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個人曾經當面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對著習近平當面講出「中華民國」四個字，那個人是 朱立倫。

2015年北京朱習會，我有幸隨團躬逢其盛。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當時朱立倫主席面對習近平總書記，藉由闡述國父孫中山領導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事蹟的方式，親口說出「#中華民國」四個字，媒體都有紀錄可查。

2018年3月22日，時任新北市長的朱立倫訪問大陸，在南京中山陵拜謁國父，也讓司儀大聲喊出「中華民國107年」（請看下方影片）。

2021年的今天，兩岸陷入冷和僵局已久，朱立倫回任國民黨主席，再度收到中共方面的賀電，也依照過往二十年的慣例回電，不料（或該說不意外？）綠營黨公職傾巢而出圍剿、抹紅，圖什麼？



他們害怕國民黨重新在朱立倫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恢復兩岸關係正常對話，讓台灣人發現，國民黨可以有尊嚴地與對岸互動、追求兩岸共存與和平，真正維護台灣人的安全與生活方式。

馬英九 總統帶領國民黨執政的八年，兩岸交流成果豐碩，達成多項攸關民生經濟與文化交流的協議，任內達成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曾被民進黨稱為糖衣毒藥，至今卻不敢毀棄。

不必依靠挑釁、不必煽動戰爭風險，台灣其實可以與大陸透過正常民間往來交流、累積善意，追求尊重彼此的分歧、共存共榮，進而重新平衡美中台關係，維護區域和平。



如果國民黨的對話成功，民進黨的「芒果乾」，又怎麼賣得下去？



國民黨絕對反對中共的一國兩制，朱立倫回任主席，這個立場也從未改變。民進黨說邀請國民黨一起回到台灣的主流民意，那也請民進黨看清楚，台灣的主流民意、邱義仁前秘書長的談話、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近期的公開談話，都表明「#不支持台獨」、「#反對台獨」，民進黨是否願意跟上？


民進黨身為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又可曾尊重過中華民國？在護照、在國慶圖案、在蔡總統對外事務的簽名上，不都在矮化中華民國、讓中華民國變不見？



反觀朱立倫敢到大陸在習近平面前當面講中華民國，民進黨只敢抓打了很多年、變不出新招的賀電慣例當小辮子追打，民進黨的海基會董事長張小月，致函給對岸海協會，連西元年份都不敢加、民國年份數也不敢加，這又算什麼？

雙方處理兩岸關係的格局氣度與能力，實在差太多。



偶然想起，民進黨英系的蔡易餘委員，去年五月原本擬提案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憲法增修條文」，擬刪除「國家統一前」等文字，卻又突然宣布撤案，理由是「#現在太危險」、「避免台海局失穩」。

所以民進黨人還是會怕？其實還是了解兩岸的真實狀況？那到底在恐嚇、欺騙台灣人什麼？抹紅國民黨什麼？

不要一面莫須有地指責國民黨，自己卻什麼也做不到。

我們了解民進黨無力處理兩岸關係、見不得國民黨好的焦慮感。如果民進黨做不到維護台灣人的權益又有尊嚴地與對岸互動、捍衛中華民國⋯⋯



那請閃開，讓專業的來。

感動岑宜在瑞芳學的幸福

初認識山長施岑宜是她擔任新北市黃金博物館館長時期，黃金博物館位於瑞芳，是金瓜石、水湳洞地區珍貴的自然生態、礦業遺址、景觀風貌、歷史記憶及人文資產的生態博物館，也見證了20世紀前半葉東亞礦業的經濟活動與歷史。

黃金博物館是西元2002年至2004年，前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館長吳進風參與規劃營運工作。當時，還曾與已經因為血癌過世的進風兄，一起勘查過荒煙漫草的博物館預定地。

歷任館長幾乎任職時間都是一年至兩年多，岑宜（2008-2009.06）是接任王騰崇先生，擔任第四任館長。因為採訪之故開始結緣岑宜。她雖在館長任內只有一年半的時間，後來，卻以一位來自都會區大半生都奉獻在瑞芳這個兼具山海景色，九份名氣勝過瑞芳的迷人小鎮，甚至，在「瑞芳學」找到她的幸福，也讓旅人找到幸福。

由於工作的關係，在岑宜卸任館長後，與之仍有聯繫。尤其，知悉她與山夫落腳金博館山腳下的水湳洞，人生的道路似乎找到一處安身立命的角落，即使有時候有些質疑與茫然。但，一路走來，無論是在水湳洞的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山城美館」藝文、組織「不一鼓」村落團體、甚至現在力推的瑞芳學，都未曾背離其所學的城鄉規劃，甚至，身體力行的實踐。

因著資訊之便利，偏鄉的水湳洞的一草一木，鄰居的言行或吆喝，似乎一直在我未曾錯過的故事，甚至是神往仿效的對象。

甚至，曾經旅行台東、曾經跨海到中國大陸、岑宜的孩子陳果，從學步到入學國小甚至現在自學，與山夫爸爸牽著手漫步山徑、家裡所養的公雞又有何新發現、山夫請泥水師傅如何協助闢建所規劃的空間、陳果脫光衣服在海邊游泳，有如電影分鏡的畫面，就好像是住在我隔壁鄰居的日常。

山長原是只養兩隻狗、兩隻貓，不想生養孩子的頂客族，未料山城的土地與人際關係，讓她蛻變成兩個孩子的媽。岑宜帶著不一鼓和居民走出水湳洞，像「浮球」般與各社區交流。

在金瓜石山下的水湳洞定居，窗外面對陰陽海與黃金瀑布的美景。她一心想翻轉瑞芳小鎮風情，在火車站旁開新村芳書院、好事學田，牆上架著7個黃藍橙紫的「不一鼓」，曾是她推動山城居民情感連結的樂音，如今，成為老貨運行轉換為新村芳書院的敲門磚。在小紙卡寫上「息」字，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企圖實踐人與土地、環境的關係。

在新村芳書院規劃、落成、營運的過程，又是另一個令人驚艷的過程。「實踐」本身就存在許多的故事，也是值得分享的題材。我看到的，除了山長的堅持與弩力，其實，也有著山夫的支持與愛。

在圖像為王道、網路盛行當下，閱讀著山長的文字是溫暖的，也有著濃濃的人文關懷，一如她暖暖的關懷著瑞芳。我深深相信，為字仍有其魅力與力量，岑宜一篇篇的文字故事，在報紙副刊發表時，也是我與內人必定拜讀與分享的日常，我也成為新村芳書院的鐵粉之一。

在20多年前，曾經感佩、支持曾經是媒體同業的謝敏政，伉儷回到故鄉嘉義東石鄉一起實踐社區總體營造，那時候，正是農村社造風起雲湧之際，敏政與大姊等家人，說服鄉間耆老等，一起胼手胝足創設「船仔頭文化藝術基金會」，滿滿的是對於故鄉的愛。

類似的故事未曾中斷，岑宜大學唸的是輔大景觀設計系，畢業時正值台灣「社區總體營造元年」，碩士唸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也是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博士。多年後，岑宜的「他鄉變故鄉」的故事持續上演。如同「不一鼓」漂流的心，因為與社區連結緩慢而扎實生根。

一路走來，甚至變成推動的瑞芳學，在聊著聊著的理想中，更讓我佩服的是山長的毅力、堅持、與實踐。來自天龍國的女子，來到小村落生活，跨出舒適圈才發現世界大不同。也因為跳脫框架，才有機會回頭看到社會是如何被建構。

瑞芳小鎮面臨的人口老化、少子、隔代教養、產業沒落與環保議題，正是台灣所面臨的困境與考驗。岑宜說，透過實踐希望找到解決困境的答案，這一切，從翻轉瑞芳開始。

收到岑宜的「我的幸福在瑞芳學」1個多星期了，一直要找個晚上一口氣讀完才會暢快淋漓，卻因著塵世俗物耽擱。想想，不能再延遲下去。掀開扉頁，山長寫著「願我們可以一直在幸福裡，成為他人與世界大大的祝福」，又是一段刻苦銘心的文字。

編輯以四季的「夏、秋、冬、春」串連一位來自天龍國女子的故事，以春天鋪陳瑞芳學的新生命的喜悅與迎春，裡面有許多的生活態度，以及我要的傾聽與探索，即使有些閱讀過，也正打算今晚泡一壺好茶，細細品味閱讀重溫，或尋找曾經錯過的桃花源。那是一種「態度」，這兩個字也是我從孩子還小時，一直與三位公主一起分享的家訓。（夸父老鷹/ 吉達兒巴狼Cidal Palang/ 瓦紀瓜歷 Wagi Qwali）
2021/08/26
新村芳書院推社區營造 施岑宜翻轉瑞芳(黃旭昇)
https://youtu.be/EBC7qKPG7c4

#我的幸福在瑞芳學
＃新村芳書院

《我的幸福在瑞芳學》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7102?loc=M_0039_002
誠品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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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知史 #中國歷史 #玄奘 #唐三藏 #大慈寺

《乙瑛碑》，全稱名為《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或稱做《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漢孔子廟置卒史碑》、《魯相乙瑛碑》，因為百石卒史官叫故孔龢（通「和」），所以又叫《孔和碑》，因為碑的頂部沒有碑額[註 1]，所以歷朝歷代沒有一個固定的名稱。碑身為長立方體，總高度198公分，寬度91.5公分，厚度22公分，以石灰岩質的石材刻成。正文一共十八行，每行有四十個字。碑文以漢隸書寫篆刻，於漢桓帝永興元年（西元153年）立碑，原來一直收存在中國山東省曲阜孔廟的同文門下，1978年移往東廡[註 2]，1998年再移至漢魏碑刻陳列館典藏至今。《乙瑛碑》是東漢隸書碑刻中，筆韻雄健剛勁又兼具宗廟典雅之氣的代表作。

居庸關在距北京市區50餘公里外的昌平境內。相傳秦始皇修築長城時，將囚犯、士卒和強征來的民夫徙居於此，後取「徙居庸徒」之意，故名居庸關。
1 券城與南北關: 南關甕城呈馬蹄形，南關主城門南北走，向上有重簷歇山城樓一座，自地面計算高31.8米，甕城西側有甕城城門通往關城向南的大道，在弧形甕城城臺上設有炮臺，陳列著明代古燈，外牆有垛口，內側牆低矮無垛口。作戰時可將敵人誘入甕城，主城關閉阻其入城，再放甕城閘門，敵人就被困在甕城裡，只能束手就擒，有“甕中捉鼈”之意，因此得名甕城，在甕城之中建有一座福佑關城的關王廟。北關與南關作用相同，呈長方形的甕城上設有炮臺，甕城城門朝向北側，北甕城中建有北方鎮守大神真武廟，廟內供有十二生肖神，水火。
2 古炮:在居庸關南券城和北券城城牆之上，分別陳列5門古炮。南券城陳列“大將軍鐵炮”2門，長1.7米，炮口口徑8釐米。“竹節鐵炮”3門，長1.7米，炮口口徑15釐米;北券城陳列“大將軍鐵炮”2門，長1.77米和1.79米，炮口口徑7釐米。“竹節鐵炮”3門;長為1.08米、1.5米、1.7米，炮口口徑為14釐米和8釐米。明代是我國古代大炮製鑄和使用最興盛時期。元朝末年，朱元璋起義，和州人焦立向他呈獻十支新式武器“火銃”。用火藥發射鐵彈丸，當時稱為“火龍槍”。明朝建立以後，專門設有兵仗軍器局，研製鑄造大炮。大炮被稱為“神威大將軍”。在軍隊中，設有使用大炮的軍機營。京城衛戎，長城關口要衝，配備神機營。明成祖時，下令在長城沿線安置大炮。還“佛郎機”“神槍”“鐵銃”等。《明史.兵志》記載，到了明代中葉，大炮的鑄造工業逐于精良，製造出的“紅夷大炮”長可二丈有餘，重三千斤。發之洞裂石城，聲震數十裡。這種炮，有照門和準星用於瞄準，射程可達500多米。在修復居庸關北關城時，發掘出土石炮彈23枚，最大直徑為15釐米，鐵炮彈6枚，最大直徑5 釐米。
3 雲台石刻:堪稱一絕，券門內兩側右壁及頂部遍刻佛像，佛像造型生動，雕刻技藝高超，六種文字的石刻經文、咒語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資料。據專家考證，石刻造像具有典型的藏傳佛教薩迦教派的特徵。進入券門兩壁刻四大天王像。天王身軀高大，怒目圓睜，並有厲鬼在其左右，是護持佛法，鎮守國家四方的尊神。據說明朝正德年間，武宗皇帝朱厚燳微服出遊，夜間騎馬偷偷混出居庸關時，他的坐騎見到四大天王像，嚇得不敢前行。無奈之下武宗下令用煙火把像熏黑了，才得以出關。券門兩壁四天王的空間處，有用梵、藏、八思巴、畏兀兒、西夏、漢等六種文字鐫刻的《如來心經》經文、咒語、造塔功德記等，西夏文是紀錄我國古代黨項族語言的文字，創制於西元1036—1038年間，當時約有六千多字流行。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然必烈命其帝師八思巴創立的蒙古新字。它脫胎於藏文，採用拼音的方式書寫，並於西元1269年頒詔推行。以上兩種文字流傳時間很短便廢棄不用，而保存下來的石刻文字對破譯古代文字，以及研究西夏、蒙古歷史都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券門頂部刻有五個曼荼羅，即五組圓形圖案式佛像，佛界稱其為壇場。壇場的設立有保護眾佛修煉鐵，防止魔眾侵犯的意思。五曼荼羅的主尊佛像，由北往南依次為： 釋迦牟尼佛(如來佛)、阿彌陀佛(菩薩形)、阿佛(菩薩形)、金剛手菩薩、普明菩薩。其中除釋迦牟尼為佛祖之外，其他四菩薩在此顯現，則有四方教主的意思。五曼荼羅連同其他佛像，共197尊。券頂兩側的斜面上，刻有十方佛，在每方佛的周圍還分別刻有小佛102座，共計小佛1020座，取共千佛之意。這些小佛，是明朝正統年間，修建泰安寺(1443—1449年)時，由鎮守永寧(今延慶縣境)的太監谷春主持補刻的。連同十方佛下的菩薩、比丘，券項兩側部共有刻像1060尊。券門的南北券面上，雕刻著造型獨特、別具一格的一組造像，其中有大鵬、鯨魚、龍子、童男、獸王、象王等等，佛界稱其為“六拿具”。大鵬寓意慈悲鯨魚為保護之相，龍子表示救護之意，童男騎在獸王上自然是寓意福資在天，而象王則有溫馴善師的含意，券面最下端的石刻紋飾為交杵,又稱羯魔杵、金剛杵。原本為古印度的一種兵器，在此為斷煩惱、伏惡魔，護持佛法的法器。鑒於雲台刻石造像的歷史與文物價值，1961年，經國務院批准，雲台刻石造像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4 真武廟(1996年修復):明洪熙元年(1425年)建。真武廟所祀主神為真武大帝。真武即玄武，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北方之神，道教所奉的神。相傳古淨樂國王的太子，生而神猛，越東海來遊，遇天神授寶劍，入湖北武當山修煉，經42年而功成，白日飛升，威鎮北方，號玄武君，宋代皇帝因避其祖趙玄朗名諱，改玄武為“真武”。宋真宗時尊為“鎮天真武靈應聖帝君”，簡稱“真武帝君”。元朝時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成為北方最高神。明代對真武信仰達到鼎盛。朱棣稱帝后，特加封真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並將其所謂修煉之地──武當山賜名“大嶽太和山”。相傳，洪武初大將軍徐達北征“屢有真武靈助之”，因而在關內修建此廟。修復的廟內有道教真武神八大元帥、六丁六甲神將、水火二將和青龍、白虎等神像。
5 城隍廟:這組廟宇規模較大。城隍是道教所傳守護城池的神。中國古代稱有水的城塹為“池”，無水的城塹為“隍”。據說三千多年前的周代，除夕要祭祀八種神，其中就有城神、隍神。以後兩神合二為一，就成為城池之神了。道教認為城隍是剪惡除凶、護城安民之神，能應人之求，旱時降雨，澇時轉晴，以保五穀豐登，百姓安泰。最早是三國東吳時，在安徽蕪湖建城隍神廟，以供拜祭。到了唐代，祭祀城隍逐漸普遍，人們把一些在地方有功的開明人士死後奉為城隍神，希望他能繼續福佑鄉土，保護百姓。宋代祭祀城隍更是遍行各鄉。到了明朝，明太祖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在都城南京修建規模宏大的城隍廟，並頒佈城隍神的封號爵級，敕封京城城隍為帝，開封臨濠等地的城隍為王;府級城隍為威靈公，官居二品，州級城隍為顯佑伯，官居四品，並按照級別，配製服飾。另外，城隍還管領亡魂。朱元璋還為城隍組織了一套機構，設有判官和衙役，道教乘機聲稱“城隍老爺”有權拘捕活人到陰間，死人的陰魂也都首先到城隍廟去接受審問。新官上任必須齋戒沐浴去祭祀城隍廟後，方得進衙理事，每月初一、十五還得前往祭拜。
朱元璋如此重視城隍神是有他的目的的。朱元璋曾對大學士宋濂透露過心裡話：“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說穿了，大肆鼓吹神鬼的威力，不過是震懾臣民，目的是鞏固封建統治。居庸關的城隍廟建於明洪武年間(1368-1397年)。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在這裡建置城隍廟除為了護佑關城外，還有約束軍民的用意。這次修復是1996年，廟內塑有城隍、閻王、山神、地神等神像。
6 水門:居庸關地形險要兩側高山，中間一水，水道，南北方向貫穿關城。長城與河道交叉之處，建有雙孔圓拱水門，水門上有閘樓，內設水閘，借此控制門內外水量。洪水季節打開閘口，瀉洪，枯水季節，儲備河水供關城使用。水門橋墩為南北尖狀，以利於減少洪水對水門的作用力，起到了防止毀壞，延長使用時間的作用。

六榕寺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的六榕路，為一座佛教寺廟，至今已有1460多年歷史，內有六榕花塔，廣州四大叢林（六榕、光孝、華林、海幢）之一，六榕寺為廣州佛教聖地，亦為廣州旅遊景點及名勝古蹟之一。大門上有一副對聯「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無樹記東坡」，為民國初年順德文人岑學侶撰寫，聯中「博士」指的是王勃，「東坡」指的是蘇軾，以紀念他們對六榕寺的貢獻。南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派他的母舅沙門曇裕大智法師到真臘（今柬埔寨）求得佛舍利帶回廣州後，便命令廣州刺史蕭譽建造了這座寺和塔，當時分別稱寶莊嚴寺和舍利塔。相傳唐上元二年（675年），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來到廣州，應寶莊嚴寺主持之邀，揮毫寫下了《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記》。到唐朝高宗時重修。五代南漢時改為長壽寺，每逢上元節、中秋節，人們都蜂擁到寺裡，點燈祈求豐年。到宋太宗時再重修，改名淨慧寺。後毀於火災，塔亦被毀。宋哲宗年間，廣州人林修，在原塔基下重建千佛塔，並將佛舍利埋於塔下。北宋元符三年（1110年），蘇軾被貶嶺南時，從海南北歸，路經廣州，時淨慧寺僧人慕東坡之名，力邀其為寺題字。蘇東坡見寺內有六棵枝葉繁盛的古榕，便欣然提筆寫下「六榕」二字，字為楷體，遒麗奇雅，厚重雍容。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年）改名為六榕寺。蘇軾所題匾額，今天仍高懸於寺門上。，廣州人俗稱千佛塔為花塔，塔基是用花崗岩石砌築的九井環基，塔頂有元代至正十八年(1358年)鑄造的千佛大銅柱，連上面的九霄盤、寶珠及下垂的鐵練總重達5000公斤。六榕塔是仿樓閣式的穿壁繞平座結構的磚木塔，塔高57.6米，是嶺南地區現存最高的宋代古塔。從北宋重修到現在已有900年的歷史，中間又經過多次重修，直到明朝嘉靖二十八年由住持德隱進行了一次大修，花塔的面貌，基本上與今天一樣。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寺塔修葺，主體仍照宋代舊貌。巡撫張兆棟見到蘇東坡墨寶，甚覺可貴，就拓“六榕”之字制匾懸於寺前，正式改淨慧寺為六榕寺並沿襲至今。修葺六榕寺時，各層琉璃瓦簷改為清代樣式，塔內朱欄碧瓦，丹柱粉牆，遙望猶如沖霄花柱。元宵、中秋之夜，民眾懸花燈塔上，絢麗異常，故六榕塔又稱“花塔”。史載，至1913年時，六榕寺內的六株榕樹尚存2株。為紀念蘇東坡，時任六榕寺主持鐵禪和尚辟院內六祖堂前補植榕樹4株，並築建了一座亭子名為“補榕亭”。六榕寺位於廣州老城區中心一方淨土，古老的榕樹帶有特有的意境，實屬美景。在榕樹下，有一尊白色玉石所鑄的蘇東坡塑像。蘇東坡站在刻有“六榕”二字的褐紅石基上，目光炯炯，手持木杖，腳踏木屐，背掛竹笠，衣袂飄然。這就是那個歷經艱辛而依然保有詩意人生態度的蘇東坡。近千年過去，六榕寺歷經風雨，曾幾度被毀，而今猶在，蘇東坡的題字還在，流芳千古。六榕寺還留有“初唐四傑”王勃所寫的《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這是中國文學史上至今已知篇幅最長、內容包羅最廣的寶塔銘文，足足有3000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