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出版超過半年的書，近日才慎重將最後一頁闔上。閱讀過程中幾度壓抑不下內心的波濤洶湧，如此激昂情緒也出現於 2020 年觀賞同為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Taiwan Film and Audiovisual Institute 策劃的「4Ｘ相識」巡迴影展。他們精選四部具有代表性的經典臺語片，邀請年輕導演延續劇情時空，拍攝發生在 40 年後的故事，世代對話隔空展開，新舊價值觀隔空碰撞，三代人的命運隔空交錯，影像鮮明記錄著時光流動的痕跡，那時深深領悟到，追尋這些逝去的記憶不但關乎我們身分的認同，也關乎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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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從『社會』中分娩，進而又回過頭來詮釋『社會』，甚至介入『社會』後續軌跡的一種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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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難以得知多數觀眾對臺灣電影的認知多寡，亦理解電影無法客觀呈現歷史全貌，然而 ——「電影」，此項既商業又藝術的文化表現形式，卻是一道窺視集體記憶的窗口。在世界的脈動、時代的風裡，我們得以接軌不同世代和背景的創作者，映照自身景況與抱負，披荊斬棘奮力凝鍊出的歷史切面。曾經這些碎片散落一地，而《#看得見的記憶》將殘頁一片一片拾起，依循臺灣社會發展之脈絡，於阡陌縱橫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變化中梳理出一條主流，順著時勢或起或伏，有的受當權者左右、被政治牽著鼻子走，有的奮力於山重水複的盡頭另闢蹊徑，有些人展現出文人的傲骨與氣魄，有些則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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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書收錄的 24 篇文章得以觀察到，愈拉愈遠的視線彷彿俯瞰無數真實生活的軌跡，不僅關於這個島嶼彼時與此刻、光明與暗影共同勾勒而成的立體輪廓，更是這一代看遍形形色色電影的我們未曾低首凝視的來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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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記憶》博客來：https://bit.ly/2TnfA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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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捧起《看得見的記憶》時，查找目錄後率先翻開的是後面的章節，也是絕大多數對臺灣電影稍有涉獵的觀眾，時而流連，時而佇足的年代 —— 叛逆青年們在 80 年代成群掀起的臺灣新電影風潮。他們普遍受文學啟蒙，強調情感寫實，貼近生活經驗，且不只是耳熟能詳的年輕一輩導演的崛起，更包括當今無人能出其右的攝影師李屏賓、錄音師杜篤之、剪接師廖慶松等優秀的相關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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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強調：『新浪潮的導演們，是我這輩子工作過最有肩膀的電影人，他們事實上很強烈地傳達自己對社會、對很多事情的觀點，而且從頭到尾堅持，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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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有志之士曾經嘗試團結創造更多可能，卻因資金困難而不得不分道揚鑣，危機意外成為轉機，萬仁、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一一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不但提攜無數後輩，更真正為臺灣電影掀起一個又一個的浪頭，守護著金穗獎、金馬獎，引領著李安、魏德聖、蔡明亮無數後浪的身影，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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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臺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臺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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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昀燕《再見楊德昌》書裡一篇小野訪談提及《恐怖分子》的段落，闔上《看得見的記憶》後感觸更為深刻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那些反叛的氣息，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理想主義者的殞逝，成為這群電影從業人員未曾動搖的改革和創新力量來源，反觀我們的此刻，近年來華語電影有多少自覺、共同認知能夠彰顯時代意識，並引領大眾對眼下的大環境展開深層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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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鄭秉泓〈大導演的起手式：李安、短片、金穗獎〉一文所寫，他形容，相較於金馬獎的成果驗收，金穗獎的存在好比大海撈針、挖掘璞玉，更是許多新導演的搖籃；然而，在參與由金馬執委會主辦的第 43 屆金穗獎之評選過程，我們從 66 部入圍作品中確實看見了許多「從點連成線」的批判力道，例如移民和新住民，成長迷惘，社會底層，並未真正成為過去的白色恐怖，但仍稱不上所謂全面性的集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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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置身這個最好亦最壞、不舊亦不新的浪尖上，我們所能做的，或許是應暫緩腳步，端詳過去的文化脈絡，一如《看得見的記憶》點亮的歷史路徑，設法鑑往知來，並重新思考當前最重要的課題：該如何擦亮雙眸，推波助瀾，尋覓屬於新時代的文化顛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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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文章寫於 博客來OK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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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 ── 讀《看得見的記憶》
　https://bit.ly/3zhpz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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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春山出版

【盧斯達：在維園六四晚會被禁止的今天　回顧和展望六四的詮釋史】

我沒有經歷過六四這段歷史，卻參與了這段歷史的詮釋史。

小時候我看見每年某個時候，司徒華就會跟對面的政客辯論歷史。一邊說六四不是屠殺，一邊就反問，殺多少人才算屠殺？中國自身論述都有轉化，他們開始敢於承認事件，但進一步申述國家做得對，中國在 89 年大亂的話，就沒有之後光榮的大國崛起。因而香港人爭論的不再是歷史本身細節本身，而是如何詮釋這段歷史。

支聯會五大綱領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它詮釋出來的六四是「愛國民主運動」，愛中國的運動；2010 年代前後，香港人開始遭受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雙重壓迫，我們開始以香港人自居，亦視中國為一定程度的敵國。一個異於中國的香港人身份，自然會產生不一樣的歷史詮釋。歷史也必然是當代史，必然與現實產生關係，因此不同時空，對同一個歷史事實自然有不同側重。

中國香港人說的回歸，在香港人眼中是「主權移交」，乃至「二次殖民」；中國人認為香港抵抗軍日，是抗日愛國戰爭一部份，而近年大家重新挖掘和追認了英軍、加拿大兵、印度兵、華籍英兵才是主力這個事實，因而將之視為「香港保衛戰」，是太平洋戰爭的一部份，不是中國本部的抗日戰爭。

上一代人是從中華民族史觀的大傳統下出來，他們經過錢穆到金庸等文人耳濡目染、六七十年代以來「認中關社」愛國保釣等等傳統，舒服地接受了中國人身份，因此他們的六四，是中國民族框架之下的愛國運動。同期，民主黨入了中聯辦，商量了一個倒退的政改方案要我們接受，在香港自家土地的民主問題，向中國無異採取姑息和綏靖，但同時又在支聯會集會高呼道德口號，非常超現實和荒謬，大約是那時開始，我開始從中看到歷史的「詮釋性」。

上一代人以為、也說服別人，謂自己在晚會傳承「歷史」，其實不然，他們只是傳承自己一種必然無以為繼的世代經驗。史皆文也，純歷史不存在，只有「歷史詮釋」存在。中國人認為是一場愛國「支援」運動；然而純香港人詮釋下的六四，就只是一個認清中國政權的歷史事件，然而因為有香港本位的思考立場，這個中共罪證漸漸引發出更多令香港人感到不安的詮釋，因為六四的近世詮釋，同樣揭開了香港人自己的陰暗面。

如果中共已經出手證明自己是殺人政權，為甚麼當年大家還是收拾心情去迎接「回歸」？中共十惡不赦，本地政治界又以反共自居，但為甚麼去到政治現實又總是妥協聽話收場？中共既然殺人，去之更好，為何又要求它在位「平反」？為何在維園不斷批評中共的人，又會去幫助中國跟世界結交，去到現在美國要制裁香港，又會局部反對？既然香港主宰中國相當部份的金融能力，這就是攬炒的要害，為何反對？究竟他們是想中國倒台，還是不想？當初香港人籌錢買物資給北京學生，最後血流成河，雖然跟香港人無關，但香港人自己是否埋藏了一種不能疏理的罪惡感，並移情於維園集會稍作釋放？很多很多問題。

這些不安，都只能付諸「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是面對中共」這種略嫌廉價的框架下，才能隱藏於一時，矛盾才不致顯現。一旦「以香港為本位理解六四」(任何歷史思考都會產生的自然結果)，香港人自己的道德榮感、那種高等華人的安全感就會崩潰。然而下一個世代始終已生長到會思考、會關心社會，這就不可避免發現市面的六四儀軌，只是一個世代對該段歷史的詮釋，附帶著香港人自己的家國論述和世界觀，而這對新一代來說，上一個範式是一種必須衝擊和重構的東西；正如他們想重啟香港民主運動，而他們最終也成功了。

這場價值重估，完全是香港國內自家事。外國人怎麼看中國問題，他們自己有自己的位置和詮釋。然而香港就在中國旁邊，也受其直接管治，政治時間流動最快，而你可以看到西方對這件事的詮釋近三十年來基本一致，而香港卻最激烈，但外面人是不知道的，日本對香港理解就只到雨傘的那個年代；外國人怎樣看香港是一回事，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怎樣看自己。因為中國對香港人來說，意義已經完全不同；六四的意義也已經轉化。

後來餘風所及，大學生組織開始拒絕參與支聯會晚會、反對建設民主中國，是一個很明顯的範式轉變；至於網絡上對支聯會行禮如儀、蔡耀昌哭腔（忘記了說，蔡耀昌是反對香港食店不招待中國人的）等細節批評，其實沒有抓到重點。如果你認為支聯會有問題，那必然是意識形態有分歧，而不是手段有分歧。手段分歧不會大到最後要分道揚鑣，正如很多人也不沒有特別喜歡哭腔，但還是會去維園。真正導致分歧的，是世界觀分歧，上一代認為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很合理，因為他們的主體就是中國，中國就像黑洞，連時間和光線都走不出去，中國就是最後歸宿；而如果你的主體是香港，以香港利益和價值思考，便斷然不會反對制裁香港或者中國，也不會將六四事件詮釋成愛國民主運動。

如果是世界主義者，就會視六四為 20 世紀以來全世界其中一宗共產主義暴行；如果是香港本位者，就會視為中國大一統暴政的本色表現，與國民黨戒嚴打壓清洗台灣、中共清洗維吾爾西藏等等沒有分別，然而這兩種本真詮釋，都不會走向要求中國「平反六四」、期望黨內自我完善、期望外國接納中國之後中國就會慢慢走向民主自由……

真．世界主義者和香港國族主義者，必然是希望看到中國死一次，或多死幾次；而中華民族主義者，就像他們對美國制裁香港的曖昧態度。制裁當然會傷害香港人利益，然而中國要民主自由化，又何嘗不需要經歷混亂和傷害？日本和德國不也是被炸成一片焦土，並且在外國的強力監護之下，才勉強建立起非極權秩序？

中國愛國者期望中國不需付出代價，也能自己改進，這就是愛之深切的表現，也因此脫離現實，但愛的確就是超現實。也就是對未來期望震蕩癒法和自然療法之分，分出了大家對六四事件的詮釋之別。香港的思想轉向領先於世界，也就是對中國的看法急轉，這種急轉又最反映於階級和年齡最低的一群，少年是世界意識變動的寒暑表。一小撮香港人首先發現，原來自然療法並不存在，只是變成「惡人逞兇，好人沉默」，於是信仰震蕩癒法的人就慢慢增加。

震蕩癒法信仰者，對中國是如實觀，沒有愛，因此也更接近真實。

不說外國，當香港大量抗爭者都變成攬炒主義者，而他們的攬炒對象很明顯是中國，他們就很難共情於被詮釋為愛國民主運動的六四。然而他們同樣政治覺醒，甚至超過了上一代。他們可以共情死難者被極權輾壓，一如他們自身被香港極權輾壓；他們可以共情於被天安門學生送到公安手上的三君子，所以香港抗爭者堅信「不篤魁」，也不信放低身段、做和事佬可以避過鎮壓；因為共情，所以理解廣場學生的「急進」，北京學生沒有相信國家慢慢發展、讓政權自我完善的鬼話，而是今天就要改變。這種理想主義，才可能「Sell」出去、才是更接近普世維度的詮釋，而不是「愛中國」。因為當日香港人要合理化自己作為金主的道德嫌疑，抱持這種詮釋，有功利和方便元素，但這功利的代價是關上了詮釋之門，將沒做過「六四金主」的下一代人推了出去。雖然上一代民運圈不會改變，也會覺得自己的青春被否定而內心有點怨恨；但這也沒有相干，下一代人至今也有了自己的判斷和詮釋。

我參加過六四史的詮釋史，自從「政治覺醒」以後，都不參與維園六四晚會。然而今年維園晚會是被暴力禁止，這對香港人來說當然是個挫敗，一方面是「公安」和集會自由不斷收窄，一方面是香港人失去了選擇可能。當香港人真正思辯和探討這個問題，不斷價值重估、思想不斷互相衝擊，最後自己選擇去不去，論述逐漸改變，那才是香港人的勝利；當事情倒退到「香港人能否集會」，而不是之前的「怎麼看待歷史」、「怎麼看支聯會」，這是香港的悲哀，也不是「非支派」的勝利。

雖然認真考慮香港前途的人不會多，人總是情緒多於理性，體現在六四問題也是如此，心理防衛機制或者做人本質，令他們說出過好像不用對異見學生領袖客氣之類的話，但如果維園晚會就是一個大家暫時放下思考的舒適區，那中共主動將香港人踢出這個舒適區，只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擁有意志和獨立思考的人民遍地開花，拋棄代理，找回自己，在一個極須思辯的議題找回大腦肌肉，亦未嘗不能是禍兮福之所倚，可能是另一次思想行動解放的起點。

說歷史總是附帶歷史教訓。六四當然有歷史教訓，除了「中共是殺人政權」這種例牌之外，六四還是一個國際綏靖主義和中國樂觀主義的血淋淋教訓。中國去到大規模殺人，英美世界也有「國際制裁」，但很快就無以為計，因為當時的老布殊政權、華爾街、美資等等太想要中國市場和人力，「只要對中國更好，幫中國改善經濟，中國就會變好」的庸俗民主化理論說得再多，騙人之餘也騙了自己，之後就沒有了然後。親中秩序的輸出點是美國，而香港也有人一邊痛心學生被殺，一邊做中國和世界體系的媒人，中國是完全 got away from it 的，沒人認罪和賠償，錢還賺更多。他們認為世界體系會改變中國，最終卻是中國腐化了整個秩序。

六四不只體現了中國政治的殘酷，也體現了國際的無能和勢利，還有國內外 Panda hugger 可以造成多大荒謬。有人認為港獨思想十分危險，要思考代價，然而港獨思想重新興起大概就十年之內，它會去到甚麼結果，現時還未有人能定論；但對中綏靖主義、臨去到制裁又要出聲反對、變相百般包容中國的代價，自 1991 年之後就十分清楚。愛中國、容忍中國，十分危險，要思考代價。「自然療法」只會令中國繼續強大，繼續濫用世界秩序，暴政的死者繼續暗無天日，施暴者卻風流快活。這就是結合香港特定現實的歷史觀，永遠要警惕中國，永遠要警惕中國的姑息者。

【盧斯達：在維園六四晚會被禁止的今天　回顧和展望六四的詮釋史】

我沒有經歷過六四這段歷史，卻參與了這段歷史的詮釋史。

小時候我看見每年某個時候，司徒華就會跟對面的政客辯論歷史。一邊說六四不是屠殺，一邊就反問，殺多少人才算屠殺？中國自身論述都有轉化，他們開始敢於承認事件，但進一步申述國家做得對，中國在 89 年大亂的話，就沒有之後光榮的大國崛起。因而香港人爭論的不再是歷史本身細節本身，而是如何詮釋這段歷史。

支聯會五大綱領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它詮釋出來的六四是「愛國民主運動」，愛中國的運動；2010 年代前後，香港人開始遭受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雙重壓迫，我們開始以香港人自居，亦視中國為一定程度的敵國。一個異於中國的香港人身份，自然會產生不一樣的歷史詮釋。歷史也必然是當代史，必然與現實產生關係，因此不同時空，對同一個歷史事實自然有不同側重。

中國香港人說的回歸，在香港人眼中是「主權移交」，乃至「二次殖民」；中國人認為香港抵抗軍日，是抗日愛國戰爭一部份，而近年大家重新挖掘和追認了英軍、加拿大兵、印度兵、華籍英兵才是主力這個事實，因而將之視為「香港保衛戰」，是太平洋戰爭的一部份，不是中國本部的抗日戰爭。

上一代人是從中華民族史觀的大傳統下出來，他們經過錢穆到金庸等文人耳濡目染、六七十年代以來「認中關社」愛國保釣等等傳統，舒服地接受了中國人身份，因此他們的六四，是中國民族框架之下的愛國運動。同期，民主黨入了中聯辦，商量了一個倒退的政改方案要我們接受，在香港自家土地的民主問題，向中國無異採取姑息和綏靖，但同時又在支聯會集會高呼道德口號，非常超現實和荒謬，大約是那時開始，我開始從中看到歷史的「詮釋性」。

上一代人以為、也說服別人，謂自己在晚會傳承「歷史」，其實不然，他們只是傳承自己一種必然無以為繼的世代經驗。史皆文也，純歷史不存在，只有「歷史詮釋」存在。中國人認為是一場愛國「支援」運動；然而純香港人詮釋下的六四，就只是一個認清中國政權的歷史事件，然而因為有香港本位的思考立場，這個中共罪證漸漸引發出更多令香港人感到不安的詮釋，因為六四的近世詮釋，同樣揭開了香港人自己的陰暗面。

如果中共已經出手證明自己是殺人政權，為甚麼當年大家還是收拾心情去迎接「回歸」？中共十惡不赦，本地政治界又以反共自居，但為甚麼去到政治現實又總是妥協聽話收場？中共既然殺人，去之更好，為何又要求它在位「平反」？為何在維園不斷批評中共的人，又會去幫助中國跟世界結交，去到現在美國要制裁香港，又會局部反對？既然香港主宰中國相當部份的金融能力，這就是攬炒的要害，為何反對？究竟他們是想中國倒台，還是不想？當初香港人籌錢買物資給北京學生，最後血流成河，雖然跟香港人無關，但香港人自己是否埋藏了一種不能疏理的罪惡感，並移情於維園集會稍作釋放？很多很多問題。

這些不安，都只能付諸「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是面對中共」這種略嫌廉價的框架下，才能隱藏於一時，矛盾才不致顯現。一旦「以香港為本位理解六四」(任何歷史思考都會產生的自然結果)，香港人自己的道德榮感、那種高等華人的安全感就會崩潰。然而下一個世代始終已生長到會思考、會關心社會，這就不可避免發現市面的六四儀軌，只是一個世代對該段歷史的詮釋，附帶著香港人自己的家國論述和世界觀，而這對新一代來說，上一個範式是一種必須衝擊和重構的東西；正如他們想重啟香港民主運動，而他們最終也成功了。

這場價值重估，完全是香港國內自家事。外國人怎麼看中國問題，他們自己有自己的位置和詮釋。然而香港就在中國旁邊，也受其直接管治，政治時間流動最快，而你可以看到西方對這件事的詮釋近三十年來基本一致，而香港卻最激烈，但外面人是不知道的，日本對香港理解就只到雨傘的那個年代；外國人怎樣看香港是一回事，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怎樣看自己。因為中國對香港人來說，意義已經完全不同；六四的意義也已經轉化。

後來餘風所及，大學生組織開始拒絕參與支聯會晚會、反對建設民主中國，是一個很明顯的範式轉變；至於網絡上對支聯會行禮如儀、蔡耀昌哭腔（忘記了說，蔡耀昌是反對香港食店不招待中國人的）等細節批評，其實沒有抓到重點。如果你認為支聯會有問題，那必然是意識形態有分歧，而不是手段有分歧。手段分歧不會大到最後要分道揚鑣，正如很多人也不沒有特別喜歡哭腔，但還是會去維園。真正導致分歧的，是世界觀分歧，上一代認為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很合理，因為他們的主體就是中國，中國就像黑洞，連時間和光線都走不出去，中國就是最後歸宿；而如果你的主體是香港，以香港利益和價值思考，便斷然不會反對制裁香港或者中國，也不會將六四事件詮釋成愛國民主運動。

如果是世界主義者，就會視六四為 20 世紀以來全世界其中一宗共產主義暴行；如果是香港本位者，就會視為中國大一統暴政的本色表現，與國民黨戒嚴打壓清洗台灣、中共清洗維吾爾西藏等等沒有分別，然而這兩種本真詮釋，都不會走向要求中國「平反六四」、期望黨內自我完善、期望外國接納中國之後中國就會慢慢走向民主自由……

真．世界主義者和香港國族主義者，必然是希望看到中國死一次，或多死幾次；而中華民族主義者，就像他們對美國制裁香港的曖昧態度。制裁當然會傷害香港人利益，然而中國要民主自由化，又何嘗不需要經歷混亂和傷害？日本和德國不也是被炸成一片焦土，並且在外國的強力監護之下，才勉強建立起非極權秩序？

中國愛國者期望中國不需付出代價，也能自己改進，這就是愛之深切的表現，也因此脫離現實，但愛的確就是超現實。也就是對未來期望震蕩癒法和自然療法之分，分出了大家對六四事件的詮釋之別。香港的思想轉向領先於世界，也就是對中國的看法急轉，這種急轉又最反映於階級和年齡最低的一群，少年是世界意識變動的寒暑表。一小撮香港人首先發現，原來自然療法並不存在，只是變成「惡人逞兇，好人沉默」，於是信仰震蕩癒法的人就慢慢增加。

震蕩癒法信仰者，對中國是如實觀，沒有愛，因此也更接近真實。

不說外國，當香港大量抗爭者都變成攬炒主義者，而他們的攬炒對象很明顯是中國，他們就很難共情於被詮釋為愛國民主運動的六四。然而他們同樣政治覺醒，甚至超過了上一代。他們可以共情死難者被極權輾壓，一如他們自身被香港極權輾壓；他們可以共情於被天安門學生送到公安手上的三君子，所以香港抗爭者堅信「不篤魁」，也不信放低身段、做和事佬可以避過鎮壓；因為共情，所以理解廣場學生的「急進」，北京學生沒有相信國家慢慢發展、讓政權自我完善的鬼話，而是今天就要改變。這種理想主義，才可能「Sell」出去、才是更接近普世維度的詮釋，而不是「愛中國」。因為當日香港人要合理化自己作為金主的道德嫌疑，抱持這種詮釋，有功利和方便元素，但這功利的代價是關上了詮釋之門，將沒做過「六四金主」的下一代人推了出去。雖然上一代民運圈不會改變，也會覺得自己的青春被否定而內心有點怨恨；但這也沒有相干，下一代人至今也有了自己的判斷和詮釋。

我參加過六四史的詮釋史，自從「政治覺醒」以後，都不參與維園六四晚會。然而今年維園晚會是被暴力禁止，這對香港人來說當然是個挫敗，一方面是「公安」和集會自由不斷收窄，一方面是香港人失去了選擇可能。當香港人真正思辯和探討這個問題，不斷價值重估、思想不斷互相衝擊，最後自己選擇去不去，論述逐漸改變，那才是香港人的勝利；當事情倒退到「香港人能否集會」，而不是之前的「怎麼看待歷史」、「怎麼看支聯會」，這是香港的悲哀，也不是「非支派」的勝利。

雖然認真考慮香港前途的人不會多，人總是情緒多於理性，體現在六四問題也是如此，心理防衛機制或者做人本質，令他們說出過好像不用對異見學生領袖客氣之類的話，但如果維園晚會就是一個大家暫時放下思考的舒適區，那中共主動將香港人踢出這個舒適區，只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擁有意志和獨立思考的人民遍地開花，拋棄代理，找回自己，在一個極須思辯的議題找回大腦肌肉，亦未嘗不能是禍兮福之所倚，可能是另一次思想行動解放的起點。

說歷史總是附帶歷史教訓。六四當然有歷史教訓，除了「中共是殺人政權」這種例牌之外，六四還是一個國際綏靖主義和中國樂觀主義的血淋淋教訓。中國去到大規模殺人，英美世界也有「國際制裁」，但很快就無以為計，因為當時的老布殊政權、華爾街、美資等等太想要中國市場和人力，「只要對中國更好，幫中國改善經濟，中國就會變好」的庸俗民主化理論說得再多，騙人之餘也騙了自己，之後就沒有了然後。親中秩序的輸出點是美國，而香港也有人一邊痛心學生被殺，一邊做中國和世界體系的媒人，中國是完全 got away from it 的，沒人認罪和賠償，錢還賺更多。他們認為世界體系會改變中國，最終卻是中國腐化了整個秩序。

六四不只體現了中國政治的殘酷，也體現了國際的無能和勢利，還有國內外 Panda hugger 可以造成多大荒謬。有人認為港獨思想十分危險，要思考代價，然而港獨思想重新興起大概就十年之內，它會去到甚麼結果，現時還未有人能定論；但對中綏靖主義、臨去到制裁又要出聲反對、變相百般包容中國的代價，自 1991 年之後就十分清楚。愛中國、容忍中國，十分危險，要思考代價。「自然療法」只會令中國繼續強大，繼續濫用世界秩序，暴政的死者繼續暗無天日，施暴者卻風流快活。這就是結合香港特定現實的歷史觀，永遠要警惕中國，永遠要警惕中國的姑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