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臺北」？】

國共內戰結束之初，「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確實獲得較多國家的支持，「臺北政府」得以代表「中國」直到 1971 年為止。

至於國際奧委會，則自 1958 年起就陸續遭到其他會員國質疑「臺北政府並不具有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當時蘇聯更表示，讓臺北政府代表全中國，只會導致「中國大陸」的運動員無法參加奧林匹克，此舉事實上嚴重違背奧會憲章中「任何人均應不因任何原因受歧視而被剝奪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之不歧視原則。

提出這些質疑的會員國認為，臺北政府就只能代表臺北當局，「大陸地區」則應該要讓北京當局來代表，這是「一中一臺論」在國際舞臺上首次出現。

而 1959 年國際奧會年會上，他們甚至將不能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奧會 （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過他們建議臺北當局將奧委會改名為「福爾摩沙（Formasa）／臺灣（Taiwan）奧委會」以避開爭議。

然而不僅中共不接受「中國與臺灣同時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件事，因為此舉形同表示「臺灣與中國分屬不同政府統治」。

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蔣介石政權也不接受「被降格為臺灣」這件事，畢竟此舉形同放棄對中國的代表權與領土的控制權。

雖然在折衝樽俎下，雖然得以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重新獲得會籍，但已不可能再代表「中國」，必須使用 Formosa 或是 Taiwan 名義。

因此 1960-1968 年間的夏季奧運期間，我國就以「中華民國代表隊」出賽，但是必須在制服加上英文「Formosa／Taiwan」字樣，目的在彰顯蔣介石政權實際管轄範圍為臺灣地區而不及於大陸地區。

這也使得當時我國代表隊「不得已」以臺灣為名出賽，這件事令當時的政府很是惱火，現在看來卻令只能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TPE）」出賽的我們，有種時空倒錯之感。

1971 年，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2758 號決議，即為當時我國政府所稱的「排我納匪案」，決議中通過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之位，並要求「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失去聯合國代表中國的權力後，實質上也等於我國退出了聯合國，自此便失去參與國際組織的各種機會。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因為由同樣身處「自由陣營」的聯邦德國（西德）所舉辦，「中華民國」得以再次使用「Republic of China（ROC）」以及國歌國旗參加奧運，但這也是最後一次 ROC 字樣出現在奧運場上了。

此時的國際奧委會在「兩個中國」的爭鬥下，一度容許（中華民國／Taiwan）的方式暫時保留了我國的會籍，但由於中共叩關的聲勢越來越響亮，國際奧委會也開始施壓我國更改國內奧委會的名稱來解決「一個中國問題」。

此問題還導致主辦 1976 年蒙特婁奧運的加拿大政府拒絕我國選手以中華民國（ROC）身分入境，經過折衷後雖然可以拿國旗與播放國歌，但只能以 Taiwan 名義參加該屆奧運，使得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認為被矮化而拒絕出賽。

同時間，也隨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並與中華民國斷交，國際奧委會的態度也逐漸與聯合國合流不再承認中華民國（ROC／Formosa／Taiwan），甚至以通訊投票做成「名古屋決議」，除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奧委會來代表中國外，還要求我國更改會名，也不得再使用國旗與國歌，更不得使用中華民國名義出賽。

當時政府一開始並不接受此噩耗般地「決議」，遠赴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名古屋決議違法奧會憲章，但畢竟大勢已去，雖然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及時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徐亨不斷地調停與奔走，希望協調出國際奧委會與臺北當局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過我國政府高層主張「寧為玉碎，不與瓦全」，乾脆從此退出奧運賽事。

但是到了 1981 年，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體認到，不應再度重歷我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外交挫敗經驗，尤其體育外交深受國際重視，必須為我國體育選手爭取參與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的機會，才能保持國際能見度。

最後和國際奧委會達成和解，除撤回訴訟，亦於瑞士洛桑簽訂「洛桑協議」，以政府僅能代表其實際管轄的地理疆界為原則約定：

➤我國承諾修改會名為「中華臺北奧委會」
➤新的會旗會歌不使用國旗、國歌及國徽
➤國際奧委會則確保臺灣選手和其他國家選手能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我國奧委會亦同

此種使我國在形式上放棄使用國名國旗國歌、但是實質上享有和其他國家相同權利義務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從此被稱為「奧會模式」。

理論上，奧會模式（不得出現國名、國旗與國歌）只適用在奧運賽事之中，像是臺灣自己辦的瓊斯盃，理論上也因為不是奧會賽事而無須遵守奧會模式；但是此作法卻在日後廣為使用，除了衍生到非奧會賽事、甚至是非體育的國際賽事。

而臺灣主辦的國際賽事也據此被要求「不得出現國旗與國歌」，我國雖然仍能實質參與國際賽事，但仍遭到「禁止使用自己國名國歌」的歧視待遇。
　
本文摘自：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被沿用的奧會模式：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台北」？〉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chinesetaipei/

1960 年 8 月 25 日羅馬奧運開幕日，來自全球的八十三個代表隊、5,338 名運動員，正準備依據國家英文字首的排序，依序入場。
　
我國一共派出足球、籃球、田徑、舉重、游泳、射擊、拳擊等項目選手參加，全體隊職員超過六十人。
　
但入場時，總幹事林鴻坦手持「Under Protest（抗議中）」的白布條，以示抗議。
　
抗議的舉動，除了引起現場騷動，也隨即成為國際媒體焦點，隔天紐約市內的五家報紙，不約而同的關注治這起事件。
　
代表團團長鄧傳楷因此說︰「我要向所有自由世界的人們宣告，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已對中華民國，做了一件不公正及歧視的行動。」
　
是什麼樣的不公平與歧視，讓我們必須在隆重的開幕式中，採取抗議的手段？原因是國際奧委會對於我國代表權與代表隊名稱的決議，對我方不利。
　
事實上，代表權的攻防戰，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已展開。
　
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奧運舉行前，蘇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積極運作共產陣營，排擠與爭奪我國的代表權，因此 1951 年「中華體育協會總幹事郝更生，非正式宣布由於俄寇參加下屆世運會之故，我國決定改變初衷，不派代表參加。」
　
最終，我國放棄參賽，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比賽前幾天抵達會場參與比賽。1956 年澳洲的墨爾本奧運，我國參賽，但對岸則未與會。
　
換言之，在「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下，你我不相容，僅一國能上場。

1960 年羅馬奧運前，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放棄參賽，但名稱問題事關尊嚴，一點都不能輕忽，因此當我國各項代表隊分別出發，並於八月中旬陸續抵達羅馬時，代表團人員已先出發為參與名稱問題而戰。
　
羅馬奧運開幕前三天的奧委會，重頭戲是處理我國代表隊名稱，我們希望在參加奧運的既定政策下，爭取以中華民國代表隊的名稱上場，甚至都已做好以底線「中華民國（臺灣）」的名義參賽。
　
雖經過力爭，但仍以差距不少的票數，作成中華民國可以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義參加國際奧會，但必須用「臺灣」名義參賽的決議。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梅葉指出，使用臺灣的名稱「祇是不希望他們越出其自己的地理邊界，並宣稱他們代表整個中國，我們曉得他們並不如此。」於是我國代表團就在「臺灣」名稱的帶領下進場。　
　
以臺灣之名參賽，如果從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或許會讓許多堅持臺灣主體的人欣喜；但在半世紀前，羅馬奧運卻是我國在國際運動外交場上的一大挫敗。
　
1960 年代尚能維持以「中華民國奧委會」的名義參加奧運，但此後的局勢江河日下，中國於 1971 年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1976 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以「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我國參賽。
　
直到1981 年 3 月，我國與國際奧會協議，以「中華臺北」的名義，才又重返國際體育舞臺。
　
羅馬奧運前不利我國的決議與開幕式的抗議消息傳回國內後，國人在氣憤討伐聲中，認為「我們並不因此氣餒、沮喪退出」反而要以哀兵的姿態，爭取最大的榮耀。
　
然而開賽不久後，代表隊相繼在籃球、足球與游泳等項目中落敗，對此結果輿論似乎早有預期，只不過大家依舊心存希望，並將奪牌重任寄予男子十項的選手楊傳廣。
　
1933 年出生於臺東馬蘭的楊傳廣，是阿美族原住民，戰後初期就讀臺東農校時，因過人體能條件被挖掘。曾為棒球選手，但不久便被發現其在田徑項目中的優異表現。
　
他在第六屆省運前，參加臺東縣運時，就打破了跳高的省運紀錄，1954 年在馬尼拉亞運會中，奪得男子十項金牌，並在四年後蟬聯。那時他已被稱為「亞洲鐵人」。
　
男子十項的賽程，除了吸引現場七萬多名觀眾的目光，中廣透過短波截聽日本消息，中央社和聯合報則收聽美聯和合眾國際社電訊等方式，將賽況轉給國內聽眾與讀者。
　
但因通訊條件不佳，也或因羅馬現場氣候不佳而延賽，使訊息未能即時，焦急等待的聽眾，更顯心急。
　
先是第六項 110 公尺高欄完賽時，楊傳廣成績一度領先，消息傳回國內，就有人開始放鞭炮。而在第八項撐竿跳應在臺北時間晚上十點開始比賽，但到了午夜一點，成績尚未傳到臺灣，聯合報的讀者們，不斷打電話到報社，了解最新賽況。
　
1960 年 9 月 7 日凌晨，成績揭曉後，臺北街頭遍地響起慶祝的鞭炮聲。
　
楊傳廣不僅奪得首面獎牌，而且擊敗了名列第三名的蘇俄選手，也讓輿論更加沸騰。
　
十項銀牌帶來的鼓舞，確實沖淡了開幕時的不愉快，媒體因此評論羅馬奧運「雖然此次受到了名義的委屈，但有楊傳廣贏得了一面銀牌，乃盡皆彌補，仍然是大家同沾光彩，全國同表欣賀。」
　
此後，奧運作為世界運動最高殿堂的地位不減，而臺灣在國際舞臺則是屢受挑戰，於是我們總用著非比尋常的意義與超過千萬元的獎賞，看待奧運獎牌。
　
羅馬奧運雖已過了五十多年，但它卻像面鏡子，折射臺灣在往後國際社會的顛簸身影，也看見一舉奪牌時的興奮表情，驕傲、挫折與期待的情緒，都交雜在 1960 年的羅馬運動場。
　
#奧運 #羅馬奧運 #中華民國 #中共 #代表 #臺灣 #國際地位 #楊傳廣 #運動 #賽事 #抗議

本文摘自：#謝仕淵，《愛憎奧運：楊傳廣及1960年羅馬奧運的「臺灣」代表隊》：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nmth12/

[自序]

大部分的博士論文都沒有出版成書的機會，
還有很多人讀了博士寫不出論文，
一直掛著博士候選人。
我很幸運，
能夠出版，
又是華文最具人文影響力的聯經出版社。
星期六晚上來讀長文，
讀書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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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歷史學徒，大學的時候我深深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當時我熟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數十遍，並且沉浸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論述。我始終記得他在《國史大綱》前面所說的：「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懷抱著浪漫且孺慕之情，愛好中華文化。然而，隨著知識的開展，我漸漸認識到同一個時代的學者顧頡剛和傅斯年。大二那年在臺大對面的書店買了整套的《古史辨》，並且開始讀傅斯年對於古代歷史的看法，他認為擴充歷史研究的方式就是要增加材料，並且擴張研究的方法。

大三的時候，開始讀了杜正勝院士的著作。從《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進行了有機且整體的歷史解釋，而且杜正勝院士強調要有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解釋。進了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之後，開始古代史的研究。由於不滿足於歷史系所開的課，沒有辦法理解考古和人類學的方法，於是同時雙修了人類所。

碩士開始，我到了中國進行田野，從山東、河南、陝西，最後選定了四川作為我研究的基地。當時臺大人類學系的陳伯楨教授（1973-2015）帶領我到四川，我們從成都、郫縣、綿陽，到都江堰，前前後後去了好幾次。他讓我了解親臨當地的感受，還有田野調查工作的重要性。碩士畢業後，我感到自己在知識層面上的薄弱，特別是理論上的貧乏，缺乏比較的視野。於是，我開始精進日文、英文和法文，選擇出國讀博士，希冀增進自己在理論上的認識。

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葉山（Robin D.S. Yates)老師，還有亨利．魯斯（Henry Luce）基金會的幫忙，我有了全額的獎學金。除了學費全免外，還有固定的生活費。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希望我增加學問的視野，於是開始修習羅馬考古、殖民主義考古和相關的考古學理論。羅馬征服歐洲大部分的地區，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歐洲海外擴張時期，對於大量異民族的統治，發展出多樣化的「殖民主義」。透過比較的視野，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有了更加宏觀的認識。

在本書中我認為秦與漢帝國對於周邊文化、族群和國家的征服、擴張、統治和殖民，在世界史上有特殊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就是秦漢帝國有本身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從戰國中期以來所發展的法家思想，運用在實際的政治改革上，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加順遂。普遍性就是他們都造成了「沒有歷史的人」。秦漢帝國的「殖民主義」不亞於羅馬和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嚴厲與殘酷，而且從本書的例子來看，秦漢帝國的統治技術更加細緻且深入。如果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加以思考，邱吉爾曾說過：「英國歷史由凱撒征服開始。」英國的歷史由羅馬征服者殖民後開始；艾瑞克．吳爾芙（Eric R.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當中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歐洲向外擴張和殖民的過程中，「沒有歷史的人」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因為歐洲人「發現」他們，讓他們進入歷史。秦漢帝國擴張與征服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是這些人本來沒有歷史，而是歷史書寫、詮釋和流傳的權利，被征服與殖民的族群所掌握。

麥基爾大學有很好的人類學系傳統，過世的特里格教授（Bruce Trigger）是當代考古學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雖然沒有機會修習他的課，但麥基爾大學的人類學系深受其影響。在讀博士班的時候，除了自己導師的課，也大量修習考古理論的課，讓我知道理論對於理解中國古代史的重要性。修完了兩年的課，在麥基爾大學要考資格考，當時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是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峰教授，還有專長在民間宗教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博士資格考要準備超過兩百本以上的書籍應考，現在想想雖然有點辛苦，但也是在那樣的過程中，確認本書的理論還有材料上的堅實。

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後，我開始走訪田野，曾經在四川的不同地點待過。感謝田野過程當中，每個單位都熱情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讓我在四川的田野有了豐富的收穫。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還獲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讓我有更加充裕的資源完成最後的部分。

二○一四年一月，剛完成田野工作回到學校不久，我的母親謝秀琴打電話通知我說父親胡得鏘（1949-2014）罹癌的消息。放下手邊的論文，回到臺灣照顧父親，從一月到七月，父親最後以六十四歲的壯年離世。父母從小就讓我追求自己的興趣，任性的在知識中遨遊，但父親過世前，還是希望我能完成學業。帶著父親對我的期許，還有自己對於「沒有歷史的人」的責任，在二○一七年十月我完成了學業。期間我的兒子也出生，給予了我新生命的力量。

博士論文的審查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蒲慕州教授，還有我們學校歷史系的方麗特（Griet Vankeerberghen）教授，其他還包含中國文學專家方秀潔（Grace Fong）教授、東亞系主任巴克萊（Philip Buckley）教授。在口試的過程中，都給我很好的意見，成為此書的基礎。拿到博士後，雖然在國外有其他工作的可能性，但我在臺灣還有不少的工作與責任，毅然決然地回臺。感謝中央研究院讓我剛回臺之際，在學風質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做博士後研究，當時的指導老師黃銘崇老師也給我很多學問和工作上的建議。二○一九年二月，我開始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服務，穩定的工作環境，讓我將本書的初稿完成。

本書得以出版問世，得非常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發行人。聯經是我知識啟蒙的重要泉源，能得到林發行人的首肯，簽下此書，是我莫大的榮幸。本書的編輯黃淑真，仔細的梳理文稿，並且洽詢版權圖片，都讓本書增色不少。現任的聯經總編輯涂豐恩博士是我臺大歷史所的學弟，也是「故事StoryStudio」的創辦人，過去我曾在網站擔任主編，我們對於歷史有很多相同的理念，很開心能在他擔任總編輯期間完成此書。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說了一個過去與我們認知的歷史不同的故事，建立在最新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之上。回顧我的學習過程，從臺灣、中國到北美，我有幸得到最好的歷史、人類學和漢學的資源。在不同的學習傳統還有文化脈絡中，我嘗試還原中國古代歷史，同時也讓中國史有了世界史的比較視野。
辛丑年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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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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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數據英文縮寫介紹: IP:投球局數，W:勝投，L:敗投，ERA:防禦率，K:三振，K/9:每9局奪三振數，G:場次，#1:聯盟第一，BB:保送，WHIP:每局被上壘人數
2. 1994年勞資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球員罷工導致賽季中斷
3. 10:16~10:20出自卡通-遊戲王
4. 2016年Bartolo Colón以42歲又11個月刷新最老打出生涯首轟
5. 15:13~15:18出自遊戲-神奇寶貝
6. 大聯盟的禁藥時代大概從1990年代後期到2000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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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Lily Chen. 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 語言教育碩士
我的頻道分享語言學習方法、實境生活英文，以及留學、托福相關資訊
希望能藉由應用語言學的知識，讓更多人成為自信的bilingual(雙語者)

Quiches在台灣多被統稱為鹹派，在是法式點心典裡屬於鹹點口味的其中一種，英文或法文的拼音都一樣，發音念法稍有不同。而素有小巴黎之稱的Montréal(魁北克省 - 蒙特婁)，也因為是加拿大最集中的法語區，所以部分飲食習慣上多少也會受到早期法國移民的影響，所以基本上不少銷售簡餐的咖啡館，也都會看見Quiches的身影。過去不萊嗯所經營的咖啡館，義式煙燻火腿或蔬食兩種口味Quiches，午餐時段也是不少上班族會搭配一碗濃湯當作午餐的常賣商品。

以下這份鹹塔皮配方是延伸自一本日本法式烘培坊出版食譜，也經過不萊嗯開店後的一些製作經驗調整整所得，在口感上相當受到客人的喜愛。與傳統法式鹹塔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配方裡加進了些許的帕馬森起司粉(Parmesan Cheese)，所以無論最後成品是變化哪一種材料內餡，光是塔皮本身就已經夠好吃的了。

與多數法式塔皮製作要領相同，塔皮最好能在使用前一天完成(或至少完成後冰涼鬆弛4小時)，分割成適當份量冰鎮後使用。這樣才能防止烘培時塔皮明顯收縮。

完整配方與操作說明：http://www.briancuisine.com/?p=3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