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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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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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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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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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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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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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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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在傳統的社會的體制下
從小我們就習慣了很多的規範
數不清的規矩
父母親過高的期待
亦或成長環境中
所發生的各種不可抗的壓力⋯

短片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導演
來自和奉俊昊導演一樣的延世大學
短片中的小男孩
是他對自己童年記憶的投射
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準備
從甄選到訓練
這些孩子都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
為了他們的夢想努力著

看到影片中的他們
認真揮灑著內心的那道光
真實熱情的笑容
讓我深深感動❤️
(我轉頭看Mr.Big已眼眶泛紅..
果不其然雙魚座...🤣)

是否你妳還記得
曾經在你妳心裡
那
閃閃耀眼的光亮？

https://youtu.be/zOXFqZ9rGUo

#中文翻成讓世界舞動的男孩
#유월即是六月的意思
#此短片在去年釜山影展也獲得極高的評價與關注

Lee388 靚聲推介：

近日聽了這張新發行的SACD：Gary Moore《Still Got the Blues》專輯，碟內第四首Still Got the Blues可以說是Gary Moore的代表作，這首歌曲不止好有味道，而且音效也相當之好，這種結他的聲音，可以觸動心霏，加上Gary Moore的憂怨的歌聲，還有不知道是不是SACD的加持，這首歌曲絕對可以用作試音之選！

聽了這首使我感動的大碟，我自然想了解多一點Gary Moore的事蹟，之後找到了一篇相當詳盡的資料，是來自台灣的【獨立評論】，作者黃怡的一篇文稿，我覺得相當詳細，亦可以使大家更加了解這位結他高手Gary Moore的逸事，所以我引用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最後，這張SACD是我近期一聽再聽，所以一定要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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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Gary Moore──我的吉他在空中哭泣
作者 黃怡

蓋瑞摩爾（Gary Moore，1952～2011）逝世已6年了，這些年來，他在流行音樂界的聲望不減反增，從youtube連綿不絕的上傳，無論是單曲或專輯，錄音室灌製或現場錄影，以及閱聽者的熱烈反應，大有凌駕Eric Clapton，成為藍調搖滾吉他王的架勢。

摩爾是聽Eric Clapton長大的，記得John Mayall and the Bluesbreakers嗎？晚近的藍調搖滾迷，很少不是聽該樂團中Clapton的吉他主奏，才開始知道實心吉他如何結合藍調與搖滾。酸民常認為Clapton從不敢與Moore同台演出，Clapton倒一向淡定，只說：「Moore彈奏速度實在太快了，我哪裡跟得上他呀！」這是真話，即使Moore不是流行樂壇最正點的吉他手，至少也是最快的吉他手之一，雖然Moore常強調，快是炫技，只是為了帶給歌迷緊張與刺激，他個人滿喜歡聽Roy Buchanan的慢板藍調吉他。

Moore與 Clapton的歌迷特別喜歡比一比兩人的功力，不比吉他，也要比比歌喉。但歌喉是天生的，要比，只能比感情與技巧，Moore去世那年的5月，Clapton唱起Moore的Still Got the Blues，以鋼弦吉他伴唱，配上單純的電子琴聲做背景音樂，雖不如Moore的原唱那麼扣人心弦，卻還是很有味道。不過，Moore做為一個歌者，過了中年嗓音越渾厚，與他的吉他聲兩相唱和，效果越見不凡，這是歌迷普遍的定論。

事實上，彈奏吉他起家的Moore，自己組樂團時是因為找不到適當的主唱，才勉強唱起歌來。剛開始他也唱一點搖滾，「我討厭死了唱搖滾，後來走藍調搖滾路線，我才越來越喜歡唱歌。」他說，「我往往把曲子的主調降下來，因為我吉他不彈主旋律部分，歌唱本身成了主旋律，我再以吉他部分的變化來應和，這樣有趣多了。」

感謝啟發他的Phil Lynott
有些樂評家認為，Moore的吉他聲線不僅性感，簡直是淫蕩，才會那麼顛倒眾生。Moore的歌迷應該會十分同意這點。他的彈唱風格，若從8歲最初彈奏的那把吉他算起，整整花了將近30年，直到1990年他自作、自彈、自唱的Still Got the Blues問世，才大致建立。

Moore生於1952年4月4日，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人，有一個哥哥、三個姊妹，父母嚴重失和，連累他也提早輟學，15、16歲就到了都柏林，想成為一個音樂家，一年之後父母離婚，北愛暴亂，他無家可回，決定浪跡天涯。1969年加入名為Skid Row的合唱團之後，他認識了人生第一個貴人 Phil Lynott（1949～1986）。Lynott高高瘦瘦帥帥，黑白混血兒，魅力百分百，是個色鬼，據Moore說：「你絕不能把女朋友留給他照顧，幾分鐘都不行。」

Lynott像媽媽般的照顧Moore，早起燒飯給他吃，介紹這個、那個給Moore，開啟了Moore包括吃中國菜在內的各方面味蕾。初進入樂壇的Moore，由於年紀小，大家覺得他是憨憨的鄉巴佬，只把他當成琴藝高超的小弟弟看待，唯有Lynnot認他是音樂上的同道，願意與他同甘共苦，一起成長。Moore在Skid Raw待了2年（1968～1970），樂團嘗試各種搖滾樂風，從放克到重金屬，例如Night of Warm Witch，這是Moore第一個正式的音樂學校，但有很多樂迷認為，團員中只有Moore的彈奏可聽，其他人的演出簡直一塌糊塗。

Moore離開Skid Row之後，1973年自組樂團，推出Grinding Stone，這是Moore歌迷必須珍藏的唱片，當時Moore才21歲，已展現不凡的氣勢。然後他三度進出Lynott組的Thin Lizzy，和Lynott共創的佳績如Waiting for an Alibi、Out in the Field，都是搖滾經典之作。

Lynott以主唱的身份組團，後來才學了貝斯及作曲，Thin Lizzy是少數被歐美樂迷承認的愛爾蘭搖滾樂團，Lynott去世後，他的雕像立在都柏林市中心Grafton Street街頭，可見受擁戴的程度。Lynott的白人媽媽未婚生子，黑人父親屢向她求婚未果，但一直有供給這對母子贍養費，Lynott由外婆照顧，從小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他是事業有成之後才嗑藥成癮，最後母親發現他染上海洛因癮，逼他進療養院做勒戒，幾天之後，突然身體狀況直轉而下，死於多重器官衰竭。

Moore談起這段經過，不禁黯然，「雖然他誰的話都聽不進去，至少我力勸過他。當時Lynott的兩個女孩還很小，我問他，難道不想看到她們長大成人嗎？他會謝謝我，然後依舊我行我素。」1985年冬天，Moore和當時的妻子去外地探望岳父岳母，有人告訴他Lynott病重，沒想到，第二年的1月4日就死了，才36歲。

Moore回想當年，說好幾天過後才承認Lynott真的走了，「我從來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卻真的必須以酒澆愁，在一家酒吧裡，有人播放我們樂團的歌，一個傢伙走過來說『請節哀』。我回到家，不禁放聲大哭，痛苦極了。」

2005年8月20日，都柏林市為Lynott銅像揭幕，他的媽媽來到現場，過去Thin Lizzy的老戰友幾乎全數到齊，晚上以演唱會向Lynott致敬（見Gary Moore & Friends one night in Dublin：A Tribute to Phil Lynott）。這場演唱會是Moore促成的，他找來待過Thin Lizzy的三位主吉他手，加上他自己，本來Thin Lizzy就以雙主吉他手聞名，Moore與其他三人分別搭配，唱了10首他們的暢銷名曲。可以看得出來的是，Moore的實力遠在三人之上，當時他已如日中天，許多樂迷甚至認為，他是全球最頂尖的電吉他手。

有意思的是，這個演唱會的前後經過有個紀錄片，片中Lynott老友們講述他的舊事，說他文質彬彬，待人接物顯出教養良好，思想上比較不像是個rocker，而像是個知識份子，尤其對愛爾蘭的歷史了解得鉅細靡遺，是他們每個人的啟發者。不過其中有一人說，Lynott的音樂偶像是Jimi Hendrix、Elvis、Janis Joplin和Brian Jones，這四人個個早死，而且死因都和藥癮有關，也難怪Lynott會步上他們的後塵，提前向閻王爺報到了。

尋找自己的聲音
Moore很早就曉得自己和Lynott不一樣，他對女人不是那麼有興趣，對藥物也是，如果酒不包括在內的話。搖滾樂吉他手必須全神貫注，指板上的音符很容易閃失，藥物上癮，絕對無法勝任主吉他手；而且吉他像是重型武器，像機關槍，需要一個控制力強大的人，才能讓它為自己所用。Moore在演奏搖滾樂時，必須是個小心翼翼的戰士；閒下來時，他神經還緊繃著，酒這時是最好的朋友。

他右臉頰到下巴的一道長疤，據說是酒後打架，醒來時都想不起來怎麼受傷的。

1974年，Moore加入了英國鼓手Jon Hiseman的 Colosseum（1975~1978），是個fusion樂團，即興意味很重，融合了爵士、放克、藍調等，這是1960年代興起的樂風，較偏爵士的例如Mile Davis、Chick Corea，偏搖滾的如Frank Zappa、Caravan、Soft Machine、Spirit等，Colosseum也算是其中佼佼者，既然志在做實驗性的音樂，當然很難兼顧市場。

「比較起來，Thin Lizzy像是打爛戰，大家想到哪裡做到哪裡，起床、喝個爛醉、上台演出等等，相反的，Colosseum的成員很嚴肅，很團結，很專業。」Moore說，「我跟他們在一起的3年，大家搭著迷你巴士，到處住便宜旅館，就為了可以跟歌迷演奏我們想演奏的音樂，不是為了錢。然而很幸運，還是有唱片公司願意幫我們灌唱。」

但Moore並不覺得與Colosseum的合作，使他得到充份發揮。「從他們那裡離開之後，有時單飛，有時再回到Thin Lizzy，我常常感到，自己的適應能力似乎有些太好，好的讓自己四分五裂，不曉得哪個方向才是我應該努力的，而我的歌迷也應該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這樣變來變去，哪個才是真正的我呢？下週我會跑去彈爵士吉他了嗎？」

逐漸的，Moore在不工作的時候，或在後台，總是彈奏著藍調，有人就說：「你彈得滿像回事了，該去灌張藍調唱片……」這話說中了Moore的心事，為什麼他鍾意的都是藍調歌手，很少搖滾歌手呢？例如Jimi Hendrix、Roy Buchanan、Peter Green等，為什麼這些人那麼吸引他？

來自Roy Buchanan技法的影響
先說說Roy Buchanan（1939～1988）吧。這位早年演奏時總是穿著一件土土的花格西裝褲，上身隨意搭配的先生，可是包括Moore在內許多樂壇名吉他手在技法方面的導師，也是至今仍受到電子吉他界無限尊崇的吉他手。他那把1953年型的Fender Telecaster，在他的操弄之下，可以發出幾十種聲音。早年，他從模仿Jimi Hendrix和Chuck Berry的歌起家，後來他的音樂類型頗多，有恬靜的Sweet Dreams，也有狂野怪異的You Are Not Alone。

從早期Buchanan灌製的唱片，便知道他絕對是個自由自在的音樂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吉他聲裡，能夠演奏吉他，就是他每天最大的快樂。熟悉他的人說，他平常幾乎是不笑的，除了彈奏班鳩琴他會笑之外，很少看到他展露歡顏，他這時笑，是因為他雖然吉他彈得出神入化，卻完全無法掌握班鳩，他在笑自己笨。

「吉他已攝其魂魄」，很多朋友這麼形容Buchanan，這位來自美國阿肯薩州、在加州長大的音樂家，父親是農場契約工兼當地五旬節教會牧師，由於教友中黑人比例不小，他很早就迷上靈歌。他和Moore一樣，14、15歲便開始以彈唱為生，有時跟團伴奏，有時脫團做個人秀；他也幾乎和Moore一樣待人慷慨且溫和，只在對音樂有要求時，才會發點小脾氣。不一樣的是Moore比較開朗自信，Buchanan則內向自卑，縱然已成吉他高手，因家計繁重，近30歲還想改行做理髮師。

1971年是Buchanan的轉運年，美國公共電視製做了《世界最頂尖的無名吉他手》（The Best Unknown Guitarist in the World）紀錄片，引來披頭四John Lenon和鄉村歌王Merle Haggard的讚歎，也為Buchanan贏來寶麗金唱片公司的一紙合同，那年他已32歲。自此到他48歲去世，出了13張專輯和3張現場錄音。基於他的「存貨甚豐」，去世後又出了17張專輯。

雖然Buchanan有好幾張金唱片，算是成名的吉他手，卻承認每次上台都還緊張得很，並不是大家看見他那樣的悠閒自在。聊到外傳1969年滾石合唱團曾找他去替代Brian Jones，他說確有其事，但他有自知之明：「I don't feel like a Rolling Stone, I don't look like a Rolling Stone, I don't think like a Rolling Stone.」並說，最危險的就是人人都誇你為世界第一的時候。其實並沒有什麼世界第一。

有一次人家問Buchanan，請他評量一下幾個他的年輕崇拜者（大概意指Jeff Beck或 Gary Moore），他只回答：「彈得快又好是一回事，但演奏總是還要回到歌曲的基本面，看看你究竟想表現什麼。你有辦法，就表現得出來，這時無論你被別人如何評價，你都自知是成功了。」

Buchanan有6個小孩，本來是個愛家護子的父親，然而成名讓他必須不斷的上路做巡迴演出，經年累月下來，習慣性嗜酒腐蝕著他的肉體，有時表演會出現突如其來的恍神。他最後一場演出，是1988年8月7日在康州新海文，因為酒醉砸鍋，他還信誓旦旦一定要戒酒，可是8月14日又因酒後鬧事被捕，地點是維州的Fairfox郡，他被送進警局的牢房，第二天早上，守衛發現他以自己的襯衫上吊自殺了。

Moore雖承襲了很多Buchanan的吉他技法，兩者的真正不同，在於Moore上台後絕對為了觀眾賣力演出，而Buchanan常說，他演奏多是為了給自己聽的，是為了讓自己得到滿足，雖然在他生涯末期，變得比較能夠與觀眾互動，但是他與他的吉他之間有一種極其神秘且私密的關係，在他表演時，觀眾永遠感覺得到。

雖然Moore與Buchanan一樣，都不是那種常常通宵達旦開趴的藝人，即使現場演出及唱片銷路表現耀眼，他們生活仍一如常人，但他們承受的精神壓力迥異於常人。娛樂業是競爭白熱化的行業，尤其藍調搖滾是比較特殊的樂種，觀眾對音樂本身的要求更高，也是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

Peter Green的致命吸引力
Buchanan與Moore兩人的精神向度不同，Buchanan是對內深掘，Moore是朝外展開；前者追求返璞歸真的美感，後者嘗試建構華麗的情感戲劇；前者大方保留音樂的不足缺憾，後者力圖羅織音樂的完整敘事。Moore不公開認Buchanan為他的老師，是有原因的，因為他不認同音樂只是個人靈魂的養料，而是必須能夠與眾人產生身心共鳴的一種實質力量，他希望觀眾能瘋狂、沸騰起來，所以特別痛恨在那種觀眾無法站起來舞動的場合表演。

相反的，Moore承認自少年時代便受到Peter Green吸引，白人吉他樂手中，可能唯有Green真正捉住了藍調搖滾的精髓。Moore曾出過一張專輯獻給Peter Green（Blues For Greeny，1995），他在Green的吉他聲中發現一種溫柔的安慰，Green無論唱歌或彈奏，都令人有滴水能夠穿石的感覺，只要你聽過一次，永遠不可能忘懷，Moore對這種精神境界心嚮往之。這張專輯中，Moore使用的就是當年Green以1,000元美金廉讓給Moore的'59 Les Paul，有別於Moore的其他專輯，他以相當含蓄的演奏法，模仿Green的演奏法，來表現Green的作品。

Green比Moore大6歲，是個英國倫敦東區長大的吉他手，Moore第一次聽到他演唱是在貝爾法斯特一家小酒館，Moore當時才14歲。當然不只Moore為Green著迷，這個猶太小子才氣縱橫，除了給自己的合唱團Fleetwood Mac寫了無數歌之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Santana聞名世界的Black Magic Woman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Green出道時被John Mayall帶到他的Bluesbreakers合唱團，頂替Eric Clapton留下的吉他手缺，並預言他的成就會超過Clapton。起先，尤其是Fleetwood Mac氣勢當好時，不知多少人都唱過他寫的歌。然而Green在1971年沾上毒品LSD後，不出3、4年便報銷了，例如Heavey Heart、No Way Out等歌，都可以看出藥物的影響。

1970年代中期，Peter Green常常陷入昏睡，也不時發生譫妄的情形，醫生診斷他因吸食LSD導致精神分裂症狀，他足足在勒戒單位待了2年，才「乾淨」的回到流行音樂界。他算是幸運，雖沒有東山再起，直到今天仍活躍於藍調搖滾界，也不時參與巡迴演出。

Green的吉他琴聲依然美麗動人，繼續保有B.B.King常盛讚他的「甜滋滋」的味道，而且，現在他的「迷幻」是清醒的。人不可能有兩個人生，實相的人生仍值得期待與經歷。他變成一個胖胖的、笑容可掬的70歲老頭兒，接受訪問時常答非所問，聽他嘴裡唱著：「Give me back my freedom.」時，你會哀傷的想到，這是一個我們務必珍惜的、劫後餘生的人。他的悲劇成了我們的享受。

倒是Moore在2011年死了，2月6日，他和女友到西班牙一個海灘渡假，半夜死於心肌梗塞，時年58歲。他吃了一頓安安靜靜的晚餐，兩人還去沙灘上散散步，回到旅館；半夜4點，他女友感到Moore好像很不對勁，曾試著給他做按摩。死後的檢驗證實，Moore不僅是「喝多了」，他死時身上有0.38%酒精，是酒駕限制的5倍含量，通常，人體內酒精含量在0.4%至0.5%便足以致命。

Moore下葬於英國Sussex的瑪格麗特教堂墓園，喪禮只有少數親友參加；他結過一次婚，共生下3個孩子，2個兒子是前妻生的，女兒是他同居了11年的女友生的。他的經紀人發布消息後，全世界的大報都刊出過消息，連台灣都不例外。

沒有人知道他為何要喝下那麼多酒，事實上，我們對Gary Moore的生活所知不多，他是個非常著重隱私的人。或許他冷硬的臉龐只是一張面具，面具下是個異常柔軟脆弱的男人，唯有他的吉他、他的藍調搖滾，足以負載他易感的魂魄。

以上文稿原文可按以下連結：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5/article/5558

Gary Moore - Still Got The Blues (Live):
https://youtu.be/4O_YMLDvv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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