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框架是創造力背後的推手

我們心中，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思考框架，我們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此。這些思考框架有的簡單、有的複雜，有的精確、有的粗略，有的美麗、也有的邪惡。但不論如何，都會呈現現實的某些面向，協助我們提出解釋、抓住重點，做出決定。

例如，民主制度是一種思考框架，而君主制度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在商業產業上，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是一種思考框架，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標與關鍵結果」，因英特爾與谷歌的先後採用而聲名大噪）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宗教是一種思考框架，世俗人文主義（也就是不信神的道德觀）也是一種思考框架。法治是一種思考框架，「強權即公理」也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平等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主義也是一種思考框架。

在我們的種種推理上，思考框架不但是重要基礎，而且應用極為廣泛。近幾十年間，從哲學到神經科學，各式各樣的領域都曾研究人類的思考框架，只是用來描述的術語有所不同，包括：模板、抽象概念、再現（representation）、基模等等。

時至今日，不論是硬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多半都已經接受「人類透過心智模型來思考」的概念。只不過，這其實是相對晚近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多半還只有哲學家在思考「人類如何思考」的問題。佛洛伊德對大腦的奧祕深感興趣，但他是當時的例外，而非常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像是卡西勒和維根斯坦等哲學家，則是以心智所操縱的符號與語詞為基礎，以此來認識心智。這確實是邁出了一步，讓人以更理性的方式來瞭解「認知」，但一切仍然只是理論，沒有實證。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有實證科學家研究人類的心智—心理學家接手哲學家的研究，特別是開始思考大腦內部的認知過程。一開始，學者認為認知過程就像是嚴格的邏輯運算，但實證研究並無法支持這種論點。大約在1970 年代，「心智模型」的概念開始流行，眾人也開始認為人類的推理並非邏輯形式的運作，而更像是在模擬現實：我們評估各種選項的方式，是去想像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

如今，這種觀點已經由許多心理學家與認知科學家經過眾多實驗得到證明。近年來，由於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能夠即時視覺化呈現受試者的腦部活動，就連神經科學也踏入了這項研究領域。舉例來說，研究顯示，人類構思未來的時候，會啟動那些和空間認知與3D 思考相關的大腦區域。可以說，其實就是在有目的、刻意的做夢。

這項研究成果，讓我們對人類如何思考的理解，開始默默改變，瞭解了心智模型是人類認知的基本構件。不論我們任何的所見、所知、所感、所信，都始於我們對宇宙萬物的思考方式。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會受到我們「相信」世界如何運作所影響，包括：事情為何會發生、未來會如何發展，以及如果我們採取行動之後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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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帶來的好處

因果框架要求一切必須有說得通的解釋，這點除了讓我們得以歸納類推，也讓我們得以學習。這是一項重要特點，而且也是一項相對較新的發現。一般來說，學習是發生在得到資訊的時候—聽到老師講課、看到書上的描述、或是學徒動手修修補補的時候。但在做因果解釋的時候，那位提供資訊和解釋的人其實也在學習。這項觀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倫布羅佐（TaniaLombrozo）提出，她是這個學術領域的熠熠新星，引領著一套關於「解釋」機制的新科學。

倫布羅佐從大學時期開始，就發現不論在心理學、社會學、哲學，處處可見關於解釋的想法。雖然這似乎就明擺在眼前，但事實證明，關於「解釋」這件事本身，科學界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某些事值得解釋、又有某些事不值得解釋？解釋能讓我們如何有所成就，或者如何讓人誤入歧途？倫布羅佐的研究從心理學和哲學出發，填補了一些我們關於解釋的知識空白。

倫布羅佐對於「透過解釋而學習」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實驗中，倫布羅佐請成年受試者看看兩群來自外星的機器人，分別名為glorp 和drent。兩群機器人各有不同的顏色、體型、腳部形狀的特徵，但受試者並不知道真正的重要區別是哪一項。實驗人員請一半的受試者去描述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而另一半則是要解釋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兩群機器人都很可愛，但是真正區分的重點並不在於顏色或體型，而在於腳部的形狀。）

結果如何？比起那些只需要描述而不需要解釋的人，那些必須提出解釋的受試者，在找出真正區別之處的表現，明顯高出一截。倫布羅佐做了很多次實驗，結果都類似。她甚至也對小孩做了實驗，結果一樣：如果要小孩提出因果解釋，他們的表現就會更棒。

讓我們把這點再拉回來討論思考框架：我們用因果框架來解釋這個世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學習，因此我們會更瞭解這個世界，我們也能產生更深入、更準確的見解。而且，向別人解釋這個世界，也能讓自己更瞭解這個世界。這項發現對教育和育兒來說，具有直接的意義：記得要小孩解釋他們推論的過程，而不只是要他們給答案。（這或許也有演化上的意義：比起其他不去解釋這個世界的動物，人類透過解釋的機制，也就學得更快、學得更多。）

這件事能帶來的好處，絕不只是知道怎麼區分glorp 和drent而已。人類從最早的時候，就開始想像出各種秩序的概念，在群星當中勾勒眾神的身形，將各種物種加以分類。小孩會花上幾小時，分類排列著自己的小車車、小布偶、樂高積木，還有萬聖節糖果（直到爸媽半夜偷偷來吃掉）。這種分類和重新分類的動作，靠的就是我們取得抽象概念、進行歸納類推的能力。

要是少了取得抽象概念的能力，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碰到的一切都是完全陌生，沒有任何一般法則能夠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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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自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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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庫基耶, 麥爾荀伯格, 德菲爾利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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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昨天在贈書直播中，談到用過去經驗類比現在或未來未知的處境，是大腦很重要的工作。說真的，這項能力對我們活下來真的幫助很大。

然而，我們昨天也提到，這種思考慣性同時也造成了某些限制。尤其過去經驗本來就比較偏頗，這種慣性要調整，就必須經過有意識的自我教育。

「思考特定議題的時候，我腦海裡如果浮現越多人的立場，最後得到的結論就越讓人信服。」～漢娜鄂蘭

版面上的朋友們，因為常閱讀不同作者的智慧，所以特別能進行討論。這其實更有利於我們看到不同人的觀點，並且選擇適合我們的思考方式，而不只是因循故舊。

今天晚上沒有直播，明天晚上的直播，會再談談傳統教養跟自我傷害的關係。這實在是一種沉重的話題，錯用思考框架，讓我們代代相傳著創傷。

祝願您，能充實我們的思考框架庫，這是能有多元選擇的基礎之一！

【名家評論】
近年政府推動都更案，卻出現許多「釘子戶」，這就屬於共同財產或資源「未充分利用」的例子…

https://view.ctee.com.tw/analysis/32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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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名家評論 #工商財經周報 #總編輯精選 #公有財 #都市更新 #釘子戶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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