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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1：二二八事件爆發於2月28日。

事實：
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是發生在2月27日。官方之所以用2月28日命名二二八事件，是因為就在這一天早上，民眾闖入專賣局台北分局，當場打死2人、毆傷4人。隨後並繼續前往總局和前後任的專賣局局長私宅行兇，只是因總局已有防備、前後任局長也正好不在家中，才沒有釀成慘劇。2月28日，是群眾開始無差別使用暴力的開端，這是「二二八」的原始意義。

不同的團體，對於同一個事件，就會有不同觀點。好比說共黨系統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就是以2月27日來命名的，他們當然不會承認28日群眾有什麼不合理的行為，要說群眾的道德至高點，拿27日的事情來講才是名正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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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2：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專賣局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

事實：
當時被追打的，反而是專賣局的查緝員與隨行警察。

延伸資訊：
我們現在認知的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的樣貌，主要是來自一個藝術作品，也就是黃榮燦所製作的版畫「恐怖的檢查」。在版畫中，我們可以看到主動朝著民眾開槍的便裝緝私人員，也可以注意到，畫面中也有一群手持長槍、身穿制服的人，用槍托敲擊民眾。民眾則毫無招架之力，只能逆來順受。

實則現場的情況是完全相反。

從法庭供詞還原案發現場，6名查緝員、4名警察，並非人人帶槍，這是因為陳儀禁止在市內查緝時帶槍，偷帶的拿的也是手槍，不會大張旗鼓持長槍。他們來到天馬茶房時，就跟我們現在看到警察在夜市抓攤販一樣，警察還沒到，攤販早就望風而逃，只是當天逃得急了，地上滿是私菸，而林江邁一介婦人，跑得慢了，這才被抓到。

在發給林江邁收據的同時，旁邊已經有人開始鼓譟不滿，並扔擲石頭物品，一名查緝員急忙甩開抱著他不讓走的林江邁，這才用槍托敲擊她頭部，他在法庭上辯稱林江邁可能是被旁人丟的石塊擊中，但法官沒採信，判了他4年6個月。

要知道，故意傷害罪法定刑度是三年以下。刑度頂天，再加上公務員身份加重二分之一才會判到四年六個月。在刑法中，殘人肢體或五官致難以回復正常的傷害行為會被歸類為「重傷害」，除此之外從皮破擦傷到摧筋斷骨的事件就會落入普通傷害的範圍。而以槍托擊傷頭部在普通傷害的刑度要能頂天，這並不能算是很尋常的裁量。

另一名被群眾追打的查緝員，姑且不論他是鳴槍示警誤殺路人還是慌忙逃命中還不忘蓄意謀殺了一名看熱鬧的民眾，同一個審判庭中，他居然被判了死刑（上訴後改判10年）。過失致人於死的刑度是兩年以下，故意殺人罪才是十年以上。無論是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這是故意殺人罪才會達到的刑度。要判到死刑，更是必須其行為達到窮凶極惡、人神共憤的程度。而地方法院做出的死刑裁判，與其說是針對事實的量刑，更像是對民眾訴求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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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3：二二八事件是外省人與本省台灣人之間的衝突。

事實：
狹義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資產家與圍繞著資產家謀生的底層民眾，反撲左派計劃經濟性格強烈的陳儀政權。而同樣是本省台灣人，農民、工人就沒有參與進來。

廣義的二二八事件，還要包括了「反對陳儀的陣營」與「陳儀政權」之間的鬥爭，以及「反對陳儀的陣營」他們彼此之間的內鬥。而反對陳儀的陣營中，並不只有本省台灣人；站到陳儀這一邊的，也並不都是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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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4：二二八事件起因是「官逼民反」。

事實：
官逼民反說，無法解釋為什麼台灣的農民與工人並沒有參與動亂，甚至到了事件後期，工人還站到了陳儀這一邊，跳出來反對由民間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擬定的處理大綱。

而既然衝突的雙方從來也不是「本省與外省」，則官逼民反說，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暴民不只是攻擊官署，還要針對性的攻擊外省人。

延伸資訊：
天馬茶房周邊是私菸銷售的大本營，有銷貨當然就有供貨的，有供貨的當然就有走私的，走私當然不會空船而歸，他們也會把本地貨運回去賣，整體是一個跨境的走私集團。與台灣對接的，主要是對岸的福州、廈門，另外還有香港、沖繩、日本、朝鮮，最遠也有中國東北。

你可以注意到，這些地方都是二戰時大日本帝國的勢力範圍。走私集團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時所盛行的抵制日貨運動，導致日貨進口地下化。當時日本對中國還享有領事裁判權，大量的台灣人就以日籍的身份，進入中國沿海的城市大搞偏門，中華民國的警方抓到了，

也只能送當地領事館。中日關係惡化後，日本政府繼續支持這些人在沿海的武裝走私活動以打擊中華民國的關稅收入，因為關稅收入是中華民國當時僅有的穩定歲入。早在此時，台灣的走私集團，就和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有過精彩的交手紀錄，走私集團一度幾乎被消滅。

1941年中華民國對日正式宣戰，撕毀《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但此時沿海城市基本都已經被大日本帝國佔領，走私活動更為直接。在長達二十多年的過程中，兩岸的資本家建立起了檯面下的通商管道，這個模式在戰後繼續運轉，只是台灣已經易主，原本支持走私的大日本帝國已經垮台，換了走私集團命中的煞星陳儀上台。在陳儀延續日本時代的政策，以專賣收入作為台省主要財源之一的大方向下，陳儀嚴打走私的作法，就激起了走私集團的反撲。

這就是我們在事件初期中看到的，專賣局受到民眾針對性的攻擊。

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在中國沿海做偏門的，在戰後滯留中國沿海各城，遭到當地居民與政府報復性的清算，在官民聯手迫害下，狼狽逃回台灣（他們並不知道經費與美方船隻是陳儀安排的），也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特別針對外省人攻擊。

在事件的初期，準確的講是1947年的3月2日以前，陳儀就透過當時的商會會長蔣渭川，以絕不追究個人刑事責任的優厚條件，勸退了其中的絕大部分。狹義的二二八事件，到此基本算是結束了。

而陳儀拿這批人束手無策的狀況，暴露了當時陳儀政權實力的空虛，反對勢力趁機蜂起，這就是廣義的二二八事件。這些人中，有表面上是台籍日本兵實際由共產黨領導的、有潛伏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的共產黨份子、有美國支持的知識份子、有國民黨內反對陳儀的派系、有親日的勇武派、有地方的實業家、有前述的走私集團、有因為侵佔日產與陳儀政府發生糾紛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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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5：戰後，外省人抱持勝利者的優越感，對於滿是日本風的臺灣，充滿著排斥與歧視的心態。

事實：
當年中華民國派來接收台灣的外省籍官員，都是與日本有深厚淵源的人，與說日語的台灣人溝通，完全無障礙。陳儀本身更是如此，他不但早年留學日本，娶了日本太太，他在來台灣之前的福建省主席任內，就飽受輿論攻擊他「親日」。任台灣行政長官時，還因為留用日本人太多、又把日本時代的台籍官僚（含警察）大部保留了下來，被台灣人一狀告到蔣介石那邊，說他重用日本人、歧視台灣人。

對滿是日本風的臺灣，充滿著排斥與歧視的心態的，主要是兩種人，第一是當時的本土派，特別是在日本時代大受迫害的本土左派。第二，則是堅定的親日份子，他們看不慣那些原本在日本政府服務、卻跑去中華民國繼續做官的叛徒。

延伸資訊：
弄清楚這一點，就不會弄錯像是陳朝輝這種案件。

陳朝輝，台北工業職業學校礦冶科畢業，自己與妻子兩人在日本時代都是國語家庭出身，父親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陳儀治台灣後，陳朝輝受到臺灣省煤礦公司基隆煤礦的重用，在1946年11月升助理工程師。二二八期間，在21師尚未登陸前，曾經收留一對外省夫妻在家裡避難。3月14日，陳朝輝回煤礦公司上班，遭到身穿黑色軍服、說日語的數人帶走。屍體發現時是用日本軍用綁腿布矇眼，嘴中塞棉花，手反綁在後、絞鐵絲，腳也用鐵絲綁著，還綁一塊石頭。（資料來源：《基隆雨港二二八》，頁58-60）

現在主流見解卻還是認為此案是國軍整21師在清鄉時幹的，連家屬都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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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6：國民黨政權以「漢奸罪」清算原是日籍的台灣人。

事實：台灣人「不適用」漢奸罪。
為此，司法院還曾在民國35年做出了一則司法解釋，明令：

「台灣人民於光復前已取得日本國籍，如在抗戰期間內，基於敵國人民之地位，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應受國際法上之處置，自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之規定。」

事實上，當年陳儀是用的是戰爭罪，而不是漢奸罪，來處理像是辜振甫、葉廷珪等人涉及的案件。

差別在於，漢奸罪會連帶沒收財產與禁止擔任公職（即使無罪亦禁止擔任公職，這是因為有所謂雙面諜的狀況）。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辜家依然有錢，而葉廷珪後來可以馬上出來選舉。

在當時的人眼中，用戰爭罪處置這些人，其實是一種把這些人保護起來、免受戰後仇日者迫害的做法。

由於陳儀是台灣行政長官，權力比一般省主席要大得多，如果他願意的話，他是可以發布台灣一地適用的法令，真的把這些人以漢奸罪處斷。但陳儀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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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7：外省人壟斷權位，台灣人因為不會講國語而被歧視，難以擔任公職，擔任公職的，薪水也只有外省人的一半，差距比日本時代相較於日本人還大。

事實：
相較於日本統治時代的五十年，台灣人擔任公職的比例，無論是高中低階，在中華民國時代的第一年都是瞬間爆量。日治末期，台籍僅佔整體公務員的55.53%，這個數字到了二二八事件當時，已經來到了72%。

國語、中文不好沒關係，只要肯學，陳儀大量開辦了在職中文補習。此外，當時的政府公報都是中文、日文雙語發布。反而是因為當年公務員待遇不好又經常欠薪，大量的台灣人寧可待在民間也不願意繼續擔任公務員，這個現象最明顯的是在醫務人員，還引得長官公署發布署令，棄職或違法兼職的醫務人員，不發給開業執照。
值得一提的是，維基百科中的二二八事件條目中，引述李筱峰《解讀二二八》，稱：

「監察委員何漢文在1947年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臺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

這是一段偽造的資料，何漢文根本沒有說過上面的話，他原文反而是「稱讚」長官公署時期任用台胞狀況已經大幅改善：

「此固較之日本時代十一萬公務員中僅有台胞簡任者一名、薦任者六名已顯有進步，然此後台省既重歸我國國土，自應設法培植其本省高級幹部人才，以求糾正過去之偏頗現象也。」

（資料來源：〈臺灣二二八事件（2）〉，《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2212002.58/1/0001/002/0031）

至於薪水的問題，由於薪津都是法定給予，並不會出現同一級職，只因為省籍不同所得就有差異。

延伸資訊：
硬要說的話，同一級職的台籍公務員與外省籍，要新津出現差距，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是領外派加給的外省人。但這一種人僅限於受長官公署出具公函特別邀約來台任職的外省人，台籍非外派，當然沒有加給。

第二種，是因為部分在台機關，是中央機關，好比說郵政。由於中央不像陳儀那麼好說話，堅持這些郵政人員必須先通過考試才能任用，雙方就僵持在那邊，在爭議解決之前，為了維持機關運作，只能先將這些人先掛在省底下臨時僱用，這部分的確就會出現「臨時雇用者的薪津」與中央「正式雇用者的新津」有所差距。但這也僅限於中央在台機關，並且也不是因為省籍差異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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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8：來台的外省官員都貪污腐化。

事實：絕大部分的所謂貪污案，都是張冠李戴。
這些不只職稱、事件，連名字都會寫錯的報導，之所以能夠引用至今，是因為這些報導並不是登在台灣境內的報紙，而是透過共產黨的宣傳系統，發布在上海。當年的上海民眾並不了解台灣的政局，後來台灣的黨外人士不知為何又大量引用共產黨的宣傳資料來理解二二八事件，所以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延伸資訊：

最明顯的例子，是所謂的「李卓芝貪污案」。
這個案子是要指控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擔任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的任上盜賣印刷機、貪污兩千餘萬的事情（請參閱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

事實上，李從未當過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他是專賣局台北分局的分局長，上任幾個月，就因為沒能留住日本員工和發生一件底下人的貪污案而引咎辭職。在他辭職的時候，印刷紙業公司（那時還不叫這個名字）還未成立，還是日本員工繼續經營的監理階段。印刷紙業公司（昭和纖維加臺灣紙業株式會社）的總資產價值大概只有44萬台幣左右。

而且此人也不叫李卓芝，他叫李卓「之」。

原始爆料者寫錯後，後面所有人不查證照抄，這個「之」就一路錯到今天。台灣本地的報紙有提到此人的可都沒寫錯。這個案子在台灣本地的資料不存在。

其他如葛敬恩侵吞黃金案，侵吞黃金的其實是美軍。在上海變賣，所以案件從上海紅回台灣，台灣人並不了解。此軍官最後在美受審，日方證人，也就是送黃金的日軍，也押到了美國作證。辯方律師攻擊日軍對美軍有偏見，供詞不可信，最終陪審團沒能達成一致決，差兩票，嫌犯無罪獲釋，此事不了了之。日本人想在遣返中間得到方便，行賄一個地方官員、還只是個秘書長，根本無用。
再如陸桂祥夥同裘區長變賣日方物資獲利5億元台幣（一說1億）、放火燒縣政府煙滅證據案。

此案件是上海媒體爆料的，用的幣值是「法幣」，現在幾乎所有引用的人都將它自動換成台幣，也就是誇張了30倍到50倍。當年度台北縣政府總預算僅有2億台幣。

此外，縣政府失火，是貪污案件見報之後4個月才發生的事情，而且起火點是三和銀行，縣政府是被波及的。

陸桂祥的案子，其實是原告變被告。

縣長舉發底下的區長貪污，區長逃回上海後，上海媒體（上海聯合晚報，背後金主為中共上海局）再爆料這些貪污都是縣長指使區長幹的。

這名區長，是如假包換的共產黨員，化名裘伯紀，本名裘振綱。此人大有來頭，因為他的媽媽是辛亥革命元勳尹維峻，包括裘自己和他的妹妹，都是忠實的共產黨員。妹妹化名「左克」，就是「左派布爾什維克」，1941年跟日軍作戰死於河北，才21歲。這樣一個有字號的角色曾經來過台灣，台灣幾十年來居然無人發現，可謂無能。

而會引述以上這些案件，用來論證長官公署官員貪污腐化的人，他們最原始資料來源，其實都同一筆：

張琴，〈台灣真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1991年版，頁141-143。

執筆的人叫做張琴。但這是筆名，他真名叫做胡允恭。長官公署時期化名胡邦憲來台任職，擔任宣傳委員會委員兼圖書出版組主任，他來寫長官公署貪污，感覺上就成了長官公署內部的人爆料自己人貪污，實則他是資深的中國共產黨員。

他透過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刊物《文萃叢刊》發表，反正是在上海爆料，隔著台灣海峽，上海輿論界也搞不清楚臺灣到底怎麼樣。我們現在也輕信他的資料，只是以前上海人隔著的是空間，我們隔著的，則是時間。

（資料來源：胡允恭，〈臺灣二二八事件真相〉，收錄於李敖編，《二二八研究續集》，頁23-50。）

而真正比較確實的貪污案，基本都是監察院自己舉發的，後來有些判有罪，而一般會被引述的，反而是那些被判無罪的，而且幾乎不見有人會去看判決書，去了解一下為什麼他們被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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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9：外省政權掠奪台灣的物資。

事實：由於美國不願意讓日本負擔戰爭賠款，因此將海外的公私日產充當戰爭賠款賠給了中華民國。

延伸資訊：
日本的戰爭賠償問題，最早可追溯到〈波茨坦宣言〉。該宣言確立了索賠兩大原則，即要求日本以工業設備及產品等實物賠償、賠償應以日本人民能維持合理生活水準為前提。

1945年９月3日，國民政府以備忘錄，向美國大使館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本在華之公私財產，以及日本在華經營之事業，以抵償日本侵略所受之重大損失。美方回以「關於日本在華公私財產，對中國政府將之沒收一事並無異議。」

（資料來源：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四）》，頁35-36）

而日本在台灣之公私財產能否視為上述所謂「日本在華之公私財產」？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為此請示美國陸軍部。美方則回覆，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對台灣地位的安排，台灣視同其他日本在中國的佔領區一樣，業已回到中國的控制。

（資料來源：陳翠蓮，《重構二二八》，頁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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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10：國軍駐軍軍紀敗壞。

事實：
部隊一定會有軍紀事件，但客觀地來說，當時所謂軍紀敗壞，並不見得真的是軍人所為。因為當時正值戰後，大量軍人被裁員，而許多並非軍人的平民，也喜歡穿著軍服到處走，甚至是打著軍官之名招搖撞騙，舞刀持槍者亦所在多有，一般老百姓根本難以區分真假。當時的國民政府、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都曾經下令嚴查，禁止一般老百姓穿軍服逛大街。

而那些由真正軍人犯下的嚴重軍紀事件，當事人幾乎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受審後直接槍決。

延伸資訊：
軍服除了耐穿之外，由於當時大眾運輸都有軍人票，只要穿軍服、或是假借復員返鄉的名義，就能獲得許多優惠，因此大家趨之若鶩。

「案准國防部本年十一月廿九日勤憲軍字第二八一四號公函開：「查取締非軍人穿著軍服，迭經政府明令禁止，並飭由憲兵司令部登報公告在案。近查，軍人服制改革以來，各地文職公教人員及一般民眾學生，競好奇異，常有穿著軍服及類似軍人服裝者，實屬淆亂軍容，亟應禁止。除分別函呈外，相應函達，即請通飭嚴加制止為荷」等因；奉此，合行電，希遵照。」

（資料來源：〈電各縣市政府為奉令制止公教人員穿著軍服，轉希遵照〉，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夏:1，頁14。）

另引三則民眾冒充軍人犯案的報導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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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訊】本市近常發現有冒稱憲兵之歹徒，持刀執械，藉搜查密藏武器名義，侵入民家行劫。憲兵隊據報，派員嚴密調查，於十月九日有流氓林軍先一名，匿局本市北門街民義旅社，冒稱憲兵特派員，犯案累累，作惡多端，已由憲兵隊捕送有關機關究辦。（資料來源：〈冒稱憲兵，歹徒就逮〉，《民報》，194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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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訊】在左營方面，惹起的海軍軍人之不法行為，尚未完結之時候，日前穿軍服之怪漢投宿高雄市某旅社，每天呼入遊女，花天酒地經過幾天後，旅社之主人，由怪漢請取宿費八百元及代墊的遊女之纏頭等，此時該怪漢露出惡相，擬出拳銃自稱他是軍官，脅迫旅社之主人，現尚未解決。

（資料來源：〈要錢！你不識六響仔嗎？參客竟是李逵。投宿人花天酒地，要取值現羊羔面〉，《民報》，194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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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訊】葉在瑞浙江餘姚縣人，四十八歲，自昨年十二月底，離開軍籍流浪到本省覓職，上下不就，生活遂告困難，竟意圖不法，乃於台北某印版店，偽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用箋，又在高雄某刻印店，仿冒陳長官私印，文曰「陳儀之印」偽造行政長官命令、通行證明書，派偽令等八紙。又在嘉義火車站拾得省公署農林處封條一張，便穿佩少校軍服自稱緝私大隊長，自今年五月廿三日至同月廿八日，前後五次，往竹南區後龍鄉公司寮港及台中梧棲港，以緝拿私運◯類行商為名，向貿易商某某公司、船頭行等五處，假稱奉陳長官密令，示以文書、封條，脅迫敲詐。走私的人等信以為真，以旅費名目，被詐去台幣共三萬二千元。事被竹南區警察所司法主任馮清浪，指揮警員楊長波緝獲，現在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受審云。

（資料來源：〈偽造長官圖章，假冒軍人行敲詐，竹南警察所緝獲騙子〉，《民報》，194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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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真相破解迷思，以此紀念二二八事件。

台北天后宮的前世今生

上圖由日治時期台北攝影師李火增（1912-1975）攝於1939年，圖中寺廟為台北西門町的新高野山弘法寺。下圖由張哲生於80年後；2019年12月7日在同地拍攝，原弘法寺早已變為台北天后宮，不過寺內仍有供奉弘法大師。

坐落在今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51號的台北天后宮，俗稱「西門町媽祖廟」，主祀天上聖母媽祖，迄今已逾270年歷史。

1746年（清乾隆11年），艋舺的行船業者於直興街（今台北市貴陽街與西園路口）合建寺廟供奉媽祖，取名為「新興宮」，當年與龍山寺及清水巖祖師廟並稱艋舺三大寺廟。

1895年，台灣進入日治時期，當年日本真言宗「各派連合法務所」派遣椋本龍海來台。

1896年4月，椋本龍海與小柴豐嶽被賦予「台灣開教視察員」身分而再度來台，於艋舺黃氏家廟（今址為台北市廣州街265巷3號）設立布教所。

1896年6月，小山祐全以開教補助員身分抵台，成為真言宗台灣布教的責任者，同時試行布教。

1897年，椋本龍海與小柴豐嶽返日後，小山祐全成為真言宗台灣開教本部長代理；當時布教場設在艋舺黃氏家廟，且與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台灣別院（西本願寺）合設「明倫學校」以教導民眾日語。

1898年5月，布教所移至台北北門外的瞿公廟。

1899年7月，在台北新起橫街1丁目45番地新建布教場。

1905年2月，台北布教所主任高橋圓隆返日，由小山祐全接任。同年11月增建佛殿落成，舉行遷佛式法會。

1908年6月，設新高野山弘法寺於相鄰之新起橫街1丁目2番地（即今台北天后宮所在地），佔地約613坪。

1910年6月21日，台北西門町的新高野山弘法寺落成，經費來自信徒捐獻與總本山高野山金剛峯寺撥款補助。

1943年（昭和18年），日本政府以開闢防空道路（今西園路）為由徵收土地，強行拆除艋舺「新興宮」，宮內神像及神器暫奉於艋舺龍山寺後殿。

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的日治時期隨之畫下句點。

1948年，艋舺地方人士申請位於成都路北側近西寧南路口的「弘法寺」（日治時期供奉弘法大師，1910年落成）為新廟址，將寄人籬下的天上聖母神像從龍山寺迎接出來，於農曆六月初一入廟，並將寺名改為「新興宮」。

新興宮剛遷進弘法寺時，本無供奉弘法大師，後因有信徒被弘法大師託夢，說弘法大師神諭，此廟本為其寺，戰後雖改奉媽祖，仍應祀奉弘法大師神像，以示紀念；廟方從之，於側殿奉祀弘法大師。

1952，配合天上聖母尊稱，將廟名改為「台灣省天后宮」。

1953年，寺廟後方的國際大舞廳發生火災，延燒至天后宮，令其燬於一旦。

1959年，媽祖壹仟年聖誕紀念，改建正殿為閩南式建築。

1967年，配合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改稱「台北天后宮」。

目前台北天后宮仍留下「弘法寺」精緻的石佛雕像，而弘法寺屬於真言宗的高野派，真言宗乃日僧空海所創的日本密教宗派，又稱「東寺密教」。

自1973年以來，日本高野山金剛峯寺及東京別院在每年10月到12月間，都會輪流派遣高僧到台北天后宮舉行朝聖禮佛法會。

台北天后宮的主神是媽祖，陪神是弘法大師，全台只有台北天后宮有供奉弘法大師，因此遠從日本而來的觀光客非常多。

相傳媽祖本名林默（因出生後不哭不鬧，故取名為默，小名默娘），於宋太祖建隆元年（西元960年）誕生在福建路莆田縣湄洲島東螺村。

林默娘自北宋開始神格化，被尊稱為媽祖（當地人對女性祖先的尊稱），並受人建廟膜拜，復經宋高宗封為靈惠夫人，成為朝廷承認的神祇；媽祖信仰自福建傳播到浙江、廣東、台灣、琉球、日本、東南亞（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地，天津、上海、南京以及山東、遼寧沿海均有天后宮或媽祖廟分布。

從南宋到清代，大多數史料公認媽祖自幼有異能，其生日（農曆3月23日）雖只見於《東西洋考》，但早被全世界媽祖信徒奉為媽祖生辰，並年年舉行慶典。

媽祖是從中國福建一帶的巫覡信仰演化而來，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其他民間信仰（例如千里眼、順風耳），隨著影響力的擴大，又納入儒家、佛教和道教的因素，最後逐漸從諸多海神中脫穎而出，成為閩台海洋文化及東亞海洋文化的重要元素。

清朝歷史學家趙翼記下了一個很有趣的臺灣海峽的媽祖傳說。若遇海難向神明呼救時，稱「媽祖」，媽祖就會立刻不施脂粉來救人。若稱「天妃」則媽祖就盛裝打扮，雍容華貴地來救人，所以會很晚才到。故海上都稱「媽祖」，不敢稱「天妃」，希望媽祖立刻來救海難中的漁船。

而台灣的媽祖傳說，大都是媽祖用裙擺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軍空投炸彈。二次大戰期間，盟軍丟兩顆炸彈在大甲街上，一顆炸燬火車站一帶；一顆未爆彈落在媽祖廟旁的市場邊，當時鎮殿媽祖的雙手是張開的，民間流傳是鎮殿媽祖顯靈接砲彈，才使鎮瀾宮城內一帶沒有受到炸彈損傷。另外，朴子配天宮也有同樣的故事，二戰期間盟軍丟了一顆飛彈在朴子街上水塔附近，配天宮媽祖用裙擺將飛彈接住丟入朴子溪中，使得朴子街免受戰火的波及。而雲林西螺、彰化縣埤頭合興宮、屏東萬丹萬惠宮也有類似的傳說。

近年媽祖在東亞海洋史的研究引出東亞在西方航海地理發現前己有的朝貢貿易、琉球網路及跨國移民史討論，而媽祖信仰圈成為東亞海洋經濟及社會結構形成的歷史見證之一。

媽祖的影響力由福建湄洲傳播開來，歷經千百年，對於東亞海洋文化及中國沿海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被學者們稱為媽祖文化。

2009年10月，媽祖信仰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讀完這一篇，我應該比一些高雄人更了解高雄。

從韓國瑜在選戰中的粗言鄙語，我知道他的文化素養極低，對於高雄的史地相當不了解。我重貼14年前這篇舊作，希望他在落選之後，補習一點高雄的史地知識。

【打狗印記】
應邀參加高雄市「友善城市之旅」有感
（原載2004.4.29.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

卅四年前，我曾經在高雄市住過九個月，當時正忙著準備考大學，我每天都騎著單車從鹽埕埔的住處到一家補習班去補習，途中必須經過市政府後面一帶的所謂風化區。令我感到尷尬而難受的，不是當時附近的愛河散發出的微微臭氣，而是風化區的阻街女人常常會對路過的人攔街拉生意。一不小心，口袋的鋼筆很可能會被阻街女郎搶走，他們經常用這種行徑來強拉路人成為她們的客人。每次經過那裡，我總是忐忑不安。那一幕尷尬的場景，如今一晃已經過了卅四年了。

這次應邀參加高雄市政府舉辦的「友善城市之旅」，眼前的景緻煥然一新，卅幾年前的尷尬場景，已經被擁有音樂館、歷史博物館的文化氣息所取代了。當年我為了躲避臭水味而必須掩鼻匆匆走離的愛河邊，如今卻以陣陣的咖啡香，吸引我陶醉一個夜晚的燈光水影。

卅幾年前正忙著考大學的憤怒青年，如今已成為在大學裡面講授台灣歷史的教授。對於高雄的認識，也從當年的懵懂無知，而今自有幾分史觀了。在愛河邊，我飲啜著咖啡和點心，愛河中搖曳的燈光水影，引我走入台灣史的沉思中…。
在高雄，我看到台灣歷史的縮影。僅從她的地名，幾乎可以串出一部台灣史：

台灣在歷史上有許多舊稱，其中有所謂「高砂國」之稱，係源自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對台灣的稱呼。十五、六世紀以前，就有許多外地人來到台灣，或捕魚，或採集貨品經商，他們登陸的地點，往往成為台灣全島的代稱，像雞籠(今基隆)、笨港(北港)、大員(安平)等。日本人常從打狗(或稱「打鼓」)登陸，此地原係平埔族Takao社的所在地(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稱「打狗仔港」)，附近的山則稱為打狗山(今柴山)，日人以「打狗山」之音，轉成「高砂」，蓋「高砂」一語，日語讀成TAKASAGO，與「打狗山」音接近。高砂國乃因此得名。從打狗一名，可以感受到台灣早期與日本的關係，更可以感受到平埔族在台灣史上的重要。

在荷蘭人尚未來台之前，台灣與海盜發生密切關係，許多倭寇與華寇經常出入台灣。著名的華寇林道乾曾經來到打狗山，據說他曾在打狗山藏有白銀，所以今天柴山又曾經被稱為「埋金山」。荷蘭人來台灣後，稱此地為Tancoia。

鄭成功為了「暫寄軍旅，養晦待時」，在一六六二年趕走荷蘭人攻佔台灣。他的部隊分派在今台南高雄各地從事屯田開墾。今天台南﹑高雄縣市有許多帶有「營」「鎮」「勁」「協」「衝」等字的地名﹐都是當年鄭氏部隊的名稱沿用而成的。今天高雄市的左營、前鎮、後勁(後勁鎮的部隊)、右昌 (原右衝部隊，因「昌」與「衝」在閩南音同音，而改稱)等地名，原來是鄭氏的部隊。

鄭氏到清代期間，移民入台漸多，各種生業興起，曬鹽的田地，成為「鹽埕埔」；補製苓子(漁網)的工作坊，稱為「苓仔寮」，後來依諧音轉稱「苓雅寮」，成為今天的「苓雅區」。

日本領台後，於一九二○年大改地名，原來的打狗，也依諧音改成「高雄」(日語讀成TA-KA-O，與打狗近音)；最有趣的是，日本人在南鼓山海濱進行填海造陸，發展出一個新市街，並鋪設鐵路到此，這條鐵路稱為濱線鐵路，「濱線」一詞，日語讀成Hama-sen，台人以諧音轉音，成為今天的「哈瑪星」。

中國國民黨來台後，高雄的地名也有新樣，例如前鎮河上出現「翠亨橋」，高雄市街出現「班超街」「長江街」「武昌街」「黄埔街」「哈爾濱街」等等。

從高雄市的地名，我們看到台灣歷史的遞嬗與變貌。

再者，高雄也可說是台灣近代海洋文化的標竿：
1860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安平、淡水開港通商，閉關自守的清國，視開港如割肉，不願多開港口，法國人於是彈性解釋﹐說港口分成「正口」和「子口」﹐合起來只有一港。淡水為正口﹐雞籠(基隆)為其子口﹔安平為正口﹐打狗(今高雄)為其子口﹐合起來只開兩口，其實開了四港。沒想到做為子口的打狗，從此躍升，洋行船隻廘集，英國在此設領事館，成為台灣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洋樓。高雄到了日治時代，大規模進行築港工程，使得高雄成為全台第一大港。

台灣開港之後，西教西醫西學隨之傳入，高雄可說是一個窗口。英國牧師甘為霖、馬雅各、李庥，加拿大牧師馬偕等人，都從高雄旗後登陸。馬雅各醫師等人在旗後山腰蓋的醫院，是台灣第一所醫學校。西醫與新式學校教育是台灣近代化的一環，高雄可說是一個起點。

更重要的是，高雄可說是個民主的聖地：

日治時代的一九二七年，「台灣鐵工所」的勞工自組工會，遭日本資方將其會長解雇，引起罷工，蔓延全島三十多個單位加入，開台灣勞工運動的先聲。其後，由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主導的著名罷工運動─「淺野水泥廠」的罷工，也驚動全島。說高雄是台灣勞工運動的發祥地，實不為過。

戰後的高雄，更是民主運動風雲際會之處。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這裡有青年學生的奮勇抗爭，有士紳精英們的據理力爭，三月六日的高雄屠殺，更是台灣史上無法磨滅的印記。

五○、六○年代的高雄，曾經有過郭國基、楊金虎等前輩，結合雷震等「外省籍」知識份子，為台灣的民主運動鋪路，雖然失敗，卻為七○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打下基礎。進入八○年代前夕，爆發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黨外民運精英幾乎被捕一空，卻引來一批年輕的辯護律師，投入民主運動。那場軍法大審無異為台灣民眾提供了一次政治教育，讓許多人從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中覺醒，使得黨外運動像浴火的鳳凰，更加燦爛。回顧當年的階下囚呂秀蓮、姚嘉文、林義雄…，以及當年的辯護律師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張俊雄、尤清…，都成為今天台灣政壇上的主流人物，我們就不難了解美麗島事件的歷史意義，而高雄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的重要，也就更不能小覤了。

本月上旬，高雄市政府邀請文化界多人舉辦「友善城市之旅」的參觀及座談會。我以歷史學者身分應邀參加，並發表談話，我提出以上的「城市記憶」，並期待高雄市政府除了美麗的硬體建設之外，應該讓每位學生、市民，了解自己城市的歷史，以及她與台灣的關係。如果每個鄉鎮、都市都發揮這樣的歷史教育，我們也就不必在乎政客們搬弄「愛台灣」與否的無聊議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