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屋者的困境

今天有一個新聞是台北市議員徐立信在接獲陳情以後，發現台北市萬華區有低收入戶受到社會局轉介以後在萬華租屋，他到場以後發現租屋環境惡劣，並且租金太貴，他因此質疑台北市社會局兼職經營所謂的仲介，看了議員質詢和記者到場的影片以後，我有話想說。

我認為徐議員搞不清楚狀況和問題所在，並且他這樣的發言和質疑會傷害低收入戶和社工，他的發言問題有兩個，首先是徐立信搞不清楚當地租金價格，另外是忽略了社工在協助安置租屋上的困難。

首先是租屋價格，很多人對於萬華的房價都認為是台北市較低的，確實，萬華房價一直以來沒有太大波動，在全台灣大炒房時，因為萬華開發得早，沒有太多土地，所以房價炒作幅度相比沒有台北市其他地區大，但是房價和房租不一定成正比。

以萬華區來說，最便宜的雅房租金，一個月差不多就是要五千元，通常還要限定租期和押金，這和最近的公辦都更有關，也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南機場社區都更時，這種事情會更多。
以2019年4月20日晚間10點的591租屋網，用5000元以下找萬華區的租屋只有10間物件，而且有三件限女性限菸，每一件都要押金，這是因為租金取決於交通便捷、生活機能和工作機會等因素。
一個地區的房屋租金決定於便捷的交通環境，住在萬華要前往台北市各地區都很方便，這也是降不下來的原因。

那為什麼社工會引薦進去居住條件較差的房子？

因為會交到社工手上的，通常是社會上的弱勢，自然也是「租屋市場上的弱勢」，主要針對的是三種人：貧窮、收入不穩定、年老者。對社工來說，找租屋安置是很麻煩的事，我曾帶著我的工人去找租屋，原本以為是我要租，所有條件都和寫在牆上的一樣，但等到房東發現是年老的工人時，馬上說出「出事算誰的」？

所有房屋持有者，都會盡可能選擇「看起來比較年輕的」「看起來職業固定的」「看起來收入待遇比較好的」，而會需要社工協助的人，通常就不是這樣的群體，而且台灣的租屋市場之中房子都登記自用，如果有租過房子，就會知道房東「超討厭你去申請低收入戶」，好的房子全部「都不準報稅」，你如果拿去報稅「那就不租你」，因為對房東來說很麻煩，要繳稅要整理資料等等，根本沒有房東會想要有低收入戶進場然後登記繳稅，社工就算把所有租屋網站從591打到露天拍賣，都不會有人要租給窮人，你要社工怎麼說：「屋主您好，我是台北市社會局社工，我們有一個58歲的老先生剛出院，想要租你的房子，因為他很窮所以現在沒有押金，而且可能要登記來申請低收入戶」，哪個社工打這種電話只會浪費錢等著全部被拒絕然後電話費超支被檢討而已。

在我看來，台北市社會局的社工幫忙找到可以登記的房子已經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了。

現在我很擔心，這僅存不多願意租給弱勢，願意配合社工來提供居住空間的房子隔間會被拆掉，而社工安置會越來越困難。

當然，我們對於議員可以有更多期許，我建議徐律師或許可以用台大律師兼台北市議員之名去為弱勢者擔保租屋，台大律師兼台北市議員的社會地位比社工身分有用的多，若徐議員大有能力提供適當租賃房源，市政府應該會積極配合。

當然，如果議員願意開放服務處供低收入戶緊急安置庇護，那也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值得刮目相看，居住是頭等大事，能解決的人，是大慈大悲大功德的英雄。

提供庇護空間比提供法律諮詢有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