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又一個世界第一？
芬兰政府的高稅收用到哪了？我今天要來舉例，芬蘭孩子從今年開始義務教育延長到18歲，而且用的書本到午餐到交通，全部免費。這還不夠，芬蘭是世界第一個讓孩子在學校有免費興趣班的國家。

另外，根据宪法，芬兰义务教育必须免费，所以這也意味著孩子進入高中後的教育費用，全都是免費的。包括了教育和學校飲食的費用是免费，教科书和其他教学所需的材料、工具、工作服，以及完成入学考试所需的五项考试，包括重考不及格的考试也将免费。高中上学7公里或7公里以上的交通费用也将免费。只有特殊的學習器材像是樂器或體育器材，必須由學生自己負擔費用。過去在高中階段，家庭必須花費數百歐元來負擔這些費用，現在政府買單。

芬蘭教育部長認為，延長義務教育可以解決青年邊緣化問題以及降低失業率。

但是！芬蘭是有反對的聲音。反對黨全國聯盟黨議員呼籲，對早期教育進行更多投資，而不是擴大義務教育。也永遠有人認為，納稅人的錢不應該先放在幫助那些少數弱勢家庭。芬兰教育部长因此表示，义务教育的扩张目前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保证了贫富家庭儿童的免费高中教育。那些这样说的人忘记了，建立芬兰福利国家的坚实基础。福利国家是一个使所有人受益的共同项目。它的核心价值观是，无论家庭背景，肤色或性别，都将确保每个人有真正的机会学习和掌握生活中所需的技能。今天，这一承诺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無獨有偶，一樣是以照顧弱勢家庭小孩出發但全民受惠的一個教育新試點，在2021年秋季開始，芬兰教育和文化部投入1700万欧元资助235个市开展“芬兰模式兴趣班”。為此，芬蘭又是非常認真的開始一個創紀錄的全国性的大調查，請超過20萬名中小學生回答問卷，目的就是要找出到底孩子課業外想學什麼。為什麼稱作“芬兰模式”？孩子課業外想學什麼？

这是芬兰教育增加学生幸福感的手段，享受学习过程，而不是为了才艺而学。
这是芬兰教育让孩子和同伴玩在一起的手段，毕竟在互动、在合作过程中才能发展更多、更深友谊，才会更爱上学。
这也是芬兰教育为孩子打开更多可能性的手段，毕竟尝试过种种和感受过全情投入的快乐，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热爱。

教育是國家根本，在芬蘭始終相信不只是要培養精英，而是要大家一起好，國家才會好，你同意這個觀點嗎？有想法，留言告訴我。更多內容視頻中都有說喔

資料來源：赫爾辛基時報中文網/搜狐：當代教育家帳號文章 / 芬蘭教育文化部官方網站 / 教育部的教学顾问Heli Nederström / 芬兰教育部的律师Piritta Firvio / yle

【芬蘭「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 不只是在家上網課這麼簡單 】

#文長慎入

這篇文章近8千字，有點長，發表於《上海教育》雜誌5月刊。本身我的全職工作是在教育現場，中文寫作其實不是我的強項，只想分享芬蘭教育現場經驗。一個月前的邀稿，幾次的視訊討論和政策解析，我大部分用口語敘述，文丹主筆，竟然有八千字，我也驚嘆文丹強大的文字力量。

寫作此文時，正值芬蘭中小學開展遠程教育的第四周。我們梳理了這四周內芬蘭如何起步做在線教育的戰略部署，從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展開。希望這一套「起步動作」能對中國教育者有借鑒義。

2020年3月16日，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 )宣佈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所有公共場所，關閉邊境，關閉學校。

消息一出，整個社會進入了新的運作模式。就教育而言，從孩子到大學生，全部需要在線上課，這對哪怕是全球素質最高的芬蘭教師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

「對芬蘭基礎教育而言，傳統網課與它背道而馳。」赫爾辛基大學附屬學校的教師首先站出來質疑，讓小學生天天在家上網課的荒謬。

為什麼芬蘭教師是這個反應？

因為傳統網課，特別是教師一言堂式的網課，它的核心是知識傳授。它把教師放在教學的中心地位，是主導者；把學生放在聽從的地位，是被動接受者。

而芬蘭基礎教育之所以在21世紀領跑全球，是它把學生放在學習的中心地位，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體驗者，教師只是學習的引導者和促進者。這個過程不僅看重知識學習，同樣看重學習過程、學習體驗以及在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軟實力。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要走傳統網課的路線，那它就變成只看重知識傳播的網上課程。與其他國家的教育無異。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走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路線，那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優勢和本質。堅持自己的本色，或許在未來的遠程教育領域，仍然能夠獨樹一幟。

疫情之下，芬蘭學校和教師被逼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到底怎麼走？本文兩位作者作為芬蘭教育界的親歷者，試從芬蘭「停課不停學」政策的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分析，揭開芬蘭給遠程教育下了怎樣的定義。

【分層部署的頂層設計】

隨著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對全國防疫措施的部署，作為教育政策執行者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3月16日當天就發文部署全國教師如何開展遠程教育。可謂非常及時。

一起來看這些措施：

1）3月18日起，關閉所有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全部進行遠程教育；
2）幼兒園和學前班繼續開放，但鼓勵家長能在家帶娃就不要送去；
3）1-3年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4）義務教育十年級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5）特殊教育的孩子可以正常上課；
6）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可以上課。

可以看出，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不是一刀切，不是整齊劃一僅一個動作。他們依然是把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長遠利益放在首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應對。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套「組合拳」如何解決不同群體的需求：

第一大群體：要畢業的高三學生，政府緊急處理春季高考。芬蘭之所以選在3月16號這個時間點官宣，是因為此時芬蘭春季高考已經提前被壓縮進入尾聲，不提前進入停課、封城、封國，是不能讓疫情耽誤這屆高三學生畢業和今年大學錄取。

芬蘭一年有兩次高考：一次是3月份的春季高考，一次是9月份的秋季高考。歷年，每到二月初的時候，芬蘭高三學生已經結課，接下來是長長的假期，同時也是長長的備考期，所有學生回家自學、備考。他們可以參加3月份的春季高考，如果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可以參加9月份的秋季高考。

與中國高考不同，芬蘭考生一次只考一門，但是一門要持續考6個小時。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3點。考生帶著午飯坐在考場里，可以在考場吃飯，邊吃邊考，度過「漫長」的一天。

另外一點與中國不同的是，芬蘭高考一共四門。除了母語（芬蘭官方語言是芬蘭和瑞典語）必考之外，其餘三門，學生可以自由挑選。其餘三門的選擇，非常豐富：有第二官方語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倫理學、生理衛生、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20多門課。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預期的大學專業方向，選擇高考的考試科目。

定下考試科目後，並不像中國那樣一天考兩門，集中三天完成。芬蘭的做法是：這20多門課，每天只安排一個科目。這樣學生是隔幾天考一門，每個人結束高考的時間不同。這就是為什麼芬蘭高考一考就是一個多月的原因。

疫情之下，芬蘭政府果斷決策，將高考流程壓縮。由之前的一個月左右壓縮到2周內完成。

第二大群體：有些孩子並不適合遠程教育，要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從國家層面看，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真的是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需求，於是安排不適合遠程教育的孩子可以繼續上課。這些群體包括：1）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孩子；2）小學1-3年級的孩子；3）特殊教育的孩子；4）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以及5）義務教育的十年級的孩子。

比如幼兒園的孩子太小，一天的屏幕時間不宜超過1小時。那幼兒園可以照常上課，這樣醫護人員的孩子也有地方可以上學。同時也給家長自主權、選擇權，幼兒園照開，來不來讓家長決定。這背後還有一個考慮，是芬蘭幼兒園內是按小組分班，0-3歲師生配比是1:4，3-5歲師生配比是1:8，教室內人員聚集人數相對較少。

再看小學1-3年的孩子。他們平時只上半天課，每天基本12點、1點左右放學，下午半天要麼是學校托管，要麼去興趣班。平時他們上課可能連課本都沒有，因為一些芬蘭學校不給低年級的孩子發課本，他們覺得這一學段的重點是學生習慣和品格培養，學習動機的激發，以及鼓勵孩子社會化學習，而課本不是學習的必需品。這些孩子很難適應一夜之間所有科目都搬上了屏幕。

再比如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是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他們對資源的要求很高，在家裡很難操作。也可能是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他們剛來芬蘭，平時所在學校會給這些孩子安排特殊的語言班，幫助他們融入。現在他們連芬蘭語都聽不懂，怎麼讓芬蘭教師給他們在線上課。

需要指出的是，芬蘭政府讓這些孩子可以正常去上學，並不是鼓勵家長這麼做。為了安全和健康，當局是希望家長有條件的話就讓孩子在家學習，沒條件的話也讓孩子有學校可去。這無疑給了家長很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芬蘭政府在做的，是在維護每個孩子受教育權前提下，站在好的教育視角下做決策。至於家長在健康權和教育權中間怎麼選，政府完全是把這個決策權給了家長。

第三大群體：讓適合遠程教育的學生「雲上學」。這樣從四年級起，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全部「停課不停學」。

可貴的是，芬蘭教育領導者給一線教師和學生兩天時間準備。政策出來後，不是立即執行，而是讓教師和孩子有個過渡，比如給學生配備電子設備，讓學生把學校里的課本、學習用品帶回來；也讓老師有一定時間熟悉線上操作，並跟學生當面講清楚遠程教育需要注意的事項。

下面，具體介紹芬蘭如何部署遠程教育措施。

【芬蘭遠程教育的部署措施】

相較於學校教育，遠程只是物理空間上的轉變。這是芬蘭開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原則。

如果芬蘭在遠程教育中丟失了自己的教育優勢——比如教育公平、學生的自主權、學會學習、關注學生幸福感、對學生的個性化輔導等要素，而僅僅是一股腦兒學習大量知識，那「所謂第一」的頭銜便保不住。

事實上，在疫情衝擊下，芬蘭教育就是從以上這幾方面著手，確保孩子在家上網課不只是聽聽知識點這麼簡單，而是更看重非知識性教學的部署和支持，以確保基礎教育繼續在線上做到公平、高質、關注弱勢學生及學生的整體發展。以下幾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芬蘭政府的著手點：

首先，學習材料。芬蘭政府第一時間規定所有基礎教育的教科書、其他學習材料和工具必須對學生免費。因為基礎教育是免費教育，是每個學生的基本權利，無論學生在哪裡，必須讓學生公平獲得學習資源。比如出版社提供免費的電子課本、科技公司提供免費的學習平台和內容。

其次，教學設備。相對於其他國家，芬蘭在遠程教育方面有一定優勢。比如全國性的硬件設備完善，網絡普及率很高。在2010年7月1日，芬蘭已經將上網列為基本人權，明文規定最低上網速度。芬蘭已有約95％人口可以上網，屬全球互聯網最普及的國家之一。

「雲上學」同樣給芬蘭教育帶來挑戰。這麼多年來，芬蘭教育一直在做的努力是不問學生出身，所有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一樣高質量的教育。現在孩子要呆在家裡上課，勢必強化家庭經濟背景對孩子學業成績的作用。比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設備可用。據2018年的調查，平均每個芬蘭家庭里有3個以上可以連結網絡的電子設備。由於爸媽也要在家「雲辦公」，如果家裡有兩三個孩子，設備遠遠不夠用。

為了讓所有孩子都能平等的「停課不停學」，芬蘭政府帶頭解決孩子的電子設備：

先是要求學校的電子設備外借，允許學生帶回家用。芬蘭一決定停課，學校立即和家長聯繫，調查多少家庭需要電子設備，學校馬上出借電子設備和充電器。

芬蘭總統更是第一個站出來呼籲科技公司捐出不用的電子設備，給基礎教育的孩子用。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官方發文：請求公司將不必要的計算機捐贈給青少年進行遠程學習。

目標只有一個：所有芬蘭孩子可以平等接受在線教育。

此外，對於孩子是否可以使用手機上課，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也做了規定。15歲以下的孩子，由監護人決定孩子是使用他們的移動設備還是家中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15歲以上的人基本上可以自己決定，是使用移動設備還是家用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

學習材料和設備都有了，接下來就是教師在線怎麼教。所幸，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是芬蘭的另一大優勢，他們能相對快速地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第三，在線教學方法。如上所述，在應對遠程教育的教學時，芬蘭的定位並不是將教師轉變為18線的「播主」，因為那樣更多是在傳播知識。在芬蘭教育政策者看來，屏幕之外的學生能力培養才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因而，在應對遠程教育時，芬蘭這邊更像是打了一套組合拳，從給學生自主權、組織小組合作、強化學生評估方式等等各個方面入手。出台的政策指導具體如下——

用小組合作開展在線教育，培養學生技能。芬蘭學生在一天和一周中，所在的在線小組可能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教師用異質化分組的方式讓學生結隊：一方面鼓勵學生開展同伴學習，在群組中雲互動、共享信息、實時通話；另一方面培養學生在團隊中的溝通、協作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用差異化教學開展在線個性教育和輔導。芬蘭教育部門繼續鼓勵教師在可能情況下，把學生的特殊需求放在日常交流、工作安排和遠程教學中。比如在線個性化輔導、獨立的作業等等。

用獨立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的自主權。在進入遠程教育的前兩周內，芬蘭並沒有急著讓教師成為「18線主播」，而是通過家校互通系統（Wilma）用文字、語音方式給學生佈置作業，讓學生適應在家獨立學習，這其實是在保護學生在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主權。老師把任務發給學生，至於學生什麼時間做、用什麼方法做，學生自己可以選擇，並不是讓所有學生統一時間盯著屏幕。

用反饋和評估帶動在線教學。在芬蘭學校有個說法：「反饋是給孩子的禮物。」意思是說，在日常教學中芬蘭教師很喜歡給孩子及時反饋和過程性評價，肯定學生的優勢、鼓勵學生挑戰困難、給出改進意見。用反饋代替考試，用評估學習過程代替評價學生，這是芬蘭教育的閃光點，即使轉移線上也沒有丟掉。

另外，芬蘭政府考慮到在特殊情況面前，在線教育可能偏離《基礎教育法》中規定的課時數和教學量。所以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給出的指導意見是：教學量和課時數可以減化，但是教學、學習和評估必須以課綱中設定的橫貫能力目標為導向。知識可以少學，但能力培養不能停。

以上這些做法，是要打破遠程教育「以資源為中心」開展教學，停留在蒐集、閱讀各種資料或是在不同平台切換的模式，芬蘭要做的是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讓學生的聲音被聽到、讓學生主導學習內容、讓學生在合作中學習知識和能力。

不過，從頂層設計到一線教學，中間還有一道鴻溝要走。並不是所有芬蘭教師都能一開始就得心應手去應對。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芬蘭現象教學第一人科斯蒂·龍卡提醒：「芬蘭一線教師有自身優勢，也面臨挑戰。」

那我們就把鏡頭投放在芬蘭教師身上，看他們真實的線上教學。

【一線教師的在線教學現場】

赫爾辛基國際學校的科技資訊總監陳巧茵講述：「遠程學習很難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自然發生的、寶貴的、及時的社會互動。老師們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提供及時的、具體的反饋意見，以支持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照顧學生的差異是我們教學重點之一，同時也是難點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遠程學習的平台選擇甚為重要。」

這個過程也是有方法的。

一是分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開展。

回到觀察芬蘭公立學校第一周停課，教師和學校還是處於一個慌亂的狀態，學校忙於確認所有家長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保持資訊傳達。芬蘭教育系統獨有的全國性家校互通平台Wilma，這個時候發揮了巨大作用。它變成一個家校聯繫、學生學習進度溝通、作業指派、反饋學習情況等一站式平台。

此時，芬蘭教師們一方面要確定手邊有所有的教學資源，能夠在家工作的電子設備，也要確定每一個孩子在家是否有安靜的學習環境，穩定的網絡，所需的電子設備和家長支援。

停課第一周，基本停留在指配任務階段。芬蘭老師們透過和家長聯繫分配閱讀、數學、工作表和學習網站，也有指定戶外活動時間，美術、音樂創作、體育課都持續進行。

停課第二周，老師們各自透過個人熟悉的在線平台（比如Skype，FaceTime，Google Classroom）開始和孩子們做一對一或是小組互動。這個階段，芬蘭教師希望能更多地和學生連結，開始制定《遠程學習規範》——保持固定的作息時間，早睡早起和制定線上學習禮儀，準時上線，穿著合宜，準備好學習所需紙筆課本等。一連線，芬蘭老師是先開視頻但不開音頻，讓彼此可以看見。

停課第三周，芬蘭老師開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希望為學生提供新的機會，讓學生以真實、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比如：

如何幫助學生處理由於緊急情況/危機而產生的煩惱、恐懼或孤立感？

作為教師，我可以幫助學生發展的最重要的知識和技能是什麼？該如何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理解力？

這次緊急事件/危機給人們帶來了哪些真正的學習機會？這種情況給學生的好奇心和內在動力是否帶來其他新的可能性？

不同類型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支持和指導，該如何設計滿足他們需求的學習體驗？

教師如何以有意義的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最終，芬蘭老師們在熟悉學生需求和參考各大學習平台後，鎖定Teams和Zoom這兩個平台的分組功能能讓他們照顧差異，給不同小組指派不同任務、不同的討論和對話、或是大班教學。

二是抓重點，教學內容可以減半。

芬蘭老師們在制定課表時有許多考量。孩子上線時間、互動時間、思考時間、做研究時間和創作時間，統統都得考慮。教師之間達成一個共識：知識傳授部分，老師可以事先做好筆記或是短視頻，實際上線時間則鼓勵參與、社交互動和反饋。

於是在芬蘭學校內出現了兩種在線教學方案：

第一種，有些學校按照原本的課表時間上課，只是上線時間為一半，剩下一半讓孩子獨立學習。比如一節數學課45分鐘，線上學習只有20分鐘，另外25分鐘讓學生自主學習。

第二種，有些學校將所有學習移到早上，下午讓孩子和家庭自由安排。這種做法同樣是一節課只用一半時間在線教學，另外一半時間用來上另外一門課，最終實現半天上完全天的課，下午讓孩子自主學習。

各種不同做法，但是共通點是：芬蘭教育者理解遠程學習不能簡單地複製和平時一樣的學習體驗和跟隨原本的課表。老師同樣理解在家學習必然少了教師的及時指導、幫助和反饋，效率會低於學校，所以所有作業和任務都做調整、簡化。

即使一半時間線上教學，教師在線時也要盡量做到簡單、清晰，給學生時間和篇幅限制。例如，製作兩分鐘的音頻和筆記，讓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時間。如果需要詳細解說，老師們通常就錄視屏解釋或是線上溝通。課表減半的另一個作用是，多出來的時間可以讓學生自主學習，讓教師開展個性化輔導和解答。

這樣屏幕兩端，一邊是學生在家上學，一邊是教師遠程辦公。那芬蘭學校管理層在抓什麼？答案是師生幸福感。

三是關注屏幕背後師生的幸福感。

教育管理者希望在動態中追蹤師生的在線教學感受和能力，進而不斷調整教學策略。一些芬蘭學校每週末會做問卷調查。請學生、家長、老師們反饋他們的工作量、情緒起伏、學習偏好和個人進度。

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的幸福感、情感起伏和社交需求得到了極大關注。

比如關注教師幸福感。芬蘭很多學校組織教師開展星期五在線咖啡（Friday Online Coffee）。忙碌了一周的教師，可以打開視頻，端起一杯咖啡，在線和同事們聊聊這一周的艱辛、挑戰或收穫，相互鼓勵、相互支持。

比如學生的社交情感化技能得到發展。在線學習無疑挑戰學校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去學校？因為學習具有強烈的社交性。所以，芬蘭在線教育強調要有人、有臉，有人際互動。把學生分組，也是鼓勵他們可以在團隊中加強溝通技能、互動技能和情感化能力。

即使是不同步的學習 (asynchronous) ，老師在設計上也鼓勵互動。例如對於一個課題回答，學生除了自己作答，也要去看其他同學的解答、去評論、去給反饋。

老師在佈置作業時也要賦予同理心。合理的份量，鼓勵學生平衡螢幕前時間和線下時間，創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和家人相處和對話。

同時，芬蘭學校繼續開展主題性課程，讓學生在做中學、在玩中學增強遠程教育的豐富性。比如家庭經濟課、手工課、音樂課、戲劇表演、體育課等繼續開展，只不過場景變成了家裡。這也表明芬蘭的遠程教育遠遠不止是上網課，對芬蘭孩子而言，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在大自然中學習早已習慣。

當然，這需要家長的支持。

【家校合作：父母不是孩子的第二位教師】

3月26日，芬蘭「停課不停學」的第二周，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人奧利·佩卡·海諾寧（Olli-Pekka Heinonen）公開表示：「沒錯，孩子遠程教育需要家長的幫助，但是家長們請注意：遠程教育不是在家上學（Home school/teaching）。希望你們不要成為孩子的第二位教師，教學和給孩子輔導仍然是教師的職責。希望你們能讓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這便給全芬蘭的家長定調。

難道說芬蘭家長只能作為旁觀者，眼看著孩子掙扎、混亂嗎？自然不是。

芬蘭萬塔市教師撒寧·維塔寧（Sanni Virtanen）在芬蘭權威媒體《赫爾辛基日報》的文章受到了芬蘭教師和家長的廣泛認同：「遠程教育不同於家庭學校。家長們不需要懂數學、物理、英語，孩子遇到學習問題，請第一時間找教師輔導。家長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角色，是在生活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跟孩子一起製作日程表，幫助他們飲食、休息、運動。」

芬蘭家長協會會長（Ulla Siimes）同樣提醒家長在新模式下千萬不要忘了身份：「教師和家長的角色劃分需要明確。組織教學的責任在老師，給孩子安全、舒適學習環境的責任在家長。」

給孩子提供健康飲食和舒適學習環境、幫助孩子合理安排學習時間和休息時間，以及督促孩子每天運動和戶外活動。這些就是芬蘭家長目前在做的。

相較於亞洲文化里鼓勵家長多參與孩子學習、多輔導孩子功課。芬蘭在做的其實是「少」，讓家長少插手教學、少插手孩子的功課管理。

芬蘭相信這種「少」一樣能收穫「多」的效果，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學習動機。

說到底，芬蘭中央政府「停課不停學」政策一出來後，芬蘭教育部負責頂層設計，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部署遠程教育的具體措施，一線教師在摸索中開展線上教學，加上家長從旁協助。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各方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的過程。

以上也只是芬蘭中小學遠程教育的起步動作。至於最終能形成怎樣的格局，還得交給時間判定。

自上星期芬蘭學校停課，還在適應在家全職工作+全職媽媽的作息，同時照顧工作和安安，其實比平時更忙，完全沒有時間再追蹤新聞或是做任何反思或寫作。

但是看到也是在芬蘭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母親寫的文章，每字每句說到重點，講到心裡。我也心疼現在芬蘭的女性領導層，她們能做的都盡了最大的力了吧！

徵求了原作者同意轉發

【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Original 錢文丹 芬蘭吧

作者錢文丹，現居芬蘭赫爾辛基。從上海教師到留學芬蘭雙碩士，從華人媽媽到芬蘭教育出口者，自帶多重身份看芬蘭教育。目前在芬蘭做中國教師來芬培訓工作。

文丹寫在前面 這兩三個星期，一直有國內朋友問我芬蘭疫情怎麼樣？我在赫爾辛基還好嗎？用不用給我寄口罩？

還有人問我要芬蘭人宅家帶娃的活動，甚至有人希望我分享一下芬蘭停課不停學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還真有，下一篇文章我會講。

這篇先來看大局。截至3月25日，芬蘭已經有880人確診。其中有561在首都赫爾辛基。若芬蘭YLE和HS權威媒體所言屬實：過去一周，從國外回到芬蘭的人，有20萬。

這個數字著實讓當局驚呆。我看到這個數據，感覺真正的「戰爭」還沒開始。

這週五，芬蘭就會揭曉赫爾辛基大區到底封不封城。

如果你要跟進芬蘭疫情，又想避免不必要的信息負擔。下面這一個網址就夠了：https://korona.kans.io/?language=en&from=groupmessage。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這段時間，我一邊跟進官方過去三周應對COVID-19的舉措，在動態中看疫情發展。可能好些人跟我一樣，看新冠信息看到頭疼，閱讀量急增。

一邊又要參與FB群組芬蘭人討論，微信群組在芬華人討論。在碰撞中，找到這個公共健康危機的「機」。這樣的大型公共事件，是我們理解芬蘭政治體制、社會文化、教育特色的有利窗口。越是不同，越要學習，越要討論。才能更好理解芬蘭、生活在芬蘭。

內心感觸良多。我用這篇長文，盡量客觀，不吹不黑地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在芬蘭，對於抗疫的一些想法。

3月24號，芬蘭前總統（Martti Ahtisaari）確診，82歲的老人家。他於1994-2000年期間擔任芬蘭總統，2008年他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他的妻子在21號被確診，是因為3月8號參加婦女節音樂會，那時重大集會仍然舉辦。

他真的是芬蘭國寶。

加上前期確診病例都是跑意大利度假回來（一周滑雪假，有錢出去玩）。

新冠在芬蘭，怎麼走的都是高端人才路線？！！

真不是這樣。假期出國度假在北歐太正常了，這不是高端人才的專利，普通芬蘭人也能說走就走。

至於3月8號，還能參加大型集會活動，完全是政府當時沒有實施強硬措施帶來的惡果。

不幸，這惡果掉在了芬蘭前總統夫人身上，緊接著波及前總統。

這麼大年紀了，真心希望二老挺住。

國寶確診，這又引起芬蘭社會一大波討論：

芬蘭中央政府的抗疫措施到底給不給力？

怎麼政府的措施看似在跟著疫情走，沒走在疫情前面？畢竟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升級措施，是在病例一天一天急速遞增之後。

還有人質疑：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行不行？她們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就先來說說，這屆女領導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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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女性領導層權有多大？

目前看，帶領芬蘭抗疫的至少有下面三方：

一方是這屆女性領導層。為首的是芬蘭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一位34歲女性。去年12月份剛出任芬蘭國家總理，年輕、貌美、初為人母、還是一位網紅。她成為芬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年輕國家領導人。

正在執政的另外四個政黨的黨魁，也全都是女性，他們分別是經濟部長、司法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這5位女性，有4位是35以下。而內閣19位部長中，女性就有12位。

另一方是芬蘭負責COVID19的傳染病專家組。這不必多說。

還有第三方，是隱形的一方：立法流程。我假如說，芬蘭傳染病專家組給政府提出了關閉赫爾辛基的建議，從建議到生效至少有兩關要闖：

第一關：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要開會討論這個建議。中央政府也不是一條心：芬蘭是多黨聯合執政，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內閣。

只有內閣確定了提案，才能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將提案交給芬蘭200位國會議員審批。200個人要討論、投票。通過了，這個提案才生效、才成為法規。

相對有權的其實是芬蘭國會。

所以，大家不要看女性領導層在鏡頭前的風光。說白了，他們主要是負責公共溝通的。真正的權利已經被分散出去，這個就是北歐人引起為豪的分布式領導力。

分布式領導力看似每個人都參與決策，實則是沒有一個人有決定權。什麼都要群策群議。這是民主的光芒，也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

在芬蘭生活這麼多年，我對芬蘭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有信心。

我們要相信芬蘭政府已經站在人民的角度來抗疫。至少芬蘭/北歐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已經是人類目前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了。

如果連北歐這樣的政府我們都不相信，雖然它也不完美，那這世界上真的沒有可信賴的政府了。

但是，好人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

好人應對重大疫病的能力、方式和效果受很多因素制約。可以從下面這些角度綜合來看芬蘭防疫背後的無奈：

比如，醫療規模和資源。

在芬蘭，平時去看個小病都要排隊幾小時，或是要預約到幾周以後。可想而知，重大疫情真的來了，人均能有資源非常少。醫護人員數目，床位數目、醫療設備、藥品等等都是問題。

比如，像芬蘭這樣的小國家是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應對機制。通常而言，沒有重大疫病經歷的國家也就缺乏相應機制。中國乃至WHO的應對體系都是在SARS之後建立起來的。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應對機制肯定落後。

比如，芬蘭政府可以用財政補貼關閉公立機構。

但要讓私營企業關閉，比如餐廳、酒吧關閉，那就需要更多的財政補貼。芬蘭政府輕易下不了這個決定。

比如，制定限令的立法流程。就算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有關閉餐廳、酒吧這個提案，還得交給200名國會議員討論、投票、通過。

這個流程走完，新的法案才能生效。

民主、依法治國真的需要時間成本。

同時，時間的流失也消磨盡了芬蘭原有的天然抗疫優勢：

比如人口居住和聚集方式。

中國人口密集，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有145個人。芬蘭是多少呢？是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才16個人，人口密度極低。在北歐，人與人之間真的是「天然隔離」。

中國家庭喜歡幾代同堂，春節前後喜歡家庭聚集，很容易造成家庭型傳染病。但是北歐人，不僅年輕夫妻不跟父輩同住，孩子到18歲後也是搬出去自己租房住。

至於居住的房子，要麼是別墅，天然隔離。要麼是公寓樓，是沒有中國小區那樣的封閉式管理的，更沒有小區大門，最多每棟樓下的門是需要住戶鑰匙才可以打開。

比如衛生習慣和公共衛生意識。

芬蘭公共場所相對衛生、乾淨，幾乎每處都會放洗手液。所以在疫病出現後，芬蘭官方就新冠肺炎的通知：不是戴口罩，是要勤洗手。因為對本地人而言，戴口罩是得病的象徵，是防止飛沫傳染給他人。

幾乎每個芬蘭人都知道，打噴嚏和咳嗽時，正確的做法不是用手捂住嘴巴，因為手會碰觸很多東西，傳染給他人。而是要用手肘處的衣服捂著口鼻，以免飛沫亂飛。

平時能夠做到這樣的公共衛生意識，得益於芬蘭國民的高素質。畢竟25-64歲的芬蘭人，有44%受過高等教育（OECD）。

2
復盤芬蘭疫情

3月1號可以說是芬蘭疫情爆發的起點，當時我家附近有學生確診，有130名師生被要求在家隔離。

小區群組內立即在討論：

為什麼確診患者不被收入醫院治療，反而在家養病？

為什麼密切接觸的130位師生也是在家隔離，還允許他們的家人自由出動？

為什麼學校還正常上課？

可以說，這一事件初步倒出了芬蘭政府的抗議措施和醫療專家的水準態度：

政府無非是兩點。第一，我們尊重患者及其家屬的隱私和自由。即使有家庭成員被要求在家隔離，其他成員還是可以自由活動。

第二，我們不能停課。一旦孩子停課，這麼多家長必須請假在家，而工資是要麼雇主要麼社保機構補貼，全拿。作為首都，赫爾辛基不能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其他城市的學校出現患者也會跟著做。赫爾辛基的市長，在講話中說了：中央政府沒決定停課，赫爾辛基不會停課。不然這是對中央決策的不信任。

而芬蘭專家的態度是：這個病毒在門把手和公共場所的表面上存活時間，僅是幾個小時到24小時，且兒童感染的機率非常小。所以學校可以正常上課。

芬蘭專家很快被打臉。

僅僅2周多時間，疫情發展到整個國家都不能幸免於難。

3月16日，是芬蘭抗疫路上的一個重大拐點：

一方面，芬蘭官宣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頒布《限制條例》：關閉小學以上所有學校，關閉公共設施，即將關閉邊境，絕不實施「群體免疫」等。當天官宣全芬蘭確診病例是277位患者。

另一方面，芬蘭負責COVID-19檢測的衛生和福利局（THL）執行主管Markku Tervahauta突然跳出來在官媒（YLE）宣佈：芬蘭真實的新冠患者數據可能是官宣的20-30倍。

3月25日THL繼續宣佈：芬蘭需要住院治療的新冠患者，將超過11000人。

市民們對芬蘭政府終於進入全力抗疫狀態上升的好感，瞬間又被這可能上萬的病例拉低到了零點以下。

很顯眼，確診患者和真實患者之間存在鴻溝。

這個鴻溝哪來的？

有主觀原因，即官方規定的檢測標準。3月13號之前，必須同時滿足下面兩個要素，芬蘭官方才同意被檢測：1）出現症狀；2）從疫區回來（疫區包括中國、意大利、韓國、伊朗、日本），或跟確診人員有密集接觸。

這等於說：如果你從意大利回來，沒出現症狀，則不讓檢測；如果你出現症狀，不是從疫區回來，或沒有跟確診人員接觸，也不讓檢測。

就這樣任由病毒在芬蘭四處遊蕩，足足兩周。

自3月13號起，芬蘭已不再對輕症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不管你從哪來的症狀。當時芬蘭官方直接說，我們已經阻擋不了病毒在芬蘭傳播，接下來只能把有限的資源用於醫護人員、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身上。

病毒，繼續遊蕩。

也有客觀原因。

芬蘭真實的檢測能力、重症能力、醫療資源到底如何。這些決定了握在領導手裡的牌，究竟是好是壞。

3
芬蘭檢測能力和醫療資源

今天我看到一份報告。是2019年10月發佈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報告（GHSI）。研究機構是「核威脅倡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它能幫助我們有理有據地看芬蘭抗疫能力究竟如何。於是我下載了這份報告。

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發現這是一個耗費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與13個國家21名專家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共同準備了一個包括六大領域、34個主要指標、85個次要指標的140個問題，用全面框架評估了195個國家防控傳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這六大領域包括：

1、預防；
2、檢測與報告；
3、快速反應；
4、衛生體系；
5、遵循國際標準；
6、風險環境。

應該說十分全面。

我們來看芬蘭。總分佔排行榜第10，其他幾項指標基本都前10，但是檢測和報告能力淪落到你在圖中找不到，竟然是第45名。

所以，不要再怪責芬蘭官方不檢測輕症，真的是檢測能力不行！

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再進一步，萬一生病，芬蘭醫院的床位、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醫生數量、護士數量夠用嗎？經合組織（OECD）2017年發佈的《芬蘭國家醫療資源》幫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

下載地址：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1/355979/Health-Profile-Finland-Eng.pdf?ua=1http://www.hc3i.cn/php/marticle.php?id=43882https://yle.fi/uutiset/3-11229831http://rs.yiigle.com/resource_static.jspx?contentId=1017703

1. 芬蘭醫院的床位：3張/千人。處於歐盟最低行列。

這是因為從2000年起， 芬蘭為了控制經濟成本，進行醫療改革：床位被急劇減少，住院天數也被急劇減少。

2. 芬蘭有歐洲人均最少的醫生，卻有人均最多的護士。

醫生數量：3.2名/千人。低於歐洲平均值3.6，高於中國2.6名。

護士數量：14.6名/千人。是歐洲第二高的人均護士數，也高於中國3.14名/千人。

這張圖完全符合我在芬蘭的生活經驗。看急診的話，我可能已經見了三四個護士，等待了三四個小時，才能看見醫生的廬山真面目。

3. 芬蘭看病難最大的問題是：等得久

在芬蘭，低收入家庭報告自己的看病需求未被滿足，是中高家庭收入的兩倍。這背後有多重原因：經濟原因、地理障礙或等待時間。

看下圖，居住在不同地方，享有的醫生資源和等待時間有很大差異。比如你住在Kuopio地區，你能享受到每千人5.1名醫生，這意味著可以快速就醫，減少等待時間。

醫生沒見到，小病已經好了。這在芬蘭很正常。

4. 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

芬蘭醫生資源最好的Kuopio地區，ICU床位數量是2個/十萬人。這已經是全芬蘭最好水準了，其他城市可想而知。遠遠低於中國華東地區的4個/十萬人。

一句話：檢測弱、床位少、醫生少、等待時間還長。

這就是芬蘭的現狀。可以說，這幅牌不好打。

在當下資源下，政府把檢測和醫療資源放在重症患者和醫護人員身上，真的已經是最優解了。保護醫護，才能搶救更多生命。

同時，政府也得去增加檢測資源和醫療資源。不然怎麼應對過去一周，剛剛回到芬蘭的20萬人（數據來源芬蘭權威媒體Helsinki Sanomat）。

4
政府統一大動作之下，
地方/群體還有自己的小動作

3月16號，芬蘭總理宣佈關閉小學及以上所有學校時，有些地方城市不聽話。

比如萬塔市。萬塔市政府讓老師來學校遠程上課。隨即，萬塔市教師集體出來發聲，聲稱自己的安全健康沒有受到保護，也指責當地市政對教師不信任。

官方忙出來解釋：學校關閉了，沒人了，相對安全。而且學校的教具和環境更適合教師開展教育。

教師不聽，繼續抗議。

3月20號，芬蘭總理又追加宣佈：芬蘭1-3年的孩子和特殊教育的孩子不遠程教育，可以來學校上課。加上3月16號宣佈的芬蘭幼兒園正常開放。

這樣全芬蘭只有最小的孩子來幼兒園/學校。

當天，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國家教育委員會將盡快向政府指明其政策將帶來的後果》表示不服中央政府的決策。

這裡不得不說芬蘭教育圈的三方力量：

一方是芬蘭教育部：負責教育政治、教育政策。

另一方是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教學、教育改革、教育出口。

第三方是芬蘭教師工會：負責教師權利。

這三方力量可以說是平行獨立的部門。雖然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的一切教學工作都離不開教育政治和教育政策，但從行政領導關係上看，他們並不是上下級關係。這不同於中國教育部全覽一切。

同時，芬蘭教師工會是芬蘭教育界一股強大勢力，獨立於政府之外。他們一直站在教師角度，幫教師從政府那裡爭取權利和利益。比如為了提高教師工資，工會可以組織全國教師罷工，跟政府談判。

芬蘭政府讓1-3年級教師來學校上課這事就惹惱了教師。我所在的芬蘭教師群組，有1.5萬教師，在社交媒體上一波又一波指責自己的安全健康權利沒有受到保護，代表教師權益的教師工會向芬蘭教育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分別施壓。

先是教育部表示，學校沒有義務上學，強烈建議1-3年級的學生也參加遠程學習。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其指出：「根據《緊急狀態法》發佈的法規，會提交給國會等待國會審核。我們希望國會取消該法規。」

地方和中央要做到協同一致，芬蘭也得下功夫!!

說到這，你們不難看出，芬蘭人真的不是不關心疫情。

如果你有一種錯覺是芬蘭人好平靜，那我建議你加入芬蘭人群組去看看他們的爭論。至少我所在的一個赫爾辛基群組，一個芬蘭教師群組，裡面的芬蘭人天天在那討論疫情對芬蘭生活、經濟和教育的影響。

遇到言辭激烈的，掌管教育的副市長還要經常出來安撫一下。

此時再回頭看我們的問題：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我想，你已有答案。

最後，上一張芬蘭總理馬林的照片，是週六早上她站在芬蘭湖邊，看著這片國土和湖光。

我想她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不禁有些心疼她。

祝福她、芬蘭和我們！

芬蘭最年輕的女總理桑娜·馬林上任啦，雖然芬蘭總理不是國家元首，但也掌握相當大的行政權力，而且她今年才 34 歲，出身庶民階級，還是同志雙親扶養長大，超級有新聞點的！

不過因為來自『彩虹家庭』，這樣的家庭組成還是會讓她的整個童年，容易受到別人的指指點點，但他也說，這讓他面對批評有更強的抵抗力！而且馬林基本上已經是政治強人了。她雖然年輕，1985 年生，但從政資歷可不淺。27 歲畢業那年，就被選為坦佩雷市的市議員，正式步入政壇，29 歲時當選為芬蘭議會議員跟社會民主黨副主席，因為形象豔麗，又大走親民路線，一下子就成為坦佩雷市政壇新星！4 年後再次當選，也因為前總理安蒂·林內，處理芬蘭郵政罷工的問題不力，請辭下台，結束不滿一年的總理任期，擔任交通部長的馬林，就成為新的黨魁！

而且這次因為馬林所屬的社民黨在國會並沒有過半，所以她就拉攏 4 個中間偏左的政黨組成『聯合政府』，這 5 個政黨的黨魁全部都是女生！女力大爆發！她們分別擔任芬蘭的總理、經濟部長、內務部長、教育部長跟司法部長，平均年齡不到 37 歲！

但大家也別大驚小怪，因為馬林雖然才 34 歲就當上總理讓人非常驚訝，但實際上馬林並非芬蘭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而是有史以來第三位！而且不單是政府內閣，連芬蘭議會的男女比例也在發生變化，根據《紐時》今年發布的芬蘭議會選舉數據顯示，1983 年大選中，女性占據了30% 的議會席位；2007 年，女性議員比例超過 40 %；到今年 4 月，女性議員更占到了總議員人數的 47 %。這都是芬蘭女性對權利不斷爭取的結果。像在1906 年，《議會法》建立了芬蘭的一院制議會，男女均享有選舉權和參選權，到了 21 世紀，芬蘭政府積極促進兩性平等，改革芬蘭男女共享的《平等法》，促進同工同酬，在這個法案裡面討論了 100 多個問題，包括：增加女性從商從政的人數、預防男性家暴問題等等。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2018 年發佈的《性別差距指數報告》，芬蘭的性別平等指數排名全球第 4，排名大家可能比較無感，但大家知道嗎，芬蘭可是世界上 16 個允許女性赴前線打仗的國家之一，這才是『真・性別平等』！

不過對於在罷工潮中走馬上任的馬林來說，現在面臨的第一道考題，就是如何處理棘手的勞資問題，現在她最需要的是獲得盟友跟議會持續的信任，才能避免像先前兩位芬蘭女總理一樣，成為執政沒超過一年的短命總理。你對最年輕女總理有什麼想法？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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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補救教學：關懷弱勢者教育」新書介紹
　　　　　
專訪作者：王淑俐
　　　
內容簡介：
　　「補救教學」實施多年，但「知名度」或「CP值」都不夠引人注目。常與「偏鄉教育」成為一個「家族」，難以全面觀照。以台灣多高山的特殊地形，偏鄉學校不少；其學生數雖不多，但各方面問題難以「視而不見」。
　　
　　補救教學與偏鄉教育有不少交集，但不能畫上等號。所有學校都有不同狀況的「弱勢學生」，補足他們的欠缺，使其獲得公平競爭的「立足點平等」或更多「發展潛能」的機會，才是補救教學的核心精神與基本態度。
　　
　　「教育弱勢」與「經濟弱勢」、「文化不利」密切相關，但卻非「能力弱勢」或「態度不利」。所以可以從根本上「補救」，如芬蘭的作法，及早把每一個接受國民教育者的「學習落差」降到最低。補救教學即是「以人為的力量，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作者簡介：王淑俐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現任
●文化大學、世新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教育大學、政治大學等兼任教授
●國家文官學院、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職訓局、各大醫院等講座
　　
曾任
●文化大學教育學程中心教授及學生輔導中心主任、世新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2004年，辭去專職成為「自由的教育工作者」
●2018年，創「華人無國界教師學會」，以扶助教育弱勢為終身志業
　　
授課範圍
　　情緒管理、溝通與口語表達訓練、情愛溝通、心理學、領導與溝通、補救教學、生涯輔導、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親職教育、性別教育、班級經營、輔導原理、課程設計、溝通與激勵、教育心理學
　　
著作
我可以教得更精彩、開始自豪，當老師、教師說話技巧、教育及學校行政溝通的理論與實踐、情緒與壓力管理、職場溝通的10堂講座、生涯發展與規劃－為職涯發展做準備、與時間賽跑、大學生的時間管理、好父母的12堂課等50本以上
　　
作者簡介：詹永名
學歷
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現任
●台東縣立池上國民中學輔導主任
●因偏鄉孩子一鍋壞掉的泡麵，致力於改善偏鄉教育環境至今20年
　　
曾獲
●2014年被教育部評選為補教教學成功案例，獲各大媒體爭相報導並激起台灣一股熱血教師風潮
●第三屆菁師獎、第三屆星雲教育獎、台東縣特殊優良教師

這個訪問中我問過很多台灣人對於台灣的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