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台灣始終有系統性的問題，迄待解決。

台灣的兩種未來：一位離岸風電工程師的建言（06/15/2021 獨立評論＠天下雜誌）

作者 Kim Asher / 擁有超過2,500天在世界各地參與離岸風電建設專案的經驗，10年以上深厚的商業分析背景，國際關係與水下聲學的雙學位。她現在在台灣從事再生能源專案。

在離岸風電專案過程中，我們經常會談到「經驗傳承」，意味著在每次的專案執行後，我們一起討論需要被改善的地方、更有效率的做法，與可能的潛藏風險。這些經驗在整理過後，會回饋給公司以便後續持續進步。經驗傳承是一種好的基礎，目的是增加安全與效率，根據的則是科學方法：執行、檢視,然後記錄與學習。

我曾經在世界各地的專案中負責過不同的部門，從設計、安裝到輔導改善，共計超過美金2千億的能源建設案，因此累積了很多的經驗，這些經驗已經內化成為我的一部份。

我知道，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問題，例如澳洲與巴西無效的勞動法與公會，損及了產業的動能；物流運輸的問題，也可能損失大量成本；甚至是自然環境的海洋湧浪、風、潮汐水流、能見度，等都可能延誤專案進度。影響專案的因素還有很多，地理環境特性、未爆彈、規章制度、經驗不足的員工、資源不足、不合算的節約、微觀管理、組裝技能的嚴重流失……

而這些問題，台灣通通都有。

複雜的規定，讓在台灣做事變得沒效率
過時無效率的海事規定、麻煩冗長的行政流程、模糊不清的當地需求、強勁的海流、複雜且挑戰性很高的氣候環境、使人筋疲力盡的進口限制、不近人情的人員調度機制、大部分開發商的合約擬定得不夠仔細，導致產品規格無法適用到完整的期限……比起其他我工作過的國家，在台灣做事更為複雜與困難。

例如在非洲的奈及利亞、安哥拉、剛果等國家，我可以在48小時內讓任何一位有緊急需求的組員搭上飛機返家，在歐洲更只需要12小時。但去年以我在台灣的親身經驗，即使不考慮疫情，光是申請人員異動就需要9天。再加上疫情因素，至少需要兩週的時間，才能送一個組員回家。這還沒算到必要的隔離要求或PCR檢驗的問題，光是文書作業流程就要這麼長時間。

台灣的每個港口都有不同的進出規定，沒有一套現代、簡單、一致性的規範，方便船隻進出港口。舉例來說，運送食物這件事本來就不容易。食物要先裝在貨櫃透過支援船再運送到風機安裝船，船上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好幾百人要被餵飽。而在台灣，因為對貨櫃運送的管制，食物運送流程更是我前所未見的複雜，每個貨櫃、每件東西都要詳列來源，以及運送地的清單明細。

在我的經驗中，在台灣申請航行路線時，目的地不能是離岸風機安裝船，只能申請港口對港口。這意味著大型、昂貴、緩慢的風機安裝船必須打包、栓緊艙面上的器械，駛回港口、停泊港區、 然後再出發。這個過程約需3～4週。另外還需要額外1週的時間將所有器械重新歸位，整個過程往往耗損約20%～25%的生產力。

雖然台灣海峽因氣候條件只有半年期間能施工，特殊的船械、設備與工法還是可以多爭取一些作業時間。但現行進出台灣的限制加上特殊船械的問題，讓這樣的解決方案也難以實行。 如果再加上當地其他限制、強勁海流、設備運送的延遲、得尋求當地外援、本地未成熟的技術，再加總其他的挑戰，計算後根本很難執行。

在挪威、英國、荷蘭間的北海海域內，一年約有300天可以運作，約5～10%的耗損來自效率、延宕或其他延誤，運行順利的話，故障不會超過1%的作業時間。若我們粗略用約 70%效能計算，原本在完美環境下估計100萬成本的專案，在北海約需花費約150萬來執行。而在台灣，因為船隻、人員、特殊設備的調度，即使在無氣候干擾的模型下，一年期的專案估算會需要額外的6個月，也就是說共18個月來運作。再加上氣候、運輸延遲、其他規範的限制與實際運作的情形，保守估計效能僅剩20～30%。所以一樣一個100萬的投資案，在台灣約需花費400或500萬來執行。

無可避免的，還有產出結果不合規、有爭議的合約、膨脹的預算、嚴重的故障、資源短缺、技術落差、攀升的風險與時間、物資等等問題。也許有些人認為大型公司在一些專案上賠些錢不是大問題。但，這絕對是大問題。

台灣的隱憂在於政策、技術與社會問題
我知道有些大型工程總承包商已經在討論，是否在現行專案結束後就離開台灣。這不是恐嚇，而是個正在被業界內廣泛、熱烈討論的熱門議題。

地區性的問題層出不窮，例如澳洲工會代表因為冰淇淋口味不對（絕對不是誇張）在一天數百萬成本的專案罷工，巴西有賄賂問題，但以全球的角度來看，這些並不重要。台灣面對的風險更高。這是政治的風險。

假如台灣政府能在接下來的12個月內組成一個跨單位的團隊，與企業合作簡化流程，專注改善問題，台灣的情況有機會可以逆轉。但如果台灣拖延，不與開發商、承包商、外包商開誠布公、有條理的互相討論出合理的流程，這些公司將會離開。屆時動能蒸發，能源短缺，水電基礎建設發展的風險增加，品質比較差的公司也將趁虛而入。

台灣正處於一個重大的抉擇時刻。一條路指向現代化、永續經營，成為與國際接軌的共同體，另一條路則往相反的絕望的方向發展。

我愛台灣。台灣人可愛、友善、大方、樂於分享。以我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旅行的經驗來說，台灣幾乎是我最愛的地方。我想在台灣落地生根，支持台灣，與你們並肩作戰。而且，我不是唯一這麼想的人。讓我們有機會參與，跟大家一起解決問題。

以我在世界上參與很多大型專案的經驗，從工程的觀點看來，這些問題都不複雜。我們可以解決缺水的問題，提供清潔的能源，培養當地人才，發展現代化的建設，這些都將有利於經濟發展。不全然限於困難的技術，更多問題在於缺乏政策上的決心，財務模型上的想像力，還有分歧的遠見。

所以，台灣，我們對你的選擇拭目以待。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15/article/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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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 #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 #高溫熱浪

酷熱將可能成為常態

研究氣候變化的科研人員一直警告說，地球再過50年將出現「近乎不適宜居住」的高溫天氣。

全球變暖將造成地球的某些地方在夏季的時候氣溫高到「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步，而這樣的高溫天氣可能會越來越頻繁。

研究人員分析了從1980年至2019年來自全世界近8000個氣象站的每小時數據。結果顯示，一些沿海亞熱帶地區的極端高熱和高濕天氣的頻率增加了一倍。

這種極端天氣組合已經開始在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區、澳大利亞西北部、紅海沿岸以及美國加利福尼亞灣的墨西哥沿岸頻繁出現。

與此同時，東南亞、中國的華南地區、加勒比海和非洲部分地區也受到影響。

隨著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像這樣的高溫天氣只會越來愈多，就連寒冷的南北極的氣溫也越來越高，永久凍土開始融化更會釋放更多溫室氣體。

英國氣象局通過數據模型計算出來的結果顯示，如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沒有減少的話，暑熱壓力指數超過32C的日數將會越來越多，地球上更多人會面臨高溫高濕的環境。

而對人類來說，高溫與高濕的天氣組合最危險，有潛在致命的風險。這就是為什麼濕度（也是我們平時所感覺的溫度）至關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體內的正常溫度為37攝氏度，但實際上我們皮膚表面的溫度通常是35度。這種溫差使我們可以通過出汗來給身體降溫，涼爽下來：即通過汗液消除體內多餘的熱量。

但當空氣中的濕度增強，就會影響人體的這一自我調節功能。特別是當濕度達到35度或以上時，人體汗液蒸發放緩，人通過排汗降溫能力也迅速下降。在極端情況下，它甚至可能停止。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除非人能躲到有空調的房間。否則，人體無法散熱，會導致器官衰竭。即使身體最強壯的人在大約6小時左右也會死亡。

Nothing spreads like fear

【明天過後：武漢病毒大流行後的世界】

想像一下，在武漢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後，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並不容易做到，尤其當你被關在家裡，苦惱著自己的小公司要怎麼發工資，或者試圖上網買點食物塞滿冰箱的時候。也許更糟糕的是，你或你的家人正在生病。

危機終究會過去，但在彼岸等待我們的，將不會和知道武漢病毒是什麼之前的世界一樣。

這場大流行已經在重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過去的前提已經被捨棄，當決策者們花費數兆美元來穩定經濟時，赤字鷹派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曾經被認為過於激進的全民醫保和社會安全網，正在得到更多的主流關注；債務變成了詛咒，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關鍵原料短缺，正在考驗著全球多元化發展。

武漢病毒是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它既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一個具有巨大後果的事件。黑天鵝決定了歷史，因為只有在這種時候，國家、社會和個人才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它改變了一切，包括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公共財：如醫療和教育的本質。

投資者不會想等著看未來會變成怎樣，他們正試圖弄清楚什麼將是新常態，因為人們形成了新的習慣，比如說全數網購、線上看病甚至拜訪客戶，以及重新評估債務、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這類的趨勢將加速。

後武漢病毒世界的可能模樣，已經開始在亞洲浮現。在中國封鎖兩個半月以後，人們開始重新出門。商場的銷售量已經恢復到去年的一半左右，房屋銷售也在反彈；在晚餐或看電影時搶座位可能會變得更難，因為餐廳和電影院會設計成梅花座，以增加社交距離。

而通勤時間可能會變少，因為普遍的在家工作實驗，說服公司讓更多的人遠程辦公，並重新考量他們龐大的原有辦公空間。

當然一切都還很模糊：包括美國什麼時候能解除緊急狀態。武漢病毒的疫苗或治療方法也將改變現狀，全球約有140種實驗性藥物治療和疫苗正在開發中，但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個月。

在此前，民眾將接受廣泛的測試和監測，政府也需要激勵民眾遵循各種限制。這和準備充分的醫療系統已經幫助德國、韓國和台灣離恢復正常狀態更接近。

不過在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中，美國的檢測率一直是弱點。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檢測率落後於香港、西班牙和義大利，僅為0.6%。而美國零星的限制措施，有可能會讓美國出現滾動式爆發，或第二波疫情爆發。

如果沒有測試和追蹤，就必須關閉一切，而市場還沒有考慮到這有多昂貴，我們可能得在谷底更久。

這也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大流行破壞了人們的控制幻覺，觸發了杏仁核，大腦被恐懼刺激，會讓人產生一種高漲的情緒；但如果威脅持續下去，人們的理性思維能力會被壓抑，造成恐慌，進一步的失望和再次崩跌，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只有莽撞的交易員才會雙倍下注；其餘的人可能會在第一次大跌時表現得興奮，但出現意料之外的崩跌時，那才是真正的恐慌時刻。我們會變得非常保守。

未來保守主義可能會是普遍的主題，因為消費者、企業和政府會因為大流行重新調整。下面是它可能的表現形式：

消費者

消費者的表現如何，將決定經濟復甦的範圍。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個人儲蓄率從幾乎一無所有，飆升至創紀錄的28%，因為大蕭條時期的一代人專注於未雨綢繆。這場大蕭條帶來的衝擊，再加上市場下跌和失業，可能會推動消費者增加儲蓄，包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

美國的早期數據顯示，消費者已經在縮減開支。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在所有因危機而面臨收入減少的人中，約40%的人正在減少支出，甚至連必需品的支出也在減少。在本周發布的另一項調查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已經勘使動用儲蓄或應急基金，63%的受訪者擔心錢用完。

儘管如此，人們最期待的是再次外出用餐。
信任也將在他們花錢的地方發揮重要作用用。現在，人們正在期待同行和企業提供領導力和可見的解決方案。這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包括那些已經站出來幫助社區或工人的公司，或者採取明顯的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的安全，比如在雜貨店的收銀臺上清洗購物車和設置防護罩。

對各種通路的投資，讓公司與客戶能在線上和線下互動也有幫助。例如，NIKE在中國市場上的業績已經提前復甦，通過保持門店的清潔，並通過其APP聯繫顧客，向顧客宣傳健身知識，而不僅僅是向他們銷售運動鞋，對公司的發展大有幫助。

另一個例子是奢侈品品牌LVMH，該公司在購物者逛店時向顧客發放白手套，並讓售貨員戴著時髦的口罩。

這場流行病使人們養成了新的習慣，因為人們被迫在網上購物。不僅僅是青少年，老年人也開始在網上社交。人們開始在家工作，與客戶、業務夥伴和客戶打交道，這有可能徹底改變工作場所，並重新評估商務旅行的無處不在。

這代表5G、無線技術和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相關的長期機會，如網路設備和鐵塔公司，其估值具有吸引力；網路安全類公司也應該更容易抵禦支出削減。

但商業地產和旅遊業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公司會重新評估他們需要多少辦公空間，並將商務旅行換成視訊會議。進一步傷害旅遊行業的是休閒活動的可能轉變，因為人們選擇留在當地，以避免旅行限制的麻煩，或可能對外國人產生的反彈。

自2月份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航班數量下降了70%，而美國的酒店房間的入住率僅有20%。目前還不清楚限制放寬後會有多大程度的復甦，但需求的降低會迫使航空公司、娛樂場所和餐館減少稼動率。

這可能會使休閒消費變得更加昂貴，而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3的服務業也會因此受衝擊，如果服務得人數只有一半，就需要提高服務的價格。當然服務會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更少的員工。

企業

看到業務的蒸發，會讓企業重新考慮自己的雨天資金。取得多年的廉價債務後，企業很可能會青睞於更多的現金。

就像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你會想起不負責任的駕駛，企業也會思考他們的運營和企業槓桿率，並開始意識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復原力，與盈利能力一樣重要。

強者可能會變得更強，因為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和定位，讓他們在較弱的競爭對手退出，或現金緊張而無法創新的情況下，搶占市場份額，提高盈利能力。

這場大流行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營運挑戰，由於供應鏈距離較遠，企業無法獲得關鍵零組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貿易戰已經迫使企業重新調整供應鏈，而且這種情況還將進一步加劇。

高管們現在正在談論區域化和中心化，在一個地區生產商品，而不是全球化。隨著企業將更多的生產遷回勞動力年齡較大的北美，自動化、機器人和數位公司的股票將有更多催化劑，這些公司可以使製造商更有效率。

這也會給企業帶來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壓力，因為這種流行病在國內凸顯了不平等。在小企業工作的低薪工人中，學歷低於高中的低薪工人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這些職位通常缺乏帶薪休假或退休福利。

這場危機所顯示的是，我們的經濟非常強大，但我們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力並不強大，社會和經濟都有一種自我修正的方式。問題是它是否會變得更加平衡。

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速推動企業將關注點從股東擴大到社區和員工，如果企業接受政府救助，對企業如何向員工支付薪酬，以及是否削減高管薪酬或回購等方面的審查也會增加。

這場危機可能是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轉折點，使其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長，就像大蕭條時期的情況一樣。在大蕭條期間，看到老年人無家可歸和貧困，導致了社會保險的建立，現在社會保險已經成為大多數退休人員的主要收入來源。

這場危機可能會帶來類似的壓力，要求提供醫療服務和帶薪病假，以及更廣泛地重塑醫療體系。這些都需要在下屆選舉中得到解決，政治給投資者帶來了另一個層面的不確定性。

政府

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印度已經將13億人全面封鎖了三周，而美國96%的人口都受到了某種限制。其他國家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量的狀況下，就關閉了邊境。

全球政策制定者已經打開了他們的錢包，並向經濟注入了數兆美元的資金，其中可能包括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或向小企業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相當於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即便是赤字觀察家們也沒有多少抱怨，他們注意到了低利率，並稱支出是避免危機的必要手段。

這些支出聽起來很像現代貨幣理論，或稱MMT，許多經濟學家幾個月來一直在爭論：這不是健全的長期經濟政策，但現在沒有人在乎，尤其是在大選僅剩7個月的情況下，政客們更不會在乎。

對監管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在經歷了近年來的放鬆監管狂潮，支撐了市場的發展之後，這場大流行可能會迎來一波監管熱潮，這可能包括在長期護理機構發生死亡事件後，增加養老院的安全措施，更好地準備醫療系統，以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在戰略物資上的依賴，包括藥品和醫療用品。

如果各國建立壁壘，進行指責遊戲，而不是共同應對這種不受國界限制的流行病，那麼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比貿易戰更能破壞全球化，現在還不清楚會走向什麼局面。這些潛在的變化，會影響到市場預期和投資者的情緒，憂慮的部分原因，是缺乏過去的案例。

有人研究14世紀以來的15次大流行病和武裝衝突，發現大流行病的主要後遺症持續了約40年，實際收益率「大幅壓低」，而戰爭的後果對經濟影響不大，這可能是因為大流行病後，人們轉向了更多的預防性儲蓄。

投資者仍有金融危機帶來的傷痕。家庭擁有股票的比例從2007年的62%下降到2016年的51%，就在金融危機之前。這個份額在過去三年裡才開始上升，2019年達到55%。再加上企業行為帶來的變化和政府監管的可能性，估值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美國企業和民眾一樣，會用更低的槓桿來經營，這意味著市場會以更低的市盈率進行交易。往好的方面想，許多投資者已經經歷了網路泡沫、911事件、金融海嘯和這次大流行的考驗，這讓我們有了更理性的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