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紅泡泡成一片的櫻花樹們』
春天來了怎知道
處處撩妹就明瞭ＸＤＤＤ
哈哈～不是啦
櫻花爆炸粉泡泡啦

這一坨樹是曾經和ＴＬＣ旅遊生活頻道合作
有關西洋情人節活動的手繪作品
當時有拍下繪製過程的幾個步驟
也分享給大家

首先：
1. 找好一張你想畫櫻花照片
2. 細節大概樹幹先抓出來位置和大略的感覺
3. 喔對了！可能的話，盡可能直接用黑色中性鋼珠筆或代針筆直接畫，丟掉你的橡皮擦吧，這個訓練一開始或許有點彆扭，但習慣後會海闊天空
４ 花和樹葉就是臨亂有個輪廓就好，不需要刻意一朵一朵畫到好，通常你會畫到第十朵以上就會開始煩躁，二十朵以上開始想罵髒話，三十朵以上未來就不會想再畫畫惹ＸＤＤＤ
５ 這裡有個重點，多數人沒有畫畫基礎下，直接用色鉛筆開始畫會難以掌握顏色穩定度，會導致畫完的畫面很不穩定，通常就會自暴自棄說自己畫的很醜，因此強烈建議，不論你是使用色鉛筆或水彩上色，先打線稿！！
６如果你真的沒有信心，一定要先用鉛筆打稿，切記最終還是要把黑色中性筆或代針筆的黑線再描繪上去，這樣會容易讓整體畫面在上色後比較有完整性
７ 色鉛筆上色為例，我會從大面積先刷淡，例如統一綠色的樹叢，和粉紅色櫻花叢，然後再疊上深一點的細部
８記得邊畫邊要把頭頻繁的抬起頭來，從距離畫面較遠的角度來看整個作品，這樣可以讓隔壁的旁人看到你帥氣的臉孔ＸＤ，當然不是啦，是這樣比較容易看出你畫的和你腦海想像的還差距多少啦
９我知道這樣的解說還是會對很多人很困難，那就洗洗睡吧ＸＤＤＤ，哈哈我沒這麼壞啦！！我想也許可以來安排固定每個週末有個直播來線上示範與回答大家即時的提問，也可以先預告何時直播，讓大家準備好文房四寶柴米油鹽啦ＸＤＤＤ

終於返回新竹
準備明天的上班日
大家嶄新的一年開始
祝福各位
愛你們唷～～～

忘記補上不負責任聲明ＸＤＤＤ
本人沒有學習過任何正統美術或繪畫技術
純粹以個人經驗來分享
如有違逆傳統善良風俗民情的正確畫畫方法
還請包容再三啦ＸＤＤＤＤ

【莫言：成為作家的理由】
　
一直有個說法是，一位作家最常探討的議題、他的文字所表達的主軸，很多時候會深受他童年時的成長境遇所影響。
　
也許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有這樣的情形。但莫言肯定是。在底下這篇文章中，他分享了他成為作家的理由，就和出身底層、有個困乏的童年有關（甚至他的筆名也取自童年經歷的事）。
　
一起來看看這位中國作家的自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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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作家的理由 / 莫言
　
每個作家都有他成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為什麼成了一個這樣的作家，而沒有成為像海明威、福克納那樣的作家，我想這與我獨特的童年經歷有關。我認為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在今後的歲月裡還可以繼續從事寫作這個職業的理由。
　
從現在退回去大約四十年，也就是20世紀的60年代初期，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期。那時候一方面是物質極度貧乏，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幾乎可以說是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另一方面卻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熱情，饑餓的人民勒緊腰帶跟著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實驗。那時候我們雖然餓得半死，但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國人——都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之中。而我們這些餓得半死的人還肩負著把你們從苦海裡拯救出來的神聖責任。當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對外敞開了大門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如夢初醒。
　
在我的童年時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照相這碼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據後來看到過的一些歷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憶，來想像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擔保我想像出來的形象是真實的。
　
那時，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在春、夏、秋三個季節裡，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只是到了嚴寒的冬季，才胡亂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爛程度是今天的中國孩子想像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經常教導我的一句話，她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沒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學說，人在險惡的環境裡，也許會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不能適應的都死掉了，能夠活過來的，就是優良的品種。所以，我大概也是一個優良的品種。那時候我們都有驚人的抗寒能力，連渾身羽毛的小鳥都凍得唧唧亂叫時，我們光著屁股，也沒有感到冷得受不了。我對當時的我充滿了敬佩之情，那時我真的不簡單，比現在的我優秀許多倍。
　
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單純，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們就像一群饑餓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來嗅去，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許多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在當時卻成了我們的美味。我們吃樹上的葉子，樹上的葉子吃光後，我們就吃樹的皮，樹皮吃光後，我們就啃樹幹。
　
那時候我們村的樹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樹，它們被我們啃得遍體鱗傷。那時候我們都練出了一口鋒利的牙齒，世界上大概沒有我們咬不動的東西。我的一個小夥伴後來當了電工，他的工具袋裡既沒有鉗子也沒有刀子，像鉛筆那樣粗的鋼絲他毫不費力地就可以咬斷，別的電工用刀子和鉗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齒就可以完成了。那時我的牙齒也很好，但不如我那個當了電工的朋友的牙齒好，否則我很可能是一個優秀的電工而不是一個作家。1961年的春天，我們村子裡的小學校里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我們孤陋寡聞，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一個聰明的孩子拿起一塊煤，咯嘣咯嘣地吃起來，看他吃得香甜的樣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們一擁而上，每人搶了一塊煤，咯嘣咯嘣吃起來。
　
我感到那煤塊愈嚼愈香，味道的確是好極了。看到我們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們也撲上來吃，學校裡的校長出來阻止，於是人們就開始哄搶。至於煤塊吃到肚子裡的感覺，我已經忘記了，但吃煤時口腔裡的感覺和煤的味道，至今還牢記在心。不要以為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歡樂，其實那時候我們仍有許多歡樂，我們為發現了一種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歡欣鼓舞。
　
這樣的饑餓歲月大概延續了兩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們的生活好了起來，雖然還是吃不飽，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兩百斤糧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點野菜，基本上可以維持人的生命，餓死人的事愈來愈少了。
　
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並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
　
當我成為作家之後，我開始回憶我童年時的孤獨，就像面對著滿桌子美食回憶饑餓一樣。我的家鄉高密東北鄉是三個縣交界的地區，交通閉塞，地廣人稀。村子外邊是一望無際的窪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窪地裡放牛，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已經輟學，所以當別人家的孩子在學校裡讀書時，我就在田野裡與牛為伴。
　
我對牛的瞭解甚至勝過了我對人的瞭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樂，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們心裡想什麼。在那樣一片在一個孩子眼裡幾乎是無邊無際的原野裡，只有我和幾頭牛在一起。牛安詳地吃草，眼睛藍得好像大海裡的海水。我想跟牛談談，但是牛只顧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著天上的白雲緩慢地移動，好像它們是一些懶洋洋的大漢。我想跟白雲說話，白雲也不理我。天上有許多鳥兒，有雲雀，有百靈，還有一些我認識它們但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它們叫得實在是太動人了。
　
我經常被鳥兒的叫聲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想與鳥兒們交流，但是它們也很忙，它們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滿了悲傷的感情。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首先學會了想入非非。這是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許多美妙的念頭紛至沓來。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麼叫愛情，也理解什麼叫善良。然後我學會了自言自語。那時候我真是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而且合轍押韻。有一次我對著一棵樹自言自語，我的母親聽到後大吃一驚，她對我的父親說：「他爹，咱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
　
後來我長大了一些，參加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進入了成人社會，我在放牛時養成的喜歡說話的毛病給家人帶來了許多麻煩。我母親痛苦地勸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說話？」我當時被母親的表情感動得鼻酸眼熱，發誓再也不說話，但一到了人前，肚子裡的話就像一窩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話說過之後又後悔無比，感到自己辜負了母親的教導。所以當我開始我的作家生涯時，我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親經常罵我的那樣，「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歡說話的毛病。為此我把文壇上的許多人都得罪了，因為我最喜歡說的是真話。現在，隨著年齡增長，我的話說得愈來愈少，我母親的在天之靈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夢想是很早就發生了的，那時候，我的鄰居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下放回家的學生。我與他在一起勞動，起初他還忘不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大學生，說起話來文縐縐的。但是嚴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很快就把他那點知識份子的酸氣改造得乾乾淨淨，他變成了一個與我一樣的農民。在勞動的間隙裡，我們饑腸轆轆，胃裡泛著酸水。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談論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經吃過的或者是聽說過的美食講出來讓大家享受，這是真正的精神會餐。
　
說者津津有味，聽者直咽口水。大學生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他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們不相信竟然有富貴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餃子的人，但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我們說，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從此我就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是肥肉餡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餡餃子，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了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當一個作家。
　
我開始創作時，的確沒有那麼崇高的理想，動機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許多中國作家那樣把自己想像成「人類靈魂工程師」，更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改造社會。前邊我已經說過，我創作的最原始的動力就是對於美食的渴望。當然在我成了名之後，我也學著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那些話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是一個出身底層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滿了世俗的觀點，誰如果想從我的作品中讀出高雅和優美，他多半會失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鳥叫什麼調，什麼作家寫什麼作品。我是一個在饑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小說。
　
當然，隨著我的肚子漸漸吃飽，我的文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漸漸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餃子，也還是有痛苦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並不亞於饑餓。表現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同樣是一個作家的神聖職責。但我在描寫人的精神痛苦時，也總忘不了饑餓帶給人的肉體痛苦。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但我知道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創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為那是屬於我的歷史，也是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我記得我最早的作品是寫一篇挖河的小說，寫一個民兵連長早晨起來，站在我們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禱，祝願他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那人就起身去村裡開會，決定要他帶隊到外邊去挖一條很大的河流。
　
他的女朋友為了支持他去挖河，決定將婚期往後推遲三年。而一個老地主聽說了這個消息，深夜裡潛進生產隊的飼養室，用鐵鍬把一匹即將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車的黑騾子的腿給鏟斷了。這就是階級鬥爭，而且非常激烈。大家都如臨大敵，紛紛動員起來，與階級敵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後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來了。這樣的故事今天是沒人要的，但當時中國的文壇上全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你不這樣寫，就不可能發表。儘管我這樣寫了，也還是沒有發表。因為我寫得還不夠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的局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文學也開始發生變化。但變化是微弱而緩慢的，當時還有許多禁區，譬如不許寫愛情，不許寫共產黨的錯誤，但文學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壓抑不住的，作家們挖空心思，轉彎抹角地想突破禁區。這個時期就是中國的傷痕文學。
　
我是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的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所有的禁區幾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許多作家都介紹了過來，大家都在近乎發瘋地模仿他們。我是一個躺在草地上長大的孩子，沒上幾天學，文學的理論幾乎是一竅不通，但我憑著直感認識到，我不能學那些正在文壇上走紅的人的樣子，把西方作家的東西改頭換面當成自己的。
　
我認為那是二流貨色，成不了大氣候。我想我必須寫出屬於我自己的、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不但跟外國的作家不一樣，而且跟中國的作家也不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外國文學對我的影響，恰恰相反，我是一個深受外國作家影響並且敢於坦率地承認自己受了外國作家影響的中國作家，這個問題我想應該作為一個專門的題目來講。
　
但我比很多中國作家高明的是，我並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去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我想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投機，有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然後就各奔前程。
　
截至目前，在美國已經出版了我三本書，一本是《紅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還有一本就是剛剛面世的《酒國》。《紅高粱家族》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酒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這三本書看起來迥然有別，但最深層裡的東西還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小徑分岔的花園：通往未來的多種可能性】
　
這是推薦的短篇小說，會有一點燒腦，出自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
他在這部〈小徑分岔的花園〉的短篇中，用了類似於量子力學的概念，探討關於「時間」的奧秘。
而對很多作家來說，故事裡出現太多「巧合」會是一大敗筆，但在這部短篇中，這些巧合反倒成為一種特別的隱喻。
一起來看看這部頗有深意的文學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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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分岔的花園 / 博爾赫斯
　
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當然並無出奇之處。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准博士的證言，經過記錄、複述、由本人簽名核實，卻對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說明。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
　
……我掛上電話聽筒。我隨即辨出那個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是理查·馬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托·魯納伯格的住處，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這就是說，魯納伯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說得更確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日爾曼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可笑地鎖上門，仰面躺在小鐵床上。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既無預感又無徵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裡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馬登，只等上絞刑架，承認自己害怕也無所謂了），心想那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自鳴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準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一隻鳥掠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機，再把這架飛機化成許多架，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隊。我的嘴巴在被一顆槍彈打爛之前能喊出那個地名，讓德國那邊聽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軀所能發的聲音太微弱了。怎麼才能讓它傳到頭頭的耳朵？那個病懨懨的討厭的人，只知道魯納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閉塞的辦公室裡望眼欲穿等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翻閱報紙……我得逃跑，我大聲說。我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仿佛馬登已經在窺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裡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東西。那只美國掛表，鎳制錶鏈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幣，拴著魯納伯格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能構成證據，一個筆記本，一封我看後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的信，假護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個先令和幾個便士，一枝紅藍鉛筆，一塊手帕和裝有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可笑地拿起槍，在手裡掂掂，替自己壯膽。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不出十分鐘，我的計畫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他住在芬頓郊區，不到半小時的火車路程。
　
我是個怯懦的人。我現在不妨說出來，因為我已經實現了一個誰都不會說是冒險的計畫。我知道實施過程很可怕。不，我不是為德國幹的。我才不關心一個使我墮落成為間諜的野蠻的國家呢。此外，我認識一個英國人——一個謙遜的人——對我來說並不低於歌德。我同他談話的時間不到一小時，但是在那一小時中間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隨時都可能敲我的門，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對著鏡子裡的我說了再見，下了樓，打量一下靜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車站離此不遠，但我認為還是坐馬車妥當。理由是減少被人認出的危險；事實是在闃無一人的街上，我覺得特別顯眼，特別不安全。我記得我吩咐馬車夫不到車站入口處就停下來。我磨磨蹭蹭下了車，我要去的地點是阿什格羅夫村，但買了一張再過一站下的車票。這趟車馬上就開：八點五十分。我得趕緊，下一趟九點半開車。月臺上幾乎沒有人。我在幾個車廂看看：有幾個農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致志在看塔西倫的《編年史》的青年，一個顯得很高興的士兵。列車終於開動。我認識的一個男人匆匆跑來，一直追到月臺盡頭，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馬登上尉。我垂頭喪氣、忐忑不安，躲開可怕的視窗，縮在座位角落裡。我從垂頭喪氣變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決鬥已經開始，即使全憑僥倖搶先了四十分鐘，躲過了對手的攻擊，我也贏得了第一個回合。我想這一小小的勝利預先展示了徹底成功。我想勝利不能算小，如果沒有火車時刻表給我寶貴的搶先一著，我早就給關進監獄或者給打死了。我不無詭辯地想，我怯懦的順利證明我能完成冒險事業。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鍵時刻沒有拋棄我的力量。我預料人們越來越屈從於窮凶極惡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強盜了；我要奉勸他們的是：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我就是那樣做的，我把自己當成已經死去的人，冷眼觀看那一天，也許是最後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臨。列車在兩旁的梣樹中徐徐行駛。在荒涼得像是曠野的地方停下。沒有人報站名。是阿什格羅夫嗎？我問月臺上幾個小孩。阿什格羅夫，他們回答說。我便下了車。
　
月臺上有一盞燈光照明，但是小孩們的臉在陰影中。有一個小孩問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亞伯特博士家？另一個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說道：他家離這兒很遠，不過您走左邊那條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會找不到的。我給了他們一枚錢幣（我身上最後的一枚），下了幾級石階，走上那條僻靜的路。路緩緩下坡。是一條泥土路，兩旁都是樹，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圓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陣子我想理查·馬登用某種辦法已經瞭解到我鋌而走險的計畫。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宮的中心院子的慣常做法。我對迷宮有所瞭解：我不愧是彭㝡的曾孫，彭㝡是雲南總督，他辭去了高官厚祿，一心想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建造一個誰都走不出來的迷宮。他在這些龐雜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個外來的人刺殺了他，他的小說像部天書，他的迷宮也無人發現。我在英國的樹下思索著那個失落的迷宮：我想像它在一個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動，被稻田埋沒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廣闊無比，不僅是一些八角涼亭和通幽曲徑，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像出一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一個錯綜複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牽涉到別的星球。我沉浸在這種虛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處境。在一段不明確的時間裡，我覺得自己抽象地領悟了這個世界。模糊而生機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時光，以及輕鬆的下坡路，這一切使我百感叢生。傍晚顯得親切、無限。道路繼續下傾，在模糊的草地裡岔開兩支。一陣清悅的樂聲抑揚頓挫，隨風飄蕩，或近或遠，穿透葉叢和距離。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我這麼想著，來到一扇生銹的大鐵門前。從欄杆裡，可以望見一條林陰道和一座涼亭似的建築。我突然明白了兩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難以置信；樂聲來自涼亭，是中國音樂。正因為如此，我並不用心傾聽就全盤接受了。我不記得門上是不是有鈴，還是我擊掌叫門。像火花迸濺似的樂聲沒有停止。
　
然而，一盞燈籠從深處房屋出來，逐漸走近：一盞月白色的鼓形燈籠，有時被樹幹擋住。提燈籠的是個高個子。由於光線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臉。他打開鐵門，慢條斯理地用中文對我說：「看來彭熙情意眷眷，不讓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參觀花園吧？」
　
我聽出他說的是我們一個領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著說：「花園？」
「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潮起伏，難以理解地肯定說：「那是我曾祖彭㝡的花園。」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請進，請進。」
　
潮濕的小徑彎彎曲曲，同我兒時的記憶一樣。我們來到一間藏著東方和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那是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逸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旁邊有一隻青銅鳳凰。我記得有一隻紅瓷花瓶，還有一隻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斯蒂芬·亞伯特微笑著打量著我。我剛才說過，他身材很高，輪廓分明，灰眼睛，灰鬍子。他的神情有點像神甫，又有點像水手；後來他告訴我，「在想當漢學家之前」，他在天津當過傳教士。
　
我們落了座；我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沙發上，他背朝著視窗和一個落地圓座鐘。我估計一小時之內追捕我的理查·馬登到不了這裡。我的不可挽回的決定可以等待。
　
「彭㝡的一生真令人驚異，」斯蒂芬·亞伯特說。「他當上家鄉省份的總督，精通天文、星占、經典詮估、棋藝，又是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他拋棄了這一切，去寫書、蓋迷宮。他拋棄了炙手可熱的官爵地位、嬌妻美妾、盛席瓊筵，甚至拋棄了治學，在明虛齋閉戶不出十三年。他死後，繼承人只找到一些雜亂無章的手稿。您也許知道，他家裡的人要把手稿燒掉；但是遺囑執行人——一個道士或和尚——堅持要刊行。」
「彭㝡的後人，」我插嘴說，「至今還在責怪那個道士。刊行是毫無道理的。那本書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彙編。我看過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裡死了，第四回裡又活了過來。至於彭㝡的另一項工作，那座迷宮……」
「那就是迷宮，」他指著一個高高的漆櫃說。
「一個象牙雕刻的迷宮！」我失聲喊道。「一座微雕迷宮……」
「一座象徵的迷宮，」他糾正我說。「一座時間的無形迷宮。我這個英國蠻子有幸悟出了明顯的奧秘。經過一百多年之後，細節已無從查考，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彭㝡有一次說：我引退後要寫一部小說。另一次說：我引退後要蓋一座迷宮。人們都以為是兩件事；誰都沒有想到書和迷宮是一件東西。明虛齋固然建在一個可以說是相當錯綜的花園的中央；這一事實使人們聯想起一座實實在在的迷宮。彭㝡死了；在他廣闊的地產中間，誰都沒有找到迷宮。兩個情況使我直截了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關於彭㝡打算蓋一座絕對無邊無際的迷宮的奇怪的傳說。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斷。」
　
亞伯特站起來。他打開那個已經泛黑的金色櫃子，背朝著我有幾秒鐘之久。他轉身時手裡拿著一張有方格的薄紙，原先的大紅已經退成粉紅色。彭㝡一手好字名不虛傳。我熱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著我一個先輩用蠅頭小楷寫的字：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默默把那張紙還給亞伯特。他接著說：「在發現這封信之前，我曾自問：在什麼情況下一部書才能成為無限。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迴圈不已、周而復始。書的最後一頁要和第一頁雷同，才有可能沒完沒了地連續下去。我還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間的那一夜，山魯佐德王后（由於抄寫員神秘的疏忽）開始一字不差地敘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這一來有可能又回到她講述的那一夜，從而變得無休無止。我又想到口頭文學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傳，每一個新的說書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輩的章節。我潛心琢磨這些假設；但是同彭㝡自相矛盾的章回怎麼也對不上號。正在我困惑的時候，牛津給我寄來您見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這句話：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幾乎當場就恍然大悟；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那部雜亂無章的小說；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這句話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時間而非空間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流覽一遍，證實了這一理論。在所有的虛構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是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在彭㝡的錯綜複雜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這一來，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後世，許多不同的時間，衍生不已，枝葉紛披。小說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說，方君有個秘密；一個陌生人找上門來；方君決心殺掉他。很自然，有幾個可能的結局：方君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人可能都安然無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㝡的作品裡，各種結局都有；每一種結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點。有時候，迷宮的小徑匯合了：比如說，您來到這裡，但是某一個可能的過去，您是我的敵人，在另一個過去的時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頂的發音，咱們不妨念幾頁。」
　
在明快的燈光下，他的臉龐無疑是一張老人的臉，但有某種堅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緩慢而精確地朗讀同一章的兩種寫法。其一，一支軍隊翻越荒山投入戰鬥；困苦萬狀的山地行軍使他們不惜生命，因而輕而易舉地打了勝仗；其二，同一支軍隊穿過一座正在歡宴的宮殿，興高采烈的戰鬥像是宴會的繼續，他們也奪得了勝利。我帶著崇敬的心情聽著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驚異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為我把故事恢復原狀的是一個遙遠帝國的人，時間在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過程之中，地點是一個西方島國。我還記得最後的語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樣在每種寫法中加以重複：英雄們就這樣戰鬥，可敬的心胸無畏無懼，手中的銅劍凌厲無比，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沙場捐軀。
　
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周圍和我身體深處有一種看不見的、不可觸摸的躁動。不是那些分道揚鑣的、並行不悖的、最終匯合的軍隊的躁動，而是一種更難掌握、更隱秘的、已由那些軍隊預先展示的激動。斯蒂芬·亞伯特接著說：「我不信您顯赫的祖先會徒勞無益地玩弄不同的寫法。我認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陰用於無休無止的修辭實驗。在您的國家，小說是次要的文學體裁；那時候被認為不登大雅。彭㝡是個天才的小說家，但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絕不會認為自己只是個寫小說的。和他同時代的人公認他對玄學和神秘主義的偏愛，他的一生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哲學探討佔據他小說的許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測的時間問題是他最關心、最專注的問題。可是《花園》手稿中唯獨沒有出現這個問題。甚至連『時間』這個詞都沒有用過。您對這種故意迴避怎麼解釋呢？」
　
我提出幾種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們爭論不休；斯蒂芬·亞伯特最後說：「設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麼？」我想一會兒後說：「『棋』字。」
　
「一點不錯，」亞伯特說。「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個龐大的謎語，或者是寓言故事，謎底是時間；這一隱秘的原因不允許手稿中出現『時間』這個詞。自始至終刪掉一個詞，採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迴，也許是挑明謎語的最好辦法。彭㝡在他孜孜不倦創作的小說裡，每有轉折就用迂迴的手法。我核對了幾百頁手稿，勘正了抄寫員的疏漏錯誤，猜出雜亂的用意，恢復、或者我認為恢復了原來的順序，翻譯了整個作品；但從未發現有什麼地方用過『時間』這個詞。顯而易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彭㝡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絕非虛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路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並不存在；在某些時間，有你而沒有我；在另一些時間，有我而沒有你；再有一些時間，你我都存在。目前這個時刻，偶然的機會使您光臨舍間；在另一個時刻，您穿過花園，發現我已死去；再在另一個時刻，我說著目前所說的話，不過我是個錯誤，是個幽靈。」
「在所有的時刻，」我微微一震說，「我始終感謝並且欽佩你重新創造了彭㝡的花園。」
「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他一笑說。「因為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的將來。在將來的某個時刻，我可以成為您的敵人。」
　
我又感到剛才說過的躁動。我覺得房屋四周潮濕的花園充斥著無數看不見的人。那些人是亞伯特和我，隱蔽在時間的其他維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時，那層夢魘似的薄霧消散了。黃黑二色的花園裡只有一個人，但是那個人像塑像似的強大，在小徑上走來，他就是理查·馬登上尉。
「將來已經是眼前的事實，」我說。「不過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嗎？」
　
亞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開了那個高高櫃子的抽屜；有幾秒鐘工夫，他背朝著我。我已經握好手槍。我特別小心地扣下扳機：亞伯特當即倒了下去，哼都沒有哼一聲。我肯定他是立刻喪命的，是猝死。
其餘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場夢。馬登闖了進來，逮捕了我。我被判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勝利：我把那個應該攻擊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們進行轟炸；我是在報上看到的。報上還有一條消息說著名漢學家斯蒂芬·亞伯特被一個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殺身死，暗殺動機不明，給英國出了一個謎。柏林的頭頭破了這個謎。他知道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我難以通報那個叫亞伯特的城市的名稱，除了殺掉一個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別的辦法。他不知道（誰都不可能知道）我的無限悔恨和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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