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醫護賣命工作都拯救不了的collateral damage（只有林鄭可以）》

【編按：憤怒的醫科同學又再化悲憤爲文字，她說的這個現象暫時未見很多傳媒探討，其實也很值得大家留意。也是為什麼醫護需要堅守香港醫療體系的原因。】

2003年，我只是一個小二學生，對非典型肺炎的印象停留在早上量體溫、上學戴口罩和提早放暑假。但原來對我的家人來說，卻是一段灰暗的記憶。

我的外婆在02年下半年確診患上淋巴癌，在03年初開始接受化療。大概在03年2月的一個週末，我們一家和舅舅們阿姨們全部回到外公外婆家，去商量到底要不要暫停外婆的化療療程，因為當時正值「沙士」開始爆發的時後，公立醫院取消了探訪時間，家人擔心外婆在住院期間缺乏照顧，也擔心外婆在化療後，因為免疫力低下而容易在醫院裡感染「沙士」。正當大家猶豫不決之際，醫院的一通電話替我們下了決定: 醫院已經暫停所有化療療程，以減低癌症病人的感染風險，外婆的化療因而要延後一次。到了3月，我們再次接到醫院電話，表示因為疫情尚未受控，化療要再暫停一次。我們曾經想過讓外婆到私立醫院接受治療，奈何費用高昂，家裡實在負擔不了，唯有讓外婆在家休養，等待醫院通知重新開始化療。終於，外婆在6月重新開始治療，只是效果並不理想，在同年8月安息主懷。

相信這樣的經歷對於一些家裡有長期病患者的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長期病患者的免疫力一般比普通人低，感染的風險自然比一般人高。面對如「沙士」一般突如其來的疫症，平常的複診和治療對他們來說，變得額外的膽戰心驚。流感尚有疫苗可供病人注射，來預防感染，但當年的「沙士」和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並沒有預防針，對一眾需要經常往返醫院的長期病患者來說，絕對是一種防不勝防的危機，因此，不少患者寧願延遲複診和暫停非緊急的治療（注意這裡的非緊急是指與感染肺炎病毒的風險比較，暫停治療的風險可能會比較低，而並非指治療不重要），以減低外出時或在醫院裡感染病毒的風險。

這是一種連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而愈是處於社會的基層或弱勢，受到的連帶傷害也愈大。長期病患者，尤其是在公共醫療體系裡面接受治療的病人，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傳染病時，除了要承受更高的健康風險，也會因為連帶的防疫措施和醫療資源分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健康損傷。

早在醫護發動罷工前，已經有醫生表示為了應付新型肺炎疫情帶來的醫療需求，部分非緊急服務已經受到影響，包括一些住院的床位分配、內科病房的人手調配和非緊急手術等（註1），這是另一種連帶傷害，而這層連帶傷害更是影響到其他公共醫療體系的使用者。

本港至今15名確診的病例中，有三人需要轉送深切治療部，插喉並接駁呼吸機維持呼吸。深切治療部床位有限人所皆知（除非你是蔣麗芸），大家有想過這三台呼吸機是怎樣來的呢? 現實地說，是犧牲了另外三個同樣需要呼吸機的病人而來的。一般來說，大部分轉送深切治療部的患者都是處於危殆但是可逆轉的情況，因而需要緊密監測維生指標和接駁支援衰竭器官（organ support therapy）的設備，提高存活率。這樣的病人包括呼吸衰竭的新生嬰兒，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青年，遭遇嚴重車禍的成年人...... 每少一個深切治療部的床位，就可能減少一分這樣的病患獲得適切治療的機會，也會增加醫療團隊的研判壓力。

如今在武漢市，為了應付疫情帶來醫療需求，跟多醫療機構都被迫暫停其他的醫療服務，當中不乏必要而且緊急的服務，例如腎衰竭病人的血液透析（註2），急性血癌的緊急化療（註3）等。難道我們的醫療系統需要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政府才後悔沒有及早封關，堵截疫情爆發?

另一邊廂，陳局長早前提及增加1400張額外病床，用於應付疫情帶來的醫療需求，大部分是從原有的內科或急症病房床位改裝而成（註4），若用於接收潛在的新型肺炎患者，並不符合防疫規格，對醫護以及病人帶來一定程度的感染風險。這是第三重連帶傷害，若醫院因此爆發感染，如當年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病房爆發「沙士」一般，對香港廣大市民的健康則構成極大的打擊。

以上尚且是短期內，香港醫療體制所需要面對的連帶傷害，而長遠來說，政府和醫管局在防疫方面的遲鈍（若不是無所作為），對專家意見和醫護訴求無動於衷的態度，都讓醫護人員心灰意冷，先不談對罷工員工的秋後算帳，單是醫護人才的加速流失，足以加劇本已嚴重的人手短缺，正如小鳥醫生所言（註5），人手問題並非引入更多海外（內地）醫生就能解決的。而資深醫護的流失，則影響年輕醫護的培訓，對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造成更深遠的影響。

2020年，我現在是將要畢業的醫科生。我希望好人能一世平安。醫護同行，保護市民。

註1： https://time.com/5775076/hong-kong-wuhan-coronavirus/?fbclid=IwAR394n2YdbzGr1fAxam8EQXrm5gLoBayrOtMg9gBnOCEEhcAMOu4SlIoC7Q

註2：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00131/%25E2%2597%25A4%25E6%25AD%25A6%25E6%25B1%2589%25E8%2582%25BA%25E7%2582%258E%25E2%2597%25A2-%25E6%258A%25A4%25E5%25A3%25AB%25E5%2589%258D%25E7%25BA%25BF%25E6%258A%2597%25E7%2596%25AB-%25E6%25B4%2597%25E8%2582%25BE%25E8%2580%2581%25E7%2588%25B6%25E7%2597%2585%25E9%2580%259D/amp/

註3：
https://news.ltn.com.tw/amp/news/world/breakingnews/3055046

註4： 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419056/%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9%9A%94%E9%9B%A2%E7%97%85%E5%BA%8A%E5%A2%9E%E8%87%B31400%E5%BC%B5-%E9%86%AB%E8%AD%B7%E6%86%82%E5%A2%9E%E5%8A%A0%E6%99%AE%E9%80%9A%E7%97%85%E5%BA%8A%E4%BD%BF%E7%94%A8%E5%A3%93%E5%8A%9B

註5：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648367862579589&id=396444011105310

圖片來源：《明報》

《就算醫護賣命工作都拯救不了的collateral damage（只有林鄭可以）》

【編按：憤怒的醫科同學又再化悲憤爲文字，她說的這個現象暫時未見很多傳媒探討，其實也很值得大家留意。也是為什麼醫護需要堅守香港醫療體系的原因。】

2003年，我只是一個小二學生，對非典型肺炎的印象停留在早上量體溫、上學戴口罩和提早放暑假。但原來對我的家人來說，卻是一段灰暗的記憶。

我的外婆在02年下半年確診患上淋巴癌，在03年初開始接受化療。大概在03年2月的一個週末，我們一家和舅舅們阿姨們全部回到外公外婆家，去商量到底要不要暫停外婆的化療療程，因為當時正值「沙士」開始爆發的時後，公立醫院取消了探訪時間，家人擔心外婆在住院期間缺乏照顧，也擔心外婆在化療後，因為免疫力低下而容易在醫院裡感染「沙士」。正當大家猶豫不決之際，醫院的一通電話替我們下了決定: 醫院已經暫停所有化療療程，以減低癌症病人的感染風險，外婆的化療因而要延後一次。到了3月，我們再次接到醫院電話，表示因為疫情尚未受控，化療要再暫停一次。我們曾經想過讓外婆到私立醫院接受治療，奈何費用高昂，家裡實在負擔不了，唯有讓外婆在家休養，等待醫院通知重新開始化療。終於，外婆在6月重新開始治療，只是效果並不理想，在同年8月安息主懷。

相信這樣的經歷對於一些家裡有長期病患者的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長期病患者的免疫力一般比普通人低，感染的風險自然比一般人高。面對如「沙士」一般突如其來的疫症，平常的複診和治療對他們來說，變得額外的膽戰心驚。流感尚有疫苗可供病人注射，來預防感染，但當年的「沙士」和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並沒有預防針，對一眾需要經常往返醫院的長期病患者來說，絕對是一種防不勝防的危機，因此，不少患者寧願延遲複診和暫停非緊急的治療（注意這裡的非緊急是指與感染肺炎病毒的風險比較，暫停治療的風險可能會比較低，而並非指治療不重要），以減低外出時或在醫院裡感染病毒的風險。

這是一種連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而愈是處於社會的基層或弱勢，受到的連帶傷害也愈大。長期病患者，尤其是在公共醫療體系裡面接受治療的病人，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傳染病時，除了要承受更高的健康風險，也會因為連帶的防疫措施和醫療資源分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健康損傷。

早在醫護發動罷工前，已經有醫生表示為了應付新型肺炎疫情帶來的醫療需求，部分非緊急服務已經受到影響，包括一些住院的床位分配、內科病房的人手調配和非緊急手術等（註1），這是另一種連帶傷害，而這層連帶傷害更是影響到其他公共醫療體系的使用者。

本港至今15名確診的病例中，有三人需要轉送深切治療部，插喉並接駁呼吸機維持呼吸。深切治療部床位有限人所皆知（除非你是蔣麗芸），大家有想過這三台呼吸機是怎樣來的呢? 現實地說，是犧牲了另外三個同樣需要呼吸機的病人而來的。一般來說，大部分轉送深切治療部的患者都是處於危殆但是可逆轉的情況，因而需要緊密監測維生指標和接駁支援衰竭器官（organ support therapy）的設備，提高存活率。這樣的病人包括呼吸衰竭的新生嬰兒，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青年，遭遇嚴重車禍的成年人...... 每少一個深切治療部的床位，就可能減少一分這樣的病患獲得適切治療的機會，也會增加醫療團隊的研判壓力。

如今在武漢市，為了應付疫情帶來醫療需求，跟多醫療機構都被迫暫停其他的醫療服務，當中不乏必要而且緊急的服務，例如腎衰竭病人的血液透析（註2），急性血癌的緊急化療（註3）等。難道我們的醫療系統需要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政府才後悔沒有及早封關，堵截疫情爆發?

另一邊廂，陳局長早前提及增加1400張額外病床，用於應付疫情帶來的醫療需求，大部分是從原有的內科或急症病房床位改裝而成（註4），若用於接收潛在的新型肺炎患者，並不符合防疫規格，對醫護以及病人帶來一定程度的感染風險。這是第三重連帶傷害，若醫院因此爆發感染，如當年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病房爆發「沙士」一般，對香港廣大市民的健康則構成極大的打擊。

以上尚且是短期內，香港醫療體制所需要面對的連帶傷害，而長遠來說，政府和醫管局在防疫方面的遲鈍（若不是無所作為），對專家意見和醫護訴求無動於衷的態度，都讓醫護人員心灰意冷，先不談對罷工員工的秋後算帳，單是醫護人才的加速流失，足以加劇本已嚴重的人手短缺，正如小鳥醫生所言（註5），人手問題並非引入更多海外（內地）醫生就能解決的。而資深醫護的流失，則影響年輕醫護的培訓，對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造成更深遠的影響。

2020年，我現在是將要畢業的醫科生。我希望好人能一世平安。醫護同行，保護市民。

註1： https://time.com/5775076/hong-kong-wuhan-coronavirus/…

註2：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5E2%2597%25A4%25E6%2…/amp/

註3：
https://news.ltn.com.tw/amp/news/world/breakingnews/3055046

註4： https://www.hk01.com/…/%E6%AD%A6%E6%BC%A2%E8%82%BA%E7%82%8E…

註5：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648367862579589&id=396444011105310

圖片來源：《明報》

那些偏鄉醫療教會我的事

「偏鄉醫療，這些年教會我的事」

民國73年，我和大部份的醫學生ㄧ樣，對於下一站的實習以及未來的選科感覺到很茫然，到底，要怎樣選擇醫院呢？是要選離家近的中南部？還是要選擇都會區的北部呢？

就在徬徨不知如何選的時候，有個學長跟我說花蓮的門諾醫院，是一間由外國傳教士辦的教會醫院，教學是美國式的，很嚴格，但是，很值得去。

其實，當年我對花蓮和門諾毫無印象，只是對創辦醫院的薄院長的奉獻精神非常景仰，我就跟我爸媽說讓我到花蓮實習兩年，兩年一到我就會回家，沒想到，花蓮這一待就是30年！

早期的門諾醫院，規模雖然不算很大，但是，在慈濟醫院成立之前，門諾算是花東地區很重要的後送醫院。薄院長以視病猶親與全人醫療的價值觀，帶領著門諾醫院，從「ㄧ塊錢看病」的原住民診所，逐漸招兵買馬擴充到200多床的教學醫院，除了招收實習醫師與住院醫師，也辦了東部唯ㄧ的門諾護校，不但提供花蓮偏鄉民眾的醫療照顧，同時也培育了不少在地的醫護人才。

非常幸運的，除了薄院長之外，在門諾期間，我也特別感謝楊義明醫和樂俊仁醫師。

當年，楊義明醫師擔任小兒科和醫教部主任，他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他很重視 case presentation和bedsite teaching，尤其，是小兒血癌的治療。雖然，當年門諾醫院在東台灣偏鄉，但是，楊醫師ㄧ手打造的門諾血癌團隊，曾經創造全國最高的小兒血癌存活率。當年台灣還沒有開辦健保，很多東部病患根本沒有錢可以治療，楊醫師因而在民國70年成立了全國最早的小兒血癌基金會，透過募款來幫助這些小兒血癌病患。

楊醫師的血癌治療團隊，除了醫師、護理人員、檢驗師和社工之外，還有隨時待命的接送志工，只要病人該回診做化療卻沒回診，楊醫師就會通知這些志工，到家裡把病人載過來，印象中，這些早期的「免費Uber」，還曾遠到玉里載人。

樂俊仁醫師，可以說是當年學生心目中的「教學神人」，只要門診急診或是住院病人，有難得可以學習的case或是皮膚表徵，不管是不是上班時間，有時甚至是三更半夜，他都會發出「教學召集令」，請總機把所有的學生找回來，只因為怕學生錯過了難得的學習機會。

樂醫師每週一定排班到部落看山地醫療，從早期門諾設立的玉里山地醫療站，到目前東基的山地醫療，以及蘭嶼的醫療支援，可以說是數十年如一日。

從薄院長和楊醫師與樂醫師的身上，我學到的，不只是醫療知識和技術，還有醫者的生命態度和人道關懷，這才是讓我終身受用的智慧和能量，也才能讓我無悔的走一段醫療助人的道路。

其實，門諾醫院早期打造的公衛照護體系也非常值得我敬佩和學習。

民國78年間，花蓮秀林鄉曾經爆發了兒童結核性腦膜炎大流行，那時我已經在小兒科當住院醫師，治療團隊除了住院和門診追蹤外，最重要的就是週一到週五的TB投藥，確保「投藥到孩子口」，週末休假，投藥任務就交棒給住在部落的老師，就這樣，迅速地穩住了肺外結核的蔓延。因此，我深深覺得，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或許始於醫師，但是疾病的根除和防治，還是要靠深入的公衛體系「do something more」才能完全達陣！

大家都知道，當年偏鄉有三多「寄生蟲多、頭蝨多、結核病多」。印象中，公衛護士每天上班報到後，就要騎著摩托車上山挨家挨戶做家訪，為了治療頭蝨，幫部落孩子剪頭髮洗頭髮；為了根絕寄生蟲，向國外募款幫部落建廁所蓋水溝。為了增加部落族人的參與，也為了給部落多一些收入，施作的工程就盡量交給部落的族人自由來做。

前幾年我常走入社區，陪伴社區做社區總體營造，仔細對照，門諾公衛團隊早期在部落所經營的模式，幾乎可以算是台灣最早的「社區健康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