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規劃，國土的規劃，行政的劃分，環環相扣。


在民主、但是中央集權的國家，首都通常會集中巨大資源及人口。比如說東京，比如說台北。

以台灣為例，全國大專院校共159間，北北基就佔了49間，頂尖大學更是幾乎集中在北市。人才在大學畢業之後，繼續留在當地就業，這種磁吸，讓資源人才更是集中在首都。

民主但是分權的國家，比如說美國、德國、瑞士，他們國家的首都，並不會有過度龐大的壓力。華盛頓DC就是一例，優秀大學在東、西、南、中部都有分布。MIT在東部，加州理工學院在西部，哈佛在東部，史丹佛在西部 ; 芝加哥大學在中部，德州農工、德州大學在南部。矽谷在加州，而紐約、華府、芝加哥、休士頓等，各有自己城市的生存發展模式。

在不民主，但是分權的國家，商業中心也不會全部放在一地。中國有北京、上海、廣州，各自有其特殊且具競爭性之產業，而中國有名的大學更是分散在華北、東北、華南、華中等地。

當然，上述所提的國家，都是幅員廣大的大國。

那我們談談瑞士，蘇黎世為經濟商業中心，而日內瓦，則是世界國際組織交流的政治重鎮。

我們常常提到新創，創新，但是在民主、中央集權的國家，很多事情都必須要一體適用。在民主體系之下，一旦要一體適用，各種團體都會提出不同意見，協調、溝通成本更是巨大。

創新是需要擔負風險的，包含教育、科技創新的實驗區，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整個台灣全部適用，造成的結果、風險通常都是過於巨大。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包含財務、稅務、以及整個國土的規劃，都需要檢討。


只有分權、分責，才能分擔風險。對於敢創新，敢於嘗試新的區域，將作為試點，成功之後，其他各區域再來模仿。倘如失敗，其他區域也可以避免重蹈。

現在的政務官損耗極大，過去17年來，我們已經損耗300多個部長，13個院長，縣市首長無法像是美國的州長一樣，掌握完整的權力以及責任，縣市首長管理的事務過於零碎，治理的區域也過於零碎。比如說縣市有教育局，但是大學資源來自於科技部、教育部，在各地區的大學，集了人才四年，但是永遠無法有效留才。科學園區也不歸縣市首長管，甚至還有通電的圍牆隔離園區以及區外。權利、權力、責任不劃分清楚，人才也無法進行完整的歷練。

過去有的從學界來的政務官，只有掌握過一個系的管理，但是一到部會，卻要面臨龐大的官僚。有些地方選出首長，相對較好，因為需要跨局處去協調，但是卻因為我國的中央集權制度，無法接觸經濟產業、國際、教育、貿易、警消救災部門的完整決策訓練，這也非常可惜。

在美國，至少有17位的總統當過州長，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儘管在阿肯薩斯，算是小州當過州長，但是他必須做出跨部會的決策，自理財政，自己訂定施政目標。台灣現在六都三市十一縣，能夠自理財政？能夠自己訂定施政目標？教育、經濟、稅收、科技、甚至警政、消防都是零碎的。

在南投，城市規劃的單位只有30人，但在台北市，都市發展局高達800多人，還不包括約聘。30多人要規劃4106平方公里，800+規劃200平方公里。然而在現在的資源的配置、公務員的級別分化，就算是台北的科長也不願意去當南投的的處長。


換言之，大家的格局將會只有200平方公里的首都，也就是所謂的台北看天下。


在這種架構之下，一般政治人物、公務員，第一時間只能感知首都的物價、首都的房價、首都的薪資、首都的基礎建設、以及首都的所有資源配置。對於地方的所有建設，將會失去敏銳，無法回應。君不見台灣的新聞資源都集中在台北，其他縣市大該就只有行車監視器、置入性廣告、或者各類不太需要成本的社會新聞取材？


然而，如果將區域分成六大塊，職等、資源、人力，甚至是任務導向，將會超過單純「縣」的層級，日本時代的六州、或者是許多倡議人士所談的，「六個新加坡」劃分，是一個重要的治理模式。把中央的權力、責任下放，重新整理，重新洗牌 ; 將稅制、行政、資源、區域重新劃分，是台灣內部總體整理的一個機會。

作者: 陳冠廷
城市的規劃，國土的規劃，行政的劃分，環環相扣。在民主、但是中央集權的國家，首都通常都會過度膨脹擁擠。比如說：東京，比如說：台北。以台灣為例，全國大專院校共159間，北北基就佔了49間，頂尖大學更是幾乎集中在北市。人才在大學畢業之後，繼續留在當地，這種吸力，讓資源人才更是集中。

民主但是分權的國家，比如說美國、德國，他們國家的首都，並不會有過度龐大的壓力。紐約、華盛頓DC就是一例，優秀大學在東、西、南、中部都有分布。MIT在至東部，加州理工學院在西部，哈佛在東部，史丹佛在西部，芝加哥大學在中部。矽谷在加州，而紐約、華府等各有自己城市的生存模式。

在不民主，但是分權的國家，商業中心也不會全部放在一地。比如說：中國有北京、上海、廣州，各自有其特殊產業，而中國有名的大學更是分散在華北、東北、華南、華中等地。

我們常常提到新創，創新，但是在民主、中央集權的國家，很多事情都必須要一體適用。但在民主體系之下，一旦要一體適用，各種團體都會提出不同意見，協調、溝通成本更是巨大。

但是新創是需要擔負風險的，包含教育、科技創新的實驗區，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整個台灣全部適用，造成的結果、風險通常都是過於巨大。包含財務、稅務、以及整個國土的規劃，都需要檢討。

只有分權、分責，才能分擔風險。對於敢創新，敢於嘗試新的區域，將作為試點，成功之後，其他各區域再來模仿。倘如失敗，其他區域也可以避免重蹈。

現在的政務官損耗極大，過去17年來，我們已經損耗300多個部長，13個院長，縣市首長無法像是美國的州長一樣，而是管理的事務過於零碎。比如說：縣市有教育局，但是大學資源來自於科技部、教育部，在各地區的大學，集了人才教育4年，但是永遠無法留才。科學園區也不歸縣市首長管，甚至還有通電的圍牆隔離園區以及區外區域。權利、責任不劃分清楚，人才也無法進行完整的歷練。

過去有的從學界來的政務官，只有掌握過一個系的管理，但是一到部會，卻要面臨龐大的官僚。有些地方選出首長，相對較好，因為需要跨局處理協調，但是卻因為我國的中央集權制度，無法接觸經濟產業、國際、教育、貿易部門的完整決策訓練，這也非常可惜。

在美國，至少有17位的總統當過州長，柯林頓總統儘管在阿肯薩斯，算是小州，但是他必須做出跨部會的決策，自理財政，自己訂定施政目標。台灣現在6都3市11縣，能夠自理財政？能夠自己訂定施政目標？教育、經濟、稅收、科技丶交通丶環保、甚至警政、消防都是零碎的。

在南投，城市規劃的單位只有30人，但在台北市，都市發展局高達800多人，還不包括約聘。30多人要規劃4,106平方公里，800人規劃200平方公里，但是資源的配置、公務員的級別分化，就算是當台北的科長，也不願意去當南投的處長。換言之，大家的格局將會只有200平方公里的首都，也就是所謂的「台北看天下」。

在這種架構之下，一般政治人物、公務員，第一時間只能感知首都的物價、首都的房價、首都的薪資、首都的基礎建設、以及首都的所有資源配置。對於地方的所有建設，將會失去敏銳，無法回應。

但是如果將區域分成6大塊，職等、資源、人力，甚至是任務導向，將會超過單純「縣」的層級，日本時代的6州、或者是黃志遠先生所說的「6星」劃分，是一個重要的治理模式。把中央的權利、責任下放，重新整理，重新洗牌，是台灣內部總體整理的一個機會。值得一試。

這一次的文章，是與前史丹佛大學校友會前會長黃志遠先生的對話結晶。他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工程經濟系統碩士、美國亞歷桑那大學系統暨工業工程碩士及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學士出身，曾提出「如果台灣是6個新加坡」的6都國土空間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