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金融時報】疫情之下的年輕人處境不佳

儘管年輕人罹患新冠重症的風險較低，但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更沉重打擊。FT全球調查顯示，疫情之下的年輕人對父輩產生不滿。

今年3月，27歲的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和22歲的妹妹梅格(Meg)離開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回到父母家。當時她們帶了足夠穿兩周的衣服。

結果一待就是幾個月。瑪麗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就像是回到了在家上學的年代：沒有男孩子，沒有一起玩的夥伴，沒有地方可去——除了家和賣酒的商店。」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劇，大學停課，繼瑪麗和梅格之後，另外三個兄弟姐妹也回到家中。用他們的母親洛麗(Lori)的話來說，他們把父母在新澤西州華盛頓的四居室房子變成了一個「美食廣場、麵包店和健身房」。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年輕人搬回父母家，芬尼根家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國，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儘管學生和年輕員工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較低，但與其他人群相比，他們受到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波的更沉重打擊。新冠疫情還放大了過去的一些趨勢，包括低工資、就業市場停滯和學生債務上升。

英國《金融時報》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800多名16歲至30歲人士回復了調查——顯示，這些困難正轉化為對老一輩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後者不僅境遇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並不是共同面對困難，千禧一代不得不在當前處境下付出最大的代價，」來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30歲的波琳娜•R(Polina R)說。「如果你們不注意，不去確保我們最終不至於失業和變窮，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以下是他們向英國《金融時報》講述的疫情期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自今年8月畢業以來，來自韓國大邱的25歲的李菊妍(Juyeon Lee)遞交了幾十份工作申請。儘管她接受過幾次面試，但她對空缺職位不斷減少日益不安。

「我不想被感染，因為如果我感染了，找工作就更難了……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永遠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儘管在面試時我是一個自信的大學畢業生。」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5歲以下人群因疫情而失業的可能性是26至64歲年齡段的2.5倍。研究還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可能會對工資產生持久的傷痕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在仍在工作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報告收入減少，其中年輕女性和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寫信給英國《金融時報》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放棄商業計劃，並動用自己的儲蓄。

在發展中國家，失業往往意味著無法養活家裡的幾代人。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28歲的科馬爾•卡達姆(Komal Kadam)是家裡唯一掙錢的人——直到今年3月她失去工作。

「我害怕一切……我能找到新工作嗎？我怎麼償還貸款？現在我有很多煩惱，」她說。

「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的許多人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但也有其他人承認自己抱有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政治領導人已經批評這種行為是夏季過後歐洲和美國疫情復燃的原因之一。

在春季封鎖的高峰期，蒙特利爾的波利娜曾經讓來訪的朋友留宿。「我沒有遵守建議。」她說，「我兩次出國旅行，去過十幾次酒吧、餐館和劇院。」

「我的風險承受力很高，在沒有人拿得出一份計劃、而掌權者並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時候，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美國，但也有歐洲和南亞——許多調查回復者指出，違反公共衛生規定的往往是老年人。

28歲、來自印度欽奈的阿吉塔(Ajitha)表示：「老一輩人相信互聯網告訴他們的一切。他們被WhatsApp轉發和YouTube視頻誤導了。」

年輕人的原話

「我確實違反了規定。疫情期間，我和一個女孩約會過好幾次。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是我媽媽發現我和其他人見面，讓所有人都暴露於感染風險，還是害怕被警察抓住」

胡安(Juan)，25歲，哥倫比亞

「大家的態度讓我想起高速公路上司機的態度：比我快的人是瘋子，比我慢的人是弱智」

托阿德爾•馬特奧克(Toader Mateoc), 28歲，美國

「就在我剛剛認識『現實世界』時，卻不得不逆轉一切，感覺有點突兀」

馬克•安吉洛•費利扎爾多(Marco Angelo Felizardo), 22歲，菲律賓

「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許多調查回復者表示，他們對本國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抗疫方式很糟糕——除了一些歐洲人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回復者。

來自法國阿訥西(Annecy)的23歲的安東尼(Anthony)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從巴西聖保羅家裡的廚房餐桌兼辦公桌上，29歲的達尼洛•文圖拉(Danilo Ventura)看著他的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換了三位衛生部長。他說：「全世界都在說A，而巴西政界卻在喊Z。」

這種方向感缺失造成了代價：巴西的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達尼洛和他的妻子按照地區政府的指示在家隔離，即便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仍出席擁擠的活動。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局(Directorate of Public Governance)的負責人埃爾莎•皮利霍夫斯基(Elsa Pilichowski)表示：「他們對公共機構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擁有政治影響力和決策代表權的觀感都停滯不前。」

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許多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們覺得政府自相矛盾，行動遲緩。

「機場開放時間太長了。有關口罩的訊息傳達簡直丟臉。我直到6月中旬才得到一個口罩，」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28歲的約翰(John)表示，「我認為，雖然比美國強一點，但我們的抗疫工作實在做得很糟糕。」

益普索(Ipsos)高級研究副總裁瑙米•哈克(Naumi Haque)表示，新冠疫情加深了政治上的希望幻滅。他說：「Z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代人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國家的情況正在失控。」

「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

聯繫英國《金融時報》的很多人聲稱，他們考慮過自我傷害。「失業、精神健康問題，以及有關這一切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性，都讓人對前景非常絕望，」來自倫敦的30歲的詹姆斯表示，他補充說：「我一度考慮過自殺。」

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稱，新冠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在持續時間上將超過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威脅，數百萬人在對付抑鬱、焦慮和孤獨。英美開展的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相比，18至29歲的年輕人在此期間經歷的痛苦更嚴重。

回到新澤西，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在芬尼根家的10個子女中，有5個開始接受治療。瑪麗表示：「有人差不多每周崩潰一次。」

25歲的瑪利亞•羅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來自西班牙，但住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ow)。她表示，她決定寧可冒感染COVID-19的風險，也不要因為孤獨而陷入抑鬱。

「我不怕去咖啡館，也不怕見很多人，因為我不會感染家人，」她表示，「我選擇精神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感染新冠。」

5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心理學講師奧拉•德姆科維克茨(Ola Demkowicz)對數百名英國青少年進行了調查。其中很多人表示，在適應人生中的這些不確定性時，他們經歷過「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她表示：「對於那些本來就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似乎確實是一項巨大挑戰。」

年輕人的原話

「當我與上了年紀的父母一起在家裡生活時，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如今，在做了6個月喝酒的修女之後，我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再次約會」

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27歲，美國

「每天都要通過Zoom收看數小時的大學課程，學費一分不少，但學位卻貶值了，就業前景黯淡，擔心年邁的長輩，見朋友或結交新朋友的機會（如果有的話）變少。這足以讓任何人都覺得有點毫無意義」

威爾(Will)，23歲，美國

「老師的期待大幅上升，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比平時好上好幾倍，因為考官會懷疑——而且預期——有作弊行為。過去六個月，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壓力也會消失」

Alistair Woo，16歲，香港

「年輕人希望做一番事業，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變得更優秀，但這場疫情毀滅了一切，限制人員流動，學校關閉，一些企業破產」

維多利亞•希迪貝雷(Victoria Chidiebere), 22歲，尼日利亞

「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不過，幾位調查回復者表示，疫情讓他們得以與家人和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繫，也讓他們勾掉了願望清單上的一些事項。

26歲的約書亞(Joshua)來自英國。他表示，8月的一個早晨，他把行李裝上汽車前往西班牙，告別一間小公寓和有毒的辦公室環境。

「我現在一個人租了一間靠海的三居室，而租金是工資的不到三分之一。有兩個朋友來看過我，但我基本上過著遠離社交的單身生活。」

今年2月，泰國研究人員對新冠病毒始發地中國武漢的一群大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抗疫封鎖。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德姆科維克茨博士在英國也發現類似的證據：首次封鎖讓青少年有機會決定如何規劃他們的一天，而不必理會社會義務和學校作業，她表示：「他們可以……探索他們想從人生中得到什麼，自己去發現成長和發展的途徑，並重新評估他們的人生方向。」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中，來自澳大利亞阿爾伯里(Albury)的30歲的安德斯•弗茲(Anders Furze)表示，他發現，疫情之前他在透支自己：「我以前每周有5個晚上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話劇演出。」

最近，他反思了自己的事業，報名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學位。他表示：「感覺好像它打開了一扇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社會 #人生 #衛生 #家庭

這一週的週記，篇幅真的很長 ……

{{ 柒. 高流副執週記 }}_03

不論在公務單位，或是民間企業，只要是一種『層級系統』的建構方式，就幾乎找不到完美的運作機制。而在操作過程中，發現問題，進而去批評問題，在我看來，實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 反正站著說話不腰疼，罵著罵著似乎自己也就顯得高明了。

比較困難的是：在一個不盡完善的體制裡，試著去找到一些『做事』的可能，並且要維持著事務的推動，不偏離你做這個事的原始初衷以及價值觀 – 我想，你很清楚我在說什麼。

在前兩篇週記裡，我先概略描述了『高流』給我的第一個認知震撼 – 說實話，要看到這些現象、將它描述出來，真的不是什麼難事；但只是一味地發現問題，卻又沒有什麼建設性作為，我認為，這不是我輩中人該有的水準。

因此，在這個『高流副執週記』系列裡，我除了持續觀察、紀錄系統內潛在的問題以外，我也想將現在這個營運團隊究竟正在做些什麼事，同樣以『公開、透明』的信念，開始向外界報告 – 畢竟，我領的薪水是國人所繳的稅金，只要你願意關心流行音樂產業在高雄的發展，我就願意向你說明。

[二. 高雄行動紀實_01]

我不是一個人南下高雄的。

在執行長李欣芸老師的授權下，經過市府官方制定的所有人事審核程序後，我將我最信任的企劃夥伴 – 吳思樺小姐 (aka 小襪) 一起邀來了高雄，請她擔任『高流』的企宣部經理。我就不費力介紹小襪從年輕時的獨立樂團、展演空間營運，到近六～七年來成為最厲害的主流音樂專輯企劃、網路視訊行銷的細節過程了，我簡單的說：在現今華語流行音樂產業的中堅世代，製作面向上代表人物是陳君豪，而企劃面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吳小襪。

我們南下第一個觀察到的是：做為『高流』營運人材培育機制的『LIVE WAREHOUSE』，在運作五年之後，似乎並沒有讓高雄在地的音樂人、樂團以及閱聽普羅大眾，認定這裡就是高雄最有代表性的音樂展演基地 – 相較於台北的華山 Legacy，LIVE WAREHOUSE 幾乎從來沒有以『自製節目』的方式，加深場館與所處城市的連動性。為了確認『自製節目』在高雄的可行性 (我是說，能在台北成立的譬如『都市女聲』系列這種主題式的節目概念，也許在高雄其實行不通？)，小襪趁著『武漢肺炎』在臺灣連續歸零而宣布解封的機會，帶領著整個企宣部同仁用很短的前置時間，策劃並執行了連續三場的『零時起義』系列演出。

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主題企劃展演！從主視覺呈現、完售的票房成績，到現場參與的觀眾反應，以及後續在網路上的輿情討論，高雄的觀眾對於這種在地化、自製性音樂節目的支持，讓我們很驚訝這種概念為什麼沒有更早被付諸行動？

然後暑假就開始了。在暑假之前，我們推動了『企宣部實習生計畫』的執行，經過極其慎重的履歷審閱以及面試，最後我們招募了十幾位的大學生，在為期一個月、共一百六十小時的暑假實習期間內，讓這些實習生實際參與整個『高流』在籌備期最緊鑼密鼓階段的合宜分派任務，並讓這些實習生以『自製節目』的概念，完整企劃、執行了一場『安安妮好嗎』的售票演出，做為取得實習認證的核定標準。這個節目完售了，實習同學們也取得了極為難得的產學合作經驗以及豐富的回憶。如果『高流』肩負著『培育音樂人才，擴大產學合作』的任務，這些論調為什麼也沒有更早被付諸行動？

於此同時，人事行政部編列著明年度的預算，與市府來來回回進行著我所不熟悉的公務修正、調整；我們的營運發展部門積極地對外招商，並支援著整個『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將近十二公頃所有建物的工務點驗。公關部處理所有對外資訊，並策畫著『高流』於開幕之後的重要常設展；企宣部規劃著對『高流』現階段最重要的『開幕演出節目』，同時，也支援演出服務部繼續努力讓 LIVE WAREHOUSE 以不同於以往的模式，加強宣傳與充實每個週末的演出活動。而演出服務部主導著馬上就要執行的『測試性演出』，也計劃進行未來主場館核心的音訊、燈光系統前置訓練。

就這樣，過著我所參與到的工作日常，四個月。

而營運中心的工作夥伴，人數卻只有額定編制的一半 – 總共三十三人。

對我而言，上述這些工作，都是系統維持著運作的『常態型事務』，以人員缺額一半的前提下，它們其實非常累人，也非常佔據工作時間；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認為：如果我們只能消化這些常態型事務，那麼，『高流』將只是一個專門處理眼前工作的普通運作機關，而不會有什麼著眼未來的前瞻發展性。

這不是我輩中人應該有的水準。

所以，我們創建了『高流系』。

{01_高流系}

『高流系』是一個跨『高流』營運團隊各部門的概念計畫與實行方案，這個字詞本身具備了兩種含義：對內，任何與『音樂人才培育、在地資源整合，教育推廣深耕』有關的事務，都會涵蓋在這個『屋頂』之下 – 它就像學校系所的概念，我們設計了各種的音樂普及推廣方案、講座，讓普羅大眾以一種自然、輕鬆的方式，逐步認知流行音樂所涉及的各種面向。對外，它是一種『群聚認同』的流派概念，就如同『涉谷系』、『秋葉原系』，只要你認同『高流』所推動的文化建構，並參與了其中的活動，你就是『高流系』的一份子。

在這個定義下，我們推出了第一個通識型的音樂講座 – 『超營養學分』：https://ppt.cc/fl1TZx 。第一期的『超營養學分』，我們以『聆聽島嶼的多元聲音』為切入，藉由邀請的各類型傑出講師，勾勒在臺灣各個時代，不同語言所建構出的流行音樂場景。

第二期的『超營養學分』，我們計劃引進一系列關於『如何聽懂演唱會』的通識型音樂講座 – 如果你選修了這個學分，我們想讓喜歡音樂的你，在花錢購買了一張現場演出的音樂會門票、走進場館聆聽節目的當下，更全面地瞭解整場音樂演出究竟有哪些環節可以注意，更知道一場節目的構成究竟有多少元素，以及，最重要的：知道怎麼去分辨今天這場演出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關於這個學分的詳細資訊，很快就會在『高流』相關的所有資訊平台揭露。

而今天真正想談的，是『高流系』之下另一個分支的主題 – 『樂團興奮波』！

＿＿＿＿＿＿＿＿＿＿＿＿＿＿＿＿＿＿＿＿＿＿＿＿＿＿＿

＊＊＊『樂團興奮波』01 ＊＊＊

如果你先前關注過這個專頁，你很有可能知道約莫在一、兩年前，戴佩妮和我啟動了『第二代樂手培訓計劃』；在當時，我們希望尋找並鍛鍊下一世代的職業樂手，透過這個專頁，發起了鼓手與貝斯手的徵選，也獲得了新興世代樂手的熱烈響應，從而甄選出極為優秀的年輕樂手，完成了那個階段的訓練方案。

那是我所熟悉的樂團培訓方式，新世代樂團如『告五人』，也曾經走過那一種『慘無人道』的集訓方式。

但，高雄不一樣。

我到『高流』所被賦予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創作樂團的培育訓練。那不是指單一樂器的技能強化課程，而是『一個樂團』的全面『認知提升』。『樂團興奮波』，就是這個針對高雄所特別設計的樂團培育計劃。

但應該怎麼具體描述這個計劃內容呢？

且讓我引用一封我寫給『教練夥伴』的信函全文，希望可以讓你瞭解整個計劃設計的內容：

『ＸＸ兄，你好！

這次透過WW聯繫你的主要目的，是一個關於『樂團培訓』的提案，希望能有機會與你做進一步的討論。請容我先以文字表述，向你做初步說明：

如你所知，我之所以接任『高流』的工作，其中一個重點目標，就是『在地音樂人才培育與實質能力提升』。以『音樂教育』這個面向來說，到任四個月中，我透過了中心的實習生所做的深度田野調查，從在地的許多教育系統 (特別是直接接觸到高中、大學音樂性社團的樂器行、音樂中心) 執行者的意見中可以觀察到，傳統教育的『上對下』 (教師之於學生) 模式，對於在地的年輕創作人、或是音樂學習者，通常不是太有成效 — 這裏的學習氛圍，比較是用『朋黨』 (是不是同一國的氣味) 的方式來『交流』；也就是說：如果真心想要『接地氣』來帶起音樂教育，至少過去我在台北所習慣操作的『樂團診療室』模型，是完全行不通的。

同時，這些在地的音樂教學系統也都指出：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高雄沒有執行過一個具有指標性、全國知名度級別的音樂競賽；這些教學系統不約而同指點出，期盼『高流』在未來，能以『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位階高度，規劃、執行這一層級的音樂競賽活動。

另外，從過去十多年，我在臺灣南北各地大專院校擔任音樂類型競賽評審的經驗中，可以具體地總結：其實不分地域，所有的與賽者，不論當天比賽的成績如何，在賽程活動結束後，都會非常熱切地圍著各個評審老師，詢問評審老師的觀點與建議意見。我自己清楚而近距離地接觸過這些學子的眼神，可以很明確地知道：當學子『自己想要知道些什麼』的時候，『音樂教育』才能開始發揮作用。

綜上所述，如果『高流』要執行『樂團培訓』的教育方案，我們勢必需要構思出一種別出心裁、又能誘發參與者『自己想要知道些什麼』那種學習慾望的執行方式。

因此，我們設計出接下來想向你說明的執行方案 — 『樂團興奮波』：

『樂團興奮波』是一個有別於一般形式的音樂競賽教育計畫，它分為初賽評選與複賽決勝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初賽，我們會採用網路報名、網路評選的方式：所有有意願的參賽團體，必須在限定日期之前，寄交三首原創曲目的錄音檔、以及不少於一首的樂團實況錄影影像。強調『原創曲目』的面向，當然是因為我們絕對鼓勵原創音樂的基本立場；但因為是『錄音形式』的作品，我們很難確認報名的參賽樂團在樂器實際操作能力上，是否會因為『錄音後製技術』因素而造成評審在判斷上的失準，因此，我們希望參賽者再提供一個『實時』的樂團操作影像 — 它可以是樂團團練的紀錄，也可以是樂團實際演出的呈現，以協助評審能夠更具體地認知該參賽團體的實際技術水平。

在這裏，我必須先說明、解釋我們對於評審團的設定，與其所有參與人員構成的意涵：

由於這是由『高流』所發動的計畫，當然會希望能以『出身高雄』的樂團做為評審團的首選！因此中心營運團隊很榮幸能夠邀請到『AAA』的XX兄與所有團員，以及『BBB』全團，做為評審團的主要核心。而我個人，會以『高流』中心的代表身份，一同參與評審工作。同時，由於在這個新型賽制中，我們期望能有流行音樂產業界其他面向的專業意見加入，因此，評審團同時會有『高流』企宣部經理、以及流行音樂業界的企劃、宣傳與行銷專業人士的組合，為評審作業帶來不同角度的觀點。也因此，對於參賽者的資格，我們會希望集中在『雲嘉南、高屏澎』所屬的『大南方地區』音樂人與創作樂團。

初賽收件截止後，所有參賽作品會交由評審團以線上評分的方式，選出積分最優秀的前五名樂團，進入下一階段的複賽；而這個複賽的執行方式，將會是『樂團興奮波』有別於其他音樂競賽的最主要差異。

五組進入複賽的團體，將要以自選的兩首原創作品，進行三個回合現場表現的『重複式競賽』。

一般來說，音樂競賽都是以『一次決勝負』的方式來進行，這樣的賽制，雖然可以督促參賽者在競賽過程中拿出最大的專注力、力求表現，以爭取最佳表現來獲勝，但對於『藉由比賽來達成音樂培育』的設想，就無法彰顯功能。

『高流』所制定的『樂團興奮波』，將是以『相同的曲目、重複呈現』來做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第一回合，五組樂團以抽籤決定出場順序、各以兩首曲目做出競賽式呈現之後，上述包括了樂團前輩，以及音樂產業的製作、企劃與行銷專才的評審群，會針對這五組樂團的整體表現、各種面向，以『公開直播』的形式，對樂團與現場或線上參與的觀眾陳述。五組樂團在接受相關建議後，於下一週以同樣曲目內容，再次進行第二輪競賽呈現，並依照前述方式完成第二輪評審群建議。幾天之後，五組樂團進行第三輪競賽，呈現結束後，評審群以三次評分加總、並考量樂團對於『評審建議』的實際修正表現，評選出優勝團體一組。

該優勝樂團除了可獲得由『高流』所提供的獎金以外，並可獲得參與『BBB』樂團之暖場樂團演出機會，『高流』中心並承諾，將該優勝樂團推上『大港開唱』或同等級音樂活動的演出舞台，做實際的音樂展演。

這個賽制的設計，主要想顧及幾個面向：

1. 避免參賽者因為緊張、失常，而在『一次決勝負』的賽制下飲恨。

2. 專業評審群的意見，因為公開、透明，也避免了任何黑箱作業的疑慮。

3. 專業評審群的意見，將不再是『上對下』的說教方式，而是『平等而善意』的建議，讓參賽隊伍在相對『容易接受』的狀態下，對自身的音樂訓練產生『自己想要進步』的教育意涵。

4. 在專業評審群的意見中，導入大南方地區音樂工作者普遍缺乏的『企劃』、『行銷』概念知識，讓在地音樂工作者因為有機會聽取到這些『建議』、『觀點』，而逐步全面提升音樂產出的實際完成度。

5. 除了基本的獎金誘因之外，佐以其他的『實際演出機會』，來協助樂團，更直接地參與、認知業界工作水平。

這樣的構想，其實全部是以『音樂人才培育』的核心宗旨，所做出的入世模式。

另外，特別想說明的是：這是由『高流』所舉辦的賽事，『高流』所屬的企劃宣傳部必會傾盡全力，在各類型訊息平台上，做出最大的宣傳努力。我們期許的是：藉由這個全新賽制，我們將創建出專屬於『高流』的 IP，讓這個賽事能以每年一次的形式，成為大南方地區的重要音樂盛事。

冒昧寫了一篇長文，還請XX兄指正；也期盼『AAA』在ZZ活動結束後，我們能直接見面來討論後續。

感謝XX兄的時間，靜候與你的會面時間。感謝！』

這就是『樂團興奮波』的整體架構。

這的確是一個音樂競賽；但，比較好玩！

這個賽事的明確遊戲規則，會在十月初對外界公布，而整個賽程，會在十一月份執行完畢。我刻意選擇在這一週的週記一定要先用很長的篇幅來宣告這個活動，是因為我想鼓勵你來參加，所以一定要提早並且好好地對你仔細解釋；我不希望等到十月初公布這個資訊時，你會覺得好像沒有時間準備好，所以就略過了這次的行動。

這個行動，會是我們開始定義高雄、大南方音樂場景的第一步，爾後，我們還會有更多要一起並肩作戰的行動！所以，現在你就開始準備 – 只要你想來，我們同一國的夥伴都會在這裡等你！

你知道：玩團、玩音樂，就是要興奮啊！！！

本集主題：「跟貝佐斯學創業：我在Amazon 12年學到再多錢都買不到的創業課」介紹
　　　　　　　
訪問企劃： 沈嘉悅
　　　
內容簡介：
　　第一本實踐amazon創業精神的書
　　在平均工作年資僅為1年的amazon，
　　由年資12年的創始員工，所領悟出的高效職場＆生存法則

　　本書作者朴鼎浚，從2004年到2015年一共在亞馬遜工作了長達十二年的時間，年資位居全公司前2%，也是在亞馬遜工作最久的韓國人。

　　大學剛畢業的他，在眾所皆知困難重重的亞馬遜口試與面試過程中，有如神助般的被錄取，並在最核心的部門擔任開發者的工作。然而，在這個惡名昭彰、激烈競爭的環境中，他還得忍受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讓他不得不開始懷疑自己到底還能撐多久。

　　後來某一天他突然領悟，進入一間公司工作並不是人生的目標，而是人生的過程。因而開始退一步思考，不再一味的做「別人要我做的事」，而是開始尋找「非我不可的事」；不再把自己侷限成「公司的員工」，而以作為「學徒」的心態逐步朝「匠人」之路邁進。於是，他的亞馬遜生活也開始有了180度大轉變。

　　他不再逼自己一定要晉升到金字塔的頂端，而是在亞馬遜的各大部門挑戰各種職位，學到了非常多寶貴的經驗。他把亞馬遜「堅守原則、探討事情的本質、懂得運用寶貴的每分每秒、不害怕失敗、不浪費、不躊躇不前、持續不斷的創新」等成長公式，當成自己在生活與工作上的原則並加以實踐。十二年來，不僅見證了亞馬遜從初創小企業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企業的成長過程，更運用所學所見，在亞馬遜平台創業成功，真正實踐了亞馬遜的創業精神。

　　學習貝佐斯的DAY1信念──我們生活在網路時代的第一天

　　「從二十多歲一心想成功就業，到十多年後離開亞馬遜獨立創業，亞馬遜真的教了我很多東西。隨著時間流逝，留下來的並不是我寫過的幾萬行程式碼、數不清的專案、最前端的技術、就業祕訣、職場生存法或是經營哲學，而是各種能讓我活出豐富人生的亞馬遜的原理與方式。當這些原理與方式被套用在每個人的人生當中，就能散發最璀璨的光芒。」──朴鼎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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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時間變成自己的，就已經成功一半了。
　　想創新，得先營造允許失敗的環境。
　　若非一出手就定生死，請立刻決定並付諸行動。
　　成長並非偶然，而是良性循環帶來的結果。
　　別只知道去做「別人要我做的事」，要懂得找到「非我不可的事」。
　　透過時代的創新帶來的持續簡化與自動化，能賦予人們（去實現更重要價值的）自由。
　　　　　　
作者介紹：朴鼎浚
　　在平均工作年資僅為一年左右的亞馬遜，朴鼎浚從2004年到2015年，一共在亞馬遜工作了長達12年的時間。工作年資位居全公司前2%，也是在亞馬遜工作最久的韓國人，因此，也見證了亞馬遜從一間小規模公司躍升為世界第一大企業的成長過程。

　　在這個聚集全球頂尖人才的環境中與同事競爭，他開始懷抱亞馬遜的企業精神──在「Discovery QA」「內容開發」「網頁App平台」「kindle&數位平台」「亞馬遜在地消費者網頁」「亞馬遜在地手機App」「亞馬遜在地行銷」「亞馬遜在地經營分析」等八個部門獨當一面，曾負責開發者、行銷經營分析師、經營智慧工程師等五大職位，掌握了只有員工才知道的亞馬遜成功與成長祕訣。此外，在職期間他還曾在以全公司員工為對象進行的雲端運算初創募集大賽中得到評審委員的青睞，並獲得最終優勝。後來運用在亞馬遜所學所見的經營哲學與亞馬遜提供的平台，在2015年選擇離開公司獨立創業，在30代開始享受經濟與時間上的自由。

　　現任EZION GLOBAL, INC.的代表，該公司曾在KOTRA（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的北美網路市場相關報告中獲選為優秀企業。

　　朴鼎浚的父親曾在美國俄亥俄州留學，1981年在美國生下了朴鼎浚，一家人在美國待到他2歲後回韓國。朴鼎浚在韓國度過了幼年和學生時期直到19歲。此後他進入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主修電腦工程，大學時期曾經擔任韓國人學生會會長。目前與三名子女定居於西雅圖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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