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仁智，我的外公！

☆ 回憶50年代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的演奏（許永錫）

　　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是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由蔡繼堒先生創立的「台灣省謷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演變而來。最早的練習地點，是以前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西門町中華路附近的一所寺廟叫公理館內。民國三十四年成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時，蔡繼堒先生幾乎網羅了全台灣所有能吹，能打，能拉西洋樂器的人才。當時給薪的標準是以團員能吹奏樂器的多少來衡量的。這反映出當時人才奇缺的窘狀。
　　在團裏當時卻有一位相當傑出的人才。五十幾年前，我在台北市居住，房東的女婿是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創辦時的原始團員，名叫張仁智，是一位很有音樂才幹的雙簧管(0boe)演奏家。原先他在團裏演奏雙簧管，也常吹奏單簧管(Clarinet)，後來年紀大了就改拉大提琴(Cello)。在交響樂團創立之前，張仁智先生已在日據時代隷屬於廣播電台的音樂機構服務過。他的一生正代表藝術家在所謂光復後的台灣窮困，艱苦奮鬥的情况。為了要養育一家六、七口人，日以繼夜地工作，仍然只能求個僥倖生存。表面上看他是一位台灣唯一的大型樂團，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的正式團員，可是領到的薪水微薄到不能不到晚間俱樂部兼差。
　　當年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幾乎每年都會演奏德孚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曲，其中第二樂章裏的「念故鄉」主題曲便是他最得意用英國管(English Horn)吹奏的。在許多交響樂團演奏過的曲子中，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新世界交響曲之外，還有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孟德爾遜的仲夏夜之夢和舒伯特用他的A小調第十三號四重奏改編的「羅莎夢」(Rosamunde)等曲。
　　為了養活一家六、七口人，他找到一間晚間俱樂部吹奏薩克斯風(Saxophone)。此外他還兼差電台廣播劇的音樂演奏、電影中的配音和閩南歌演奏。他經常得到基隆舞廳伴奏。當時車班很少，只有七八人擠一輛轎車回來。他說做為全省唯一的交響樂團的團員，晚間吹奏爵士樂到半夜三更，第二天得勤練音樂風格南轅北轍的古典交響樂，並不是很好的現象。張仁智兄自我分析說，他們無法提高水準的原因是在演奏交響曲時，心裏所想的並不是指揮預奏練習時的交代，以及對作曲家用意的詮釋。在他們腦子裏轉的是：家裏米缸裏的米不知還有沒有？家裏的小孩是不是在挨餓？加以他們當時所負擔得起或樂隊所擁有的樂器是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古舊樂器，買不起新的。樂隊士氣低落，技術無法改進，無以成為優秀的交響樂團。仁智兄認為樂團指揮是整個交響樂團的靈魂，和團員的默契更加重要。指揮應該是拍子清晰易於跟隨，有可靠的招呼手勢，明確指示樂器起伏的表情。那時的指揮卻時常站在台上不知所措，比劃不清，面無表情地指揮。經常他的指揮棒已揮完，卻還有幾只提琴及管樂仍在演奏最後的一兩音。可知當時樂團水準仍在草創階段，達不到協和完美的演奏。
　　仁智兄的話讓我想起，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創始人赫金生曾說「在我的眼中，樂團必須的條件是，把團員的選拔與照顧，樂譜的選擇與處理，樂隊的練習與帶領交予指揮，給他所有需要與可能的權力，把業務計劃交予一位能幹的經理。 至于我的職責是付款，要求每件事務做得完美，並且謹記，我們要的是尋求至高的藝術而不是金錢，藝術是最先考慮的，然後才是公眾的利益，而金錢是最後才考慮的。」波士頓交響樂團自1880年創團開始經過葛瑞克( William Gericke)，尼柯希( Arthur Nikishi )，及莫克(Karl Muck)等人四十多年的訓練，使得該團具備了深厚穩固的基礎，而在庫茨維斯基(Serge Koussevitsky)手下產生輝煌的時代。張兄也說樂團的指揮應該是權責最高者。而團長應該只同等於西方樂團的經理。可是從當年省交響樂團的組織看來，團長的權責卻變相地高高凌駕於指揮之上。造成外行領導內行，外行打擊專家。團長可以為所欲為，往往私心想要的可以輕易得逞。不僅浪費國家錢財，人不能盡其才。也就培養不出優秀的交響樂團。
　　仁智兄並提到當時台灣樂界的一大盛事—即美國五大交響樂團（紐約、費城、波士頓、芝加哥和克利夫蘭）之一的波士頓交響樂團來台演奏。他們被招待住進圓山大飯店。他看到報導說有些團員一頓飯就吃掉一隻雞，大為驚訝。在那時台灣經濟極端蕭條時，一個人如能吃到一兩塊雞肉，已稱得上是一頓大餐。吃一大隻雞，確實是令人羨慕的。不僅羨慕也感慨萬分。省交響樂團團員不僅在技術上差人家一大截，在體能，營養上更是望塵莫及。在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完的次天，就有自封為「樂評」的人，在報章上指出說有兩只小提琴走了幾音。他認為這些人是乘機炫耀自己的音樂欣賞能力。吹牛不打草稿，不要臉到極點。
　　張仁智先生並不是台灣樂界響噹噹的人物，但是他一生刻苦耐勞，為生活奔波奮鬥的精神，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令我從心底佩服。他從很小時，便父母双亡，和姐姐，哥哥相依為命，過着困苦的生活。兩兄弟都非常有音樂天份。在一位姓名不詳的音樂老師指導下，加上和兄弟間的互相切搓和豉勵，而達到相當高的音樂水準。他除了拿手的雙簧管之外幾乎每一樣樂器都可以上場演奏。在樂壇上活躍了六十幾年，單在省交響樂團就待有長達約四十五年以上的歷史。他常在夜晚邀集我們幾個那時是初中年齡的朋友在後院的凉亭上聽他演奏小提琴。記得他演奏了不少世界名曲，包括舒伯特，孟德爾遜和貝多芬的許多作品。本來就喜歡古典音樂的我，經過他經常的薰陶更加深對古典音樂的喜好。每到交響樂團演奏前，他都會在樓梯口喊叫：「永坊(我小時的名字)，有演奏會的票給你。」因此在1950年代末到1961出國前，只要我在台北，幾乎每場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在中山堂的演奏，我都沒缺席過。
　　他約於三十年前退休，而於十三年前去世。他那優雅的琴音，尤其那用英國管吹奏的德孚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曲中第二樂章裏的「念故鄉」主題曲和在凉亭上演奏的小提琴世界名曲，五十年後的今天仍盈繞在我的耳邊。由於他的關係，我對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的感情仍然未減。我相信今日的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已達到國際水準，且帶給更多聽眾優美動人的音樂。下次回台必找個機會再去欣賞一番。

註：本文參照張己任先生（東吳大學音樂教授，曾任台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指揮）的著作「音樂、人物與觀念」而寫。部份引用張己任先生的原文以用來印證我的朋友張仁智先生的談話。

記得我在美國的幾個月每天上學、下課、出去玩，市區永遠少不了躺坐在路上的遊民，有人看起來很可憐，有人自己都吃不飽了旁邊還帶一隻狗，我還看過一對年輕情侶拿張紙坐在那乞討；韓國科技觀光發展的令人驚艷，但到了晚上首爾大站、明洞這些熱門景點的地鐵開始陸續出現遊民拿著紙箱被子佔位，我記得有次去釜山，有個遊民在大熱天下穿很厚重的衣服在睡覺，我兩天經過那裡他依然待在同個地方姿勢不變；更不用說我們最熟悉的台北車站，或是離你家最繁榮的地方，他們的身影無所不在。

每次看到他們，我都會想：到底他們的人生經歷過什麼樣的事，讓他們從此一蹶不振走上街友這條路？ 看太多街友後（甚至有些是喝醉、暴力恐怖又危險的那種），我慢慢的變成：你們有手有腳怎麼不去工作，自己選擇在街上遊晃。 但看完這文章我才發現很多時候 ，自己擁有了就忘記低頭去看那些我們不明白的世界。看完有點無奈，因為不曉得自己能做的有什麼，但是我想，給予人的尊重與平等這是我們都要一直學習的事，不管今天身處在哪個地位、哪個城市。這是一個很好的文章，可以讓更多人看到，看完我也莫名其妙的打了很多然後心酸酸的。

【閱讀】
別忘了，街友也是公民　這是王詮新先生

圖、文／Tracy

這是王詮新先生。

我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慣例地匆忙繳交勞健保水電還有寄出顧客要的東西後，慣例地匆忙在街頭快步，希望趕在颱風大雨前回工作室。然後我看見他在銀行前的騎樓，用筷子和便當紙盒的摺角，仔細的把地上的飯粒一顆一顆撿起來。

於是我停住，轉身幾步到剛剛開的自助餐店，夾了一堆自己不會吃的滷肉雞腿回鍋肉炒香菇和龍鬚菜，包了一個很紮實115元便當，想讓他吃個飽。

「我吃飽了。」他說，這樣會有壓力，請我拿回去。「我吃了別人剩的半個便當，掉在地上，理所當然要整理乾淨，這是基本禮節。」

這比我昨天去看蝙蝠俠時，整場戲手機螢幕左亮右閃，毫不在意打卡上FB傳簡訊的人有公共道德多了。

然後我們聊開了。

飯量最多是小孩子份量，最多曾經長達23天沒吃過東西，吃多了吃飽了，對到處去哪裡都被趕的人很麻煩。本來好好的眼睛，也被看不慣的人給戳瞎了，但是我還有手有腳，可以做的我自己來。會講日文，會吹"阿魯托"薩克斯風(alto saxophone?)，曾經開過土雞城，也會上教會。生意失敗後，妻離子散一落不只千丈。對於街友的一切，他說很多政府的法規是好的，很有心的，只是執行的人手段壞了差了。

王先生是一個講話很有條理的人，站了半個多小時，瞭解到他需要的不是一個便當。而是被警察趕、半夜被潑冷水、每天隨身物品被搜查然後破壞扔掉、睡到一半被踹醒、寫的東西被撕掉頭被打破的種種成為街友後的待遇，沒有聲音沒有宣洩的出口沒有人在乎也沒有希望。

沒有人希望他們家附近的騎樓或公園有街友躺著，沒有人想聞到街友身上久未梳洗的臭味，所以只要有人通報，不管幾點，就從一個公園走到另一個公園，從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赤腳。

該走了，我謝謝他給我上的一課也塞給他比便當實惠的三佰元，他謝謝我聽他把快爆發的情緒倒一倒。他說，想要去買支刮鬍刀把臉上的鬍鬚刮一刮，儀態會比較好，但又怕被搜出來折斷。然後，我問他可不可以讓我拍張照。我拿著手機蹲下來，所以我們兩個的高度是一樣的，我希望拍出來的相片是同等地位的。

「笑一下嗎?」我說。

「笑不出來。」他說。

我了解，我也曾經有笑不出來的時候，你、我、他，我們都一樣。

唯一的不同是，我只是夠幸運。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經歷，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跌倒後爬起，學習如何解決和保有希望。

我們都只是剛好比王先生幸運。

8月5日補充
常常有人說，有的遊民有手有腳的，為什麼不去找個工作，低下一些便宜一些的都行。這句話，年輕氣盛的我也曾經想過。
一直到了在搬回台灣前。

我把房子賣掉，花了六個月住在一個月租三千美金洛杉磯市中心有整面牆大玻璃窗的loft，一眼望去是洛城高樓大廈的完美景觀，就像是任何人第一次到LA會買明信片照片一樣。

只要你不低頭往下看。

往下看，你可以看到遊民互相叫囂，你可以看到有人每天拖著十幾個行李箱從這頭走到那頭，然後又發神經的走回來。往下看，你可以看到每天傍晚四五點開始，大家就在搶店家拿出來丟掉的紙箱，搶到的，晚上睡覺就有個墊子。晚上睡覺，有人在街上做愛做的事，但是在三步遠的地方，有人蹲在旁邊拉屎。有人會嗑藥，然後身體不自主的不停跳動打嗝直到天亮。有人會躺或坐在同一個角落好多天，後來不見了，才知道原來已經死一陣了。

洛杉磯市中心街友聚集的區塊我們叫skid row。有男有女有黑人白人亞洲人拉丁美洲人，還有街友和街友在一起生下的小街友，還可以看到有街友們直接把穿過的別人捐的二手衣(含二手內衣褲)，掛在路邊的鐵柵欄上賣。和臺灣的街友比較不同的一點是，這一區的homeless，酗酒和吸毒的比例非常高，也因為比例高，所以，也比較暴力一些。

當初聽說曾經有一位洛杉磯當地的作家，為了寫作的經驗以及對街友的疑問與更深的認識，加入了街友的行列。一樣打地鋪，一樣每天從這裡走到那裡，一樣沒刷牙洗澡，一樣領救濟食物。

所以，就一樣的被看不慣的人毆打，就一樣的只要身上有價值或不一樣的東西就被搜出來再打一頓，就一樣不被當人看待。
原本六個月的遊民體驗，到最後失聯了。他的家人最後花了很長的時間還有金錢精力好不容易把他找出來拉出這個遊民區。當時已經是瘦骨如柴並身染毒癮了。人，好不容易救了回來，書，當然是寫不成了。

我要說的是，如果全村子的人都苦哈哈的穿麻布袋縫的內褲吃空氣配飯，你的不足與貧窮將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可是，如果當全部的人都住在前面有小橋後面有山坡的溫暖家中，而你的頭髮有頭蝨，而且你的內褲已經翻面過後39天沒洗了，這，是很大的不同。

這個不同，會讓心地不柔軟的人攻擊你，會讓心地不溫暖的人驅逐你，會讓心地不寬大的人懷疑你，然後不勇敢的人選擇安靜。

然後，只剩下你的意志力、體力、運氣和時間做不公平的比賽。

說句白一點的話，如果你是老板，你會一開始就雇用一個沒住址沒有換洗衣物沒有鞋子沒有刷牙沒有洗頭沒有洗澡的人嗎? 還是跟你說家裡有兩個高中生一個國中生，十年前先生跟別的女人跑了但是欠下賭債要還，今天還跟公婆住在一起手腳俐落吃苦耐勞的胖胖阿桑。更不要說現在多少人是有手有腳有家有學歷卻仍在待業中的。

街友要工作，自己本身和環境，都要經過一個clean up and settle 的過程。但是目前我們社福機制不完善，很多社會大眾的心態也不夠成熟。

只希望，在我們擔心小孩成績不夠好薪水不夠多，在隨著媒體新聞起鬨紛擾隨著經濟指數時喜時憂之餘，留下一點點的心神與腦空間，提醒自己，至少偶爾當一個心地柔軟也勇敢的人。


原文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823/91561.htm#ixzz24MY0Ej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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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因著教會的緣故，也有幸認識幾個街友
與他們的交談中，除非本身是精神上有狀況的
否則大部分與一般人無異
很多人想問他們為何不找工作，他也答不出來
因為許多街友已經從年輕碰壁到現在，打打零工是最大的經濟來源
沒有家、沒有乾淨的衣服、因三餐不繼，連做活的力氣都不太夠，有老闆願意請嗎?
他能做的僅僅只是期望能要到一口飯、一席地

在教會的接濟下，有一些街友走了出來，找了份簡單糊口的工作，但不是每個5-60歲的老人都能找的到

我想這個需要政府的社福政策與社福機構
需要一起想辦法去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