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讀《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很欣賞此書整理台語電影的用心，然而某些史觀、對電影史的論說上，我還是不太認同的。這幾天大概也會再發帖談談。

然而讀到中間，讀到邵氏《梁山伯與祝英台》橫掃台灣票房之事，看到下引的有趣討論：一部賣座影片，如何被正反兩方面論說，一方如何將《梁祝》與「本國電影發展」作連結、而另一邊則從藝術及其他角度提出異議。讀起來可似曾相識？電影不會因為大眾喜愛就能逃開公眾的審視。而評論形式以至工業背景，當年的評論者「姿態」可謂更加銳利。

另一方面，我所想的是「評論」之載體。《梁祝》當時的「論戰」（姑且稱之），都是在報章雜誌中發生。《毋》書中時有提到台語片缺乏關注，亦因為台語電影工業的可見度不大——因為真正的台語書寫、又或是以本省文化本位作報導宣傳的媒體，在當時國民黨戒嚴時代的台灣根本絕無僅有。各大國語（外省）報章自然更加關心國府本位的消息。

然而時至今日，如影友謂已經進入一個「一人一平台」的世代，即使是租網域等等都是相對容易負擔的。作為一個「評論」者，挑戰除了在於組織觀點，也在選擇平台。自平台最自主但要極用心經營；寄居（有酬或無酬）平台又要慎選文章定位；不以文字，尚可錄音拍片，更似是將來趨勢。

但我自己覺得評論之為創作，都是創作者自身的存在與聲音，一如其他媒介的創作。為甚麼要寫、為甚麼要表達、為甚麼要如此上心捍衛自己的觀點？因為，我們都想被聽見、我們都想自己的聲音有人認同。既然如此，何不更努力與異見碰撞，令自己被看見／被聽見？

引文如下：

//《梁祝》上映，在這場「中西文化論戰」與李敖對陣的徐復觀和薩孟武等兩位學者，就先後投書頌揚《梁祝》。徐復觀寫道，《梁祝》「『起用』了民間故事，並把民間的黃梅調融入到裡面去，已是中國藝術的一大發現」，這表示「中國電影，快從『上海衖堂文化』中、『香港騎樓文化』中解放出來，以面向故國山河的本來面目」；薩孟武更引用多位大學教授的評語背書，表示自己雖然「中國電影只看過三次」，仍頌揚「本片是中國第一部好電影」。薩孟武說，他和他知識界的友人們認為，《梁祝》之所以能轟動臺北，「大率因為我們居留臺灣之人尚有強烈的民族意義，不以外國月亮比中國月亮圓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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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翻閱當年報導，這種一味頌揚的論調，其實也引來不少反彈。《徵信新聞》就有社論談到，「人們為了想念故園景物，為了重溫美麗的記憶而熱愛這張片子，這一份感情是神聖的。但我們因熱愛自己的風物，而賦予它以溢美的評價則大可不必。」影評人黃仁更尖銳地回應徐復觀：有關戲曲形式的電影，「在臺語片中早已不新鮮，其中也有不乏使人流淚而頗賣錢的片子。只是臺語片所花的資本不及《梁祝》的二十分之一。」他同意《梁祝》電影的賣座「正是民族意識的最高表現」，但觀眾因偏愛而不計較，「並不等於片子的成就十全十美。」黃仁批評《梁祝》毫無電影感，看《梁祝》好比是在「看銀幕上的地方戲」，更嚴詞質問：「當各國影業多已進步到高度運用映像藝術的今日，我們卻退回舞臺去，算是電影藝術的進步嗎？」

此外，也有人投書指出《梁祝》的輿論評價兩極，自己「不知是因所抱的希望過高，還是心理欠敏感？想不到直等片子完了，竟未被激動出淚來，看看左右也未見什麼人擦眼淚的」，認為「《梁祝》一片，在國片中確是水準以上之作，不過就電影藝術論，絕不如某名教授認為的那樣，竟是壓倒世界一切名片的『冠軍王片』」，暗貶投書影評的薩孟武先生，「如要形諸文字，又非真正的行家，還是以去寫社會學科的論文為宜，千萬不要將這件事也扯到中西文化論戰上去了。」//

（圖為《梁山伯與祝英台》在港公映時於《華僑日報》之全版廣告。根據《毋》書引《聯合報》當時報導，《梁祝》在港賣座不理想，令邵氏一度考慮改變製片方針，直至在台灣大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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