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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史

    莊子雜篇天下 在 知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21-06-24 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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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知史 #中國歷史 #玄奘 #唐三藏 #大慈寺

  • 莊子雜篇天下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21-02-23 17: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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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23 黃偉民易經講堂

    政府強推「安心出行」後，又做大龍鳳，氹你打北京科興疫苗，世衛未認可的疫苗。

    這幾年，在香港生活的，都感受到政府的心術不正，她強力推行的政策，都一定有問題。

    全方位的摧毀香港，說了四十年的「港人治港」，原來不見了，現在突然說：「愛國者治港」。

    港人，是一個法律名詞，有清晰定義；愛國者？你說是便是，不是便不是。

    吃飯飲茶，出入郵局圖書館，都要掃一下「安心出行」，你知點玩死那些沒有智能手機的老人家嗎？

    填張表格，寫下電話，職員在你面前打一遍，你手上電話響起才放行。對老人家來說，是怎樣一度難關。

    一群沒有生活的官僚，制訂政策，沒有考慮弱勢社群。“鰥寡孤獨癈疾者，皆有所養。”這不是空談，也應是一種社會意識。政府既然撥款十億，給打疫苗死亡的香港人，為什麼不撥十億買「紅米」給長者裝「安心出行」？

    今日在香港生活，都苦不堪言。一波又一波的立心不良政策，要想如何見招拆招；百業蕭條又要艱難生活；家有年幼子女的又要決定去留；鐵飯碗的公僕老師都患上抑鬱病……

    《法華經》說：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

    香港最跟貼時局的神靈——沙田車公，在年初二說，香港的處境，在積薪厝火，大禍一觸即發了。

    香港之火在燃燒，我們都是火宅之人。

    人在苦難時，都希望有一位神佛，在形而上的世界，觀照我們，賞善罰惡，了結因緣。

    佛有大神通，但有些事情，都無能為力。

    一、 因果不可改。

    自因自果，自業自報。神佛改不了，風水算命都改不了。

    二、 智慧不可賜。

    我們心中自有天智，開啟只能靠自心的磨練，沒有外力可以幫忙。我執我相，只能自己打破。習坎卦福無重至，禍不單行，但它的互卦，包含的，竟是山雷頤卦。人間苦難從來最補！

    三、 真法不可說。

    世間文字言語，說不清宇宙真相，只能靠自身來實修實證。如來的成佛經驗是他的經驗，你只能靠自己的方法成佛。

    四、 無緣不能度。

    無緣聽不進真言。緣要有因的呼應。種子是因，其他條件是緣。先有種子，陽光雨露才發生作用，才能開花結果。

    天雨雖大，不潤無根之草；
    佛法無邊，難度無緣之人。

    面對苦難，日本人想到的是《論語》。

    武肺疫情鎖國，十年經營的東京奧運寸步難行。今年，NHK的《大河劇》，歷史如長河，一年一度的大河劇，說的是澀澤榮一的故事。

    澀澤榮一，被日本尊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1840~1931)。

    他的一生理念：
    讓《論語》和算盤，融為一體。

    他一生創辦了五百家企業，包括日本第一家銀行。

    他的事業奇蹟，基於他的信念，道德和經濟合一論。

    以《論語》為基礎講道德，用算盤為象徵講經濟，兩者融為一體，是必須。

    澀澤的理論，道德分積極性和消極性兩大方向。

    不做不應該做的事，是消極的道德；
    做應該做的事，是積極的道德。

    對經濟來說，賺錢，背後要有消極的道德，不能賺不應該的錢；
    對積極的道德來說，做應該要做的事，又需要有經濟實力的支持。

    因此，道德與經郊，互為表裡。用《周易》的用語，就是兩卦相綜，互為一體。

    他認為，對商人來說，信用才是根本。

    做生意沒有誠信，可以賺錢一時，但絕對不能持續。

    澀澤的依據，是《論語》的：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一個人，只有以他人利益為第一考慮，自己最終才能獲得持續不斷的利益。

    他用成功的商業利潤，來支持他的積極道德。

    《論語》說的，博施濟眾。

    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這是他一生的追求。
    (追求公益，富民社會，不單靠政府，也是商界責任。)

    可以預期，日本會掀起另一波《論語》熱。這是日本人，能站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受人尊重的原因。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寶，任何一個日本人都知道。

    我們愛遊日本，無論她的建築、用具、藝術、禮儀、社會信念，都根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這才令人感動。

    《論語》泰伯篇第八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孔子說：
    詩，是人性最真的表現。

    讀詩，可以鼓舞人的意志，感應我們好善惡惡的天性，對性情的培養，道德的陶冶，人格的完成都有幫助。

    立於禮，立是確立，確立一套合乎當時社會的正確價值觀上。人人都遵守的規矩禮儀。

    成於樂，曲終謂之成。

    不管什麼曲子，總有曲終人散的時候。人生的修養，像音樂的調和，推到巔峰，代表美好的結束。

    終的表現，也就是我們的離台身影。

    成的相反，就是敗。

    曲終就要成。

    孟子盛讚孔子：(《孟子．萬章篇下》)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也。
    金聲者也，始條理也。
    玉振者也，終條理也。

    孔子，是聖人中，最合時宜的了。
    是諸聖中集大成者。
    金聲，是叩鐘，象徵開始。
    玉振，是擊磬，象徵結束。

    有好的開始，也有好的結束。

    無論思想，事業的境界，可以用金聲玉振和集大成來比擬，所以，孔子是「大成至聖先師」。

    人生在世，就好似一篇樂章的跌宕起伏，既使我們的人世，錯綜複雜的變化，但其中，有一定的規律。

    所以，一個完整的教育人格，必先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人格圓滿成熟，應像音樂的邏輯教化，有好的開始，也有好的結束。

    一曲終了，讓人有餘音繞樑，回味無窮的境界。

    《尚書．舜典》中，形容太平盛世，歌舞昇平的象是這些的：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百獸率舞。

    八音，各種樂器；克諧，奏出和諧的樂章。

    一個完美的社會，雖然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但就像一個樂團一樣，無相奪倫，不會只准我發聲，不准你發聲。不同樂器，協調出動人的音樂。

    神和人都可以和諧共處；百獸率舞，群獸跳起舞來，比喻天下昇平。這就是政治教化，如音樂般，行雲流水的集體行動。

    北京政府宣布重大國策，2025年前，要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將會透過宣傳、教育來彰顯中華文化。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黨一百周年。這一百年來，中共那些言行，是屬於中華文化的？

    他們只熱愛在文字上和你糾纏。

    在伏羲氏仰觀天象，畫卦，掛在眼前的象的統稱，中國文字還未成形。

    所以，我們的祖先，立象畫意，通過立象，將遠古的智慧意念，傳給後世。

    未有文字，先有意象。

    到五千年前文字成型，才轉化為言。

    老子在《道德經》開篇就說：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用有局限的文字，訴說無盡限的真理，已非原貌。但不管道是不是可道，還是要說說看；名稱是否準確可名的，但也即管用某一名稱來說明。不然如何界定世間萬事萬物？

    佛祖拈花不語，傳下禪宗一脈，說不立文字，但傳法，仍要借助《金剛經》、《六祖壇經》。

    《繫傳》說：
    聖人立象以盡意，
    設卦以盡情偽，
    繫辭焉以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

    在未有文字發明前，我們的祖先，通過靈活，微妙的象，表達那抽象的意。

    沒有文字，說話也不能表達清楚。然後發明一個表達方法，設卦以盡情偽。

    卦，不是自然有的。是人發明來表達自然法則的。它能詳細表達人性社會的情偽，即真假，虛實。透過卦，這個照妖鏡，把人把事的實情假象顯現出來。

    繫辭焉以盡其言，最後，卦辭、爻辭、十翼的文字出來了。

    先立象，然後設卦，最後文字。

    先從意，到象，到言，即文字，一層一層過來。

    這就是《周易》的創作過程。

    我們今日讀《周易》，讀的是文字，言，也就是卦辭爻辭和十翼的內容。

    從「言」去追溯「象」；
    再從「象」去掌握「意」。

    魏晉時的易學宗師王弼，提醒我們，得「意」就可以忘「象」，得「象」便要忘「言」。

    人讀《易》讀不透，就因為被「言」，文字縛死，糾纏於文字字句之間，忘卻本意。

    言、象、意，要得「意」忘象忘言。那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超越文字，才能掌握言外之象。

    象，只是中間工具，得象要忘象，才能得意，這個最終目的。

    最後，還要「盡其言」，要懂得運用，有實際行動。

    學了《易經》，不能拿出來用，有什麼意義呢？

    變以通之以盡利，要變要通，目的是盡利，要有利於社會，利於天下。

    再發揚光大，鼓之舞之以盡神，將那神妙莫測的規律找出來。

    《莊子》說：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蹄者所以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在意，得意而忘言。

    莊子說，用什麼工具捕魚，不重要，因為重點在魚不在筌，得魚要忘筌，魚籮魚網無關重要的。

  • 知史

    莊子雜篇天下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0-12-15 1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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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中國歷史上一個最被低估的人

    歷史春秋網
    　　　　
    與老子一樣，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時代人。不過，管仲顯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時間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時候，管仲已經逝世數年了。如果把管仲與孔子進行比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雖然在《論語》中自誇：「如果誰用我執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實呢，似乎不像孔子想像得容易。孔子五十二歲那一年，受魯國國君重用，三年之後孔子離開魯國的時候，根本沒有出現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為殺了一個少正卯，限制了魯國的思想自由，也影響了魯國的經濟發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樣教育農民怎樣種莊稼，也不懂得怎樣選拔人才；更不懂發展經濟要用非常手段、軍事要搞陰謀、外交要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了。孔子只會重複那一套恢復周禮的論調，天真地以為只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意識形態，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就能將國計民生的問題解決。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儘管也有他本身的價值所在，但以此為方法，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

    從現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華，除了表現軍事和政治之外，還表現在經濟、哲學、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經驗，也有相關的理論總結。按照常理來說，這樣一個開拓政治局面，影響歷史發展，並且導致社會產生巨大變化的人，應該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歷史地位的，但在中國歷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遠遠低於同時代那些懷才不遇的「空談者」，比如孔孟、老莊等。連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只是將管仲列入《管晏列傳》，總共只有數百字的篇幅。漫長的中國歷史，只有晚清時的梁啟超算講了一句公道話，認為管仲是「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現在看起來，梁啟超的這一說法，一點都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在《論語》中，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有兩處，一處是有人問孔子：「管仲儉樸嗎？」孔子的問答是：「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意思是管仲將一些市租據為己有，不算儉樸，即不算廉政。另一處是子貢和子路問孔子，對管仲背叛公子糾輔佐齊桓公怎麼評價？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張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對管仲總體上是肯定的，但同時認為管仲做人還有很大缺失，談不上一個道德完人。一個有污點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境遇呢？想來，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最大的薄弱之處在於認識。對於事物的認識，在很多時候，總是由於不夠深入，理解能力不夠而出現偏差。中華文明一直算是農業文明，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有著狹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過於相信個人的自覺，不重視人道，理性意識淡泊，科學精神匱乏，辨偽機制、創新意識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這當中最大的表現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樓閣，由於缺乏對人性的深入瞭解，顯得虛無縹緲。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說，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實際情況呢，人性本來就是無是無非的，談不上「善」，也談不上「惡」，它只是複雜多變。儒家的出發點有問題，決定了「君子之道」的整個哲學體系有問題，也決定了那種「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國的方式無法實現。
    　　
    與此同時，中國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實的習慣和傳統，又使得中國文化在很長時間里，一直對實踐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夠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個管理者，也是一個制度的創造者。歷史是由後人寫就的，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說，諸多的思想和認識，大都體現在具體措施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真正呈現在後人面前的，已變得相當渺茫了。因此，當人們在整理某段歷史時，往往會因循舊日的文字資料去尋找，很難通過當時的世俗人心去比較和鑒別。這樣的方式，使得歷史的整理者很難，也無法體會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歷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沒有實踐經驗的文人，對於曾經的管理者，很難有切合實際的判斷，甚至，對於他們的位居高位，還在潛意識里懷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關歷史的評價總是隔了一層——這當中的反差，或許，還有人性陰暗的成分吧。歷史是複雜的，在分析歷史時，不可不正視這些看起來細枝末節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思維習慣和傳統，中國文化對於那種實際上迂腐，卻更有悲壯的色彩的方式更為推崇；或者，推崇灑脫而富有遊戲精神的老莊。比較起管仲的理性和實際，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符合中國文化對個人的道德要求；老莊呢，則更純粹，更像一個完美的人生理想。並且，像孔孟和老莊，一輩子都在「修身」，雖然在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稱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總有道德上的瑕疵。歷史的記述者總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們更覺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無邊，孟子的英氣勃發，莊子灑脫自然，他們的文化和思想地位遠遠地高於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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