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在2016除夕夜縱火燒死至親的翁仁賢被執行死刑。   「該執行死刑，還是不該？」這件事，我想在許多的意見，都已經在網路上發酵許久，甚至觀看《我們與惡的距離》時，都讓我們有許多的感慨。   有許多專業的人士，討論法源、體制；討論翁的背景，為何會變成這樣的人......如果你願意理解，網路上有很多相關文章與各方意見，寫得都很深入、很好。   今天寫這篇文章，不是要討論「是不是不應該執行死刑」或是「這種人本來就該死，這樣也不能執行死刑，那要執法人員怎麼辦？」或是「這中間有些程序瑕疵」.......   因為這真的是個困難的問題，很難有簡單的答案。   我第一次思考「死刑」的存在意義時，是在國中畢業時，那時未來原本很想要念法律，因此國中的公民老師，送了我一本《丹諾自傳》做為禮物。   我迫不及待地讀這本書，一路讀下來，越來越佩服丹諾這個人，直到最後一個案例。   那是兩個芝加哥大學生誘殺鄰居小孩的案例，那幾乎是個單看發生的事情，身為一般人就會義憤填膺想要判他死刑的案例。   至少國中時候的我，認為「做錯事就應該負責」，沒有懷疑過這個概念。   而在這個案例中，丹諾做的辯護，撼動了我當時一直以來的價值觀。   那時的我，在讀這本書前從沒想過，身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會如何受到社會、環境與身邊或接觸的人事物的影響，導致我們形成自己的主觀世界，影響我們的情緒、思想、行為。   對我來說，閱讀前面的內容時，我非常佩服丹諾這個人，也使得最後一個案例，激起了我最多的困惑與反思。   那是一個「認知不協調」的過程。   後來，我仍然不停地閱讀這類的書籍，包含一些犯罪心理學、暴力心理相關的書。我發現，所謂「惡魔不是天生」是真的存在的，但有些「惡」的發生，的確也是選擇。因為的確有一些人，在很好的環境中長大，不缺愛不缺物質，但仍然做了傷害人的選擇。   我也發現，在閱讀這類書籍時，作者的工作場域也會影響他的看法。當他是在較後圍、非第一線工作者時，與他是第一線的工作人員（警探或警察），對於死刑的看法，有時會有非常大的落差。   到現在，我仍然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在這裡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想我們都不要停止思考。思考的不只是死刑的存廢，不只是「能不能從理解加害者的生活、思考與行為讓事件不再重複」，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受害者所受的傷，很需要被接住、被支持的時候，我們的社會，甚至我們每個人，還能不能再多做些什麼？   當受害者的傷痛，若只能依靠在「加害者正法」的這個選項上才能「獲得正義平反」時；當在這個選項，我們太多的討論，最常忽略的，卻是受害者的心情。   並不是說，受害者就是需要對方處死刑，而是說，當悲痛不已時，還需要去思考：「我想這麼做，是否對對方不公平、是否太殘忍、不夠人權」時--   這是件太殘忍的事情。   拋出這個議題，讓大家思考，不是為了吵架；而是，我想我們都需要好好理解彼此，甚至理解自己，想要某一個選項的原因是什麼。   當問題關乎人命，不只是加害者，也包含受害者時，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答案，而可能是更全面的思考。掙扎，是必然。   底下的留言，很鼓勵大家可以提出來分享思考。但請不要攻擊與你想法不同的人，這並非我原意。若你是想要說你的想法是最棒的，其他人都是笨蛋的話，那與我的原意相悖，有其他更適合你的平台，這個平台，或許不太適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