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智：被沿用的奧會模式：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臺北」？】 國共內戰結束之初，「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確實獲得較多國家的支持，「臺北政府」得以代表「中國」直到 1971 年為止。 至於國際奧委會，則自 1958 年起就陸續遭到其他會員國質疑「臺北政府並不具有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當時蘇聯更表示，讓臺北政府代表全中國，只會導致「中國大陸」的運動員無法參加奧林匹克，此舉事實上嚴重違背奧會憲章中「任何人均應不因任何原因受歧視而被剝奪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之不歧視原則。 提出這些質疑的會員國認為，臺北政府就只能代表臺北當局，「大陸地區」則應該要讓北京當局來代表，這是「一中一臺論」在國際舞臺上首次出現。 而 1959 年國際奧會年會上，他們甚至將不能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奧會 （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過他們建議臺北當局將奧委會改名為「福爾摩沙（Formasa）／臺灣（Taiwan）奧委會」以避開爭議。 然而不僅中共不接受「中國與臺灣同時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件事，因為此舉形同表示「臺灣與中國分屬不同政府統治」。 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蔣介石政權也不接受「被降格為臺灣」這件事，畢竟此舉形同放棄對中國的代表權與領土的控制權。 雖然在折衝樽俎下，雖然得以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重新獲得會籍，但已不可能再代表「中國」，必須使用 Formosa 或是 Taiwan 名義。 因此 1960-1968 年間的夏季奧運期間，我國就以「中華民國代表隊」出賽，但是必須在制服加上英文「Formosa／Taiwan」字樣，目的在彰顯蔣介石政權實際管轄範圍為臺灣地區而不及於大陸地區。 這也使得當時我國代表隊「不得已」以臺灣為名出賽，這件事令當時的政府很是惱火，現在看來卻令只能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TPE）」出賽的我們，有種時空倒錯之感。 1971 年，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2758 號決議，即為當時我國政府所稱的「排我納匪案」，決議中通過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之位，並要求「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失去聯合國代表中國的權力後，實質上也等於我國退出了聯合國，自此便失去參與國際組織的各種機會。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因為由同樣身處「自由陣營」的聯邦德國（西德）所舉辦，「中華民國」得以再次使用「Republic of China（ROC）」以及國歌國旗參加奧運，但這也是最後一次 ROC 字樣出現在奧運場上了。 此時的國際奧委會在「兩個中國」的爭鬥下，一度容許（中華民國／Taiwan）的方式暫時保留了我國的會籍，但由於中共叩關的聲勢越來越響亮，國際奧委會也開始施壓我國更改國內奧委會的名稱來解決「一個中國問題」。 此問題還導致主辦 1976 年蒙特婁奧運的加拿大政府拒絕我國選手以中華民國（ROC）身分入境，經過折衷後雖然可以拿國旗與播放國歌，但只能以 Taiwan 名義參加該屆奧運，使得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認為被矮化而拒絕出賽。 同時間，也隨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並與中華民國斷交，國際奧委會的態度也逐漸與聯合國合流不再承認中華民國（ROC／Formosa／Taiwan），甚至以通訊投票做成「名古屋決議」，除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奧委會來代表中國外，還要求我國更改會名，也不得再使用國旗與國歌，更不得使用中華民國名義出賽。 當時政府一開始並不接受此噩耗般地「決議」，遠赴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名古屋決議違法奧會憲章，但畢竟大勢已去，雖然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及時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徐亨不斷地調停與奔走，希望協調出國際奧委會與臺北當局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過我國政府高層主張「寧為玉碎，不與瓦全」，乾脆從此退出奧運賽事。 但是到了 1981 年，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體認到，不應再度重歷我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外交挫敗經驗，尤其體育外交深受國際重視，必須為我國體育選手爭取參與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的機會，才能保持國際能見度。 最後和國際奧委會達成和解，除撤回訴訟，亦於瑞士洛桑簽訂「洛桑協議」，以政府僅能代表其實際管轄的地理疆界為原則約定： ➤我國承諾修改會名為「中華臺北奧委會」 ➤新的會旗會歌不使用國旗、國歌及國徽 ➤國際奧委會則確保臺灣選手和其他國家選手能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我國奧委會亦同 此種使我國在形式上放棄使用國名國旗國歌、但是實質上享有和其他國家相同權利義務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從此被稱為「奧會模式」。 理論上，奧會模式（不得出現國名、國旗與國歌）只適用在奧運賽事之中，像是臺灣自己辦的瓊斯盃，理論上也因為不是奧會賽事而無須遵守奧會模式；但是此作法卻在日後廣為使用，除了衍生到非奧會賽事、甚至是非體育的國際賽事。 而臺灣主辦的國際賽事也據此被要求「不得出現國旗與國歌」，我國雖然仍能實質參與國際賽事，但仍遭到「禁止使用自己國名國歌」的歧視待遇。

： 近日大陸河南豪雨成災，淹沒道路地鐵，造成民眾傷亡，我要表達最誠摯的哀悼與慰問。同時，我看到蔡總統也表達慰問與關切，並向不幸罹難的大陸民眾與家屬表示哀悼。這是一個友善的舉動，有助於兩岸情勢緩和，我給予肯定。 兩岸冰封已逾5年，蔡總統這次釋出善意，有如空谷足音，令人跫然而喜。未來如能延續，必有助雙方關係改善。畢竟，兩岸和平與和解，須以善意為基礎，遇事切莫先以惡意揣度對方，兩岸關係才能從善意交流，逐步恢復互信。 例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陸曾表達願意協助我方取得疫苗，也願分享防疫經驗，但我方相關單位批是統戰手段、假好心，阻撓臺灣採購疫苗，結果最後我方還是透過上海復星醫藥購得1500萬劑BNT疫苗。意識形態的口水，蹉跎搶救生命的契機，讓人深覺遺憾。 這次防疫過程中，我想起雙方曾於2010年成功簽署的《海峽兩岸醫藥合作協議》。如果現在兩岸還能維持基本善意，面對難以捉摸的新冠病毒，攜手共度難關，無論是採購疫苗，或是交換防疫經驗，那裡是問題呢？ 過去兩岸面臨災難，曾有多次良好互動。無論是2008年大陸汶川大地震，或2009年臺灣莫拉克風災，雙方都互有捐款及協助。這些都是兩岸累積善意、建立互信的寶貴經驗。 我要鄭重呼籲，蔡政府從行政院長到部會首長，都應效法蔡總統這樣釋出善意的態度，用人道關懷代替冷漠敵對，用尋求共識取代圍堵對抗，讓兩岸人民重回善意互動，兩岸關係重回和平發展大道，這對臺灣才真正有利。 #河南水災 #馬英九 #mayingjeou 圖為2019年7月1日，第3屆海峽盃青年籃球邀請賽（@aceace.tw 中華文化教育暨體育交流促進會提供）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外國人 1992 年的今天，立法院三讀通過俗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處理開放探親後臺灣與中國雙方人民往來之間所衍生的法律問題。 - 🇹🇼🇨🇳 兩岸條例 1990 年代以後，台灣和中國的交流越來越頻繁，但在憲法架構下，中國是不是外國，始終是一個曖昧的幻影。為了想辦法解決這個曖昧關係製造出來的法律爭議，立法院於是制定了兩岸條例。 條例中所稱呼的「大陸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分別指的是中國及「在中國設有戶籍的人民」。此外，在條例沒有規定的部分，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像是要台灣人在港澳🇭🇰🇲🇴地區的事務，就會另由《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特別處理。 ——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之間人民的事物，可以用法律特別規定。 這裏的「自由地區」在《兩岸條例》中叫做「臺灣地區」，也就是「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相對的，「大陸地區」的定義則是「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所以，中國人在憲法中的地位，既不是「外國人」，也不是「臺灣人」，就是這麼曖昧。 2019 年，兩岸條例增訂所謂的「兩岸協議」條款，規定如果政府要和中國簽訂涉及「政治議題」的協議，行政院必須在協商開始前三個月向立法院完成報告，並且要得到全體立委 3/4 出席、出席立委 3/4 同意後，才能開啟協商。 完成協商後，行政院須將協議草案提交全民公投，公投通過的同時，即為通過草案，經負責協議機關簽署、換文後，才得以報請總統公布，使協議生效。 調整至如此堪比修憲門檻的目的，目的是為了讓立法院能確實同意各項行政院對中國簽訂的政治協議，使間接民意得以落實監督，避免行政機關流於恣意。 此外，中資在臺灣所從事投資行為也必須向主管機關申報，若未得許可在台從事投資，最高將可處 2500 萬元。 如果投資行為經處罰而未改善，主管機關可按次連續處罰直到中資完成確實申報為止。藉以遏阻中資的違法投資行為，並避免中國以投資的方式，干涉臺灣的經濟或政治活動。 兩岸條例的存在，反映了中華民國憲法之於中國這個曖昧的存在。畢竟第 1 條開宗明義寫了，「🇹🇼 國家統一前 🇹🇼」，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 —— #法律白話文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