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精神疾病 #思覺失調症 #屏東 #超商 #社區治療 #司法 ＃報導者

#大法官提名詢答連載 之一

在今天對大法官提名人蔡宗珍部長的詢答中，我詢問蔡部長幾個問題：

一、《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地方制度法》以及已經內國法化的 #CEDAW 均有提及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而蔡部長曾在 1997 年、2006 年論文中，也有提出看法。在其中蔡部長主張憲法只規定保障「法律上平等」，為了促進事實上平等，設計以性別為差別待遇基準的法律，反而在手段上違憲，並可能構成所謂的「逆向歧視」。甚至《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與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意義與功能大為懸殊，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保障的性別保障規定違憲。但是，台灣在規範面及實然面的 #性別主流化 走了這麼多年，蔡部長是否還維持先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見解？以及，如果按照先前的法律見解，是否所有美國法學理所謂「#積極矯正歧視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國內多翻譯成「#優惠性差別待遇」，本處翻譯參考陳昭如教授之建議）都有違憲之虞？

二、另外，更廣泛來說，婦女保障名額以至於其他種積極矯正歧視措施，蔡部長認為判斷合憲性的可操作標準是什麼？

三、《#憲法訴訟法》於 2022 年 1 月 4 日開始生效，重塑了我國釋憲程序。其中新引入了 #裁判憲法審查，引發了下面兩個難題：一方面，許多人民甚至法律人擔憂憲法法庭會成為「超級第四審」，凌駕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另一方面，現在大法官書記處一個月就已經收到了一千兩百件的聲請，開放裁判憲法審查後收到的聲請只會更多。如此一來，大法官如何正確操作選案的標準，辨識出《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第一項所謂「具 #憲法重要性，或為 #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 ，讓憲法法庭能順暢運作，不會被案量壓垮、也不會侵犯普通法院的權限，審查真正重要的案件，就會是非常重要的課題。請蔡部長說明《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自己認為理想且可操作的 #選案標準。

四、《憲法訴訟法》相較於先前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更加強調全面司法化、法庭化、透明化。達成憲法訴訟透明化有很多種方式，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落實公開 #言詞辯論程序，讓社會可以更注意系爭案件，並看見各方代表針對特定爭點的攻防，進而更掌握系爭案件的憲法議題，也對於憲法法庭做出的解釋有更準確的理解。但台灣迄今為止目前有開言詞辯論的釋憲案件，含這幾天的年改案，也共 12 件而已。反過來看美國，一年約做出 80 起案件 ，原則上都進行言詞辯論。台灣之前不常開言詞辯論，或許是因為做成釋憲的表決門檻比較高、並且要求在言詞辯論終結後二個月內作成判決。但在這次修法，不但降低表決門檻至半數，也延長作成判決的期限，言詞辯論終結後三個月內再做出即可，必要時得延長兩個月。請問蔡部長：在憲法法庭中，原則上行言詞辯論是否可行？還需要那些配套措施，提高開言詞辯論的比率？

蔡部長關於性別保障名額以及積極歧視矯正措施的主張是：她個人支持性別主流化，至於在學理上，從來沒有在本質上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制度，並且主張有各種不同保障名額的方式，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上要有性別保障名額制度。

蔡部長主張她一路贊成 CEDAW 的價值，也高度支持 CEDAW 指標，因為該指標也是能引領國際的價值，自然也包括推動以保障名額推進積極保障名額。但是在 2011 年 CEDAW 內國法化之前，要怎麼跟國內憲法學理結合，或是處理積極歧視矯正措施與逆向歧視會是學理上要處理的問題。當然，十餘年前的文章，主張有其法理脈絡不能忽略，也不會認為主張不能修正。

至於積極歧視矯正措施合憲性的界線，蔡部長認為必須放在整體社會發展具體脈絡來思考，很難有抽象指標，特別是社會跟就業面向，必須要配合具體社會成長情形，來細密推敲，以決定國家介入程度。

《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蔡部長認為不管在形式面或組織面要有縝密的組織準備。組織上，在首席大法官的引領之下，司法院必須開始籌措相關的準備工作。實體上，憲法重要性的指標，大法官這麼多號解釋其實已經藉由多次法規範審查的制度，已經建立了一些基準，這些基準應該在 2022 年的應該被更縝密地發掘出來作為指標。選案標準上，可以配合大法官先前發展的指標，以及制度起源地德國的法理。其中相對清楚、德國數十年發展出的指標是，#能夠進入憲法法院的案件，不該只是法律適用下的爭議，#必須要牽扯到基本權的保護範圍與界限（i.e. 赫克公式及舒曼公式），或許可以參考。以台灣為例，在釋字 617、623、656 等案件，大法官當時雖然無法就個案來救濟，但已經在最大可能範圍內思考，憲法重要性的指標。蔡部長認為 #基本人權保護領域 就是關鍵指標，特別是就憲法文本列舉以外的 #基本權續造。當然，現在案量已經很多，日後憲法訴訟新制實行後，相關任務就會更形艱鉅。

至於言詞辯論，蔡部長認為應該要常態舉行。如何運作，應該要戒慎恐懼好好準備。例如，要有更精緻的 #準備程序，包含真正的 #爭點整理、討論標的的聚焦，才能讓言詞辯論有效運作。

#大法官提名詢答連載 之一

在今天對大法官提名人蔡宗珍部長的詢答中，我詢問蔡部長幾個問題：

一、《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地方制度法》以及已經內國法化的 #CEDAW 均有提及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而蔡部長曾在 1997 年、2006 年論文中，也有提出看法。在其中蔡部長主張憲法只規定保障「法律上平等」，為了促進事實上平等，設計以性別為差別待遇基準的法律，反而在手段上違憲，並可能構成所謂的「逆向歧視」。甚至《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與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意義與功能大為懸殊，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保障的性別保障規定違憲。但是，台灣在規範面及實然面的 #性別主流化 走了這麼多年，蔡部長是否還維持先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見解？以及，如果按照先前的法律見解，是否所有美國法學理所謂「#積極矯正歧視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國內多翻譯成「#優惠性差別待遇」，本處翻譯參考陳昭如教授之建議）都有違憲之虞？

二、另外，更廣泛來說，婦女保障名額以至於其他種積極矯正歧視措施，蔡部長認為判斷合憲性的可操作標準是什麼？

三、《#憲法訴訟法》於 2022 年 1 月 4 日開始生效，重塑了我國釋憲程序。其中新引入了 #裁判憲法審查，引發了下面兩個難題：一方面，許多人民甚至法律人擔憂憲法法庭會成為「超級第四審」，凌駕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另一方面，現在大法官書記處一個月就已經收到了一千兩百件的聲請，開放裁判憲法審查後收到的聲請只會更多。如此一來，大法官如何正確操作選案的標準，辨識出《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第一項所謂「具 #憲法重要性，或為 #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 ，讓憲法法庭能順暢運作，不會被案量壓垮、也不會侵犯普通法院的權限，審查真正重要的案件，就會是非常重要的課題。請蔡部長說明《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自己認為理想且可操作的 #選案標準。

四、《憲法訴訟法》相較於先前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更加強調全面司法化、法庭化、透明化。達成憲法訴訟透明化有很多種方式，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落實公開 #言詞辯論程序，讓社會可以更注意系爭案件，並看見各方代表針對特定爭點的攻防，進而更掌握系爭案件的憲法議題，也對於憲法法庭做出的解釋有更準確的理解。但台灣迄今為止目前有開言詞辯論的釋憲案件，含這幾天的年改案，也共 12 件而已。反過來看美國，一年約做出 80 起案件 ，原則上都進行言詞辯論。台灣之前不常開言詞辯論，或許是因為做成釋憲的表決門檻比較高、並且要求在言詞辯論終結後二個月內作成判決。但在這次修法，不但降低表決門檻至半數，也延長作成判決的期限，言詞辯論終結後三個月內再做出即可，必要時得延長兩個月。請問蔡部長：在憲法法庭中，原則上行言詞辯論是否可行？還需要那些配套措施，提高開言詞辯論的比率？

蔡部長關於性別保障名額以及積極歧視矯正措施的主張是：她個人支持性別主流化，至於在學理上，從來沒有在本質上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制度，並且主張有各種不同保障名額的方式，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上要有性別保障名額制度。

蔡部長主張她一路贊成 CEDAW 的價值，也高度支持 CEDAW 指標，因為該指標也是能引領國際的價值，自然也包括推動以保障名額推進積極保障名額。但是在 2011 年 CEDAW 內國法化之前，要怎麼跟國內憲法學理結合，或是處理積極歧視矯正措施與逆向歧視會是學理上要處理的問題。當然，十餘年前的文章，主張有其法理脈絡不能忽略，也不會認為主張不能修正。

至於積極歧視矯正措施合憲性的界線，蔡部長認為必須放在整體社會發展具體脈絡來思考，很難有抽象指標，特別是社會跟就業面向，必須要配合具體社會成長情形，來細密推敲，以決定國家介入程度。

《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蔡部長認為不管在形式面或組織面要有縝密的組織準備。組織上，在首席大法官的引領之下，司法院必須開始籌措相關的準備工作。實體上，憲法重要性的指標，大法官這麼多號解釋其實已經藉由多次法規範審查的制度，已經建立了一些基準，這些基準應該在 2022 年的應該被更縝密地發掘出來作為指標。選案標準上，可以配合大法官先前發展的指標，以及制度起源地德國的法理。其中相對清楚、德國數十年發展出的指標是，#能夠進入憲法法院的案件，不該只是法律適用下的爭議，#必須要牽扯到基本權的保護範圍與界限（i.e. 赫克公式及舒曼公式），或許可以參考。以台灣為例，在釋字 617、623、656 等案件，大法官當時雖然無法就個案來救濟，但已經在最大可能範圍內思考，憲法重要性的指標。蔡部長認為 #基本人權保護領域 就是關鍵指標，特別是就憲法文本列舉以外的 #基本權續造。當然，現在案量已經很多，日後憲法訴訟新制實行後，相關任務就會更形艱鉅。

至於言詞辯論，蔡部長認為應該要常態舉行。如何運作，應該要戒慎恐懼好好準備。例如，要有更精緻的 #準備程序，包含真正的 #爭點整理、討論標的的聚焦，才能讓言詞辯論有效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