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電影筆記》，才發現原來可以這樣看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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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心沉迷在影像世界的孫松榮，當年在馬來西亞其實是個文學少年。一切冒險要從參加文學社開始說起，那時他看很多台灣作品：「我對台灣就有一種想像，好像是我嚮往的地方。」這個不知補習班為何物的小文青追逐台灣作者們，至今對黃春明、張大春、蔣勳等作家的演講印象深刻。回想起來，他說也是因為理科實在太爛了：「我只有中文比較好，就花很多時間在閱讀上，也開始寫一些詩、散文與書評給高中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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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的馬來西亞，文學容易取得，電影就不得其門而入了。即便常常在文學裡看見電影足跡而產生好奇，他也只能土法煉鋼般到書展買些電影劇本回家閱讀、以文字想像拍攝的畫面，但那與現實之間畢竟鴻溝巨大，尤其在遇到蔡明亮這種導演的時候：「他那時得威尼斯影展大獎，馬來西亞的華人娛樂報紙是頭條，我就去找了《愛情萬歲》的劇本來看，看了覺得怎麼短短的，好像沒什麼事發生。」咦，怎麼短短的？這份迷惘他很久以後才得以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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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孫松榮高中畢業，搭上馬來西亞華僑來台灣讀書浪潮的末班車，踏上這塊土地，他當然沒忘記到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前身）借閱《愛情萬歲》，原以為看不懂的文字能從影像得到解答，他卻再次更迷惘了：「看了還是無法全部理解，原來電影可以是這樣的？」蔡明亮謎團未解，他卻被影像吸引開始大量看片，四處找錄影帶、聽講座，或到重慶南路上買盜版錄影帶。他是作業寫得還算不錯的學生，報告屢被稱讚，最終在輔大影像傳播系第一屆拿了第一名畢業，原本打算讀完大學後就回家鄉當記者，卻陰錯陽差被老師推坑，離家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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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那時寫東西有些老師還覺得不錯、可以發展，自己慢慢有了點信心。後來又遇到幾位老師啟發我去唸電影，我就從大三下學期開始學點法文，學了一年多就去法國。」抱持著對文字與文學的愛慕出發台灣，卻碰上了電影，將他帶往世界另一端。這次出國，是真的有感了，來台求學雖然帶著馬來西亞口音，至少講的還是華語，隻身來到法國，直面而來的語言障礙讓他難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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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段時間，他開始大量閱讀《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一方面為了增進法文理解與寫作能力，一方面也看法國人如何寫台灣導演。他印象深刻一篇由影評人布蓋（Stéphane Bouquet）的文章以他前所未見的方式書寫蔡明亮。「他把蔡明亮電影裡的身體，當作是一個幽閉恐懼症的、生病的身體，我才發現，原來身體可以被當成病徵，甚至當成家庭的隱喻來討論。所以那篇文章〈為了溝通〉對我來講影響很重大，讓我思考，你在影像裡面看到演員的身體，其實可以像文學一樣，可能是一種物質、是一個象徵，或是某種社會敗壞的傾向，而不只是一具軀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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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上有不少影痴，他卻可能是少見的影評痴：「我完全被那篇文章所感動，原來評論可以寫得那麼迷人，甚至能產生巨大的想像空間。一直以來，《電影筆記》裡的文章都是學術、評論、創意結合在一起的，他們的寫作者很強，各行各業都有，他們會帶著自己的訓練背景去寫作。像布蓋，他有舞蹈的訓練，有時候舞者身體很誇張嘛，會扭曲對不對，他在文章裡就將身體的舞動視為某種社會的寫照。我真的大開眼界，哇，原來電影可以這樣被討論與思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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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法國影評人布蓋於九〇年代末期發表的評論，其切入方式繼而觸發孫松榮深刻反省自己的生活與情感狀態。他發現自己長年在外求學，走到哪都是異鄉人，「好像哪裡都不是我的故鄉。很多時候我有很大的焦慮感，但是這焦慮感也同時讓我思考任何事情的時候，都帶有一種外來者的觀點。」外來者身份帶來的焦慮，通常還伴隨著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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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想了想，我滿喜歡安靜、寂寞，甚至不會發出聲音的影像。我在法國，一個人，法文才學了幾年，沒有辦法像中文滔滔不絕，那時對自己沒有信心。所以我開始關注影像中某種困惑無力的狀態，像作品裡一些不太說話的人。」他發現，許多導演刻意在電影裡加入毫無聲息的人、或無動作的狀態，這也成了他寫博士論文的方向：「我在國外六年多，發現沉默、不說話好像是我們與生俱來最原始的狀態。你就是個他者，別人不會要求你特別說話、表態，你也就繼續保持沉默。對我而言，所謂的『mutism』，比沉默更沉默的狀態，它可以是聲音上的沉默、身體上的沉默，乃至文化上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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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沒有「晚上好」的金馬獎真的這麼好（轉刊）
管仁健
（李怡按：昨天拙文談金馬獎，接青年導演林子穎來訊說：「沒有中國電影，金馬藝術水平更高，把更多焦點放在小眾題材上，向世人介紹更多好作品。」其後在網上讀到台灣作家管仁健這篇文章。原來在金馬獎頒獎禮上頻頻出現中國用語「晚上好」，已經被台灣認為把金馬獎污染了。香港人也許可以從中悟到：為什麼我們要努力維持說香港味的粵語呢？）

「台灣的演員、導演都非常棒，不要流失他們，把他們留在台灣拍戲，我願意從學生製片拍起，我半價（接戲）。」
真的，鄉民是公平的。這段話是「國民阿嬤」陳淑芳從影61年，影齡比金馬獎都還大6歲的雙料影后，卻能在首次入圍就得雙大獎，致詞時說的一段話。
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在11月21日圓滿落幕，獲得外界、網友們一致好評。台灣的各種頒獎典禮，這幾年官員已經不再致詞，主持人廢話也少了些，無奈很多得獎人不自知也不自愛，以為上台領獎致詞是去KTV搶麥，廢話好似周星馳電影《鹿鼎記》裡，多隆對韋小寶的敬仰「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又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
最典型的悲劇就是今年9月26日第55屆電視金鐘獎，以往典禮都在11點左右結束，最晚也只拖到11點半，但今年卻嚴重超時近1小時，導致戲劇節目女主角獎、戲劇節目導演獎、最佳戲劇節目獎等壓軸大獎，拖到過了12點才公布。不少守在螢光幕前的觀眾，在12點半典禮結束前就已忍不住睡著，沒能看到最後，引起鄉民痛罵。
其中廢話最多，最被鄉民砲轟的「罪魁禍首」，就是以《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榮獲生活風格節目獎的製作人劉志雄，3次上台朗誦手機裡寫好的小學生作文，一個人就耗掉將近9分鐘。
再說一次，鄉民真的是公平的。陳淑芳的得獎感言，時間加起來遠遠超過劉志雄，但大家聽得卻依然有笑有淚，網路零負評。因為致詞時間的長短還不是重點，內容與效果才是王道。陳淑芳在台上說的，不只是她自己想說的，也是全台灣人大多數人的心聲（無須理會那些放棄治療的統支廢渣），所以陳淑芳就算說得再多，鄉民們依然捧場。
金馬獎好看要感謝中國政府？
但今年的金馬獎之所以好看，真的要論功行賞，超萌的國民阿嬤陳淑芳，都還只能排名第二。
能讓金馬獎脫胎換骨，這兩年來越來越有特色，也越來越能凝聚台灣人心，大家在電視機轉播或網路直播，再也不用聽到罹患無骨症的台灣藝人，學王炳忠（台灣統派新黨發言人）那樣捲起舌頭，噁心十足的問候大家「晚上好」；更不用擔心被那些甘心成為當權者鷹犬，上台致詞的中國電影奴隸人，言語性騷擾的霸凌「很高興來到中國台灣」，這完全要感謝中國政府。
2018年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最佳紀錄片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得。這齣耗時6年拍攝的紀錄長片，是以2014年太陽花學運為背景，報導學運領袖陳為廷與中國在台交換生等人，展現這些人在社會運動中所遭受的衝擊和影響。但傅榆在得獎感言時說：
「很多人以為這部影片在講政治，其實它在講青春。青春很美好，但是青春卻也是最容易犯錯的時候，也是容易把錯誤的期待投射在別人的身上，這種錯誤不僅可能發生在人對人、或是國家對國家，希望我們的國家可能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傅榆發言後，來自中國的去年影帝涂們，立刻在頒發最佳女主角獎時說：「特別榮幸再次來到『中國台灣』金馬獎頒獎，我感到了『兩岸一家親』。」典禮結束後，來台參賽的中國電影工具人，又集體抵制出席惜別酒會。
另外傅榆的得獎感言，在中國也立即引來了回應。「微博共青團中央」轉發了一幅包含台灣、南海在內的中國地圖，並配文稱「我深深的愛著這個國家」，並配上「中國，一點都不能少」的標語。
那些比婊子更無情，比戲子更無義，參加過本屆金馬獎的中國電影工具人，翻臉如翻書隨即轉貼。例如當屆金馬影帝徐崢、入圍影后的周迅及孫儷、以及胡歌及鄧超……等。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但是可以缺一大塊」。國民黨時代的秋海棠地圖，被俄羅斯蠶食鯨吞，早就瘦成了老公雞。但即使唐努烏梁海被占了，外蒙獨立了，見樹不見林，見台灣不見俄國佬的中國電影工具人，仍在那裡無恥的叫囂「中國一點都不能少」。多年來金馬獎找這些中國電影工具人來撐場面，對台灣人或對電影人來說，都是自取其辱。
「錯把宋粉當台獨」了嗎？
去年中國挑釁地把金雞獎移師廈門，並與金馬獎同一日舉行頒獎典禮。今年乾脆借疫情之便，不讓任何人來台參展，連合資拍片都不敢報名。但這對台灣來說，就像禁止觀光客來台，讓台灣免於武漢肺炎肆虐一樣，真的是天佑台灣，讓金馬獎回歸電影，政治掛帥轉回金雞百花。
1982年出生的傅榆，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到台灣求學定居；母親則是印尼華僑，9歲到台灣居住。雖然畢業於政大廣電系與台南藝大音像記錄研究所的傅榆，受訪時也自認自己是「台灣人」，但也說「自己雖然長於外省家庭，崇拜宋楚瑜，卻又不是真正的外省人，與真正的台灣歷史脫節」。
台灣人一般所謂的「外省家庭」，嚴格說來是指戒嚴時代的眷村，或是軍公教警這些吃兩蔣皇糧的家庭。當然，如果放寬一點來說，也還是父母或祖父母，在1945年戰後到1950年國共內戰期間來台的。
但傅榆的父母親，都是戒嚴時代才由東南亞來台定居的華裔，台灣人會稱這樣的家庭為「新住民」。當然，無論是外省第二代或新住民第二代，絕對都是台灣人。不過，支持甚至崇拜宋楚瑜的人，在台灣是不太可能被歸類為「台獨」，甚至是「鐵桿台獨」。比較熟悉台灣事務的國台辦官員，也不可能犯此低級錯誤，錯把宋粉當台獨。
但中國電影工具人，卻比國台辦官員還政治掛帥。傅榆這種家庭背景與這種言論，都被認為是台獨，請問台灣還剩幾個非台獨？
「晚上好」成了政治通關密語嗎？
金馬獎在戒嚴時代，只是新聞局年年行禮如儀的一個官方獎項，主辦者與獲獎者都沒當成一件正事。解嚴後交由電影人負責，隨著評審過程越來越嚴謹，政治力已完全無法介入。
在金馬獎頒獎舞台上，能上台領獎的人是誰？上台後會說什麼內容？主辦單位不可能事先知情，一旦知情，這個獎也就沒任何公信力了。何況對中國電影工具人來說，「內地」也有一堆像戒嚴時代金馬獎那樣的電影獎，為什麼還要飄洋過海地來參加金馬獎？
台灣擁有華人世界裡難得的言論自由，頒獎典禮上傅榆說了什麼，或是涂們說了什麼，都跟其他入圍者與得獎者無關，更與主辦單位無關。但是來自中國的電影人，卻必須在國家暴力下，用集體不出席酒會來抗議一個得獎人的講話，這樣的作法很幼稚，也很無恥。
今天若是評審對參賽者霸凌，或是頒獎者對得獎者霸凌，尤其是主辦單位對參賽團體霸凌，參賽團體在抗議無效下，進行這樣的集體反制，多少還有些正當性。
參賽的電影人，一定是有地域、性別、階級、政治、宗教……甚至對電影主題與技法派別，看法肯定南轅北轍。不同是正常，全部一樣才是異常，也只有國家暴力才會妄想讓大家的聲音一樣。抓幾隻狗來關在一起，叫聲都不可能一樣吧？
「晚上好」與「兩岸一家親」一樣，中國人喜歡這麼說，台灣人無須反對。但台灣的電影人，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統是獨，只要作品夠水準，侯孝賢統嗎？蔡明亮統嗎？本魯（本魯蛇loser）都還是會買票進場支持。
可是在台灣的各種頒獎典禮上，把「晚上好」掛嘴上，就像「兩岸一家親」一樣，成為中國政治通關密語，作為自己能放棄靈魂，甘願只當工具人的政治小丑，從此不再出現於金馬獎。真的，讓老人再囉嗦一次，天佑台灣，原來沒有「晚上好」的金馬獎真的這麼好。

這幾天我們都很早起床，八月底的美東清晨已經有涼意，身為一個亞熱帶島嶼的女兒，直打哆嗦。叉燒拿出在台灣做的藍染圍巾，問我要不要圍著。

簡直，傷口灑鹽。

我現在明明可以一邊滿身汗一邊抱怨台灣太陽好大，卻偏偏要當現代孟母。（深呼吸）

回紐約前一週，好友安排了一趟出遊，重溫當年的國中畢業旅行，而尼歐也正好是我當時的年紀。我們都多了幾條皺紋，胖了幾公斤，帶了幾個小屁孩，而彼此臉上的笑容穿越時空，彷彿我們從來不曾長大。

本以為傲嬌青少年會覺得宜蘭傳藝園區太無聊，沒想到竟然讚不絕口，說明年還要再去。唯一後悔的，是中午過後才入園，玩到關門還意猶未盡。

傳藝的體驗活動多到一天玩不完，捏麵人、椪糖、琉璃、木工、童玩手做......，台灣的文化，悄悄地在失根蘭花身上埋下種子，他們對母親的故鄉，又多了一些認識和連結。

叉燒最愛日據時代背景的密室逃脫，遊戲開始前，工作人員講了一段關於蔣渭水的歷史，連我都聽得津津有味。有英文版，中文文盲也可以玩。不過朋友的兩個小學生孩子嚇到全程黏在媽媽身上，有帶小孩的自己斟酌一下。

尼歐最喜歡墨玉拋光，我個人磨到有點沒耐心，他完全陶醉其中，把墨玉拋到啵兒亮，再心滿意足地請工作人員協助做成項鍊。

我們也玩了藍染，第一次就上手，隨便染隨便美，超有成就感！

中年婦女唯一的遺憾，是沒有體驗到換裝遊園。想先陪小孩玩他們想玩的，就不小心玩到園區打烊。反正我就是沒有穿漂亮拍美照的命，我倒立可以了吧！

那天只玩了園區的三分之一，如果要玩透透，是不可能一天走完的。朋友決定下回要買年票，愛去幾次去幾次，把小孩帶去做手工藝放電，媽媽趁機放空，只要台幣350根本超划算。跟我一樣每年只回台一次的僑胞們，這輩子只能多扶幾個老太太過馬路，看下輩子有沒有機會可以一直住台灣。

回程時因為開車載我們到宜蘭的朋友有其他行程，我和兩小就自己坐公車到羅東轉運站，再搭客運回台北。這個暑假有開過國道五號北上的鄉親就知道，傍晚排隊上閘道的車潮根本是一場人生的修行。但客運走專用車道上去，我們看著旁邊動彈不得的小客車，忍不住有一種優越感。（喂）

交通資訊在這裡，分享給沒開車的朋友。 http://www.px-sunmake.org.tw/traffic/traffic.html

其實我不知道兩小會願意這樣跟著我回台灣到什麼時候，高中以後課業忙了，大概就沒時間陪媽媽回家。不過在那之前，我會一直努力在他們身上留下台灣的痕跡。也許到很久很久以後，我離開了，他們仍然會想起這個美麗的小島，和島上可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