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外交事件簿 031 📂事件代號：台劇外交 🔎涉案國家：台灣 📆案發時間：2001年至今 你最近有追 #台劇 嗎？近年來台劇大爆發，劇情與題材都更趨多元，例如：《#麻醉風暴》、《#通靈少女》、《#我們與惡的距離》，到近期的《#俗女養成記》與《#斯卡羅》等等，都掀起一波台劇討論潮。 一部成功的 #連續劇，不僅能帶來經濟效益，甚至還可以成為人們心中的國家形象，今天就一起來看看連續劇如何成為國家展開公眾外交的軟實力吧！ 🇹🇼追劇力量大！這些國家透過連續劇發揮軟實力 你知道嗎？許多以出產連續劇聞名的國家，都藉此展開公眾外交，例如： 👉#日劇🇯🇵：1990年後期，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日本 調整外交策略，專注於展現日本特色的內容產業，以成為後現代文化先驅，包括日劇、動漫、音樂等。當時正逢台灣有線電視興起，日劇代替了後繼無力的港劇，帶著日本的景色、配樂、價值觀進入每個家庭的電視頻道，加深年輕人對日本的憧憬。 👉#韓劇🇰🇷：#韓國 政府大力支持文化產業以來，韓流產品不僅是娛樂，更是傳播韓國文化與國家形象的利器。例如，韓劇《#太陽的後裔》作為文化外交的工具，劇中即展現13個韓國文化元素：服從長輩與權威的價值觀、愛國主義、紀律、韓國品牌等。 👉#土耳其劇🇹🇷：#土耳其 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電視劇出口國，連續劇也成為土耳其的公眾外交工具，向世界展示結合了伊斯蘭道德與現代步調的土式生活，尤其是試圖對阿拉伯國家重現鄂圖曼榮光的歷史劇。此外，土劇還有其他的多元題材吸引觀眾共鳴，如：移民、貧窮、性別議題，因而在中東國家、中亞國家、巴爾幹半島、中南美洲都廣受歡迎，其中一部《伊斯坦堡新娘》(Evermore) 甚至在 #以色列 這個敵對國家爆紅，獲得以色列報紙評論：「無論是線上或電視播放，土耳其電視劇正在實現外交無法做到的事情——拓展土耳其流行文化，並建立文化橋樑。」 🇹🇼從《#流星花園》到《#犀利人妻》，台劇漸成公眾外交一環 2001 年，改編自日本漫畫的台劇《流星花園》爆紅，不只風靡東亞與東南亞，甚至紅回日本，在 15 家日本電視台播出，從中誕生的男團 #F4 也在日本武道館開唱。 當時台灣外交部邀請 F4 擔任觀光大使，各國粉絲組團來台，一年至少為台灣觀光進帳10 億元。2003 年，F4 在 #印尼 舉辦兩場演唱會，7 萬張門票秒速售罄，黃牛票叫價一張高達台幣2萬4千元，當時的 #印尼正副總統 亦親臨觀賞；同年，成員 #言承旭 到菲律賓時也受到 #菲律賓總統 接待。 雖然《流星花園》源於日本，後來也受各國翻拍，但對東南亞民眾而言，台版《流星花園》才是最經典的版本。此後台灣掀起偶像劇熱潮，也更重視國際市場。 2013 年，台灣外交部開始調查最多友邦所在的 #中南美洲國家 節目偏好，並邀請當地電視台和流行文化專家評選台劇，最終在 2015 年推出《犀利人妻》西班牙語版，送進中南美洲 13 個國家，獲得好評與高收視率。當時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表示：「這是外交部第一次選擇以 #偶像劇 的方式展開外交，也希望協助台灣影視業者拓展全球超過 4 億人口的西語市場。」2016年，《#16個夏天》也跟著進軍中南美洲。 《洛杉磯時報》專欄評論：「由於台灣的國家地位仍存在爭議，沒有與大國的正式外交關係，也缺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成員資格，台灣政府開始嘗試新戰略：連續劇外交。」當時的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夏季昌表示：「如果我們每天談政治，沒人會想聽；但透過文化，就能縮短台灣與其他國家的距離。」 英國公眾外交學者任格雷 (Gary Rawnsley) 認為，「軟實力」一直在台灣國際政治裡佔據重要角色。「2013年，當時台灣總統 #馬英九 對中國採取友好態度，展示軟實力的方式聚焦於『中華文化』，將台灣定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保存者。』」《犀利人妻》之所以脫穎而出，除了劇中大量台灣景點，其傳統家庭觀也與中南美洲的傳統觀念契合。 🇹🇼數位外交小隊觀察筆記 隨著網路科技發展，2009年，美國公眾外交學者尼古拉斯 (Nicholas Cull) 擴大「公眾外交」的定義，提出「新公眾外交」： 👉公眾外交行為者，不再僅限於國家政府，還包括非政府組織與跨國企業 👉國際行為者用來與各國人民溝通的機制已轉為利用新全球科技與網路 👉大量使用市場行銷方法取代過去的政治宣傳，強調運用軟實力與塑造品牌 👉有別於過去由上而下傳遞訊息，新公眾外交特別強調與外國受眾之間建立關係 今天的事件簿，我們可以看見台劇從曇花一現的爆紅，到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推廣台劇。隨著政策方向轉換，台灣的軟實力定位從「中華文化的保存者」，變成了「多元文化的熔爐」，近年的作品如《通靈少女》、《俗女養成記》、《斯卡羅》等，都是台灣本土特色極為明顯的故事。 上週，台灣的國際影音串流平台「Taiwanplus」正式開播，將以英文字幕獨家向全球觀眾播映《斯卡羅》；而《俗女養成記》與《我們與惡的距離》皆在印尼影劇榜上有名，前者收視率更僅次於當地本土劇。 究竟我們是否能透過台劇成功發揚「愈在地，愈國際」，繼而建立外人對台灣更多的印象呢？就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定期定額，支持我們與世界交朋友、培訓公民外交人才：@digidiplolab

#八百回合經濟談 〔#有錢還買不到疫苗？#疫苗管制必要嗎？〕   經濟學家常常說市場經濟才是最有效率的，那為什麼藥廠卻只賣疫苗給中央政府、政府才有權利分配疫苗？  雖然八百不是公衛專家，但還是想跟大家聊聊經濟學裡的疫苗市場。為什麼政府要介入？政府介入又有什麼選擇？   ▌ 你知道嗎？早在前期研發時，政府就介入了  有一派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減少管制」才能讓市場更有效率地運作。  這樣的論述是基於買家會自行衡量、承擔風險，且最需要（也付得起）疫苗的人能最快接種疫苗、極大化經濟效益，部分企業考慮為員工施打疫苗也應證了這點。  那，新冠疫苗的研發是自由市場的功勞嗎？或許不然，如果政府不介入的話，有些藥廠可能不會投入新冠疫苗研發。  以一般藥物的研發進程來說，國家的醫療體系只需要確保能幫納稅人篩選出安全有效的藥物、鼓勵研究。  藥廠與投資者自己需要承擔研發失敗、競爭與銷售風險，在經濟面上（撇除技術困境），這就造成許多疾病是沒有大藥廠投入研發其疫苗的。  但新冠疫情嚴重衝擊各國經濟，疫苗研發有其急迫性，讓各國的中央政府紛紛扶持疫苗發展，在還不知道結果時就投入資金、預先下單、替藥廠承受成本壓力。  這顯示了新冠疫苗研發並非單純市場經濟下大型藥廠的功勞，其本身就已是政府介入下的產品！   ▌ 藥廠賣給中央有什麼好處？  雖然前期的政府下單，基本上就會造成後續「公賣」的結果，我們還是可以從經濟的邏輯來思考疫苗政策。  首先是藥廠的商業考量。  即使沒有管制，藥廠也有動機想與中央政府合作、降低商業風險。尤其藥廠本就常面臨因為不良反應而起的集體訴訟案，這些並非依循正式管道上市的新冠疫苗有更高的法律風險。  而透過「緊急使用授權（EUA）」的規範，並讓中央政府負責去配給，藥廠享有「訴訟豁免」的權力，也能更好地杜絕黑市疫苗問題。   ▌ 從理論來看，政府為什麼會考慮介入？  我們可以想像，公共政策的目標常是極大化社會福祉（social welfare）。  以經濟學來說，社會福祉的公式不只是包含低死亡數，還要考量群體免疫、最小的經濟損失（GDP）等等，就上述衡量政策手段。  首先，「外部性」的觀點支持政府介入。因為新冠疫苗能降低傳染率，所以它並不是純私有財──「施打疫苗」是典型的具正外部性的行為。  一個人去施打疫苗不只是他個人得到保護力、連帶也產生了社會利益。  更有趣的是，施打疫苗的正外部性來自於消除掉「不打疫苗」的負外部性（傳染給他人）。  一個理性的市民在分析風險效益的時候，並不會考慮（內部化）這種正外部性，因為個人的預期私人效益沒那麼高、就容易施打不足（Brito et al., 1991）進而讓社會較難達成群體免疫。  所以說疫苗的本質其實就是政府介入市場、管制分配的一大理由（就算跟其他也有正外部性的產品比），要避免能出高價搶先施打的人並非社會最適的優先施打對象。   ▌ 交給市場會怎樣？  然而，不管是市場經濟或是政府介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如果政府不介入，藥廠真的會將疫苗直接賣給最有錢的人嗎？而政府介入就等於能辨認出誰才是社會最適的優先施打對象嗎？這些問題都備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討論。  與社會福祉相連的還有公平性（equity）。  市場經濟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在追求效率之時，犧牲了公平性。如果新冠疫苗以市場機制交易，短期內價格有可能高居不下、造成有錢才能最快有疫苗。  尤其以疫苗市場來說，因為藥廠需要龐大的資金與多年累積的技術與經驗，才能有效率地研發疫苗，造就了疫苗市場高度寡頭壟斷（oligopoly）的格局，新的廠商難以加入競爭就無法壓低價格。  同時，因為不打疫苗的負外部性，若特定群體在自由市場下拿不到疫苗，就可能壓縮社會利益。  如此公平性的問題可以窺視「各國競爭採購疫苗」市場的例子，許多國家確實都是透過大筆訂單、早期投資、過量購買來確保能優先得到疫苗；  同時，部分國家成為市場經濟的弱勢，卻也因為全球供應鏈緊密性的威脅全球性的社會利益。   ▌ 政府介入的手段怎麼選？  綜合以上，政府是有很好的理由來介入疫苗市場。但政府介入市場的手段有很多，如藥品也分處方籤與否，為什麼疫苗必須要走全然的配給、提供公費施打？  行政與採購效率或許也是一個原因。歷史證明了在緊急狀況下，全面管制可能對政府而言是最快速也最能掌握安全性的方式。  如果採取其他措施（如開放私部門採購）也必須增加追蹤疫苗分配、審核與行政程序，可能造成更大的效益損失。  而另一個在經濟學上可以討論的是，政府提供免費疫苗是否有最大化效益？  如我們所提到的，政府介入是要讓原本沒有動機施打的人都去打疫苗 — 比如透過補助來降低施打疫苗的成本（內部化） — 以此提升社會效益。  全面免費施打的經濟問題在於，有一部分的人其實就「施打疫苗」的預期效益是正的，他們本來就會自掏腰包去打疫苗、並不需要公費的支援。  就此而言，補助這些人施打疫苗就沒有達到資源的有效分配。  不過，實際要能夠辨認「真正需要補助才會去施打」的族群卻很困難、耗費成本，在經濟上也能成為全面補助施打的理由。  （小結放留言 

〔#升學主義至上？#東亞補習現象的跨國比較（下）〕 承接上週的討論，今天我們將聚焦在補習帶來的影響，是否真的有所成效?又對學生、家庭以及整個社會帶來怎麼樣的影響呢？ ▌成為「文化」的補習現象 首先追溯補習文化為何沒有隨著升學率提升而式微，反而日益加劇？ 臺灣完成人口轉型的時間很快是一大主因，子女數快速減少，每人可獲得較多的教育資源，也間接使越來越多學童有能力補習。 中研院經濟所的研究則點明補習已成社會風氣，並利用囚犯困境理論進行解釋，當競爭對手都選擇補習時，考生會認為自己若沒補習，將難以與他人競爭，最終致使所有考生皆不得不參加補習。 同樣的結論也能在中科大教授張瀞芸的研究看到，她認為即使調高A級大學的錄取名額，也難以改變補習風氣。 ▌補習有成效嗎？ 補習教育的風氣雖盛，但其效益依舊眾說紛紜。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發現，近七成的學生認為補習後成績有所進步。韓國的統計數據也顯示成績越靠前的高中生，課外輔導費的支出就越多。從他國數據看來，補習好像能帶來相應的成效，不過臺灣的諸多研究仍未有定論。 國內探討學科補習成效的研究並不少見，而且針對各階段的研究都有，例如政大社會系的關秉寅教授分析國中生的數據後發現：國三生補習雖然有功效，但效果值並不大。有學者則發現報考統測數A與數B的高職生，補習數學的效益較高，但考數C者則否，且高三學生的數學補習效益比較顯著。 而劉正跟黃毅志各自的研究均顯示補習時間和科目會對學測成績有先升後降的影響，時間過長、補習科目過多的話，會帶來過度的疲勞而降低補習效果，還會佔用其它學習時間，最終適得其反，降低學測總級分。 東華大學和東吳大學的共同研究則透過選擇行為的概念，點出補習/不補習者其實都已選擇對自己較有效的學習途徑，如不考慮這點，容易高估補習成效，並誤以為不補習者補習的話就會進步。 政大教育所的陳俊瑋也在控制其他變因後，發現學科補習參與對於成績的影響下降許多，藉此指出過往研究很可能高估補習的效益。 由此可知，補習能夠發揮的成效，在臺灣學子身上，並不顯著。 ▌補習教育的階層化 教育學者Stevenson與 Baker針對日本高中生的研究發現，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由於家庭有較多資源而有較多機會接受補習教育。 2017年的統計也發現有補習的高中生多來自城市高收入、高學歷家庭，年收入較低、家長學歷較低家庭的孩子從一開始就退出了競爭。 韓國的數據則顯示去年高收入層的學生人均課外教育費是低收入層的5倍，補習比率也高出兩成。顯見在日韓兩國，補習教育的確出現了階層化的現象。。 那臺灣呢？ 有學者以高中生資料進行量化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社經背景對學生參與補習雖有正向關聯，但影響力並不大，這是由於補習已高度普及，因此階層化現象逐漸減弱。 但家庭社經地位較佳的學生，補習比率仍然較高，這是因為家長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期望都比其他學生還高。 此外，輔大社會系的石易平教授也指出，階級差異也會顯現在家長的教養價值上，中上階層家長偏好發展孩子的自主性，但藍領階級則偏好服從價值。 這樣不同的教養觀將會影響孩子參與補習的類型，逢甲大學翟本瑞教授就發現國小學童參與補習與否或補習類別取決於家長的經濟文化資本，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讓子女參加才藝補習班的比例較高。 ▌補習現象的因果關係 綜合補習現象，劉乃綸與林秀真提出三個主要變項－「父母教育期望」、「學科補習參與」以及「學生學業成就」，並試圖釐清因果關係。 結果顯示，學生學業成就同時作為父母教育期望以及學科補習參與的因，並有正面影響；而父母教育期望與學科補習參與則互為因果。 也就是說，初期學業成就愈高的學生對學習較有興趣，當他們越想提高自我成就、補習參與就愈高，進而使父母教育期望也跟著變高。反之，初期成就較差的學生，對課業學習會越來越沒興趣，補習參與就可能隨之降低。 ▌如影隨形的學習壓力 在升學主義壟罩下，最直接產生的問題便是課業壓力。 高麗大學教育系學生分析韓國兒童幸福指數的數據後發現，學生補了更多的習，也受到更多學習壓力，主觀幸福感因此降低。首爾大學的研究也顯示，補習會增加學生的學習壓力，花在補習上的時間越多，感受到的壓力也就越大。 臺灣學生因為補習而無從喘息的報導也屢見不鮮，連帶地影響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中研院調查發現臺灣青少年的情緒明顯被升學壓力左右，而據衛福部統計，21.1%的國中生以及18.7%的高中生曾認真想過自殺。 ▌政策建議 在韓國，為了降低惡性補習的比率，政府曾經試圖限制補習班的營業時間，但成效不彰。因此，諸多學者認為要從升學制度下手，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臺灣的既有研究也提醒著我們，縱使提高錄取名額或是降低考試難度，補習現象依舊難以改變，因為補習文化已經深植人心。 因此，若要解決此問題，不應停留在思考「如何減少補習比率及時數」，而該思索如何改善既有的補習環境，讓補習文化和新的教育目標相互調和，或許才是更適合臺灣，乃至於整個東亞的對策吧。 #教育 #國中生 #高中生 #補習 #補習班 #筆記 #高三生 #升大學 #學測 #指考 #會考 #補教業 #日本 #韓國 #壓力 #升學 #升學壓力 #政治 #台灣 #科普 #科普政治學 #政經八百 #大學生 #政府 #公民 #民主 #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