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小燈泡案5週年：我們的社會改變了嗎？】

5年前的3月28日，患有思覺失調症男子王景玉當街砍死女童「小燈泡」，震驚全台。這起案件激起的多重社會問題，並未隨著兇手去年無期徒刑定讞而止息。過去幾年，台灣社會以一年一例的頻率發生精神疾病患者當眾隨機殺人事件：2018年5月台中，30多歲男子賴亞生闖進牙醫診所尋找妹妹未果，刺死上前勸阻的牙醫師；2019年7月嘉義，50多歲男子鄭再由於自強號上，因補票事宜刺死上前處理的鐵路警察；2020年3月新店，20多歲男子王秉華與妻子爭吵後，下車隨機砍殺機車騎士。

■一起不幸個案散發的漣漪，從政治到文化影響無遠弗屆

另一方面，這起案件也不僅只停留在個案家庭的不幸悲劇，而是進一步向公共領域幅射出各種不同面向的深刻影響：政治上，當年在媒體前因冷靜發言而引發大眾不同角度議論的受害者家屬「小燈泡媽媽」王婉諭，於2020年當選第10屆立法委員，持續關注兒少、社福與精神疾病照護相關議題；文化上，以該案作為田調與劇本素材之一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年播出後，引發熱烈的迴響，帶領大眾更進一步思考難以理解的犯罪事件背後的人性與社會面貌。

延伸閱讀：【星星上的小燈泡，照向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https://bit.ly/3cqhO3C

小燈泡案發生隔天的3月29日，剛當選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尚未就職的蔡英文即發出公開信，表示將「用盡全力」修補「社會安全網」，明確提出要從制度上積極改善、避免再發生類似憾事的承諾。

當類似案件仍一再發生、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判決持續引發外界爭議，我們盤點此案5年後，到底帶來什麼結構與制度上的改變？特別在社安網進一步的安排、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處境，以及因精神疾病減刑或無罪後的監護處分，在過往5年間有了什麼變化，相關政策是否能回應現實？

■社會安全網將投入252億元預算，為何仍與現實脫節？

行政院於2018年初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1期計畫」（107-109年），3年投入近70億元，今年即將進入社安網2.0的計畫，預計投入252億元。這個以家庭與社區為中心的計畫，理想上希望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社福資源，用更全面的角度關照高風險家庭的需求，實際的作法則是補助各地方政府增設社福中心、增聘專業社工人力。

但在今年1月初跨黨派立委召開的社安網公聽會中，第一線工作者反映的卻是中央大量進用人力的同時，卻未建置完善的督導與行政分工機制，導致人力也不斷流失，而將自殺個案與精神疾病患者關懷訪視這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工作模式合併，更是與實務經驗嚴重脫節。

雖然政策上號稱要朝向「整合」的服務方向，仔細檢視卻發現，執行面上仍如多頭馬車，社安網是委由各地方社會局執行，但實際在社區第一線面對精神病人，了解其病況穩定程度與生活狀況的「社區關懷訪視員」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則隸屬於衛福部的專案計畫，猶如網絡中的尷尬存在，即使已運作超過10年，仍面臨一年一聘沒有專業發展遠景、人力極度不足的窘境。

延伸閱讀：【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2Vtne4h

審計部近日公告訊息指出，近年社區列管精神病人約13萬至14萬餘人，衛福部原推估全國所需社區關懷訪視人力為425名，但囿於預算限制，僅有99名人力，每人平均約須負擔350至400名個案訪視工作，較英國（1：35）、香港（1：50）、日本（1：10）高出許多，監察院去年也對衛福部提出糾正案（字號：109內正0006），衛福部承諾將於今年再增加75名社區關懷訪視人力，只是類似的承諾在3年前（2017）就已提出：「每年增聘超過百名社區關懷訪視員」，但現實上從2017年至今，只從96名增加3名。

■ 被害人參與訴訟，提升司法中弱勢處境

當年小燈泡案發後，家屬往往透過新聞媒體獲知偵查進度，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除了凸顯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淪為口號，在後續的審理過程中，也讓當事者深刻感受到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弱勢處境。

由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以被告為主體，最關鍵的調查證據，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上訴權，都只能由檢察官進行，被害人家屬猶如法庭中的邊緣人，有鑑於此，2019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強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若是「故意、過失致人於死或致重傷」案件的被害人，或性侵害等案件的被害人，得於檢察官起訴後，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可向法院聲請參與該案訴訟，以具體的制度規範使被害人有表達意見、檢閱卷宗的權利，加強在訴訟過程的參與程度。但有學者認為，當缺乏最關鍵的調查與訊問權，被害人在法庭中弱勢的地位並無改變。

■精神鑑定頻惹議，以無限期延長的監護處分回應民意

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在近三年的審理過程中，分別在一、二審委託榮總與台大進行精神鑑定，結果都呈現出其犯行受精神疾病的影響，符合《刑法》第19條減刑的條件，最後於去年4月15日由最高法院以無期徒刑定讞，刑後監護處分5年。

該判決結果與家屬及大眾的期待有明顯落差，法務部長蔡清祥更表示，不願意樂見「每個犯了重罪的人都是用這樣的理由（精神疾病）來讓自己的責任減輕」；整個社會已醞釀出一股對於犯下重罪者屢因精神疾病減刑的不滿集體氛圍。不久後的台鐵殺警案一審、同年8月桃園男子梁崇銘吸毒弒母二審，接連因《刑法》第19條獲判無罪，瞬間引燃了民間的怒火，針對該如何處理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問題，立法院各黨團在上個會期先後提出10多個版本的修法草案，顯示出回應民意的急迫壓力，中央部會與各專業代表更頻繁召開會議，討論此一橫跨司法與醫療的複雜問題，甚至具體提出設置一處專門針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精神病院」。

本月初行政院正式宣佈，將修法刪去現行《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高的5年上限，經由專業每三年評估一次，可無限期延長監護處分的時間，意謂著往後即使因精神疾病無罪或減刑，犯下重罪並風險仍高的病患，國家仍可透過此一方式將其無限期與社會隔離，確保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小燈泡的幼小生命不幸消逝5年過去，面對仍不時發生的精神病患觸法事件、與實務脫節的社安網、標準令大眾困惑的司法判決，整個社會似乎已經失去耐心——像當年小燈泡媽媽嘗試理解地追問著：「他到底怎麼了，這些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去理解犯罪者背後的生命歷程，從而思考如何從家庭、教育、經濟等更廣闊的社會面向徹底改善與解決相關問題。

為了止息沸騰的民意，國家在面對精神疾病重罪者，選擇朝向防堵的思維，無限期的隔離。此刻箭在弦上的政策推行後，未來勢必要面臨更多從醫療單位的資源落差、受處分者的人權主張、精神疾病患者的汙名化更加嚴重等議題的挑戰。（文／張子午）

#報導者 #小燈泡案 #王景玉 #五週年 #精神疾病議題 #司法

<受館長委任，黃國昌律師可以做什麼？>

最近受人矚目的社會新聞，莫過館長受到槍擊。剛剛，館長在臉書上委任黃國昌律師主張權益。

那麼，黃國昌律師在法律上，可以幫館長做什麼？

1️⃣幫館長提起告訴

涉嫌犯案的被告，可能會構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持有槍炮子彈、刑法殺人未遂、重傷害未遂或傷害罪嫌。

就殺人未遂、重傷害未遂或傷害罪部分，館長是犯罪被害人，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32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

殺人未遂、重傷害未遂，都不是告訴乃論之罪，即便館長沒有提告，檢察官還是要偵查犯罪。但如果館長決定提起告訴，會讓自己在法律上的地位，從「被害人」變成「告訴人」。

而黃國昌律師，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36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告訴，得委任代理人行之」，擔任館長的告訴代理人。

不過，依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就告訴代理人的身份並無限制，沒有一定要具有律師身分，和被告辯護人原則上要選任律師，並不相同。

2️⃣提起告訴，有什麼好處？

提起告訴的好處在於，「偵查」階段的地位不同。

假設，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後，案件交給法院審理，那檢察官就會成為公訴人的角色，這比較沒問題，不管館長是被害人、告訴人，法院在審理中，都會請館長到庭表示意見。

但如果檢察官對館長提告的對象，認為罪嫌不足而不起訴，或雖然構成犯罪，但給緩起訴，這個時候可以對檢察官處分不服，而聲請「再議」的是「告訴人」。

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本文規定：「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對檢察官處分不服的救濟權放在「告訴人」身上，如果「被害人」館長沒提告成為「告訴人」，就沒有聲請「再議」的權利。

3️⃣如果，檢察官起訴之後呢？

目前案件偵查中，情況未明，假設檢察官偵查終結，對被告提起公訴的情況。

此時，不管館長有沒有提起告訴，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71條本文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法院都要在「審判期日」，讓館長到庭表示意見。

館長也可以委任告訴代理人到庭，如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但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

4️⃣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

去年12月10日三讀通過的刑事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特定犯罪的被害人，可以在起訴後、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聲請參與訴訟。

特定犯罪的範圍是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等案件，包括：

👉故意過失致死、致重傷案件。
👉刑法關於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案件。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特定案件。

訴訟參與人可以選任代理人，並且準用許多被告選任辯護人的規定，如果訴訟參與人的代理人是律師，代理人享有完整的閱卷權，包括檢閱、抄錄、重製、攝影卷宗及證物。

如前面提到的，法院要在「審判」期日，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對「訴訟參與人」來說，不管是「準備」或「審判」程序，法院都要通知訴訟參與人及代理人，並在準備程序應進行事項中，聽取意見。

在後續的證據調查過程中，每調查一證據結束，審判長也應該詢問訴訟參與人跟代理人，有沒有意見。最後，在科刑程序，審判長也要給予訴訟參與人及代理人、陪同人對科刑範圍表示意見的機會。

5️⃣如果要打擊犯罪

以上，大概是身為告訴代理人，或訴訟參與人可以做的事情。在館長公開的委任契約中，還表示要請黃國昌律師，盡力協同追查事實真相，打擊全體不法犯罪份子。

但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

打擊全體不法犯罪份子，是檢察官跟司法警察的工作，並不是告訴代理人的角色。

不過，告訴代理人在過程中，可以協助檢察官搜集證據、形成足以說服法院對被告定罪的論述。

首先，告訴人對被害的案情最為熟悉，可以在代理人的協助下，提供有意義的資訊給偵查機關，讓偵查機關找到正確的偵辦方向。也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19-1條第1項規定：「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於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偵查中得聲請檢察官為搜索、扣押、鑑定、勘驗、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促請檢察官保全證據。

其次，告訴人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4項規定：「告訴人得就證據調查事項向檢察官陳述意見，並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在偵查過程，可以向檢察官陳述關於證據調查事項的意見，在審理中可以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協助檢察官說服法院。

#刑事訴訟法 #被害人訴訟參與 #告訴代理人 #黃國昌

(補充說明：最後三段在發文後，經 李宣毅 （Essen Lee） 律師提供寶貴意見後，予以補充，感謝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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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一起讀判決學生徵文比賽」8/31-9/5收件，詳情見：https://casebf.com/2020/08/09/2020_student_writing_contest/

【檢方查辦警察違法的難題】兼討論新北地院109年度訴字第217號判決，以及GG專案（斬手騙票案）經驗與彰化騙票案

稍早看到幾位朋友在討論這則關於這則選擇性報導且似乎有些勢力在帶風向的新聞，
有幾位檢方學長便提到：「依照這個判決的標準，#看來警方的警詢筆錄應該都不能用了，特別是要攻上手、績效至上的毒品和槍砲案件……」

‼️曖昧不清的「警媒關係」

只要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國司法記者平均素質低落，且長期以來與警方有許多檯面下的關係，我國媒體報導的司法新聞通常只能看一半（有時可能連一半都不能信），
因此，我花了點時間去查這則判決，很用功地把新北地院判決看完了。
109年度訴字第217號：https://bit.ly/3agkEFX

其實也不用看完，判決主文一眼望去就知道，起訴的三重厚德所員警有2位－－一人有罪、一人無罪。
奇怪？怎麼有罪的都不報導呢？有罪那串那麼長，記者被鬼遮眼，所以都看不到？

⚖️本案事實：
這件案件的案情基本上就是警方為了爭取肅竊與破獲率等績效，#與慣竊合作灌績效的案件。
一、有罪的賴姓警員部分：
事先將名片交給慣竊葉某，並告知「事後如若犯案，並願自首或自白犯罪，可與之聯繫並提供犯罪情資」，
後來葉某還真的跑去派出所找賴警，說自己偷了車，這件案件是葉某自首的案件，但賴警竟然開了筆錄把案件記載成「警方調閱監視器循線查獲通知葉某到案說明」，也就是偽造成警方破獲，並將不實事項登載於所掌之警詢筆錄及檢附相關資料製作刑事案件移送書。
這部分，法院認定有罪，被告於審判中自白，所以法院還是不脫「向來當好人」的慣例，給予緩刑。
這幾年來，警方的違法事件，院方大多都是這樣的行情（所以也導致警方好像也不太怕了？）我也真心希望法院能夠以一樣的標準，不要獨厚白領犯罪、公務員，應該給予其他犯罪人一樣的寬典，大家一起緩刑，也可以解決監獄人滿為患的獄政問題。

二、無罪的許姓警員部分：
起訴書記載的事實是：許警其為求尋獲贓車之績效，竟基於教唆竊盜之犯意，在巡邏時見葉某，即告知葉某若有竊取車輛並交付查獲，即可獲取金錢，因此挑唆起葉敏賢竊取車輛之犯意，後來葉某還真的去偷車了。

但是這部分主要的證據只有葉某以證人身分的證述，以及 #許警與葉某的通聯記錄，
許警在審判中翻供，咬檢方不正訊問。
怎麼個不正訊問？
法院判決是這樣寫的：「檢察官均係以對於該通聯紀錄為主，一再向被告許為傑表示其為何認此通聯與被告許為傑教唆證人葉敏賢竊盜有關，且該如何解讀，並反駁被告許為傑稱此部分聯繫與通報毒品情資有關之辯詞，嗣再舉例該通聯記錄與證人葉敏賢所述與販賣毒品之認定相同，然依卷內證據證人葉敏賢既未曾證述此通聯與教唆竊盜有關，是否得直接推認被告許為傑有教唆竊盜，亦屬有疑。
㈣ 綜上所述，被告許為傑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犯罪，檢察官於108 年5 月14日偵訊時，被告許為傑初始亦否認犯罪，然於檢察官一再質疑被告許為傑之說法，並於尚未確知該次通話內容之情形下，#影射誤導被告許為傑認為此即足以認定其有教唆證人葉敏賢竊盜之行為，並同時 #告知可能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 #暗示倘遭法院羈押，則其警員之工作可能不保，於此環境之下，堪認被告許為傑於偵訊過程中心理、生理均受極巨大之壓力，之後才為自白之陳述，檢察官於訊問過程中主觀上縱使無存不法，客觀上亦難認正當（尤其是在尚未確知上揭通聯內容之情形下，即影射誤導被告許為傑部分），而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係就自白任意性所設，以保障被告之自由權，此一規定係為確保國家對於被告所進行之詢、訊問，均應合於正當法律程序，維持國家追訴犯罪方式之純潔，以維法治國精神，而檢察官於偵查中之訊問依法應恪守程序，既有上開違背法定程序之瑕疵，經權衡其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主觀意圖、狀況、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及證據取得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程度予以審酌，為避免反覆發生，應認被告許為傑之自白非出於其自由意志之發動，而不具任意性，自不得採為證據。」

看到這一段，應該警界很多人都會冒冷汗了。
還記得大家最愛衝績效的毒品案嗎？還記得販毒專案嗎？警方都是怎麼讓毒品被告認罪的呢？
以下這些警詢對話，很多警職人員應該不陌生：
「槍砲是重罪，很可能會被羈押，有共犯的話趕快供出來才不會被羈押」
「配合一點，趕快說清楚，不然等等去見檢察官，搞不好會被聲押」
「另一個被告已經認了，你不認，只剩下你可能會被羈押了」
依照新北院的標準，以上這些讓警方得意地詢問技巧都不能用了喔，啾咪！
最保險的方法，就是不要勸認罪了（？）

所以說，在「警媒關係」下的各種帶風向時，還請警方自己想清楚，看明白新北地院的這個標準，到底會打到誰。

🔍檢方主動查辦警方違法偵查專案的難題

剛剛跟朋友稍微討論了一下，經提醒想起這件案件是在我離職前夕，新北檢比對一連串件竊案中發現不對勁的案件，動這件案件的時間大概在我那件GG專案（斬手騙票案）後幾個月，也是好幾位檢察官參與、由地檢署主動介入、沒有使用司法警察的案件。

把記憶拉回那件全部有罪的斬手騙票案，我當時資淺，在事多案雜打打殺殺被告煩的「種大專組」，就覺得我只要處理到公務登載不實，沒有要處理後續功獎的問題（有設定調查的基本盤）。
我是在後來才知道這辦警察違法類型的案件在其他地檢署大多是交給黑金（肅貪）專組承辦，因為該組檢察官資深、較有應付白領犯罪者的能力。

我在擔任學習司法官時，我的實務老師教過我一系列偵辦白領／公務員犯罪的偵查技巧。
我有好幾大本雜七雜八筆記本，以下幾段曾寫進週記裡所以有電子化：「偵辦公務員犯罪，最要小心謹慎，特別是辦警察，更是難中之難，因為他們懂法、又有警媒關係、擅長宣傳帶風向，再加上法院向來同情公務員，刑度也不會太重，又容易給緩刑」「不要辦得辛辛苦苦，人家得到緩刑，結果自己被警方反咬，#惹火燒身」。
「要辦公務人員，特別是辦法官、檢察官、警調人員，一定要有 #底牌，貪污難成立，所以至少要有偽造文書、妨害自由、違法搜索等輕罪作為基本盤，否則 #不要輕易出手」

這就是所謂的 #防禦性偵查，我國貪污、瀆職罪構成要件嚴格、刑度重、加上白領與公務員犯罪大多是密室犯罪，蒐證不易，縱然是被當成基本盤的公務登載不實，因為要證明所登載的內容「不實（或不存在）」，但消極事實很難證明，所以也有難度，更不要說違法拘提逮捕（妨害自由）、違法搜索在舉證上有多難了。
再加上在現今泛政治化以及與媒體結合的文化、院方與偵查實務脫節，也形成了「防禦性偵查」的觀念，
最後使得我國監獄體系中塞滿了中下階層的人，白領階級犯罪，檢方大多謹慎不敢動——動警察也不太敢出手。

理論上檢察官確實應該出手處理警方違法，以「法律守門員」應該出手捍衛法治國家的功能。
但在實務教育上，我本身也是受到「防禦性偵查」的教育，我也深知被告不是檢察官的敵人，更不要說本來要處理警方違法的立意，一旦燒到自己，反而很可能會在警媒宣傳下，使得警方違法更加肆無忌憚。

所以我當初在2018年7月底動那件GG專案時，其實已經調查並分析整理資料約5個月、多次與主任討論與沙盤推演，在動之前也已經有基本盤（其實他字案的卷宗中，其中有幾件也已經過起訴門檻，根本不需要自白）。
6月底-7月間協辦檢察官加入，前後開了三次會，最後一次（也就是勤前兩三天）再拉檢事官加入。
幾次會議中，主任一再提醒我們：「案件本身不難，難的是後續效應。」當時有協辦的學妹表示「很緊張」，我就說：「盡力就好，相信我，我有基本盤，基本盤的分局我親自處理，其他部分，無論如何都要注意程序，做到最完整，任務就是不能被抓小辮子就好了。」
所以我們向分局調取資料時的公文多達數十頁，每人手上都有公文，甚至還拿了傳票，並且書記官攜帶手填的傳票現場填寫核發，貫徹書面傳喚。

簡單來講，在程序上做到跟教科書一樣，甚至還要顧及大量教科書裡沒說到的事情。
當然，這樣的程序與區別，對於其他非白領、非公務員的被告而言，看似不公平——沒辦法，偵查實務是真槍實彈，要顧及很多效應，不是刑事訴訟法教科書。

到偵查後期，其實我並沒有將所有分局疑似有問題的所有員警都起訴，其中有幾個協辦檢察官認為「可疑」的部分，因為該分局 #卷宗消失，導致關鍵卷宗不見，加上案發時間略早，有些證據調取上有難度，因此這些卷宗消失的部分，我忍痛簽結，簽呈寫了數千字，請求檢察長以調度司法警察條例往上報懲處將卷宗弄不見的分局主管人員，檢察長批了個「可」，但最後石沉大海，不知後續如何。
或許大家可以想想，為什麼我「不敢」起訴卷宗消失的那個分局員警？這樣是不是對好好保管卷宗的其他分局反而不公平？
一方面是我很清楚那件案件當時直接衝擊（長期以來越形扭曲的）「檢警關係」、警方專案績效制度，可能還會涉及政治成分，如果出手沒有打到三寸，出現部分無罪，那麼，這個反噬的效果會把本來良善的立意給吞沒。所以只能保守，#把起訴門檻提高到有罪門檻——這就是防禦性偵查，對於其他案件類型的被告很不公平，然而，現實便是這麼多無奈。
另一方面，卷宗「被」消失，這就是人力調查證據的極限，我們都是人，不是神，人力可及的真實發現有其極限。剩下的，就交給神的 #死後審判 吧。

最近彰化地院判決的騙票案：https://bit.ly/2DTmXT9
我看判決書中附記事項的記載，記述公訴檢察官在審判中如何發現騙票的嫌疑，主動介入調查並發現真相的過程，包含比對日落時刻表、光線等，透過這些蛛絲馬跡來拼湊出真相，做到這種細緻度，分案由肅貪組偵查起訴。
由此可證，這類執法者違法的案件，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這麼簡單、也不是什麼推理劇集，稍有一點疏忽或沒想到的事情，證據就沒了。

回到這件「警賊合作賺績效案」：
我仔細研究了判決細節，我想這件案件的基本盤應該是賴警的部分。
至於許警的教唆竊盜部分，其實在法院的心證中，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法官覺得證據不夠吧？
證據主要是：偵查中自白＋證人指述＋通聯
然而被告在審判中翻供了，法院要判無罪，要打掉偵查中自白，所以就開始用顯微鏡來檢視偵查中的過程。
但法院忽略了，今天面對的，是辦過刑案、懂偵查程序、懂法律後果的警察；不是社會底層、教育水準不高、沒有應付過偵查與審判程序的小可憐。
不過我已經離開檢察官的工作，我現在唸的書反而都是傾向被告人權、被害人保障等，與偵查技巧未必有關，在我現在的立場，反而希望新北地院秉此一貫，#以一樣的標準來看待警方調查那些社會底層的被告的警詢內容，一旦碰觸到這條線，就認定為不正詢／訊問。
想必，以後會有很多毒品、槍砲、詐欺、竊盜等案件的被告感謝法院對於人權的重視。

還有一點，為何本案承辦與協辦檢察官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被抓小辮子的狀況。我不知道這件案件的勤前狀況如何，有沒有沙盤推演？進行訊問策略的提醒？主任檢察官是否有對加入的成員提醒被警方反咬反噬的「政治後果」？
依照前人累積辦公務員（包含辦警察）的經驗，大家都知道執法人員犯罪最可惡的地方是，在審判中會出現各類歪理答辯，而且這些懂法的人特別容易「被不正訊問」（但是這些警察自己在詢問被告時，都不會去考慮這些程序問題的，很奇怪）。
以我之前那件GG專案來說，當時有腦殘媒體誤報「檢方搜索警局」，警方還有腦殘攻擊我「違法搜索」，但實際上根本沒有搜索，而是持函依法向各分局調閱卷宗（本質上為間接強制手段的「提出命令」，不是搜索）；
一審中，也出現各種搞笑的抗辯，直到判刑後發現不對，二審才全部認罪，高院也樂於「當好人」全部給緩刑。
所以在全程錄音錄影的偵查中、特別注重被告人權的時代，多數出手辦白領犯罪的檢察官應該是謹小慎微的，勸認罪時也會很小心。

最後，我拾人牙慧的以一位檢方學姊剛剛說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結論：
「成見」或「先入為主」是中立客觀的最大障礙。懷疑不是正義的敵人，成見才是。
這段話，不只適用在檢、調、警等偵查人員，也是用在法院，更適用在媒體。

最讓人遺憾的是，這件案件最嚴重的問題－－警方扭曲的績效制度－－就這樣在新聞選擇性報導、為德不卒的程序議題中，失焦了！
這樣大家終於明白，為什麼偵查實務上「白領犯罪」、「公務員犯罪」難以發動，要採「防禦性偵查」了吧？單純的法律系大學生們，你們還要罵「檢察官為什麼不主動辦警察違法」嗎？
偵查實務，加入了政治與媒體的力量，比教科書以及你們想像的還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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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鬼遮眼」選擇性報導、某改會趁機刷存在感的新聞請見：
https://bit.ly/2Cldfsh
https://bit.ly/33RG5Mr
以上兩則 #都是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