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作為一種消費，既非必要，也不充分，它幾乎不能帶來任何立即、強烈的快感。書只能提供只是一種非常遙遠、飄渺、抽象的盼望，讓你覺得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更清晰了一點點，讓你覺得這個世界有變得更好的機會，或是這世界爛透了，但爛得不是全無道理，而從中你明白了苟延殘喘之道。」

今天看到最有意義的一篇文。

週六花了一個早上的時間，聯絡了幾位朋友，決定把我從國際書展編輯獎得到的獎金抽出一半來，分別捐給兩個關懷弱勢的慈善團體與一個文學獎項。剩下的不到一半我打算拿來換一台新的筆記型電腦，再剩下的找幾位酒肉朋友一起吃掉。

雖然我跟富察常有爭執，但東北人是豪爽慷慨的，他一直希望出版人不再是一個需要仰人鼻息、寒酸的產業，因此給了我相對不錯的薪水，讓我未必需要這筆意外的獎金。此其一。

身為出版人的一個永恆的困惑是，我們到底是文化人還是生意人？出版究竟是一份文化教育工作，還是跟賣衛生紙、輪胎、珍奶一樣是種商業行為？究竟我們追尋的價值應該由真、善、美、愛、真理、正義來定義，還是由市場來主導？究竟我們該出讀者「想要」的暢銷書，還是讀者「需要」的好書？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但我的理解釋這樣的：出版社既然沒有政府或財團的資助，而我們的生產工作都需要付錢出去，讀者買書也得花自己的錢，所以編書出書買書賣書確確實實都是商業消費行為無誤，因此出版社也應該以追求商業利益為導向。難道我不該盡其可能地讓一本書被最多的讀者買回家嗎？

但書這種商品與一般商品有著本質上的不一樣，它不像教育、醫療、飲食有其必要性，也不像鹽酥雞、瑜珈課、看電影那樣可以提供相對立即的感官滿足。書作為一種消費，既非必要，也不充分，它幾乎不能帶來任何立即、強烈的快感。書只能提供只是一種非常遙遠、飄渺、抽象的盼望，讓你覺得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更清晰了一點點，讓你覺得這個世界有變得更好的機會，或是這世界爛透了，但爛得不是全無道理，而從中你明白了苟延殘喘之道。你念破了政治哲學、國際理論、台灣史，也未必能讓台灣取得國家地位。你念破四書五經二十五史，也未必能恢復中華文化。你念破兩性、人權、社福、心理，也未必能讓台灣少一個被家暴的孩子。但我們寧願相信理想可能比現實更真實。

這卑微的盼望雖然有時候也能萌芽為一種豐沛的力量，但它的起點總是我們最靜謐、最深沉，凡是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現象均已不值留戀的時刻。但弔詭的是，雖然讀書寫作從來就是一種反社會行為，若是社會不夠安穩，人是沒有餘裕退縮到那個隱蔽幽微的世界去享受那種自由的思索的，或是有了思想也無從付諸行動、匯集群力以實現之。反之，社會越安全、富裕、自由，書這種不必要的商品才可能被需要，才越能有意義。

也就是說，長遠來看，想要讓台灣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買書，最可靠的作法就是讓我們大家都衣食無虞、安居樂業、免於匱乏與恐懼。這個社會每健康一分，我想大家對理性、理想、真理的渴望就會多一分，我們能賣出去的書就多一本。所以，基於自利，出版人應該要關懷社會。此其二。

我希望我的這筆投資會是有回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