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公視台主題之夜談美國大選那集，公視跟范琪斐搞了很多讓人滿頭問號的安排）

1 .錄影前要來賓填寫回答有立場預設的誘導式問卷，再事先審查來賓將現場提問的問題？

2.錄影前強迫所有錄影來賓先看完反川紀錄片？這到底是三小

3.找了九個完全不敢公開挺川，甚至說我是川黑的“公民代表”

4.再請了個大川黑范琪斐當主持人，范還變成一路鬼扯不禮貌反駁汪浩的與談人？

播出後，大量臉友提出質疑，這種反川疑川10人陣容，圍毆支持川普汪浩的噁心安排，根本是設局

還好汪浩大神豐富含金量的飽滿知識，卓然從容的風度高度，以優雅談吐攻防，一人打十個，把范琪斐這只會賣弄嘴皮的跳樑媒體人打爆，成為同溫層笑話

做出這種完全偏頗不公也無比例原則，更無客觀中立的節目

花你我納稅錢請來這種偏頗的極端自由派美國人當主持人，在國家公共頻道帶反川風向，抹黑1450？

公視是否已成左膠與它們的產地？

=================

Kuochun Hung（沃草代表參與公視大選之夜感想）

前幾天參加錄影的 #公視主題之夜SHOW 網路版上線了，已有不少參與者提到關於節目的正面感想，我想我就先從負面意見開始說起吧：

#負面意見
1⃣️受邀參加節目需要先寫具有誘導意圖的問卷
雖然不是自己報名、而是代表沃草受邀參加節目錄影，但仍要在錄影前因應某主持人的需求填寫問卷。

問卷中讓人困惑的題目不只一個，但都比不上這題：「對於現在的美中台關係，您會認為台灣跟美國走得太近？為了避險，台灣該加強跟中國的關係嗎？」

「為了避險」？中國不就是那個「險」嗎？這樣的問題到底是想得到什麼答案？

2⃣️提問需要事先提供
問卷中有一題是要蒐集在現場要對蕭美琴大使的提問，但該問卷題目特別提醒「儘量不涉及特定政黨和個人」，這讓我疑惑。我很難想像一個有價值、可以拿來詢問大使、卻又不涉及特定政黨和個人的問題。

我先提了兩題，大意如下：
(1) 個人和所屬政黨價值立場都偏向 progressive 的蕭大使要如何在 conservatives 主政的美國推動外交？
(2) 對立法院朝野黨團通過「推動中華民國和美國恢復邦交」決議的看法？如何推動？

結果被建議重新提問。

我可以理解外交單位有一些考量，需要迴避敏感問題；我也理解公視需要避免爭議，以免場面無法收拾。不過這是他們的考量，不是沃草的考量啊！難道要沃草問蕭大使在美國都怎麼照顧貓嗎？

感謝主辦單位的耐心協調，讓我重新提兩題：
(1) 關於增進台美外交關係，一般台灣民眾能做什麼？
(2) 有些人認為「台灣和美國走太近，為了避險，應該加強和中國關係」，對這樣的說法有何評價？

第一題是最安全、沒有理由被砍的提問，讓沃草至少還是可以發言；第二題就純粹是想挑戰某主持人。

後來，第二題被改成用字相當安全的「蕭大使在促進台美關係的同時，需要考慮中國因素，從美中台關係的方式去思考嗎？」作為現場提問。

3⃣️節目紀錄片的挑選令人費解
當日錄影是從觀看一部法國導演的反川紀錄片開始。

不是說該片內容錯誤，而是只採反川觀點。舉例來說，該片忽略中國政府和美國民主黨政治人物對武漢肺炎在美國失控的責任；也把邊境蓋牆、打擊非法移民和 BLM 等複雜議題，廉價地討論，看不出有協助觀眾思考辯證的功能，讓人困惑為何要挑這部片。

映後詢問主辦單位，他們表示「這是選前能拿到的最新紀錄片」。

4⃣️映後論壇根本沒在討論紀錄片
在棚內看了一小時紀錄片，還在想這是要怎樣討論？結果證明我的擔憂是不必要的，因為根本沒有在討論紀錄片。

原本想說如果可以，要問某主持人對 BLM 的想法是不是還跟他自己 2014 年網誌上寫的「紐約警察多凶啊，要是有人敢違反集會遊行法，鐵定被強力”說服’」（原句照貼）一樣。可惜沒逮到機會，倒是突然被某主持人 cue 去做名詞解釋，讓他借題發揮。

#正面意見
負面意見好像不知不覺寫了太多，以下列出正面意見：
1⃣️主辦單位聯繫過程相當用心和客氣，造成他們諸多困擾，非常不好意思。
2⃣️汪浩老師講得真好，尤其風度讓人欽佩。
3⃣️最重要的是，本節目將取代蔡詩萍主持的公視主題之夜。

註：話說某主持人最後不知道為何變成與談人，但這大概是另一個故事了吧？

https://reurl.cc/XkxqQj

===================

反共銀行家變政論名嘴　汪浩為何受歡迎？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8571

許舜英在《購物日記》中說到，華人演藝圈中沒有Fashion Icon，我有點不服氣，於是快速在腦中掃瞄了一下古今的華人巨星，但好像除了書中提到的張曼玉和王菲之外，真的沒有所謂的Fashion Icon，周杰倫、蔡依林等A咖歌手你頂多會說他們很潮，不過，真要說他們代表、甚至引領某種風格（更別說「帶貨」了），幾乎說不上來。反而對服飾講究又考究的作家張愛玲那古典形象更深植人心。
反觀日本或歐美演藝圈，要舉出幾個Fashion Icon似乎容易得多：日本有椎名林檎、安室奈美惠等；男星有木村拓哉、小栗旬。最近一本日本時尚雜誌以三船敏郎作為封面，我才發現這位出生在中國的上世紀日本男星有種早期好萊塢巨星的英姿，堪稱經典；西方的Fashion Icon最典型的就是奧黛麗赫本、賈桂林、瑪丹娜、Kate Moss等，男星則有Johnny Depp、Paul Newman、David Bowie等。（韓國演藝圈我太不熟，暫且不舉例，但應該也有幾位引領潮流的藝人，只要在電視上穿上某款就被買爆那種）。
Fashion Icon的定義其實很模糊，但現在大眾媒體動不動就替人冠上Fashion Icon，搞得有點浮濫。VOGUE在此做了一番解釋：時尚有4個非常不同的層面：靚、最佳衣著、有風格以及Fashion Icon。「靚」不等於懂得穿或有風格，更不與Fashion Icon掛鉤；「最佳衣著」也不等於有風格；「Best dressed」的真義是懂得穿衣之道，配合身份場合，未必有特定風格。
有風格就是Stylish，有自己的一套，從不理會潮流和評價。簡單說，Fashion Icon其實不太跟著Fashion走，而是走出自己的Style，因此創造出自己的Fashion感。舉例來說，想到Johnny Depp，腦海中馬上出現他那邋遢、不羈的形象，他是不是穿上了最新、最流行的服裝或品牌，根本不重要；奧黛麗赫本、賈桂林是永遠的優雅代表，即使到現在，如果你想穿出優雅感，她們依舊是最值得參考的典範。而瑪丹娜的百變，也成為她不變的Style。《慾望城市》的凱莉就曾說過：「Fashion comes and goes, but style remains」。
因此Fashion Icon的第一個條件是：當人們想起你時，腦中是有個明確形象的，而不是只有「潮」「好看」或「時尚」等空泛的印象。綜觀華人娛樂圈，好像真的沒有一位藝人，或是他／她的造型師為藝人樹立起如此鮮明的個人特色。Fashion Icon的第二要素就更難達成了：當個人風格確立且強烈、鮮明，足以激發服裝設計師的設計靈感，奧黛麗赫本和Givenchy就是最經典的例子；Kate Moss也幾度成為時尚品牌和設計師的Muse女神。《購物日記》中提到的例子是菊池凜子把Chanel穿出自我風格，吸引了Karl Kagerfeld找她擔任代言人。當紅華人明星當然都穿得到頂級品牌的最新款系列，也都會受邀成為時尚秀的座上賓，但這都還只是「穿上別人的設計」層次，他們尚無法成為設計師在構思時設定的設計對象（目前歐美品牌找華人明星擔任代言人多是考量市場以及他／她在社群上的影響力）。前面說過，Fashion Icon關乎Style，而不是Fashion。
《購物日記》還提到了造型師的問題，也讓我聯想到前幾天仔細看了一集《女人我最大》的改造單元，Kevin老師和小嶼老師為一群高矮胖瘦各不同的女星改造，建議她們改穿什麼樣的服裝才能截長補短，還滿實用的，但這是個「滿街都是造型師，但滿街都沒什麼造型」的城市，當然，改善都市的造型美感不是造型師的責任，台灣也不乏大師級造型師，但為什麼長久以來推不出一個叫得出來的Fashion Icon呢？
其中必定有錯綜複雜的原因，究竟是明星們不在乎？太堅持己見、不採納造型師的意見？還是造型師太保守？或者是這年頭「像個路人甲般平易近人」才是明星本色？Fashion Icon是需要長時間、有計畫性的經營，如果我們認為明星也是一種「表演藝術家」（許舜英語）或「商品」，做出市場區隔的個人特色不是整個包裝與行銷重要的一環嗎？

【再見韓國瑜，再見蔣經國】
2020-01-06 | 江昺崙
#分享
🔗 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20/01/06/010602

#韓國瑜的暴起暴落

韓國瑜人生最巔峰的時刻，是在2019年3月29日，他到中國公開會見澳門及香港中聯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台之後，被隨扈們高高抬起，在機場接受支持者熱烈歡迎，很像明日即將登上總統大位一般，意氣風發。

當時他應該無法預料，會見中聯辦主任及林鄭月娥帶來「一國兩制」的後續效應，是造成了他在2019年由盛轉衰的遠因，仿若被隨扈高舉之後，又重摔下來。

隨著香港在六月爆發反修例抗爭，台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恐懼加深；更因為2019年元旦新年，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將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劃上等號，導致蘇起傳授給韓國瑜的「九二共識」盾牌也發揮不了作用。

從此，韓國瑜雖然不斷以激烈言行召喚支持者的向心力，但他的支持者圈子越縮越小，言行的偏激化也越來越與主流脫節，因而失去了中間選民的支持，固守剩下三成上下的基本盤。

#蔣經國的遺產

隨著韓國瑜的氣勢由盛轉衰，非泛綠的政治人物開始搶奪所謂「蔣經國的遺產」。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

蔣經國在晚年臨終之前，重臣們為在他身邊，想問他屬意誰當接班人？結果蔣經國嘆了一口氣，說：「你等會兒…。」

不久就過世了。眾人以為蔣經國說的是「李登輝」，於是李就接班了。

當然真實歷史不是這樣，這只是在講獨裁者過世之後，因為沒有內定繼承人，所以造成一個各派系大老之間的真空，而李登輝就趁著這個矛盾，扶搖直上，在1990年的二月政爭之後，正式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

然而李登輝也是在蔣經國體制下，是以本省籍優秀技術官僚的身份脫穎而出，所以日後李登輝的憲政改革，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確保與保守派能達到平衡的方式來進行。所以說李登輝雖然是有本土派的格局，但他始終無法真正進行「革命」，只能說他擾動且破壞了國民黨的獨裁專政的系統。

不過李也留下了後遺症，就是他養大了地方的本土派國民黨，例如王金平、張榮味及曾振農等人，這些本土派系在外省精英衰敗之後，成為了國民黨的真正骨幹，就連韓國瑜事實上也是寄居於雲林張榮味底下，因張家提拔他到北農任職，才有了舞台。不過這講遠了，地方派系並非本文重點。

重點是，李登輝並沒有完全接收蔣經國的遺產，但也沒有革命——完全改寫蔣經國的歷史，只進行了溫和的憲政改革。因此蔣經國的遺產，就像傳說中海賊王的秘寶一樣，大家都想要爭奪，搶到的人就可以成為總統一樣。

#後蔣經國時代

筆者曾經寫過一文，蔣經國的影響力之所以對後世如此強大，是因為1970年代他執政之後，台灣經濟因為美國因素而逐漸轉型，多數出生於戰後嬰兒潮、並成長於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對於這一段突飛猛進的歲月都有著非常美好的記憶。

假使你小時候家裡連文具、鞋子都買不起，到了剛出社會的時候，月收入也只有幾千元左右，但過了一二十年，只要你聽從政府（國民黨）的話，不要有事沒事去參加黨外運動，你就能當上了中階主管，或者有了穩定生意，月收入就能翻幾倍，到五位數甚至六位數。你可能會出現「白手起家」的自信感，也會出現「有志者事竟成」的幻覺，認為國民黨的統治真的是好棒棒，只要安分守己就能「五子登科」，人生成就全部達成。

這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偏向「懷念威權」的原因，而這個世代因為目前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就大概是像柯文哲在台大醫院擔任中階主管的角色，主流社會的話語權都被他們掌握，出身於解嚴後的年輕人，雖然不怎麼認同他們的觀點，但也都要應付稱是。這也是蔣經國死後，他的思想仍深深影響、甚至控制著台灣社會的因素之一。

「後蔣經國時代」從1990年李登輝正式就任總統開始，至2020年剛好三十年，這段期間仿若大海賊時代，大家都想要搶海賊王留下來的秘寶。

原本第一個快要搶到秘寶的人是宋楚瑜。宋楚瑜當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成為了獨裁者的「桌頭」，後來在新聞局長任內，雷厲風行查禁各種書籍刊物，箝制言論自由，可以說是「國民黨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的角色。1994年宋楚瑜選上第一任民選省長，模仿蔣經國「走入基層」的風格，獲得本土派系一致好評，因此成為「接班人」的呼聲很大。

蔣經國的秘寶（遺產）魔力在於，擁有的人可以獲得60％左右的民意基礎，在1994年唯一一次的省長選戰，宋楚瑜拿到56％的選票（4％被朱高正拿走），陳定南只拿到38％。

不過宋沒想到，李登輝隨即「凍省」，架空宋楚瑜權力，並提拔同為本土官僚出身的連戰，讓連宋之間的矛盾加深。因此2000年在國民黨分裂之下，加上內部「興票案」的攻擊，宋楚瑜意外落馬，由陳水扁登上大位。

宋楚瑜拿到秘寶，魔力卻被李登輝及連戰橫刀截斷，他非常憾恨，於是組成親民黨，準備四年後奪回權力。沒想到，這一走就是二十年，選了四次總統外加一次台北市長，總統之夢卻越行越遠。

陳水扁八年執政，雖然試圖抵抗蔣經國的影響力，但他是少數執政，所以甫上任就拜訪前特務頭子王昇，取得政權穩定；再宣佈「四不一沒有」，保證自己的兩岸格局不會超過前朝李登輝。縱使到第二任，陳水扁開始走「一邊一國」路線，但他的政治危機同時也陸續引爆，讓他無力處理後蔣經國時代的問題。

第二個搶到遺產秘寶的人是馬英九，跟宋楚瑜一樣，馬也出身英文秘書，桌頭的工作，是蔣經國的好學生——話說蔣經國神話裡面有一招虛幻的「廉政親民」功夫，後來馬英九習得「廉政」，宋楚瑜習得「親民」，各得半部招式。

馬英九的運氣比宋楚瑜好很多，1998年他以溫和清新的形象，擊敗了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從此選戰無往不利，成為國民黨的新興共主，取得秘寶成為蔣經國接班人，一路當上總統。

2008年之後，套句馬英九選總統時的口號，對國民黨支持者來說就是「正直跟善良都回來了」，意思就是「美好的蔣經國時代回來了」，而馬英九每年一定也會固定到慈湖謁陵，象徵傳承蔣經國的「遺志」。

不過馬英九沒有學到宋楚瑜的「親民」招式，晚期馬政府出現內憂外患，內政上社會分配無法處理妥當，外交上又因「服貿協議」而引發三一八事件，這些危機凸顯了馬英九的缺點：溫和有餘而魄力不足。國民黨支持者認為馬英九的形象太過軟弱，以至於被民進黨及反對者的氣勢壓過，終於導致2014年到2016年的選情崩盤。


#柯韓崛起

拿到蔣經國遺產（秘寶）的第三個人，是柯文哲。柯文哲一開始雖然是以「墨綠」的形象登場，但其實2014年9月，尚在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就曾說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

當時的本土派非常驚訝，因為經歷過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事件的「墨綠」人士，根本不可能肯定蔣經國，所以大家都在猜測是否是柯文哲故意講給泛藍聽的，想爭取泛藍選票。但很多泛綠人士開始對柯文哲產生質疑，成為「第一代柯黑」。

結果後來證明，柯文哲的路線就是要往蔣經國靠攏，他強調的素人治理，就是呼應蔣經國的廉政親民。柯文哲不僅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政治的典範，更在2019年香港爆發抗爭之後，建議習近平也來學習蔣經國的治理方式。

柯文哲曾經在2014年說過：「什麼是你不願意拿出去做交換的？那個叫核心價值。」後來也證實了，「尊蔣」確實是柯文哲一路走來，唯一沒有交換出去的核心價值。

柯文哲在選上台北市長之後，原本盤算大致上是：國民黨自馬英九之後，再也找不到有力的蔣經國繼承者，他可以拿到淺綠的票源，又奪取蔣經國遺產這一塊秘寶，喚起中間選民的認同，就算國民黨推派參選人，但他左右互搏，讓藍綠兩黨支持度限縮到各三成的基本盤，他就有機會當上總統。

不過千算萬算，柯文哲沒預料到韓國瑜的登場。韓國瑜原本只是柯文哲為了與雲林張榮味結盟的「中間人」身份，沒想到他到市議會備詢，跟王世堅唇腔舌戰，打出名號。於是柯文哲對韓國瑜十分激賞，還一度考慮要讓他當台北市副市長。韓國瑜也在議會說：「十六年來只有柯文哲當我是個角色。」

但沒想到，韓國瑜異軍突起，選國民黨黨主席未果，被分到高雄去「開疆闢土」，原本眾人皆不看好韓國瑜在綠營票倉能有多大作為，卻沒想到2018年5月正式參選後，鬆動了綠營的盤勢——蔡英文與陳其邁冷靜的精英形象，完全不及韓國瑜「親民」的言行，就此扭轉了18年大選的局勢。

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好像又看到了「天命」，蔣經國的秘寶，終究「後繼有人」。因此泛藍陣營甩開柯文哲，重新集結回到國民黨的旗幟底下，也拉回了一度被柯文哲吸走中間選票，到2019年4月之前，韓國瑜聲望如日中天，仿若即將接掌總統大位。

當然，韓流崛起，直接導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對撞，雙方都想繼承蔣經國的遺產，於是柯文哲開始研發原子彈，希望透過尖酸刻薄的言語，找回主流社會對於他的「經國先生路線」的肯定。

#三十年民主之路

之所以「後蔣經國時代」會維持三十年之久，就是因為主流社會一直沒有機會、或者根本沒有意願去處理歷史遺緒及轉型正義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的群體，就是前述戰後世代的中產階級，對自己太過自信，因此失去了從歷史、美學到甚至對「自由平等的理解」，這些概念全面反省的能力。

為什麼台灣社會在2018年之後，會出現瘋狂的「韓粉」？就是因為雖然社會思潮已經慢慢在轉變，委婉地說就是「典範轉移」。但是仍有上述那樣型態的人們，不願意直視這樣的轉變。

例如他們認為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給學生過多的自由，禁止體罰、禁止老師辱罵學生，才會「一代不如一代」，卻沒有正視到以前的威權教育，隱藏多少階級歧視與校園霸凌，造成多少台灣人的心靈受創，型塑了日後一些讓晚輩很難理解的思想與性格——比方說拿性別差異、性別氣質當玩笑話，在他們成長的年代或許無傷大雅，在今日的年輕人看起來，卻是非常傷人的話語。

一直到今天，整個社會還在承受威權時期遺留的無形創傷。最終這些創傷，成為集體 引爆的「業力」。就是這些轉型不過來的人們，對於21世紀的不安與恐懼。他們擔心民主轉型、教育改革、婚姻平權及各種改革會讓社會崩潰。但事實上台灣社會越來越穩定且進步，崩潰的只有他們的家父長權威。所以韓國瑜成為他們的理由，讓他們集結起來，想要找回1980年代強權統治下的安定感。

（當然有些韓國瑜的支持者，是因為1949年後一、二代外省移民的原鄉認同感，這樣的情感無可厚非，所以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經過2019年的政治震盪，2020年應該是個機會，蔡英文若能勝選，民進黨取得國會半數以上的席次，代表蔡英文與民進黨撐過了第一任的民意測試，未來成朝著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方向繼續前進，台灣在下列兩大因素下，或許將能正式擺脫蔣經國的歷史遺緒：

1、柯韓潮流的消退

柯文哲保守性格自不待言，他經常嘲諷女性，卻不知道自己問題出在哪裡；而韓國瑜則代表國民黨尚未擺脫的殖民者性格，例如他到台東，對原住民說：「看到原住民這麼熱鬧就想唱歌，唱『娜伊路娃、娜伊亞娜亞嘿』，…太快樂了，像來到不同的世界…原住民很陽光很快樂，樂觀與希望，讓他心情都轉好了。」但是「母語仍然要在家學」。

這樣非常典型的殖民主義話語，韓國瑜卻能很自然流暢的脫口而出，代表韓的時空仍凍結在1980年的威權時代，以為國民黨自產自銷的「中華文化」還是如此光輝燦爛，還能獲得主流認同。

但從2019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言行，在年輕人社群中屢屢被拿出來譏笑嘲諷就知道，他們的影響力正在退去，而且直接與新生代的價值觀正面碰撞。柯韓及其支持者們的主觀意識越強，越不願意反省，與其他社群之間的衝突就更加劇烈。

而在新生代看見香港「一國兩制」的悲劇之後，產生堅定的國家主權意識後，愈發質疑柯韓的「發大財」口號，於是世代之間終將一戰，假若1月11日大選結果出來，民眾黨政黨票不如預期，以及韓國瑜落選，就代表了這兩人的「蔣經國路線」是失敗的，蔣經國的遺產，不是金銀珠寶，而是核廢料。

柯韓潮流如同正常民主社會偶爾出現的民粹主義水痘，當我們平安度過「我現在要出疹」的階段而痊癒之後，或許就能相對產生一些免疫力吧。

2、轉型正義工程啟動

2018年雖然在民進黨國會優勢之下，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但保守派的反彈很大，整個社會對於轉型正義也停留在「二二八」及「政治鬥爭」這樣粗淺的概念。所以當前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私下說出：「我們是東廠」這樣自我嘲諷的話的時候，就被國民黨拿出來大做文章。造成促轉會主委下台，而代理主委楊翠在立法院裡面，也遭受到了國民黨的羞辱。

不過至少轉型正義的工程開始了，促轉會開始進行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大多數的政治受難者被撤銷罪名，而他們的故事也開始被改編成戲劇、舞台劇等藝文創作。年輕一輩的學生，因為少了諸多歷史包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也容易產生素樸的正義感及同情感。

有幾個相關的現象作為指標，象徵台灣社會開始接納、反思自身的歷史：2018年全聯公司一則關於陳文成的廣告，意外收到大量迴響，雖然有正反兩極的評價，但是過去禁忌的，或者刻意被冷處理的敏感歷史，能重新回到台灣人的視野，本身就值得留意的現象。另外赤燭公司創作的恐怖遊戲《返校》在2019年改編成電影，竟然形成一股潮流，震撼並感動了許多台灣年輕人，一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成為2019年流行語之一。

另一項是對於史明的再理解，以及美麗島事件40週年的紀念與肯定。史明象徵著基進的台灣民族主義、甚至是武裝獨立革命路線，在戒嚴的年代幾乎是被當成「恐怖份子」一樣的角色。例如1990年代初期的清大獨台會事件，當事人廖偉程等，就是因為閱讀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獲罪。

但近十年來，史明及台灣民族主義再也不是當年的毒蛇猛獸，隨著社會的民主開放，年輕人不但樂於接受史明的思想，甚至主動扛起台灣獨立大旗——2019年史明逝世之後，上千人遊行到凱達格蘭大道追悼，即是明證。而美麗島四十週年，《蘋果日報》推出封面復刻版的美麗島紀念專刊，也收到大量正面回應，甚至是搶購熱潮。

上述這些文化現象，慢慢累積堆疊，形成了新興的台灣想像共同體。新生代的台灣人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對於族群、性別及階級的平權觀念也越來越清晰，台灣社會即將擺脫後蔣經國時代的威權幽靈，真正發展出成熟的民主社會。

#迎向明日的憲政改革

2020年元月二日，參謀總長沈一鳴不幸在搭乘黑鷹直昇機前往勞軍的途中，與侍從官黃聖航等八名將官墜機身亡。這樣不幸的事件卻緩和了因為選舉而激化的社會對立，藍綠各黨都約定休兵，共同哀悼國殤。在國家最傷痛的時刻，卻意外出現了台灣「軍隊與國家」的再理解與再認同，而參謀總長沈一鳴彷彿也成了新的「軍魂」典範。也實質證明解嚴後「軍隊國家化」的成功。

並且，今年選舉有十數個政黨參與不分區的選舉。特別是小黨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泛綠各黨都提名了不少優秀的候選人，但可惜台灣選制對於大黨比較有利，選民可能會在關鍵時刻自動進行棄保或配票等操作。未來我們的民主社會更加成熟、及泛藍政黨萎縮之後，或許有機會迎來新的「憲法時刻」，由社會各界充分討論選舉制度改革，例如增加國會不分區席次分配，或以內閣制的方式選出國家領導人等等新的形式。

若然，則基進黨、綠黨及時代力量等政黨，不必再為「大綠小綠」路線而困擾，可以在穩固主權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政治路線到底，甚至以「左翼台獨」路線與民進黨的中間保守路線抗衡。

2020年，應該是台灣擺脫蔣經國威權遺緒的一年、擺脫一國兩制威脅，重新找到台灣國家定位的一年，也是重新思考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價值的一年。

期待1月11日投票之後，台灣社會能向韓國瑜說再見，向蔣經國與他的威權年代說再見！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