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對抗與兩岸關係--
在海基會董監事會議所作專題演講講稿

張董事長、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副董事長、各位董監事女士和先生：

今天，有機會應邀來到曾經對兩岸關係突破和發展立下彪炳戰功的海基會做專題演講，深覺榮幸，也深感壓力重大。

我的題目是：美中對抗與兩岸關係

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正當中國的春秋時代，古希臘城邦世界爆發了以斯巴達為首和以雅典為首的兩大集團的爭奪霸權之戰。三十年戰爭的結果，雖然斯巴達獲勝，其實兩敗俱傷。曾經輝煌燦爛的古希臘世界從此沒落，不到百年，便臣服於亞歷山大領導的野蠻的馬其頓王國。

曾經親自參與這場戰爭的傑出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真研究這場影響世界歷史走向的大戰，得出這樣的結論：
使得這場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美國當代傑出的戰略學家、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創辦人艾里森教授，把修昔底德的結論稱作「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說，新興霸權大國的崛起，以及這種崛起在既有霸權大國引起的恐懼，必定引發戰爭。

艾里森教授於去年5月出版「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認為當今的美中關係正走向「修昔底德陷阱」。

艾里森教授的警告，完全被川普政府所接受。去年底發表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報告」以及今年初發表的美國國防部「國防與安全報告」都把中國大陸稱為「戰略對手」，而不再是以前的「戰略夥伴」，或「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川普總統在最近的演講，更明確指出：美中貿易戰的目標，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繼續崛起。

所以，問題不在龐大的貿易赤字，而在潛在的霸權之爭。

當然，美國也不可能忽視嚴重的貿易赤字。2017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貨品貿易赤字是3752億美元，佔美國對外貨品貿易總逆差的46%。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貨品1304億美元。對中國大陸進口貨品5056億美元。

從二戰結束到二十世紀結束的五十多年，可以說是國際政治的理性主義時代。
美國以理性主義對待戰敗國，不但不要求戰敗國賠款，還以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幫助包括德國與義大利兩個戰敗國在內的歐洲復興。
對日本也一樣：不但不廢除天皇，還給予日本一部民主憲法。

在整個東西冷戰時期，未爆發核子戰爭，不完全由於核戰恐怖的嚇阻，也由於理性主義的克制。在韓戰期間，麥克阿瑟將軍主張動用核武，但為杜魯門總統所否決。這就是理性主義。
在經濟問題上，從「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到「世界貿易組織」(WTO)，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

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非理性主義開始抬頭，小布希總統的單邊主義和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都不再是理性主義。長期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不再以理性主義主導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對未來世界的衝擊，會遠遠超出我們今天所能有的想像。

網路時代的到來，更助長了全球非理性主義的擴散和蔓延。

如果理性主義不再擁有過去的主導力量，核戰的恐怖未必就能阻止核戰。而最可能發生核戰的地方，就是台灣海峽。

中國大陸把台灣問題視為「核心利益」。自1970年代開始主導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季辛吉主義」，其基本精神就是不挑戰這項主張。上海公報開宗明義的陳述：＂美國認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主張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對此不予挑戰。＂這就是季辛吉主義的精隨。

現在，美國開始打台灣牌，不再堅守這個立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旅行法」，「台灣國際參與法」，尤其是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具體要求國防部推動與台灣進行實戰訓練和軍事演習並考慮派美國醫療船訪問台灣：所有這些，都勢必引起中國大陸的強烈反應，加重對台灣的單邊壓力。

這幾年，中國大陸對台武統的聲音，甚囂塵上。中國大陸政府想必有所準備。

如果台灣爆發戰爭，核戰非不可能！

根據最近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在50年前發生金門八二三炮戰當時，美國軍方曾經建議提供核子武器給台灣，但為艾森豪總統所否決。

如果台海今天發生戰爭，情勢應當比50年前更為嚴峻。

美國從沖繩基地把核武送到台灣，只需幾小時。所以，如果大陸以為可以依靠絕對優勢的武力在台海開啟戰端，在美中對抗的時代，那絕對是輕率的估算。

而美中貿易戰，台灣也一樣不能免於受害。

美國提高鋼鋁關稅，台灣並未豁免。美國對中國大陸銷美高科技產品徵高額關稅，台灣不可能不受損。

依據中國大陸的統計，在2017年，兩岸貿易總額為1994億美元，大陸對台出口444億美元，大陸對台進口1550億美元。台灣順差約1100億美元。依據我們的國貿局統計，在2017年，台灣對大陸出口1301億美元，台灣從大陸進口516億美元，台灣順差約800億美元。貨品出口大陸佔台灣總出口的41%。

現在，非常清楚，只有回到理性主義才能最終解決美中對抗與兩岸僵局。

回到理性主義，首先，就是以理性主義處理國內問題。

全球非理性主義，其實根源於各國國內問題。川普主義最初是對失業問題嚴重的工業州選民的承諾。歐洲的右派極端民族主義是對外來移民將惡化本已嚴重的失業問題以及將惡化本來很好的社會福利品質的極端反應。

只有積極面對和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和貧富不均問題，才能從根本消弭非理性的國際對抗。

在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大量用於產業的未來，失業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不但不能解決問題，甚至不能減輕問題。

歐洲現行完善的社會福利體制，就是以理性主義解決國內問題的具體表現。

依據2017年的統計，美國人均產值59501美元，德國44550美元，法國39869美元，英國39735美元。美國的人均產值遠高於德法英等歐洲大國。沒有理由歐洲能，而美國不能。

實施歐式社會福利制度，遠比川普現在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更能有效幫助美國的失業人民。

回到理性主義，必須超越民族主義。

人類歷史走到全球化時代，就明確顯示民族主義已經過時，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僅不再成為民族發展的助力，反而會成為民族發展的阻力。

民族主義不會是兩岸問題的答案，民族主義也不會是美中問題的答案。

中國大陸崛起會成為美國的恐懼，會成為全球的疑慮，問題不在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而在中國民族主義。

儘管中國大陸一再對外宣稱不會追求霸權，但是很難取信於世界。既然不追求霸權，為何需要建設強大的遠洋海軍？為何需要一艘又一艘航空母艦？所以，美中貿易戰極可能最終不是透過貿易談判解決，而是透過軍事談判解決。

除非中國大陸超越民族主義，真心誠意全心全力支持全球化秩序的發展，修昔底德陷阱恐怕終難避開。

回到理性主義，也必須以理性主義處理涉外問題。首先，就是支持現有全球化體制。

這幾年，習近平主席一再公開宣稱支持現有全球化體制的發展，這不僅是中國大陸現在對抗美國保護主義的最好戰略，同時也是中國大陸經濟長期發展的最好戰略。

中國大陸是全球化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全球化體制的重要貢獻者。根據統計，中國大陸在2017年出口貨品22630億美元，進口18420億美元。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第一大貨品出口國，也是全世界第二大貨品進口國。換句話說，中國大陸不僅是全世界第一大生產工廠，也是全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

從二戰後的布列敦森林體制一直發展到現在的全球化體制，就是理性主義的產物。全球化體制一直運作得好好的，對全球經濟發展和現在的繁榮，有著關鍵性的貢獻。

現在，全球人口76億，全球總產值80兆美元。全球人均產值1.05萬美元，高過中國大陸的人均產值。

全球化體制當然必須因應新情勢做必要的改革，例如，對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就已經提上日程。支持改革是理性的行為，但是，杯葛或癱瘓體制的運作就是非理性行為。

以理性主義處理涉外問題，對美中對抗，就不能選邊站，就必須積極主動兩邊交往。

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安倍首相將在下月23日中日建交40周年訪問大陸。日本也已公開表明參加一帶一路建設的意願。對中國大陸主導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日本的態度也從消極轉為積極。

美中對抗，是對現有全球化體制的最大破壞。不選邊站，就是不支持美中對抗，就是不希望美中對抗。這就是對美中對抗採取的理性主義立場。

何況，美國和中國大陸是全球兩大市場。任何國家都不願也不能失去其中一個市場。

當然，台灣更不能選邊站。因為這不僅關係經濟利害，更關係國家安全。

以理性主義處理涉外問題，就不應採單邊主義，就應該積極主動，以交往代替壓制，以對話代替對抗。

選邊站，不是民進黨政府的政策。但是，中國大陸對民進黨政府採取的不理性的單邊主義打壓，會讓台灣沒有選擇。

大陸因為民進黨政府不接受所謂「九二共識」，拒絕和民進黨政府進行一切政府對政府的交往，並打壓台灣任何可能的國際參與空間。在美中對抗，美國打台灣牌的情勢之下，這種做法無異逼使台灣選邊站。

民進黨政府以「中華民國憲法和兩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問題的立場，是台灣社會對處理兩岸問題所能獲得的最大共識。

強迫台灣接受超出這個共識的要求，就是強人所難，就是單邊主義的非理性主義行為。存在歧見更應該成為雙方對話的理由，而不是成為拒絕對話的藉口。

兩岸關係畢竟關係台灣的根本利益！

台灣不應該以非理性主義回應非理性主義。台灣還是應該積極主動尋求以對話和交往打開兩岸僵局的任何可能。

由於中國大陸的對台工作系統和民間一般輿論對民進黨政府懷有根深柢固的成見，這種成見很難自然改變，因此，要打開兩岸僵局，只能寄希望於兩岸領導人直接會談。

習近平主席在接任大陸領導人之前，有長期的直接的對台工作經驗，是中國大陸歷任領導人之中最了解台灣人民、台灣社會，和台灣歷史的領導人。在接任領導人之後，習近平主席更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勇於開創、勇於改革的雄才大略，可以期待他對兩岸新局必有突破傳統的理解和抱負。

蔡英文總統擔任台灣領導人以來，也充分展現了她獨特的理性和堅定改革者的領導特質。

可以期待，由兩岸兩位領導人直接處理兩岸關係，兩岸關係一定可以出現全新氣象和全新格局。

領導人直接會談，正是當前世界各國領袖處理雙方重大問題的主要方式。領袖畢竟擁有不同於官僚的權力、視野、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