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精神疾病 #思覺失調症 #屏東 #超商 #社區治療 #司法 ＃報導者

📌上下班通勤途中食用早餐是否為日常生活所必需／徐婉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裁判時報第110期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50號判決認為，上下班途中食用早餐鹹粥係臺南地區部分人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故期間仍屬於通勤過程中，理由引發網路及媒體關注。徐婉寧教授以本件判決為例，討論通勤災害認定之爭議，分析法條中的「適當時間」、「應經途中」，以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等要件歷來實務見解，並援引日本法例比較，指出現行職災保險制度認定欠缺標準，值得參考。
　
✏關鍵詞：通勤災害、應經途中、適當時間、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摘要：
原告X為職業災害保險之被保險人，其於2014年1月23日早上7時許夜班結束下班途中，於中山東路吃鹹粥當早餐後，返家途中發生車禍，致受有「頭部外傷左側併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硬腦膜下出血、左側顱骨骨折」等傷害，故於民國（下同）103年11月19日檢據申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及職業傷害醫療給付。嗣經被告Y（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審查，認為X下班後前往中山東路吃早餐之行為，已脫離自就業場所返回日常居住處所之應經途徑，非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所定得視為職業傷害之情形，核定職業災害保險不予給付。X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訴願皆被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試讀
　
勞工上下班途中於適當時間在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遭遇通勤災害，依勞保條例授權訂定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之規定，視為職業傷害。惟同準則第18條規定，若係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或有違反交通規則等同條各款時，則不得視為職業傷害。然而，何謂「適當時間」、「應經途中」，以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則有所疑義。事實上，如果勞工有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第1款「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則不得視為職業傷害，此時，根本無需審酌勞工所遭遇者，是否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往返於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所發生之事故。
　
而關於「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中央行政主管機關認為「順道接送小孩上下幼稚園」、「順道接送配偶上下班」皆屬之。而實務見解則認為勞工搭載其妻及岳母返家、「陪同其公公赴醫就診，為處理私人事務，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而與同公司之員工7至8人一同至餐廳用餐飲酒，或勞工因下班途中飲酒之私人行為11，為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法院皆認為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第1款規定，不得視為職業傷害。此外，關於勞工於事故發生前之返途中，曾先後至圖書館如廁、查閱上課資料及於迴龍寺禮拜等事實，法院則認為，勞工「如廁行為係基於生理所需，自屬日常生活所必須之私人行為，並不中斷其執行職務後之返途」，然勞工續滯於圖書館查閱上課資料，乃其為求職務之遂行，於非執行職務期間所為之個人行為，已逾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之範疇，其執行職務之返途歷程自此中斷，其後所生事故即非得視為職業災害。
　
然而，雖然如前所述，勞工若從事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則不得視為職業傷害，而無須審酌事故發生之時間、地點，是否為適當時間、應經途中，但事實上，許多法院見解仍於勞工從事私人行為時，未論述該私人行為是否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逕自判斷是否為「適當時間」於「應經途中」發生事故。
　
例如勞工於中午時完成洽公任務後，騎乘機車沿途欣賞風景及不定時休息時發生事故的事件中，法院認為「發生事故距完成洽公已相隔5小時之久……而發生事故地點（臺東縣知本）亦非原告當日在臺東市洽公完畢後返回公司所經之必要路線內，可見原告於『完成工作後至發生車禍』之前揭5小時內，並未執行職務，而係因私人行為延遲返回，並脫離其當日執行職務及返回公司應行經路線之範圍，原告當時係從事與執行職務無關之私人行為甚明，其於此時發生車禍，與審查準則第3條規定不符，難認係因執行職務所致」。
　
而於勞工返家途中至他處用餐後發生事故的事件中，法院亦認為，「本件原告發生事故之時間縱如其所稱為89年4月13日凌晨零時40分左右，然距其所稱下班時間亦達1小時30分，扣除行車時間約10分鐘至20分鐘後，實難認係符合首揭審查準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適當時間』，且其下班後並未直接返家之原因，據其陳稱係因於返家途中前往他處用餐，以致延誤返家時間，而核其前往他處用餐喝酒之行為係屬因處理私事而脫離應經途徑之私人行為」。
　
此外，法院認為「縱原告曾載原告之女上學，並未脫離上班應經途徑，自不影響其係在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之事實，被告徒以原告送女兒上學及發生事故地點已脫離上班應經途徑，顯係因私人行為云云，應不可採」。而在另一件也是載小孩上學後去上班途中發生車禍的事件中，法院則認為，「所謂『應經途中』，即指從日常居、住所往返就業場所客觀上應經之途徑而言，若已脫離該應經途徑而非屬上、下班所需，自當不符合此一規定。依本件而言，從原告之住處前往工作地點即祥○公司之方向，應往西行駛，而依原告自陳原告係先載送小孩往反方向至月○國小，嗣於折返途中在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五崁板46電桿前發生車禍，該相反方向部分之路線客觀上已非行駛從原告住家至祥○公司之應經途徑，原告於此路線發生車禍事故而受傷，應非屬職業傷害」。
　
　
🗒全文請見：臺南長者通勤途中吃鹹粥當早餐是日常生活所必需？，徐婉寧（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裁判時報第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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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金曲獎沒有「國語」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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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金曲獎，將原本「國語」的獎項變更為「華語」。根據媒體報導，文化部的理由是，這樣的改變是基於《國家語言發展法》關於各族群語言一律平等的規定。

也許有人會覺得同性婚姻通過後爸爸媽媽不見、通姦罪違憲後爸爸媽媽變多，現在連「國語」也跟著不見而感到世界觀崩壞。

先不管誰不見還是誰變多，什麼是《國家語言發展法》呢？「國語」被重新定義了嗎？

我們來看看幾個跟「語言」有關的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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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語言發展法》在 2019 年三讀通過，法律規定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國家語言的傳承、復振與發展。

其中規定所謂的「國家語言」是指「臺灣各固有的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也因此華語、客語、台語、原住民各族的族語，都是「國家語言」。

同一年通過的《文化基本法》也規定，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與臺灣手語，國家應定為國家語言，並且促進語言的保存、復振和永續發展。

早在 2017 年制定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 條也明確指出，原住民族語言是國家語言。2018 年修正的《客家基本法》第 3 條也提到，客語是國家語言之一，與各族語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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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語言發展法》規定，各個國家語言的地位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不應受到歧視或限制。為了讓語言能夠傳承，法律也規定教育部必須在各個階段的國民基本教育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

人民無論是參與行政、立法或司法程序，可以選擇所使用的國家語言，而政府機關也應在必要時提供國家語言的通譯服務。

大家常聽到的「兩公約」，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規定，刑事被告在審判時有權利以自己熟悉的語言理解罪名和案由。如果不能理解法院使用的語言，國家也要免費提供通譯協助。

《刑事訴訟法》也在去年修正，如果被告是聽障、語言障礙或語言不通時，必須由通譯協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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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是大眾運輸工具播報的語言，則根據 2000 年通過的《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規定，除了「國語」之外，也要以「閩南語、客家語」播音，原住民族語則視當地情形增加、馬祖地區則要播放「閩北（福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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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