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暉《#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時報文化藝文版，今日上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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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內容，為新書作者陳宗暉於9月19日的臉書貼文，回顧自己與責任編輯（另一位詩人，兩人曾是大學同學兼室友）之間的故事​；後附言叔夏今天凌晨臉書貼文，及其〈#飛行器的執行週期〉（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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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入學那年的九月，搭了六個小時的火車來到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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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舍按學號分配室友。新同學，也是新室友。這間寢室有多新呢，新到可以放心在房間裡的浴室洗手台浸泡高麗菜葉等著煮火鍋的那種新。而我總是來去匆匆幾乎沒有和室友一起吃過飯。我是室友卻經常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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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不在家的室友，還記得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這間寢室準備隔天的課堂報告，關於現代詩，主題是「時間」。還記得室友的書櫃有詩集，還有好幾本洪範書店與新潮文庫。室友說他發現寢室地板中央有一塊地磚燙燙的，那應該是樓下天花板的電燈在發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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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生宿舍有一個充滿希望的名字叫「向晴」，那陣子的我總覺得太陽好像在樓下，必須低頭用腳才可以感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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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友們都是系上的戲劇小組只有我不是。但我和室友一起修過劇本寫作課，我寫了奇怪的劇本，老師指定讓他唸出來；我成為我唯一的一場戲的熱烈觀眾。我們在女性主義的課堂上看帕索里尼的MEDEA。那盒盜版VCD離開花蓮之前再次回到我的手上好像去了很遠的飛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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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著沒有人接住的飛盤後來除了拋物線還能去哪裡。畢業以後飛盤還在飛。我們各自去了很遠的地方彼此沒有心電感應但是都去過新店，相遇之前，我們一定都在大坪林捷運站擦身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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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像是每一次在類似大掃除那樣的時刻，因為召集了所有應該要來的人，而準備的工具總是不夠，所以沒有工具或是被分配到奇怪工具的人，在這樣略顯無所措其手足的情景中，就必須發揮自己僅有的想像力，讓自己有限（或根本沒有）的工具發揮無限的潛能，產生某種可以被認可為效率的東西。而這一切的發生極為自然，像是光線不夠了就要開燈，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太多彷彿在黑暗中手無寸鐵的時候。」──廖宏霖〈明信片上被遺忘的手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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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被分配到奇怪工具，或在黑暗之中手無寸鐵，我知道我們可能在很小的時候就曾經一起玩過「棉被版水上摩托車」。長大以後，緩慢而沒有效率，拖泥帶水故意繞遠路。奇怪的人生啊，「奇怪」從來就不是一個貶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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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往往在悲傷之處發生共鳴與耳鳴。多年以後，收到一個來自遠方的奇怪訊息，一瞬間開啟了二十年份的話語，從向晴240，轉換到另一間編號240的時間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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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我和我的室友也是我的同學、我的編輯共同完成的，類似期末報告也類似紀念禮，主題可能是時間。時間內外，還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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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室友同學我的編輯，我常常想像他是如何以幽默感與詩意去化險為夷，去接住每一個殺球造成的內傷。透過他，想像一種我未曾有過的大學生活（但我覺得我們其實比較像是國小同學）。這樣一想，沉痛而煎熬的關卡好像就沒有那麼困難。好像什麼事情最後總是可以解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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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單時跑來跟你同一組。掉進洞裡時給你垂降材質不明的繩索。把傷心的事情盡量說成好笑的話。詩是某種經文，某種密語，某種好玩的東西。讓我放心把生活的祕密交付給他然後變成好幾種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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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祝福大家，祝福20歲以前30歲以後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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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暉 臉書貼文（9月19日）
#言叔夏 臉書貼文（9月29日）​
#廖宏霖 （文中）友情客串，粉專 《ECHOLALIA》廖宏霖詩集
#賴位政 手寫​
#林依儂 襯圖，Instagram：writingxphotography
#李蕪 選錄及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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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暉文集《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時報出版，2020年9月29日），該書創作計畫，曾獲 #國藝會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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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言叔夏9月29日臉書貼文，及“不是書序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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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篇書序，而是一封長長的回信。回給那些年的木瓜溪。北迴海。那些年，有人在屋頂吃花。有人操場太極拳倫巴。有人在巴士的頂端看海面天亮。那些年，跳上一節藍皮平快就可以去一個海邊的小站。不睡的七星潭。沒有牛的牛山。沿九號公路跳上一台載滿檳榔的小發財。可以邊走邊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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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一張躺椅去了一個房間，就像一張明信片去了遠方。種下一枚信箱，然後帶它出發流浪。到一個島，遇見魚與羊。連夜背誦《秘術一千種》：「使貓終身矮小法」。二十年裡反覆施法：使一隻貓變老又變小。使一支指針前進又後退。時間的痙癴。在逆時針倒退跑三圈的地方，我們還會再遇見那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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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終於出版了。今年夏天，在黃昏的區間車終於跨過濁水溪的芒草時，忽然也有了飛行器的心情。你好嗎。我還好。說著我還好的時候，就在一秒裡，也飛越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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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叔夏〈飛行器的執行週期〉（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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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那是一個什麼樣的開始呢？十數年前，我們初初抵達那個東部縱谷裡的大學時，校園裡有一半仍是漆黑的。沒有路燈的一條路在夜裡穿行過蘆葦。它要通往更黑更暗的什麼地方去？網際網路的白堊紀裡，我們總在晚間的電算中心關門前（啊那是一個多麼復古的存在在一個所有電腦螢幕都還弓著貓背的年代──），隔著屏幕將背包裡的海，都倒進小城的站台。一切畢竟都太黑太黑了。黑得一條路上的所有石子，都是指向彼此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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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那座小城。某個時代終要結束，某些鐘面剛要成為新的操場。友誼是，時間終止以後才能談論的事物。我們談論，像一段時期的終止只為了等待這個談論；如同我們投遞，必須是時間延長以後才能抵達的投遞。於是我們從那之後的長跑各自開始了。攜帶自己的計步器。而所謂的時間首先是，差異與重複。如同德希達一生反覆談論的、彷彿自我指涉般的差異與重複：每個「同一事件」作為事件自己本身，都早已鑲嵌進了它的第二次──是事件裡「第二次」的差異，重複地追認了那作為原初的「第一次」。以哀悼之姿，「第二次」補足了「第一次」意義的缺口；並繼之以自身作為新的時間起點，重新懸置、延宕了事件的終點（把它「置入括弧」），以等待第三次、第四次的重來／降臨；而再沒有什麼會比一個承繼自母親的遺傳疾病，更能自證這道關於差異與重複的辯證了。年少時我們談論起那些關於母親與父親們的事，像流浪表演團裡一個最沉默的手風琴手終年都攜帶著他斗大的琴盒。那時的我們簡直並不知道那些失去與哭泣是什麼樣的意思；而多年以後在這本書裡，母親的病反向結繩一樣地成為了一個原初的標記，「我把最重要的東西都放在這裡了。」撒下麵包屑：「你要記得折返回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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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達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如果事件的構成始終來自差異與重複，疾病如是，死亡如是，友誼甚或此生的各種遭遇（各種「事件」──），亦如是。那麼能將它從它本身所限定的詞彙意義裡救贖出來的，只有它自己──作為「第二次」的「它自己」；給它名字，為它垂降繩索，垂降繩索去一口井底給一個童年的自己，告訴他：一定會有人回來救你。在這部寫於病後的作品裡，作為「第二次」的病──三十歲的「我」罹患了母親死去的惡疾；彷彿替代般地，重新將「母親」灌入了「我」的病體；於是那些手術療程裡的輸血、開刀與復健（甚或撿骨）……，都是一場割肉還母的儀式。「我」既是「我」，也是作為「母親」的「我自己」；藉由長回自己的肉身，把空缺的母親的身體，重新生回來。而一旦「母親」能被「我」自己生回來，那麼失去的「我」自己，也能通過這「第二次」的母親，讓自己重新誕生。某種意義上，他是他自己換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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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善意。如果死亡可能有善意。死亡的善意藏匿在時間的岩縫裡。像走過的誰在這裡留下的標記。在我們年少時代的寫作時光開始以前，那個最初最初的問題：我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界呢？也許為的，只是一次次地，繞經時間的剝落與暴力，重新抵達一個淒美地。淒美地是，二十歲的盛夏縱谷裡一叢一叢磊磊的結石，往東苑的小路逆時針方向就會遇到一座秘密的河堤；是木瓜山裡銅門墓園前的操場，踢足球的小孩們後來都去了哪裡了？古詩課來不及教會我們的事，翹課去的太魯閣就來告訴我們：溪流把山谷都切開（它已經在這裡蹲踞了億萬年了），於是那些山，就都在夜裡秘密地長大了起來；淒美地是，最後一次抵達牛山，海邊天亮回來的九號公路在後照鏡裡被拉得好長好長，我正要載你去趕赴一班最後的火車。沒有人知道的火車盡頭是過去還是未來，又或者它轟隆隆所要駛向的，是一處以光年計算的遠方──我們所去過最遠最遠的地方，是每一次的小型死亡帶我們重新抵達的地方。那麼即使那些年少時代的信與日記，早已隨著那座小城站台荒煙蔓草的傾圮，被吸納進那黑洞般的網路時間裡，自我分解如塵埃；但午夜的平快車駛過志學街，駛進黑得幾乎要目盲的北迴海時，總有那些一個又一個過不完的山洞把我們切成一節一節。火車的車窗唰唰掠過你二十歲的臉；那張臉，我幫你保管起來了，連同年輕時那些寫在黑色屏幕裡的字，一則指向未來的卦象：總有一天，總有一天，我要做一個永遠住在火車上的人……。那時的我們並不會知曉，所有感覺結構的宇宙，都是環狀的。如同這島上找不到終點與起點的鐵軌。只要火車繼續快飛，總有一天，它必會帶我們經過一處既叫做從前也叫做未來的站台，遇見某年夏天被遺留在這裡的自己的臉。一次次地。關於經過與抵達。差異與重複。親愛的CP。那就是我們飛行器的執行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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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我們飛行器的執行週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