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港台那麼多人挺川普—一個全球化陰影下的「反動」解釋 -- 上報 / 評論】

為甚麼香港有很多人雖然無票，但也想 Donald Trump 選贏，是一個涉及全球化陰影的問題。在當代全球範圍的進步史觀裡面，香港這些人和美國中西部白人一樣，是「反動」 (re-actionary) 的；但中國的進步主義實踐 (國民黨及共產黨) 已經說明，被指控為「反動」的好多都只是一般人甚至高潔之士。

簡單來說，為甚麼香港有川粉，是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裡面，感到巨大的失敗感和威脅感，而「一國兩制」在 1997 年至大約 2019 年中間，都是「全球治理」的一個實驗，得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背書。這個實驗的高層結構，是華爾街跨國資本和工業家和中國市場的共謀、以及美國拉攏中國圍堵蘇聯的大政治；其下層結構才是英國交還香港，並得到美國祝福維持所謂金融中心的香港政治。

在此政治秩序下，一般香港人感到被出賣，不只是對中國怨恨，更對西方拋棄道義和偽善敢怒不敢言。香港人骨子裡親西方，就將這一層怨恨收藏得很深。甚至是因為長期受西方思想殖民，而「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乾脆否認了就當不存在。

這件事我是由實際的本地經驗學習得到，在 2010 年左右香港出現了中國人哄搶香港物資、水貨行業成行成市擾亂民生的問題，最後組織力完全廢弛的香港人也嘗試組織了非道德政治 (如紀念中國的六四) 而進入實際政治的示威，針對此種外來的經濟和文化干預，但這些初期嘗試遭受國際上的絕對逆風。很多西方主流媒體，都在第三世界情結的白人以及中國員工、作者的操持之下，將香港人的自救運動妖魔化，鞭韃他們為排外法西斯、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抱持西殖優越感諸如此類；甚至出現了專門分析西媒如何鞭韃香港人的專頁。

全球治理陰暗的一面

那個時刻對很多人都是覺醒時刻，覺醒到「西人跟中國人站在一起」的空間不只存在，而且利益巨大。慢慢就發現所謂的全球化政治、全球治理的陰暗一面。肯定早過那些後知後覺的人，甚至比 Trump 和共和黨更早。那些年中國在香港搞的倒退式政改，即香港民主黨變節支持那個，就得到美國透過駐港領事大力祝福；不論香港發生甚麼事，「國際」對香港仍然是抱持固有的 line to take。

那個時候開始很多香港人就已經對國際大台不抱好感，Trump 拆國際大台的行為，自然會得到他們打從心底裡的支持。而香港人是一早分化為「國際治理 (中美合謀的全球化 equilibrium) 受益者」和「國際治理受害者」兩個階層。今日的站位，在 2010 年代已經基本劃分了出來。對於水貨問題——經濟及文化殖民——咬牙切齒的受害者，多數會傾向 Trump；而當日狠批示威者法西斯、排斥內地人、為何不爭取中國新移民選票的人，則多數傾向拜登。

因為他們會說「海怡不是廣東道」，因為他們住在港島的高尚地區，歲月靜好，是知道有擾亂問題的，但他們沒有感受到切遍之痛，放假也可以出國而不用面對本地社區街道商場被佔據的問題，社會階梯與國際高度聯繫 (商業、學術、政治、NGO 網絡之類)，由於一切都已經離岸化，所以對移民問題通常採取寬容態度，因為他們連子女都不在香港讀書的了；中美合謀的現存秩序對他們還是利多於弊；

他們就像紐約或者加州人一樣，肯定是支持拜登多一點，因為拜登承諾會恢復被 Trump 傷害了的「大體制」，拜登說「要讓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行事」，但事實上所謂國際規則就是中俄等國執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是世衛幫手淡化消息導致西方錯失防疫時機、就是香港根據國際規限變成現在這樣，這一切都是國際規則，而在各種聯合國式體制裡面，近年已經有「第三世界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

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不只香港人連其他地方的人，都開始覺得現存的「國際規則」本身就是問題根源。港台人和中西部 Redneck 在這個問題的意外連結，是因為港台人是國際秩序的受害者，而中西部 Rednect 近年則發現國際秩序開始不再 favour 自己——他們都發現自己的國家變成了不為自己服務的「異己」。

「友台」只是個壟統的說法

為甚麼台灣人很多都支持 Trump，因為他比較「友台」是一個壟統的說法，事實上香港如果說是國際規則的受害者，台灣則是國際體系的被逐出者。他們也說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也就是世界秩序沒他們份的。因此他們基本上都是天然地明白被大體制迫害的感受，Trump 將自己定位為華盛頓建制的挑戰者、國際大台的拆毀者，自然得到被那個大台多年無視和迫害的台灣鄉民喜歡。

支持拜登的也有不少親中者，因為親中和親西在那個意義上是一體的，他們認為跟中國講和就可以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和生存空間。所以支持國民黨就是跟中國緩和關係，支持美國民主黨則是渴望恢復中美交往然後中介發大財的好日子。

所謂國際秩序的基石，包括聯合國、北約之類，就是二戰體制和冷戰格局的遺緒。冷戰是為了圍堵蘇聯，而香港其實是二戰後秩序的受害者，因為中國變得重要，所以英國也不能在這裡搞民主，香港也在聯合國失去了殖民地自決資格；而台灣同樣是冷戰的受害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是基於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盲目支持，而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代價就是失去國際地位，從此成為國際孤兒——因為美國不再需要中華民國，他們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圍堵蘇聯，因此台灣不再重要，也因此可以民主化。所以兩個地方的人都很有理由對敵視 Trump 的國際大台不抱好感。

香港雖然在國際秩序的「祝福」下似乎得到國際能見度和參與權，但大家很快就發現其實只是中國在國際投票的時候多了一票，並不代表國際人提倡的各種人權公義在這裡可以實踐得到。而兩地的拜登/民主黨支持者則是性質類似的，他們的權力和話語權來自「國際聯繫」，得益於二戰以來人類試圖進行各種國際整合的努力，不管是實際資源或者意識形態話語權。而一般人對拜登的懷疑態度絕對不只是因為他和他家族的私德成疑，更是原則性不認可他「要重回跟中國又傾又砌」的多邊主義路線。

國際整合和治理的基本前設，是以合作取代對抗。因此拜登陣營的講法，就是跟中國要在國防、科技、經濟、知識產權等範疇變成競爭，但又要在環保、衛生、國際合作等領域保持溝通合作。對中國認識深的人，就會看到「又傾」的那個環節肯定會被操作至死，變成抵消「又砌」的結構性臭蟲，最後等於甚麼都沒改變。

而冰山崩潰的指標性事件，當然是 2019 的武漢肺炎大流行，香港是因為不信任中國，繼而不信任中國控制的世衛，最後民間自救，在世衛在淡化疫情的時候，已經不等待指揮而自發全民戴口罩，最終將傷亡控制在較低範圍；台灣就根本不是世衛合資格會員，也是國際社會棄兒，但最終也因為「不聽中央指令」而自行動員最終成為防疫模範。拜登批評 Trump 防疫政策不佳，應派員到中國取防疫經，更是貽笑大方，也是迷信「國際合作」的典型。不要說美國，就算是世衛的調查員，也是被拒入境武漢的 ，根本不會有東西查得出。

這些諷刺而弔詭的全球事件便是不斷提醒人們，現存的國際秩序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究竟是幫助到人的秩序還是剝削性的秩序。而很大力支持拜登的港台人，基本上就是渴望恢復 Good old days 而無視一般人生活和情緒的孤立階級。

Samuel Huntington 視出席達沃斯論壇的全球跨國精英為「達沃斯人」，「這是一群跨國別的國際化精英，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亨廷頓認為，達沃斯人『幾乎沒什麼對國家保持忠誠的需要』，他們彼此間存在着比跟自己的同胞間更多的共同點。他們也有能力從新的市場全球化和信息技術中獲取不成比例的好處。」他們的動機千頭萬緒也是一條，減少國家權力、拆除邊界，進行跨國統治和經濟政治學術殖民。

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

在香港或者台灣的第三世界人口，其最高階段便是成為達沃斯人的外圍和次級模仿者，對他們的意識形態，如環保政策、移民歡迎主義、性小眾學術、環球金融、中國友善傾向等等，進行再生產；具體路徑便是移民外國，再回來教訓家鄉的人不懂得國際秩序，由於他們是次級模仿者於是就將事情道德化起來。就像紐約人嘲諷中西部人是大鄉里、台北人認為南台灣很落後之類。而香港也有人去了外國之後就急不及待教訓支持 Trump 的香港人是極右、沒國際見識、會被外國人嘲笑一樣。

「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是明末思想家李贄的講法，他認為他那個年代的人，只會僵化地以孔子標準行事，但孔子那個年代跟他們那個年代極不一樣，所以主張不能死搬硬套。只有孔子的是非，就等於沒有從來自己的是非。

在這個由聯中反蘇、外資入中、美國帶領中國進入世貿為起點的中國式全球化系統，中國的殖民性驅動力，也是由世界體系所供養，現在西方人被反客為主；中華帝國在歷史上的邊緣地區如香港台灣，則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大中國主張和跨國建制派仍然極具能量，以進步的名目，行殖民之實。他們同樣想用中國/外國的是非，取代本地人的是非。

【盧斯達：港台那麼多人挺川普—一個全球化陰影下的「反動」解釋 -- 上報 / 評論】

為甚麼香港有很多人雖然無票，但也想 Donald Trump 選贏，是一個涉及全球化陰影的問題。在當代全球範圍的進步史觀裡面，香港這些人和美國中西部白人一樣，是「反動」 (re-actionary) 的；但中國的進步主義實踐 (國民黨及共產黨) 已經說明，被指控為「反動」的好多都只是一般人甚至高潔之士。

簡單來說，為甚麼香港有川粉，是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裡面，感到巨大的失敗感和威脅感，而「一國兩制」在 1997 年至大約 2019 年中間，都是「全球治理」的一個實驗，得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背書。這個實驗的高層結構，是華爾街跨國資本和工業家和中國市場的共謀、以及美國拉攏中國圍堵蘇聯的大政治；其下層結構才是英國交還香港，並得到美國祝福維持所謂金融中心的香港政治。

在此政治秩序下，一般香港人感到被出賣，不只是對中國怨恨，更對西方拋棄道義和偽善敢怒不敢言。香港人骨子裡親西方，就將這一層怨恨收藏得很深。甚至是因為長期受西方思想殖民，而「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乾脆否認了就當不存在。

這件事我是由實際的本地經驗學習得到，在 2010 年左右香港出現了中國人哄搶香港物資、水貨行業成行成市擾亂民生的問題，最後組織力完全廢弛的香港人也嘗試組織了非道德政治 (如紀念中國的六四) 而進入實際政治的示威，針對此種外來的經濟和文化干預，但這些初期嘗試遭受國際上的絕對逆風。很多西方主流媒體，都在第三世界情結的白人以及中國員工、作者的操持之下，將香港人的自救運動妖魔化，鞭韃他們為排外法西斯、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抱持西殖優越感諸如此類；甚至出現了專門分析西媒如何鞭韃香港人的專頁。

全球治理陰暗的一面

那個時刻對很多人都是覺醒時刻，覺醒到「西人跟中國人站在一起」的空間不只存在，而且利益巨大。慢慢就發現所謂的全球化政治、全球治理的陰暗一面。肯定早過那些後知後覺的人，甚至比 Trump 和共和黨更早。那些年中國在香港搞的倒退式政改，即香港民主黨變節支持那個，就得到美國透過駐港領事大力祝福；不論香港發生甚麼事，「國際」對香港仍然是抱持固有的 line to take。

那個時候開始很多香港人就已經對國際大台不抱好感，Trump 拆國際大台的行為，自然會得到他們打從心底裡的支持。而香港人是一早分化為「國際治理 (中美合謀的全球化 equilibrium) 受益者」和「國際治理受害者」兩個階層。今日的站位，在 2010 年代已經基本劃分了出來。對於水貨問題——經濟及文化殖民——咬牙切齒的受害者，多數會傾向 Trump；而當日狠批示威者法西斯、排斥內地人、為何不爭取中國新移民選票的人，則多數傾向拜登。

因為他們會說「海怡不是廣東道」，因為他們住在港島的高尚地區，歲月靜好，是知道有擾亂問題的，但他們沒有感受到切遍之痛，放假也可以出國而不用面對本地社區街道商場被佔據的問題，社會階梯與國際高度聯繫 (商業、學術、政治、NGO 網絡之類)，由於一切都已經離岸化，所以對移民問題通常採取寬容態度，因為他們連子女都不在香港讀書的了；中美合謀的現存秩序對他們還是利多於弊；

他們就像紐約或者加州人一樣，肯定是支持拜登多一點，因為拜登承諾會恢復被 Trump 傷害了的「大體制」，拜登說「要讓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行事」，但事實上所謂國際規則就是中俄等國執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是世衛幫手淡化消息導致西方錯失防疫時機、就是香港根據國際規限變成現在這樣，這一切都是國際規則，而在各種聯合國式體制裡面，近年已經有「第三世界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

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不只香港人連其他地方的人，都開始覺得現存的「國際規則」本身就是問題根源。港台人和中西部 Redneck 在這個問題的意外連結，是因為港台人是國際秩序的受害者，而中西部 Rednect 近年則發現國際秩序開始不再 favour 自己——他們都發現自己的國家變成了不為自己服務的「異己」。

「友台」只是個壟統的說法

為甚麼台灣人很多都支持 Trump，因為他比較「友台」是一個壟統的說法，事實上香港如果說是國際規則的受害者，台灣則是國際體系的被逐出者。他們也說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也就是世界秩序沒他們份的。因此他們基本上都是天然地明白被大體制迫害的感受，Trump 將自己定位為華盛頓建制的挑戰者、國際大台的拆毀者，自然得到被那個大台多年無視和迫害的台灣鄉民喜歡。

支持拜登的也有不少親中者，因為親中和親西在那個意義上是一體的，他們認為跟中國講和就可以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和生存空間。所以支持國民黨就是跟中國緩和關係，支持美國民主黨則是渴望恢復中美交往然後中介發大財的好日子。

所謂國際秩序的基石，包括聯合國、北約之類，就是二戰體制和冷戰格局的遺緒。冷戰是為了圍堵蘇聯，而香港其實是二戰後秩序的受害者，因為中國變得重要，所以英國也不能在這裡搞民主，香港也在聯合國失去了殖民地自決資格；而台灣同樣是冷戰的受害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是基於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盲目支持，而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代價就是失去國際地位，從此成為國際孤兒——因為美國不再需要中華民國，他們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圍堵蘇聯，因此台灣不再重要，也因此可以民主化。所以兩個地方的人都很有理由對敵視 Trump 的國際大台不抱好感。

香港雖然在國際秩序的「祝福」下似乎得到國際能見度和參與權，但大家很快就發現其實只是中國在國際投票的時候多了一票，並不代表國際人提倡的各種人權公義在這裡可以實踐得到。而兩地的拜登/民主黨支持者則是性質類似的，他們的權力和話語權來自「國際聯繫」，得益於二戰以來人類試圖進行各種國際整合的努力，不管是實際資源或者意識形態話語權。而一般人對拜登的懷疑態度絕對不只是因為他和他家族的私德成疑，更是原則性不認可他「要重回跟中國又傾又砌」的多邊主義路線。

國際整合和治理的基本前設，是以合作取代對抗。因此拜登陣營的講法，就是跟中國要在國防、科技、經濟、知識產權等範疇變成競爭，但又要在環保、衛生、國際合作等領域保持溝通合作。對中國認識深的人，就會看到「又傾」的那個環節肯定會被操作至死，變成抵消「又砌」的結構性臭蟲，最後等於甚麼都沒改變。

而冰山崩潰的指標性事件，當然是 2019 的武漢肺炎大流行，香港是因為不信任中國，繼而不信任中國控制的世衛，最後民間自救，在世衛在淡化疫情的時候，已經不等待指揮而自發全民戴口罩，最終將傷亡控制在較低範圍；台灣就根本不是世衛合資格會員，也是國際社會棄兒，但最終也因為「不聽中央指令」而自行動員最終成為防疫模範。拜登批評 Trump 防疫政策不佳，應派員到中國取防疫經，更是貽笑大方，也是迷信「國際合作」的典型。不要說美國，就算是世衛的調查員，也是被拒入境武漢的 ，根本不會有東西查得出。

這些諷刺而弔詭的全球事件便是不斷提醒人們，現存的國際秩序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究竟是幫助到人的秩序還是剝削性的秩序。而很大力支持拜登的港台人，基本上就是渴望恢復 Good old days 而無視一般人生活和情緒的孤立階級。

Samuel Huntington 視出席達沃斯論壇的全球跨國精英為「達沃斯人」，「這是一群跨國別的國際化精英，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亨廷頓認為，達沃斯人『幾乎沒什麼對國家保持忠誠的需要』，他們彼此間存在着比跟自己的同胞間更多的共同點。他們也有能力從新的市場全球化和信息技術中獲取不成比例的好處。」他們的動機千頭萬緒也是一條，減少國家權力、拆除邊界，進行跨國統治和經濟政治學術殖民。

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

在香港或者台灣的第三世界人口，其最高階段便是成為達沃斯人的外圍和次級模仿者，對他們的意識形態，如環保政策、移民歡迎主義、性小眾學術、環球金融、中國友善傾向等等，進行再生產；具體路徑便是移民外國，再回來教訓家鄉的人不懂得國際秩序，由於他們是次級模仿者於是就將事情道德化起來。就像紐約人嘲諷中西部人是大鄉里、台北人認為南台灣很落後之類。而香港也有人去了外國之後就急不及待教訓支持 Trump 的香港人是極右、沒國際見識、會被外國人嘲笑一樣。

「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是明末思想家李贄的講法，他認為他那個年代的人，只會僵化地以孔子標準行事，但孔子那個年代跟他們那個年代極不一樣，所以主張不能死搬硬套。只有孔子的是非，就等於沒有從來自己的是非。

在這個由聯中反蘇、外資入中、美國帶領中國進入世貿為起點的中國式全球化系統，中國的殖民性驅動力，也是由世界體系所供養，現在西方人被反客為主；中華帝國在歷史上的邊緣地區如香港台灣，則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大中國主張和跨國建制派仍然極具能量，以進步的名目，行殖民之實。他們同樣想用中國/外國的是非，取代本地人的是非。

【新聞自由比校委面子重要 】

新聞自由是意見表達和資訊接收自由的具體表現， 這不單比港大那班偽君子的面子重要，也比我們高院那些欠缺人權意識觀念的法官的面子重要。法官當然可予批評，而且涉及人權自由不受法官尊重的重要時刻，猛烈批評法官把他們驚醒，正是傳媒的責任所在。

抗議對象 應是法官

怎樣猛烈法？英國《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因為不滿3名上訴庭上議院法官（Law Lords）在「間諜捕手」（SPY Catcher）案中頒下禁制令，禁止對該書作者彼得衞（Peter Wright）及該書內容的報道，憤而把3位法官的照片倒轉刊登，並在上面大字標題，「你們是蠢蛋」（You Fools）。香港法院的法官多次作出有違常理的裁決之時，評論者與媒體還是對他們必恭必敬，只會令他們更蠢。

筆者必須指出，高院的法官經常表現得欠缺常識，對社會不了解，更對人權的重要性全無意識，很隨意地便多次頒下嚴重影響港人示威集會自由的禁令，這次更直接侵害港人的資訊接收人權，應該完全把他的照片倒轉，然後寫上「蠢材」兩個大字。

傳媒工會應到高院示威抗議而不是到港大，是應該設法鑽法律的空子，於必要時犯法，以保護公眾的知情權。

臨時禁制令給人發覺原來當中不包括已在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的資訊，這是說傳媒可以在禁制令正式頒下前隨意把商台已散播的聲音檔案再轉載，只是商台自己不可以。大家高興嗎？這其實了無意義，筆者與其他留意新聞的人早已聽過李國章和紀文鳳的錄音，亦有大量逐句記下的文字紀錄，再禁也失去保密的效用。

問題在於尚未播出的其他港大校委的發言。這都不在公眾領域，商台及其他傳媒以什麼方法將其向全港市民公開，過程要完全不顧港大校委和高院蠢蛋法官的禁令，那才是維護公眾的知情權，才不負港人所託。筆者要問，傳媒是為了港人的利益、新聞的尊嚴、公眾知情權，還是為了照顧蠢蛋和港大壞蛋的面子？

1987年，英國的「間諜捕手禁書」案，傳媒應是必讀的教材吧？還等什麼？1987年已經移民澳洲的軍情五處（MI5）特工，由於英國政府扣減他的退休金額，為了補償損失而出版書本；他如願以償，單是美國一年已賣出40萬本（到今天超過200萬本已經在全球賣出），他死時是百萬富翁。

英國以違反合約的民事理由到澳洲申請禁制這本書。澳洲的法官可沒有同級的香港高院法官般蠢，隨便任由英政府以違約為由實行政治打壓的目的；澳洲的高院和上訴庭皆拒絕因作者彼得衞破壞保密（breach of confidence）的民事理由下禁令，稱資訊自由更為重要。

英國記者特別從澳洲帶同10本禁書回英，並通知英國海關；帶書不是出版，禁制令不是充公令（confiscation order），海關只好放行。此例一開，水貨客的威力令想看這書的人皆可看到，皆可自由討論書中內容；但受禁制令針對的《觀察家報》、《衞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不能。更有趣的是，從英國駕車可以自由出入的蘇格蘭也不受禁令的影響，上議院法官對自己與社會的脫節，一無所覺。

香港的法官享有獨立和崇高地位，不等於有權不理社會的實況，任意任令資本家和政府借民事的法律去滿足政治上的需求。更嚴重的是，借民事的原則程序去侵害港人的人權之時，法官了無所覺。

港大校委與洩密者連合約關係也不知道有沒有（應不是港大職員所為，而是校委之中有人洩密），去到盡亦只屬普通法中的破壞信託行為（breach of trust），洩密也無人有金錢損失；個別校委有名譽上的損失，是咎由自取。法律的存在是要保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不是方便一些表裏不一的人做卑鄙的事。同是高院，香港的法官就沒有澳洲法官的智慧。

當雷曼苦主在銀行外示威之時，法官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下，隨便就禁了示威者的示威權（銀行以將告示威者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為由，申請臨時禁示威令，示威者被禁了，滋擾的官司不了了之，因為根本講不出有何損失）。小巴司機說馬路的佔領者影響生意，官司有沒有下文？高院法官說他們會受影響是常識，但整件事件是政治則是人人皆知，獨是法官不知的常識。

教育法官 責在傳媒

究其原因，香港的法官是落伍的法律動物，並不與時並進，對法律文化的認知，只停留在英國法律界的七八十年代（法官學法律時），而香港只有對法治盲目推崇的傳媒，欠缺筆者一類的批判者。

當英國法官在1988年明白到自己的愚蠢而撤銷禁書令之後，歐洲人權法院並不為愚蠢的上議院法官保留面子。1991年裁決英國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的表達意見自由；同時批評英國法官不是基於明顯不過的保護人權理由撤禁，而只是因為禁令事實上失效。法官為政府違反自由的假定隨意背書（endorse illiberal assumption from government）。

相信英國的「老爺」在此案之後進步了，但香港的法官有待教育，或是教訓；這責任在傳媒身上。上述案件已經給予傳媒足夠的啟示如何避開禁令。筆者特別希望在星期五聆訊禁制令之前，看到其他港大校委的聲音廣傳。這似乎不尊重法官了。正是，他們需要的不是尊重，而是教訓和教育。

信報財經新聞 2015-11-03
A20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