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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略同。
我的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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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是不是母語，根本不是問題所在，因為普通話也不是母語；重點是香港人如何維護粵語的法定地位（粵語是香港一種官話）以及文化地位（令其流通鮮活，展現生鬼之美）。可悲實情是，當我用粵語去寫文章，就被講粵語嘅人話我中文唔好，你哋有幾多個真係識得釐清疏理，欣賞粵語典雅，而非只係識見風駛𢃇？

文化學家金啟孮在《京旗的滿族》中以語言學的角度交代普通話的由來，看完這個故事，你就會明白母語不母語根本不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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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語言中至今保存著的「來哉!來哉！」等極近似古漢語的語言，在北方就沒有。北方自《元曲》以來記錄的極近似今天白話的語言，南方也沒有。總體來說南方語言近似文言，北方語言近似白話。任何文字記錄語言都是記錄當時說話的實況。因此文言所記當是中國古時的語言。南方語言既近似文言，可見南方語言代表的是傳統的漢話。北方語言則是新加入的北語(叫「胡語」也沒關係)，北人說漢語也是「漢語胡音」，這是早有人說過的。因此北京的語音是「胡音」無疑，決非原來的漢音。北京語音調既是「胡音」，語言也是漢胡語言的「大雜燴」、「大融合」。

所以，清代以京音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官話，為「胡音」無疑。官話通行的範圍，即「漢語胡音」擴展的範圍。據語言學家的意見，漢語官話方言可分為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宮話。而北京官話即為華北官話的根據和基礎，它的範圍包括今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河北、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我上述自己實踐所得，正和專家所分華北官話區域特點一致。若是從宏觀來看，上述四種漢話中的官話方言，那就除去東南閩、浙、贛、湘、粵少數省份和青、藏外，都屬於官話方言區。其面積之大更可以想像。

說到這裏我再舉一例：我在內蒙執教20多年，所教蒙古族學生本來不會漢話的，學會漢話之後，一講即是正確的北京音。此事令我十分奇怪。南方學生就不行，總帶鄉音。外國學生更不行，四聲就弄不好。此決非蒙古學生聰穎過於南方學生和留學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現有的惟一解釋就是蒙古語音與北京語音相近。 這反過來證明，北京話的語音不是漢族(保留在江南的)傳統的語音，而是滿蒙語音佔主導地位的「胡音」。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小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哩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哩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滿語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不論它的發音、詞彙以及語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至於像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裏的一棵小樹、廚房裏的一件工具，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工具，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就像日本皇軍學說中國話：「你的，八路的，幹活？」一樣，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日本皇軍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

具體的時間有待考證，在《康熙字典》中的語音跟今天的普通話的語音還是一定的差別的，但是跟其它漢語方言相比已經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話了。 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兼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製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衹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裏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方話與鮮卑語]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誰代表了傳統的漢話?這我們不能不回顧到歷史事實。遠的不說，漢族語言文化中心本在黃河流域，東晉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兩度將文化中心遷往南方。頭一次東晉繼而宋、齊、梁、陳五朝北方完全在鮮卑族北魏，以後是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的統治之下。

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語，可見胡語即鮮卑語在華北必甚普遍。北齊又因鮮卑人反對情緒，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則今山東、河南以北幾乎都成了鮮卑語通行的地區。第二次南宋南遷，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統治區域。據宋人記載當時河南地區，竟到了「廬人盡能女真語」的地步。說白了就是「連飯鋪夥計都能說女真話」。

鮮卑語詞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著，仔細對比，和今天蒙古語幾乎一模一樣。女真語是滿洲語的古語，對比女真語詞與滿洲語詞競「十同六七」。

鮮卑語既同於蒙古語，女真語又同於滿洲語，而滿蒙語言不管從語詞、語法或語調方面又非常近似。那麼，這兩種阿爾泰語系的語言在華北前後竟統治有千年之久。儘管隋唐統一於前、元朝統一於後，隋唐和元都是帶有極濃重北方民族色彩的王朝，不但沒能完全恢復漢官威儀，所說的漢話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調，與南方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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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我哋香港嘅學者點講？話人哋一篇研究粵語嘅論文都冇？乜你學術辯論係鬥行頭而唔係拚理據㗎咩？實情係，討論呢個問題真係唔太需要研究粵語。

作者

#粵語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矛盾由來已久。尤其是近來，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區，少數民族的抗爭引起國際社會的深切關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和國際關係學者韓恩澤博士認為，中國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家認同問題。而如何解決國家認同問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和國際關係學者韓恩澤博士是《抗爭與適應：中國國家認同的政治》一書的作者，他認為少數民族對境外同族社會的認同和境外支持這兩個因素在國家認同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方面，他們擁有境外同族社會這一更好的選擇，比如維吾爾族人有土耳其和其他中亞國家，而對於藏族人來說，他們有在印度的流亡社區。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來自境外的不同程度的支持，比如蘇聯在40和 60年代對維吾爾族的支持，以及美國在50年代對藏族的支持。”

韓恩澤對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朝鮮族、蒙古族和藏族人口進行了調查和比較，認為他們對於中國國家認同構建政策分別採取了反抗、移民、融入和自治的策略。

韓恩澤說，維吾爾族認為土耳其和蘇聯時代的中亞在各方面條件上要比中國新疆優越，再加上來自蘇聯、美國、土耳其等國的境外支援，因此對於北京構建“中華民族”的政策很抗拒。此外，由於維吾爾族人與漢人相貌差異較大，因此也使得他們難以融入中國主流社會。

“黃皮膚，黑頭發，還有黃種人的特徵，這些都是主流的對中國人形象的描述，這也造成了一個與種族有關問題，就是誰屬於，誰不屬於中國人這個身份框架之中。”

韓國發達的經濟和文化吸引了很多朝鮮族人移民韓國或遷移到韓國投資和留學生群體集中的中國城市。很多朝鮮族人移民到了韓國，其中大多數是非法勞工或者是通過結婚移民的朝鮮族女性。但由於朝鮮族人缺乏境外支持，甚至還會受到來自韓國人的歧視，他們在看待韓國（包括朝鮮）和中國的關係方面顯得很矛盾。98%的朝鮮族受訪物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讓子女接受雙語教育。

蒙古族認為蒙古國儘管有著更多的文化自由，但缺乏吸引人的經濟模式，它也不能給蒙古族提供境外支援。因此，蒙古族人並不抗拒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反而選擇積極融入。

“一個主流的趨勢是蒙古族的父母會把子女送到漢語學校，而不是蒙語學校。所以可以預期在將來，教育會導致更多的同化。”

對於藏族而言，國際援助的存在和缺乏往往影響到藏人對本民族認同運動的興起和衰落。此外宗教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但目前，絕大多數藏族人支持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路線”，也就是實行民族自治。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少數民族人口為113,792,211人，占全國人口的8.49%，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8.41%上升0.08個百分點。韓恩澤認為，“中華民族”或者“中國人”的概念很難客觀地定義，而應該由個人自身的認同決定。

“我覺得你很難從外部客觀地定義這一概念，這種身份應該由那些認同他的人來定義。所以，如果你問‘你是不是中國人？’而人們回答說‘是’，那麼就沒問題。所以我不認為這一概念必須要有特定的文化和民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