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終於要來介紹2021年完讀的第一套系列小說，這部陪我從2020年底航向今年的 #朱鷺號三部曲 迎來史詩般的結尾。縱使是建構在真實歷史之上，豐富的人物情感與這些流離失所的命運，如操縱傀儡的絲線般緊緊牽起，橫跨了我們較不熟知的印度洋與南海，絕對是史料上未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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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印度，鴉片戰爭這段歷史被嚴重遺忘了。」作者艾米塔葛旭說。
印度裔的葛旭在這大時代背景下寫出印度在中英兩國夾縫中，被殖民又像被操控的傀儡，當時種植鴉片已經是印度最大的經濟作物，在之下卻有無數身受其害的人民；又寫到廣州番鬼鎮與十三行間的經商活動。非漢語為母語的葛旭寫起中國背景的故事，有種我們未曾發現的新鮮，似有夾雜在耳邊婆娑起舞的印度神秘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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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幾乎是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的戰爭，也硬是撬開了中國長年鎖國的大門。還記得當時考這段歷史時頭痛不已，不只要細數年代、爬格子般地背誦人名，然後還是搞不懂跟我有什麼關係。然而從英商對話中發現，戰爭後原本要被割讓給英國統治的小島不是香港，差點就是台灣！一個決定，牽起後世多麼不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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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往往一句話紀載著事件，背後卻是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組成。從角色刻畫上，看得出艾米塔葛旭具有深厚的人類學背景與創作野心。
堅強的印度寡婦狄蒂、極力隱藏黑人血統的美國水手賽克利（別忘了那時代美國還存在蓄奴制度）、在印度生長的法國孤女寶麗、被人陷害成為流刑犯的印度王爺尼珥，光是這四位主角天差地遠的生長背景，遇上一群假借上帝與自由貿易之名，實則行走私鴉片的貪婪英國商人、一批來自各地召集來的苦力與船工，廣州的水上人家後代，如何湊在一起，如何登上一艘鴉片船改變他們的人生，就足以拍好幾部不輸神鬼奇航般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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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罌粟海 聚焦在孤立無援的海上，前途未明的恐懼與種族差異的殘酷現實，牽引起主角們的命運，登上朱鷺號，不管你來自何方，都將與鴉片脫離不了干係，已然在這艘母船上孕育新生，在這大家庭裡共患難。
第一集從朱鷺號運送鴉片前的過程就可隱約看出英國商人們心裡打什麼算盤，當然中國人還沉醉在鴉片的煙霧裊裊之中。
然而一場暴風雨來襲與接踵的意外，讓船艦上的眾人分崩離析，消失在起伏洶湧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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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集 #煙籠河 將場景拉到中國，有更多從中國人視角看待「蠻夷」的情緒。主角之一的尼珥漂流至此，決定隱姓埋名，在鴉片商身邊尋求庇護。然而當時清朝派出欽差大臣林則徐前往廣州禁菸（在外國文學上看到熟悉的人名真是微妙XD），貿易衝突燃起濃濃煙硝味，鴉片戰爭的第一炮已點燃引信。
：「若說有哪個國家可與英國人比拚傲慢和頑固，那肯定非中國人莫屬。」
：「可是生活中不一定只有弱小無助者才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一個國家不會只因強大、頑固並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就不會受委屈。」由印度商人說出這句同情中國被鴉片擺布的話，如今看來不剩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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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 #烽火劫 集結了曾緊密在朱鷺號上共患難的漂泊浪民，各自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尋找自身所託。不少初代的主角們再次航向中國，有人航向生命終站、有人翻身成為顯貴，有人尋求摯愛。隨著第一發打中虎門的砲響，一同見證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占領香港的經過，也是近代東亞歷史文化受到西方帝國殖民主義影響的關鍵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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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鷺號三部曲》凝視殖民主義，帶出許多從洋人角度看清朝頑固的鎖國政策、也有從中國人視角看待所謂的蠻夷舉止，東西文化的衝突差異濃縮在一場戰役，即使戰爭落幕，影響力仍穿越時光。一場改變歷史的戰役，本身亦改寫了未來走向與人們的認知。以前的貿易戰是槍砲，而現今的中美貿易戰，又將改寫未來人什麼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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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戰爭會給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帶來莫大好處。世人行事總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所欲為。我們殺人時總覺得有必要裝作為了某種崇高的目標。我向你保證，歷史永遠不會饒恕的，正是這種偽裝的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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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鷺號三部曲》- #amitavgh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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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大陸的出家人，比解放前幸福，他們除了皈依三寶，還可以皈依習近平。
習的中共十九大靈山法會今日落幕了。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一場造神大龍鳳，只想訴說一句話︰
習近平是繼毛澤東、鄧小平後，中共的第三位偉大領袖。
毛澤東令中國人民站起來。
鄧小平令中國人民富起來。
習近平令中國人民強起來。
站起來和富起來，是具體的，但強起來就抽象得多。
要嘛，走帝國主義路線，成立中共帝國，先稱霸亞洲，再討伐歐美。一如過去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用戰功稱雄。
或者，令人民覺得今日中共強大便夠了︰
教育部長說，中國將成為世界人們最想留學的地方。
習說，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大陸遊客說，沒有我們香港早就完了。
建立軍事帝國難，令大陸人相信「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未來五年的大陸國情是：
國家行騙，官僚行劫，人民行乞。
其實，行騙、行劫、行乞，亦是人類基本的三種求生本能。
周易雷天大壯卦。
大壯則止。
為什麼？
自己充滿信心，感覺良好的時候，希望人人都知你勁的時候，卻要你「止」。明明自己認為是大壯時，但卻說：不要動。
這是一個躁動的處境，陽氣過盛，急於出頭，能量無處發洩，想出人頭地，想世界認同。這個時候不懂節制，就會造成傷害。對自己，對別人，對周圍環境，都無好處。
小人，一般人，最愛恃強凌人，猶如好鬥的公羊，恃住雙角堅硬，東闖西碰，撞向藩籬，卡住了，進退不得。
君子，了不起的人，就不一樣。他用罔，空的，有權，但不用，有實力，但不稱霸。他看的角度夠高，縱觀全盤，不會盛氣凌人，所以不會落得進退難堪的處境。
雖強不用，乃是智慧。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下午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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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又講回一個「美帝」系列，美國霸權從何而來。首先，大家要明白之前的霸權是大英帝國。大英帝國是全世界古往今來最大的帝國。她最顛峰的時間是1922年，那時候有整個印度，加拿大和澳洲，是大得無與倫比。但自從19世紀到20世紀，殖民地陸續變成一門蝕本的生意，要經營這門生意，大英帝國需要很多戰艦、很多駐軍。那時她和德國鬥便建了很多無畏艦。四周都要駐軍。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其實接近破產，入不敷出已嚴重到要破產。那時真正興起的國家只有兩個，一個是德國，俾斯麥的德國。俾斯麥沒有挑戰英國，故意不參加任何的殖民地爭奪，讓英國不會懷疑，但是威廉二世就不是這樣，他要威的，所以便和英國鬥起來。德國國力增加得很快，而英國的工業化就跟不上。但那個時期是大英帝國的和平時期，那時1870-1914英國統治下，世界打不起戰爭。那時是大英帝國籠罩下的世界和平。

那我又要講，當你是一個全國的帝國的時候，那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要建立軍隊四周駐軍，有很大支出。那有一個好處，就是英鎊成了世界上最流通的貨幣。這情況和現在美國情況也有點相似。美國美元有歐洲美元，亞洲美元，結果發行了很多也沒有通貨膨脹，因為很多都在國外用美元來買賣。這是美國的好處。但是壞處是是很高的軍費。這生意是否做得過﹐這也成疑。但美國登上這地位，是給人頂上而已。

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參加了。但英國經歷一次大戰便己重傷了，已經不再是強國，開始衰落了。德國也一片慘淡，而美國對歐洲事務是徹底不理會。威爾遜要加入國聯，但給國會否決了。美國是實行孤立主義，覺得理世界事務是很煩的，是不利。她們行孤立主義，所以才發展出強大的經濟實力，這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的英雄都主張孤立主義，反對干預歐洲任何事務，甚至有些人是支持納粹黨。而羅斯福在第三次連任，演辭話跟美國母親保證，在她們有生之年，絕對不會派軍到外地打仗。他這句說話說得太死，當他發現德國擊潰了法國，開始進擊俄國，便不知所措。如果整個歐亞大陸給德國橫掃，英國將不會存在，美國也會受威脅。而日本最初打中國，美國是開心的。因為甘迺迪的爸爸專收廢鐵賣給日本，但日本愈來愈過分。而且日本犯了兩大致命錯誤，一個錯誤是追軍法屬中南半島，即越南。她竟然站在德國那邊吞併法國在亞洲的領土。這是令到美國大怒，因為海外是自由法國領土。重光葵去和德國簽訂軸心條約。於是羅斯福想到方法迫日本打美國，美國才能參戰。於是他經濟封鎖日本，之後美 日談判，但雙方根本談判談不合。美國要日本退出中國，尤其滿州國，這是日本不能接受的。大家可以看看山本五十六，最後決定豪賭一次，偷襲美國。羅斯福其實是猜到會這樣，利用這作為對日宣戰的理由。另外，也發生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他向日本宣戰，也不等於向德國宣戰。因為很多美國人覺得打日本就，不敢打強的德國。這個時候，希特拉卻向美國宣戰，為美國解決了這個問題。否則美國國家的壓力只是可以打日本。這是歷史上的一個謎。為何希特拉會這麼做？有一個說法話希特拉在1940閃電進攻追攻莫斯科失敗時已知道德國一定會打敗。他於是打美國，希望德國可以輸得徹底一點，轟轟烈烈。那時有些文件真的這樣講，話希特拉覺得一是成功，一是失敗。若德國民族不能征服全世界，就應該被毀滅。所以他最後不是想扭轉局勢，而是想一直拖著，不想投降，是希望別人毀滅德國。這個人完全是「all or nothing」的想法。

但是一大戰打贏了便立即和蘇聯發生衝突，因為那時出現希臘內戰。蘇聯支持希臘的共產黨，原本歐洲是有協議。西歐的共產力量很強，蘇聯就給壓力西歐的共產黨不要作反，接受民主政制。東歐卻沒有共產黨，因為美國退出東歐，給蘇聯在培植共產黨。雙方互換勢力。怎知希臘發生這衝突，雙方談不合，便成為了鐵幕歐洲出現。那時英國已經很衰弱，法國又是，德國投降給割裂了。所以美國成了老大，霸權就降在美國身上，由她和蘇聯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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