種選擇，而語言與文化是建構認同的最主要趨力，超越了膚色、基因等等自然遺傳條件。中國人、華人、漢人，這些字詞所涵蓋的複雜的語源、語境與區辨的方法，其精細與複雜的程度，相較於本島媚共者強制將中文使用者及中文姓氏者一律打為中國人的粗暴邏輯，實乃雲泥之別也。

但這何嘗不是一個好機會，試想下次有人指著你大罵：「你敢說你不是中國人你就不要講中文！去給我姓日本姓！」的時候，你能夠辯才無礙地舉例分別出中文使用者、中文姓氏者、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差別嗎？

讀書與思辨真的好重要，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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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漢聲中國童話——二月的故事》，〈二月一日　黃帝大戰蚩尤〉，圖畫局部。漢聲出版社。

Nothing spreads like fear

【明天過後：武漢病毒大流行後的世界】

想像一下，在武漢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後，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並不容易做到，尤其當你被關在家裡，苦惱著自己的小公司要怎麼發工資，或者試圖上網買點食物塞滿冰箱的時候。也許更糟糕的是，你或你的家人正在生病。

危機終究會過去，但在彼岸等待我們的，將不會和知道武漢病毒是什麼之前的世界一樣。

這場大流行已經在重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過去的前提已經被捨棄，當決策者們花費數兆美元來穩定經濟時，赤字鷹派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曾經被認為過於激進的全民醫保和社會安全網，正在得到更多的主流關注；債務變成了詛咒，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關鍵原料短缺，正在考驗著全球多元化發展。

武漢病毒是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它既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一個具有巨大後果的事件。黑天鵝決定了歷史，因為只有在這種時候，國家、社會和個人才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它改變了一切，包括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公共財：如醫療和教育的本質。

投資者不會想等著看未來會變成怎樣，他們正試圖弄清楚什麼將是新常態，因為人們形成了新的習慣，比如說全數網購、線上看病甚至拜訪客戶，以及重新評估債務、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這類的趨勢將加速。

後武漢病毒世界的可能模樣，已經開始在亞洲浮現。在中國封鎖兩個半月以後，人們開始重新出門。商場的銷售量已經恢復到去年的一半左右，房屋銷售也在反彈；在晚餐或看電影時搶座位可能會變得更難，因為餐廳和電影院會設計成梅花座，以增加社交距離。

而通勤時間可能會變少，因為普遍的在家工作實驗，說服公司讓更多的人遠程辦公，並重新考量他們龐大的原有辦公空間。

當然一切都還很模糊：包括美國什麼時候能解除緊急狀態。武漢病毒的疫苗或治療方法也將改變現狀，全球約有140種實驗性藥物治療和疫苗正在開發中，但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個月。

在此前，民眾將接受廣泛的測試和監測，政府也需要激勵民眾遵循各種限制。這和準備充分的醫療系統已經幫助德國、韓國和台灣離恢復正常狀態更接近。

不過在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中，美國的檢測率一直是弱點。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檢測率落後於香港、西班牙和義大利，僅為0.6%。而美國零星的限制措施，有可能會讓美國出現滾動式爆發，或第二波疫情爆發。

如果沒有測試和追蹤，就必須關閉一切，而市場還沒有考慮到這有多昂貴，我們可能得在谷底更久。

這也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大流行破壞了人們的控制幻覺，觸發了杏仁核，大腦被恐懼刺激，會讓人產生一種高漲的情緒；但如果威脅持續下去，人們的理性思維能力會被壓抑，造成恐慌，進一步的失望和再次崩跌，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只有莽撞的交易員才會雙倍下注；其餘的人可能會在第一次大跌時表現得興奮，但出現意料之外的崩跌時，那才是真正的恐慌時刻。我們會變得非常保守。

未來保守主義可能會是普遍的主題，因為消費者、企業和政府會因為大流行重新調整。下面是它可能的表現形式：

消費者

消費者的表現如何，將決定經濟復甦的範圍。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個人儲蓄率從幾乎一無所有，飆升至創紀錄的28%，因為大蕭條時期的一代人專注於未雨綢繆。這場大蕭條帶來的衝擊，再加上市場下跌和失業，可能會推動消費者增加儲蓄，包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

美國的早期數據顯示，消費者已經在縮減開支。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在所有因危機而面臨收入減少的人中，約40%的人正在減少支出，甚至連必需品的支出也在減少。在本周發布的另一項調查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已經勘使動用儲蓄或應急基金，63%的受訪者擔心錢用完。

儘管如此，人們最期待的是再次外出用餐。
信任也將在他們花錢的地方發揮重要作用用。現在，人們正在期待同行和企業提供領導力和可見的解決方案。這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包括那些已經站出來幫助社區或工人的公司，或者採取明顯的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的安全，比如在雜貨店的收銀臺上清洗購物車和設置防護罩。

對各種通路的投資，讓公司與客戶能在線上和線下互動也有幫助。例如，NIKE在中國市場上的業績已經提前復甦，通過保持門店的清潔，並通過其APP聯繫顧客，向顧客宣傳健身知識，而不僅僅是向他們銷售運動鞋，對公司的發展大有幫助。

另一個例子是奢侈品品牌LVMH，該公司在購物者逛店時向顧客發放白手套，並讓售貨員戴著時髦的口罩。

這場流行病使人們養成了新的習慣，因為人們被迫在網上購物。不僅僅是青少年，老年人也開始在網上社交。人們開始在家工作，與客戶、業務夥伴和客戶打交道，這有可能徹底改變工作場所，並重新評估商務旅行的無處不在。

這代表5G、無線技術和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相關的長期機會，如網路設備和鐵塔公司，其估值具有吸引力；網路安全類公司也應該更容易抵禦支出削減。

但商業地產和旅遊業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公司會重新評估他們需要多少辦公空間，並將商務旅行換成視訊會議。進一步傷害旅遊行業的是休閒活動的可能轉變，因為人們選擇留在當地，以避免旅行限制的麻煩，或可能對外國人產生的反彈。

自2月份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航班數量下降了70%，而美國的酒店房間的入住率僅有20%。目前還不清楚限制放寬後會有多大程度的復甦，但需求的降低會迫使航空公司、娛樂場所和餐館減少稼動率。

這可能會使休閒消費變得更加昂貴，而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3的服務業也會因此受衝擊，如果服務得人數只有一半，就需要提高服務的價格。當然服務會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更少的員工。

企業

看到業務的蒸發，會讓企業重新考慮自己的雨天資金。取得多年的廉價債務後，企業很可能會青睞於更多的現金。

就像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你會想起不負責任的駕駛，企業也會思考他們的運營和企業槓桿率，並開始意識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復原力，與盈利能力一樣重要。

強者可能會變得更強，因為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和定位，讓他們在較弱的競爭對手退出，或現金緊張而無法創新的情況下，搶占市場份額，提高盈利能力。

這場大流行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營運挑戰，由於供應鏈距離較遠，企業無法獲得關鍵零組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貿易戰已經迫使企業重新調整供應鏈，而且這種情況還將進一步加劇。

高管們現在正在談論區域化和中心化，在一個地區生產商品，而不是全球化。隨著企業將更多的生產遷回勞動力年齡較大的北美，自動化、機器人和數位公司的股票將有更多催化劑，這些公司可以使製造商更有效率。

這也會給企業帶來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壓力，因為這種流行病在國內凸顯了不平等。在小企業工作的低薪工人中，學歷低於高中的低薪工人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這些職位通常缺乏帶薪休假或退休福利。

這場危機所顯示的是，我們的經濟非常強大，但我們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力並不強大，社會和經濟都有一種自我修正的方式。問題是它是否會變得更加平衡。

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速推動企業將關注點從股東擴大到社區和員工，如果企業接受政府救助，對企業如何向員工支付薪酬，以及是否削減高管薪酬或回購等方面的審查也會增加。

這場危機可能是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轉折點，使其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長，就像大蕭條時期的情況一樣。在大蕭條期間，看到老年人無家可歸和貧困，導致了社會保險的建立，現在社會保險已經成為大多數退休人員的主要收入來源。

這場危機可能會帶來類似的壓力，要求提供醫療服務和帶薪病假，以及更廣泛地重塑醫療體系。這些都需要在下屆選舉中得到解決，政治給投資者帶來了另一個層面的不確定性。

政府

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印度已經將13億人全面封鎖了三周，而美國96%的人口都受到了某種限制。其他國家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量的狀況下，就關閉了邊境。

全球政策制定者已經打開了他們的錢包，並向經濟注入了數兆美元的資金，其中可能包括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或向小企業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相當於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即便是赤字觀察家們也沒有多少抱怨，他們注意到了低利率，並稱支出是避免危機的必要手段。

這些支出聽起來很像現代貨幣理論，或稱MMT，許多經濟學家幾個月來一直在爭論：這不是健全的長期經濟政策，但現在沒有人在乎，尤其是在大選僅剩7個月的情況下，政客們更不會在乎。

對監管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在經歷了近年來的放鬆監管狂潮，支撐了市場的發展之後，這場大流行可能會迎來一波監管熱潮，這可能包括在長期護理機構發生死亡事件後，增加養老院的安全措施，更好地準備醫療系統，以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在戰略物資上的依賴，包括藥品和醫療用品。

如果各國建立壁壘，進行指責遊戲，而不是共同應對這種不受國界限制的流行病，那麼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比貿易戰更能破壞全球化，現在還不清楚會走向什麼局面。這些潛在的變化，會影響到市場預期和投資者的情緒，憂慮的部分原因，是缺乏過去的案例。

有人研究14世紀以來的15次大流行病和武裝衝突，發現大流行病的主要後遺症持續了約40年，實際收益率「大幅壓低」，而戰爭的後果對經濟影響不大，這可能是因為大流行病後，人們轉向了更多的預防性儲蓄。

投資者仍有金融危機帶來的傷痕。家庭擁有股票的比例從2007年的62%下降到2016年的51%，就在金融危機之前。這個份額在過去三年裡才開始上升，2019年達到55%。再加上企業行為帶來的變化和政府監管的可能性，估值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美國企業和民眾一樣，會用更低的槓桿來經營，這意味著市場會以更低的市盈率進行交易。往好的方面想，許多投資者已經經歷了網路泡沫、911事件、金融海嘯和這次大流行的考驗，這讓我們有了更理性的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