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倖存者 — 張秀哲

許多臺灣人，原本寄希望於「祖國」，經歷二二八之後才認清「祖國」的真面目。但在大屠殺之後，許多人只能選擇噤聲、沈潛，放棄追尋代表臺灣的夢想，也使臺灣加速遭中國覆蓋。

來談談二二八的倖存者—張秀哲
他是個極度熱愛「祖國」的人，家裡是基隆煤炭的富商，也因此能夠不斷的以金錢來支撐夢想。他在勿忘台灣落花夢中提到：「在這種民族沉淪煩悶的年代，我們憧憬著祖國革命的策源地廣州去……我們的心志在那裡肯再消耗在這種醉生夢死的地方香港呢？這是我決心到廣州的緣故與動機。」也因此張秀哲不顧一切的跑到了當時美國人開辦的嶺南大學就學。
因為這個情懷，他被日本總督府判刑兩年，雖獲得緩刑，但也實際關了整整兩年。後來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外交升格，在台也有了領事館，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元租給了中華民國在台領事館，成為了著名的「宮前町九十番地」，在其回憶中表示：「我想在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台灣唯一的空中，也算是值得一種的欣幸！」
但到了戰後，張超英開始見到了「祖國」如何對待台灣人，《「勿忘台灣」落花夢》的最終章也是看到悲況下寫出的，張秀哲本人在二二八時也被抓到了東本願寺的拘留所中，張家靠著嚴家淦、陳儀等人都未能救出，最後是靠著柯遠芬親自從牢裡把人放出來才獲救，大難不死的張秀哲也從此不再過問政治，並對國民黨政府失望。
比起如林茂生、陳炘、吳鴻麒、宋斐如、阮朝日、施江南、陳澄波、王育霖等人而言，張秀哲算是幸運的，但是人生從此彷彿如死亡一般，張超英回憶道：「他的餘生從此再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對生命開始放棄、對熱愛的台灣開始不顧。
二二八不只是屠殺，更還有讓許多台灣人民不管是知識階層或是普通百姓開始放棄追求對於政治與社會的改革，或是轉向移民與放棄過往「漢人認同」，蔡阿信醫師與彭清靠醫師即是一例。彭明敏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一書中回憶父親彭清靠醫師在大劫的當下與劫後餘生感受：「父親和其他代表隨後又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也等待著隨時被槍殺。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父親精疲力竭的回到了家裡。他有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物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