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說「能有機會寫下這篇專訪的我，覺得非常開心」是有些不負責任。完稿之後，來往調整最多的是引句裡的用詞，什麼會讓一個人面臨危險，什麼會讓一個人身邊的人面臨危險；之間，又確實摻著「希望更多人看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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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需要透過嚴格才能實踐的溫柔是不幸的，但終於有一天我需要選擇接受我們偶爾要被這種嚴格所保護。世界容易用言語判決使用者的心意，忽略言語和立場之間還隔著動機。明眼人或許看出這篇專訪每一個小標都脫胎自一首詩，而詩是我和阿報說話之後第一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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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詩？上好稿之後丟網頁連結給他，結果在訊息匣中點擊連結的時候跳出視窗：「网页存在安全风险，为维护绿色上网环境， 已停止访问」。意思是，這個世界將有許多人看不見這篇訪問吧？有些事情可以改成暗號，有些事情一旦改成暗號就再也不是原來的事情。什麼事情是前者，什麼事情絕對不能改變，我知道詩就是思索這件事情的事情，然而詩往往不能消滅問題。詩只能給我們面對問題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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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報給了我一種姿態。能有機會記錄這種姿態的我，覺得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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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原来的『湾湾独立音乐速报』，现在的 ＠小岛音乐速报，主要发布台湾原创音乐、独立音乐新歌、MV、演出等等相关资讯，如果你也喜欢台湾音乐，欢迎关注我（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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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小島音樂速報微博，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置頂文中這段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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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介紹不到一百字，明眼人卻能看出端倪。2020 年 11 月 21 日，當屆金馬獎頒獎典禮隨主席李安步上星光大道揭序，這是中國全面撤出金馬的第二年，這邊觀眾習慣入圍名單裡不見中國作品的同時，那邊觀眾大概也習慣了轉播這檔事檯面上是看不見了。那晚，灣灣獨立音樂速報同步圖文轉播得獎動態，幾則發文都被新浪下架。速報頁面隨後出現一則新貼文，大意是對待一個頒獎禮，封殺到這般地步，真的至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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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則新貼文當晚即在微博遭到圍攻，相關博主及眾多網民紛紛開始舉報，認為他的微博名稱夾帶私貨；數天後，他甚至收到了新浪站台要求改名否則對帳號進行官方處理的私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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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三年來受灣灣獨立速報的資訊餵養、三十多萬追蹤者中，不少人挺身而出。有人是承著自己在這裡認識數不清台灣好音樂的情，有人是見得區區頒獎轉播被動刀的不平。這抗議竟真傳到新浪某位高管耳中，高管點了頭，不對這個匯集無數樂迷的站台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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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週後，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的名字依舊被改成亂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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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寫「原來的」，是因這回終究不敵壓力，「灣灣獨立音樂速報」這個自 2017 年開站時就使用的名字，改姓成了小島。而之所以短短八十字裡「獨立音樂」、「原創音樂」並用，起因仍是「台灣」後面不能接「獨立」的潛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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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跟他們解釋斷句是 台灣 獨立音樂，要找你碴的還是找，後來很多媒體省麻煩，就用了原創音樂這個詞。」原創音樂，使用時概念幾乎等於獨立音樂，為避文字獄而衍的新名目，到頭來簡介卻還得反過頭把這詞給列上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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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螢幕裡的男子，唸「誰」的時候聽起來是「ㄕㄨㄟˊ」，說「年」的時候聽起來是「連」。他是原來的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現在的小島音樂速報始終唯一的經營者，更常把自己稱作編輯。熟的人都叫他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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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給了我天線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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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阿報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聽見對岸」發表了〈台灣「獨立音樂」簡史〉。現在，你知道為什麼獨立音樂四個字要加引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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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從台灣的熱門音樂時期開始，順著解嚴後地下音樂萌芽、再轉化為如今獨立音樂概念的過程，約三十多年的歷史進行爬梳。文章一發，台灣社群上轉發者眾，除了史料本身激起的興趣，多少還有「這主題的文章出自中國人手筆」的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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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阿報第一篇掀起討論的寫作。2019 年，他在〈年終總結之現場篇〉一文中，統計該年度有多少台灣樂團到中國演出，得出「台團批量上大陸」的結論，數據被報導者〈那些席捲亞洲的台式浪子與浪漫──獨立樂團唱出厭世代的微抵抗〉一文採酌；2020 年 6 月，緊跟當年台灣文化部補助名單公佈，阿報另一篇文〈在台團熱潮背後，了解下台灣的音樂補助是怎麼一回事〉，則向中國聽眾說明台灣音樂圈習以為常的制度，「音樂補助是大陸沒有的嘛，對於大陸很多網友來說，政府居然發錢給樂團做音樂，他們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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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每篇長文末，總會導回小島音樂速報微博，「那裡比較熱鬧」。原有正職工作的阿報，寫長文是一年只幾次的事情，「聽見對岸」被他稱為年更號，比起小島音樂速報多時一天近十則台灣音樂情報的頻率，寫這樣有學究精神的論述，不是阿報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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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他在福建出生。因為當地方言與台語高度相似，少年時期的阿報完全聽得懂電視上五月天唱的台語歌是什麼意思。阿報口音裡那份熟悉咬字，也原來是連上了我們對台灣國語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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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福建電視上有五月天？原因之一，是那個台灣音樂仍在中國舉足輕重的年代。阿報回憶 2006 到 2010 年間，身邊的人聽的是五月天、F.I.R. ，唱片行裡賣的是陳綺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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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乍聽有點玄，想想卻有道理：「就，我們家的電視天線，那時候收得到台灣電視的訊號。我可以看中視看台視看華視，我記得這三個電視台最主要⋯⋯」不對、先等一下，這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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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離金門很近你知道嗎？那個電視信號到福建都清楚，大概就和廣東那邊常看到香港的電視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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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阿報和家人搶遙控器，想看的是台灣樂團上節目打歌、廣告間的新曲 MV。為什麼想看？他說新世紀之初五月天《搖滾本事》演唱會，是自己第一次在螢幕上看見樂手操著樂器，有鼓、有吉他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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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帥吧，阿報說。就像許多少年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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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到二十多歲時，才發現台灣所謂「聽團仔」不少已把五月天劃到商業樂團的那一邊，這一點和阿報身邊的中國樂迷不同。包含阿報自己，至今都還對五團抱著當年獨立音樂啟蒙的好感。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沒有社群、自媒體，阿報心中的台灣音樂地圖描製除了電視，靠的是蝦米音樂和豆瓣兩大平台的音樂導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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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知道五月天陳綺貞這種大名字，什麼絲襪小姐，什麼女孩與機器人、法蘭黛、先知瑪莉，都是因為蝦米音樂的推薦機制做得很好，我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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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辭去工作回到福建的阿報，電視台不再收到台灣訊號。養成他品味的蝦米音樂，也在今年二月終止營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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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誰還看電視呢？中國的唱片行一樣在倒，台灣音樂的影響力也在中國漸弱。少年阿報上了大學，那時躺在宿舍床上聽癡了的透明雜誌、甜梅號、回聲樂團，至今還是他的最愛，彷彿有什麼停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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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團時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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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速報發文消息之速、簡史鑽研之執著，很難想像阿報本人只來過台灣兩次。2018 年，回聲樂團休團後睽違兩年重聚《巴士底之日十週年》演出，26 歲的阿報心想，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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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的阿報，大學上的是物理系，一入學就加入吉他社。「這邊的吉他社，相當於台灣的熱音社，是玩樂團、搖滾那種的。」社團裡都是音樂同好，只不過大家聽的多是中國搖滾，痛仰樂隊、萬能青年旅店，聽台灣樂團的有但不是很多。阿報只能靠著網路來尋找台樂同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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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都是打關鍵字，比如你在微博搜個安溥，搜到很多博文，那基本上提到的人都是喜歡安溥的，你就循著這些內容認識一些網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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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點和線，總會想到面。微博上，阿報找得到日本音樂速報，找得到英國音樂速報，就是沒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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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並沒有立刻著手一個以台灣音樂為主題的自媒體。他最早創的是一個發表「洋蔥新聞」的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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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新聞語出美國一家生產諷刺新聞的媒體「The Onion」，後來詞彙延伸用於描述基於嘲弄目的所生產的新聞，多少包含造假和誇張的成份。阿報以音樂為題，寫了幾篇洋蔥，覺得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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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所謂音樂媒體，也就跟內容農場一樣，它可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文章，我想說沒有一個比較正規的音樂媒體來說一些事情，就覺得可以往這方面努力一下。原來那個號比較搞笑，寫了幾篇之後就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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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阿報滿志躊躇，下定了決心。站台名字，他早在註冊前就擬好：台灣獨立音樂速報。他沒想到申請第一關就被系統自動拒絕，原因是「台灣獨立」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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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我完全沒想到這件事吔！那時我很急，想說哇靠那怎麼辦，我要改什麼名字，一下子也沒有什麼好的想法，就想那把『台灣』改成『灣灣』好了，結果就這樣註冊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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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逆料灣灣獨立這名字也只撐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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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他循自由行買好了機票，回聲演唱會的票約在台灣面交。第一次到台灣，一切新鮮，和合購門票的台灣歌迷一起排隊時，連坐下也讓阿報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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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邊排隊都是站著的，因為我們覺得說地板可能比較不乾淨。那個台灣樂迷就拉我說你要不要坐著、要坐著嗎？我還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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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許多。比方他和那人聊起自己當年在上海看了四十幾場演出，那人竟回「所以，上海那邊是只有台灣樂團可以看嗎？」比方他提起法蘭黛，那人竟回：「沒聽過欸，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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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我向阿報嚴正澄清，上述行徑可能屬於該名歌迷的個人問題，從中倒仍延伸探討不少觀察：阿報直言，相對於他身邊的中國樂迷對台灣樂團的認識，台灣樂迷對中國獨立音樂的了解在他看來確實遜之；此外，台灣聽眾的分眾程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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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頑童是不是在這裡很紅，他說對，但那是聽說唱的人在聽的，他們是聽團仔，不怎麼聽頑童。但對我來說不是這樣，我聽台灣音樂不管你說唱還是搖滾還是什麼東西，只要是台灣音樂我都聽。反而在台灣，你們好像有分聽團仔是聽團仔，然後說唱仔是說唱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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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告訴阿報，這群人在台灣更常被叫做嘻哈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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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這趟台灣之旅的經驗不只有距離。走進 Legacy，阿報在台前熾熱，意外發現台灣歌迷比中國聽團仔冷靜太多，「特別像北京這類的搖滾重地，或者迷笛這樣的音樂節，在大陸聽現場大家是狂叫狂撞的，歌與歌之間會問樂手等等晚餐要吃啥，」在中國，衝撞喚作「POGO」，音樂節若辦在一片草地，演出結束後大家會站在一片泥地上，「我覺得台下大家好安靜啊，我在大陸是最冷靜的，在這裡變成最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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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柏蒼在台上問說『你們是從哪裡來的？有沒有人從新竹來？有沒有從桃園來的啊？』我就看說怎麼沒人舉手啊？在大陸假如台上喊到哪個地名，肯定就很多人舉手比大聲的。忽然心血一來，柏蒼問完一輪我就超大聲喊：我是從上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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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柏蒼嚇到了。那瞬間的阿報和身邊的人多不一樣，卻又多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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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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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聽團仔而言最幸福的事，或許就是待在音樂的世界裡。然而，現實是世界上永遠有音樂之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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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群趨勢，音樂人及其團隊也發展自媒體，將聲量與話語權從傳統媒體握回手心。對經營速報的阿報而言這一則以喜，他可以藉由翻牆使用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追蹤音樂人，即時獲得新訊。阿報樂於在社群上追蹤台灣的樂評、音樂媒體，同時也信奉人肉推薦勝過音樂播放平台演算法。樂評在媒體的撰述、音樂人在社群上的互粉互推，對還有正職時一天頂多花一到兩小時整理速報題材的阿報而言，是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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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以憂，是中國對社群的管制再加上兩岸箭弦的繃緊，讓音樂圈裡的人常常彷彿是即將射出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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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沒有社群，很多事情是大家都不知道。那現在，大陸樂迷如果平常不會翻牆的話，可能並不會特別清楚台灣樂團在一些政治或者社會議題上的表態，結果就造成一些認知分裂的情況。例如前幾年，脆弱少女組在社群上發佈了台獨相關言論，消息鬧大之後很多大陸歌迷就哇啊脫粉啊，因為他們原本聽這個團的音樂，感覺就是清新啊可愛啊，不會想到政治立場是對立的。反而是和我一樣常翻牆的人，很多事情早就知道了，反應沒這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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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也不只對方。2019 年，台北市長柯文哲現身杜鵑花音樂節，上台獻唱音樂節主題曲，身後是傷心欲絕的官靖剛和美秀集團的劉修齊拿著吉他伴奏。阿報當天把影片上傳速報，後來卻看到劉修齊在 Facebook 上表示阿報只因他個人參與活動就把樂團的名字和柯文哲放在一起，會給人不好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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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個時候真的完全不懂台灣的政治你知道嗎？我想你一個市長出來講話，你樂手彈琴，這個有什麼啊？我完全無法理解。後來才知道台灣人對這個很敏感。」社群催化動輒炎上，但真正刺激神經警醒的仍是政治。兩岸情勢一動一靜，小島音樂速報信箱裡的檢舉信頻率可以說是地震儀了。早前因新疆棉事件，一系列藝人紛紛與品牌解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甚至有網民統計解約與沒解約的藝人名單，留言催促藝人解約，阿報發文表示希望藝人不需要被逼迫表態立場，隨即遭舉報禁言三十天；平素裡，發佈拍謝少年、盧廣仲新歌訊，總有人傳訊「台獨藝人的歌不要發了」，數量多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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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外的世界，阿報也並不快樂。音樂推廣工作，在中國環境裡越趨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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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做文化產業，在沒有創作自由的基礎上做這件事，經常遇到難以想像的荒唐事。我舉一個台團的例子，有台灣樂團歌詞裡面會寫抽菸，這很單純嘛，它甚至跟政治立場沒有關係，它就是講抽菸啊，但你這首歌在大陸有些城市就是不能演出，因為你報批的時候有關部門的人會覺得對青少年不好。我覺得哇這很莫名其妙吔？為什麼歌曲能在平台聽，演出卻不能演？類似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太多了，一次又一次削弱你的成就感。然後你就不想幹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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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阿報終於遞辭職信。在上海聽了無數演出、度過一整段音樂職涯的他，又回到了福建，他最一開始聽見台灣音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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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他接案糊口，經營小島音樂速報的時間多了那麼一點點。上一份工作留給他的，是他身上的媒體素養與判斷眼光。他懂得某些行規，例如在中國封殺也分等級，「像盧廣仲，他是歌曲可以聽，但演出不能來，這是半封殺；那像滅火器，他是歌不能聽、演出也不能來，那它是全封殺；何韻詩，她歌曲不能聽、演出不能來，人的名字也不能出現，這是徹底封殺，又是分好幾個檔次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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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小島音樂速報的發文稍稍增多，幕後的阿報眉頭皺得也沒少。有些音樂人有流量，有些剛起步，發佈情報時會不自覺大小眼嗎？點閱一定會高的音樂人醜聞八卦，要發嗎？會不會因為每每發政治敏感情報就被罵，而下意識自我審查？這一切，阿報說他不知道，說不定他已經被改變了。至今抵抗著壓力的，是每每他遇難時現身的同等善意，那是對台灣音樂一樣有愛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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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還有愛。「有時候你聽到一首歌，覺得幹這真的太屌了，我一定要讓全世界聽到，結果發出去沒幾個人理你，這個沒辦法，沒辦法。你只能承認說，同一首歌真的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只是不管怎樣，你當時肯定會心情不好，肯定會低潮，這麼好的音樂怎麼會沒人給你反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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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麼辦？「沒辦法，就今天過了再想第二天的事情啊，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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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錯過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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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小島音樂速報微博有近 39 萬人追蹤。變現的可能，阿報是想過，但沒多久就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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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我就是一個搬運，我只是通過翻牆，把台灣的資訊轉移到大陸而已。我覺得這個稱不上是什麼多高明的技術，我只是做這樣一件事，讓更多人獲得資訊更方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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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成為了收到台灣訊號的那副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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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的幸福是什麼呢？〈台灣「獨立音樂」簡史〉完成半年，阿報依然滿意，準備功課時他讀到「台客」一詞原來在台灣語境中經歷流變，從二十年前帶有土氣、流裡流氣的負面意涵，到如今大多偏向正面、支持台灣本土意識的形象，這是他原本不知道的。而因為他寫下，許多中國聽眾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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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他說還有幾個詞他不懂，例如 8+9 和 1450。「你寫中文我還查得到，你寫數字這個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意思啊！」我向他說明，他哦了好幾聲，說他懂了。他明白的表情，讓這場訪問其中的幾分鐘，也成為了他因愛而獲得的東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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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簡史，其實是在他被禁言三十天的期間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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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有很多想寫的，比方台灣說唱的發展，台灣電子搖滾的發展，但辭職以來也還沒有時間完成。他也依舊想念台灣——第二次、也是至今最後一次來台灣時，他除了參加簡單生活節，還看了好幾部電影。「我除了是音樂迷，還是電影迷。很多電影大陸看不到啊。」原來轉播金馬獎也是為了愛。今年，疫情成了另一道看不見的牆，和金門很近的福建忽然又顯得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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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現在的台灣音樂，和當年他隔海聽見的台灣音樂有什麼不同呢？他穿過鏡頭看著我，說下面這段一定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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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在疫情下到我們這邊演出必須要先隔離，然後你回台灣也要隔離，不像從前那麼方便，導致很多音樂人必須做選擇，要嘛長期待在大陸，要嘛長期待在台灣。」他說，「從前是有些流行歌手會常駐大陸發展，現在有少量獨立樂團也走上這樣的路，在這邊一待就是大半年甚至一兩年的時間，把幾乎所有的事業都放在大陸。那就會導致一種現象啦，說真的：台灣是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就像 Leo王在金曲獎說的，他想唱什麼唱什麼，想寫什麼寫什麼，但有的樂團只單純依賴大陸市場，就不得不順從大陸這邊的規矩。比如剛剛講的抽菸，你寫一首抽菸的歌不能在大陸唱，以後你就不會寫抽菸的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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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覺得很可惜、很可惜。在台灣的話你可能會寫一些別的，但你在大陸你只會寫這些歌，你就變得跟⋯⋯其實跟一般的大陸樂團沒什麼兩樣說真的。除了你身份證拿的是台胞證之外，你跟其他大陸樂團又有什麼區別了？我覺得台灣人你要分析自己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你之前能寫那些歌⋯⋯我不反對正常的文化交流，但是音樂人自己的路要怎麽走，還是要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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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自己可惜的，阿報為這些可惜了。因為那是他追逐著很久的地方。長大是發現原來自己想去的地方也有人想離開，這時到嘴邊的話倒只有淡淡一句「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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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不該說他是天線，天線是不懂追逐的。那年甜梅號到上海交通大學演出，阿報穿越幾十公里，從上海這頭追到那頭，只為了聽一場學生辦的音樂節裡在校園禮堂的演出，「我不是那個學校的人，沒有座位可以坐，只能站在很邊角的地方聽。那個場景想起來滿寒酸的，但還是很感動。那個時候音樂響起來，一切進入那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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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唯一一次聽到甜梅號現場，因為後來甜梅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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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錯過的滋味，直到今天仍努力不讓更多人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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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他聽五月天和陳綺貞長大 ——
專訪台灣獨立音樂微博「小島音樂速報」
facebook.com/biosmonthly/posts/491041744898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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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插畫_ Penn⠀IG@yanjin
視覺統籌_ 潘怡帆 Crystal Pan Photography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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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標題皆改自顧城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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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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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遠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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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結束／你避免了一切開始⠀——〈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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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仍明明白白，／但我們仍匆匆錯過，／因為你相信命運，／因為我懷疑生活⋯⋯⠀——〈錯過〉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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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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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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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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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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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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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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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智叔的話］

驚聞廖啟智因病離世，我亦想起2013年曾因港視失落免費電視牌照相約他作了一次訪問，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再收錄於《文字欲》一書裡。訪問引起無線電視管理層關注，表示會檢討藝人福利。而這次訪問後，亦幸運地獲得智叔及其太太敏兒的回饋。

智叔言簡意賅地表示「訪問寫得很好」；而敏兒亦同意，文章把智叔的真性情表現了出來。雖然文章之中，智叔是個深沉內歛的人，但他每句說話，都是聆聽了我的問題，再深思之後才說出來的，用字謹慎，樸實無華。隨着自己年歲漸長，才愈來愈懂得欣賞智叔的厚實和智慧，特此把文章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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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翻不了波濤——專訪廖啟智　（2013年10月20日）

廖啟智記得TVB 對他的恩情，一九七九年藝員訓練班畢業後，不久就獲派電視劇《上海灘》重點角色，九十年代《歡樂滿東華》不乏他的亡命表演，最經典要數「穿高跟鞋踩鋼線」和「用喉嚨頂纓槍推郁小貨車」。九十年代中工作量更創紀錄，有一陣子，平均天天在公仔箱曝光半小時，連年「爆騷」讓他有條件養妻活兒。太太陳敏兒是訓練班青梅竹馬同學。智叔有今日，不能不歸功於TVB。

性格上，智叔為人低調，甚少在娛樂版投訴抱怨，更多是默默耕耘。大眾記得，早些年幼子文諾因血癌病逝，兩夫婦靠宗教力量互相扶持，好爸爸形象深入民心。在觀眾心裏，智叔就像他拍的外傭廣告一早已和我們「融入家中」 。

然而，今次訪問，第一次接觸真人，才發現智叔內斂深沉，有點dark。不笑的時候，他那淺灰色眼珠望着你，嘴巴半張，像個洞悉世情的智者，又像個哀傷悲劇人物。導演爾冬陞 說過，智叔眼神「凶狠非常」，筆者見證，裏面像個深海，時而波平如鏡，時而翻起暗湧。

筆者問一個問題，他思考良久，最長一次想了一分鐘，他不是迴避你，而是不願信口開河，在一分鐘裏，他瞇着眼，頭傾側，吃力從深處挖出最精準用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答案，缺少了「無綫」「政府」等主體語，但批評依然扔地有聲。有時他會說寓言故事，聽得人模稜兩可，但只要連同那豐富的形體演譯和千變萬化的眼神，你會明白他說什麼。

在這個脈絡裏，你知道，當他要批評自己前僱主，嘉許一個新玩家，智叔的話，句句肺腑。離開無綫多年，去年替王維基 拍了一套劇，在新工作模式下，讓他重拾了久違的拍劇樂趣。今天，看到這個讓藝人有基本尊嚴，肯提升製作水平的老闆不獲發牌 ，智叔極度失望：「這次不發牌，是我演藝生涯的一件大事。我幾十年沒有享受過工作，現在有機會享受，忽然沒有了，還不大件事？」他更形容，現在發兩個牌，沒大幅改變電視生態：「一潭死水要加入活水才有生機，現在是在潭死水裏，加了兩滴水，泛起了兩個漣漪」。

發牌被阻，有人激憤得今天要上街 。智叔不肯透露他會否參加，但哀莫大於心死：「一字咁淺（嘅發牌道理）都要上街，我寧可唔要（個牌）。」更實際的做法，智叔說，大家「唔好睇」某大台才是力量所在。

然而更令人心寒的，是一種集體絕望。王維基說香港公義已死 ，智叔說得更深入：「香港沒有公義？從來都沒有，只是以前它（當權者）會給你一個希望，𧨾你說有希望的，傻啦，有（希望）的，現在是連希望也要幻滅你……」說到這裏，智叔在筆者眼前耍了兩下魔法，尤如一個欺哄人的小丑，然後忽然變臉，放空眼神，以poker face木訥地說：「現實就係，無！」在昏黃的初秋夜，一陣無情風颳起，把樹葉紙張吹得亂作一團，筆者打了個冷震，眼前恍惚看到扼殺香港創意工業的死神。

***
「壟斷」出現客觀現象

廖啟智出名謙虛。筆者致電邀約訪問，請他這位TVB老臣子又拍過王維基劇集的資深藝人，評一評發牌事件。智叔最初說：「我看法未必夠全面」，記者情急解釋，他才安慰：「我只是說自己經歷未必代表全面，但也願意跟你談。」到了約會時間，現於浸會大學教演戲的他下課後趕來，遲到五分鐘不忘道歉。記者上前跟他握手，他有點生硬，你可以感到一種害羞和慢熱，但骨子裏有一種誠懇。

入行三十多年，智叔是個「TVB傳奇」，自小在基層家庭長大，因親戚在大東電報局 工作，家裏得以用便宜價安裝「麗的映聲」 ，在粵語長片 裏看到童星馮寶寶，啟蒙他要做演員。中學畢業後，兩次投考無綫藝員訓練班才入圍。智叔常說，做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高大靚仔」，但多年來在電視及電影機會不絕，兩次獲得金像獎 最佳男配角。

智叔說，自己愛穩定，而無綫「樹大好遮蔭」，收入又不錯，一直沒動機外闖：「熟了制度，工作模式掌握到，人的自省能力會減低，（大台）沒競爭，偶然隔籬（亞視）咬一啖，我哋就醒一醒神，當隔籬台無嘢咬，我哋就繼續，叫對得住份人工。」智叔承認，演員也不敢進取：「要求太多，跟整個氣氛不夾。」

智叔認為，不理無綫認不認，「壟斷」已經出現：「像賽跑一樣，跑道上只得我一個跑，「沒人跟到我，我為何發力？」所以，無論它是否承認壟斷，客觀現象是出現了。」

智叔在TVB服務二十五年，至二○○五年離開。他強調，和舊公司關係不錯，亦感激對方給予的工作機會。然而，外界一直報道他離巢主要為家庭（其幼子二○○三年患病），但今日智叔透露，當初離開，和舊公司管理手法也有關。

智叔形容，最初TVB 成立，藝人大都是簽同一種合約：固定薪金，每月包十個「show」（一個show是半小時節目，即每月曝光五小時）。至九十年代中，合約種類變多，知名度低藝人出現不合理待遇：如只簽一個show 卻被合約綁死一年，亦有藝人因出show 不足，在下一期合約被追討：「有人覺得這些條款匪夷所思，或不合乎合約精神，但亦有人說：你可以不簽，但藝人有選擇嗎？」

智叔發現，公司氣氛有所改變：「以前覺得公司好溫暖，大家一齊打拼，而家（公司）建立了，開始同你計數，「不要跟我講感情」，甚至同事傾約，管理層說話和態度已經「公事公辦」，甚至出現「尖銳挑釁性字眼」，這個變化，令我向心力不強。」智叔形容，同事在負面情緒下工作，促使他於二○○五年離開。

部頭拍劇綁死兩年

離巢兩年，一位相熟監製邀請他回TVB拍劇，以「部頭」 形式接了一套劇，簽約前卻發現條文無理：一套只拍兩個月的劇，竟要綁死兩年，期間不可於其他免費電視台工作。智叔說，對方解釋「這是制度」「這是規定」，並不是針對他。智叔憤憤不平，「唔係嘛？我拍兩個月咋，拍完不就是拍完了嗎？」但也無奈接受，因為更悲哀是，爭取了自由身也沒用，事關另一個免費台亞視近乎沒製作，但智叔依然有氣：「我感受是不好的」。

智叔表面有點酷，卻掩蓋不住一個演員的高度敏感，訪問裏多次提及「感受」。他分析，無綫沒實質競爭，故此沒動機維持員工士氣，但叫他惋惜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創意工業，竟悄悄流失了「人味」，說到這裏，他聲線柔軟，但字字清晰：「最初入TVB一切都是新的，可以說不成熟，但很人性。當它成熟到一個階段，變成脫離了人味，它變成不需要顧及感受，但人往往需要一種感受。」

電視台沒「人性」可以去到幾盡？大台為了提升生產力，白天外景，晚間廠景，同一班演員早上六時開工，凌晨三時收工，每天只剩數小時回家冲涼睡眠，但人不是機器：「觀眾可以看到，畫面裏的演員好唔夠瞓，狀態跟劇情應有的不一樣」。藝人拍劇期間想有社交，想有正常生活，是一種「奢望」。

去年夏天，廖啟智參與王維基新公司的《警界線》製作，飾演一個亦正亦邪的卧底。電視界老臣子如他，像劉姥姥入了大觀園，首先是技術上的創新：全實景拍攝，兩部攝影機同步運作：「這些條件是「革命性」的，過往幾十年香港電視製作，沒人會想過用這些方法，是一種「奢望」。」

更可貴是，資深演員如廖啟智，數十年來首次覺得，「原來工作可以如此享受」。他形容，以前拍劇是在「精神體力極度壓縮」，現在是「有空間給演員入戲」：以前二十集拍兩個月，現在拍半年；以前每日工作十九小時，現在縮減至十二小時，當然，老闆給演員的支票大張了，花在製作的開支上升了：「除了頭幾年入行，慢慢已沒有享受過拍劇，這一次才有番。」怪不得，有人形容無綫叫「舊世界」，王維基開拓了「新世界」。

聽到這裏，筆者感到一陣悲涼，香港演員多年委曲求全，過着比「碼頭工人」更剝削的生活，還有人拿着「自由市場」作藉口，指藝人「自願」被剝削；亦有藝人把這種舊秩序「內化」，揚言感謝大台霸權，才能練就一口流利普通話回應其他電視台訪問。

筆者大學主修心理學，記得一個經典實驗，科學家把狗放在大箱裏，箱子一邊通電，只要狗躍過中間欄柵跳到另一邊，就可以免卻被電刺痛，研究發現，狗會不斷跳躍，即使氣來氣喘，心理依然健康。但若欄柵另一邊也是通電的，意味牠如何努力跳躍，一樣會被懲罰。最恐怖是，有一天，欄柵另一邊不再通電，狗也放棄再跳，只會伏在地上任電流刺痛。簡單說，這隻狗「認命了」。科學家說，人亦一樣，長時間發現努力白費，會產生一種後天養成的自我放棄心態（learned helplessness） ，現在政府的做法，如同關掉了創意工業工作者等待多年後的最後一扇逃生門，把業內最後一線生機也要滅絕。

人味流失希望幻滅

智叔像個智者，一矢中的點出今次事件最令人擔心的事實： 「希望的幻滅」。他承接了王維基所說，香港沒有了公義，卻更透徹地分析，公義或許從來也許沒有，但至少當權者會願意假裝，欺哄我們「有的有的，這世界有希望的」，但今次決定，如同把香港人僅有的希望也要消滅： 「現實就是，無」。

請智叔分析，事件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啟示。他像老僧入定，苦苦思索，良久才語帶相關地指，這次發牌決策，也反一種「無人味」的管治思維： 「這次結果是，它不需要理會你的感受。」筆者追問，「它」是當權者？智叔沒否認，只慎重地重複：「它不會理會你感受囉。」

慎言的智叔，沒有落力稱許王維基，只是陳述客觀事實：在王維基治下，創作團隊過着較有尊嚴的生活，製作水平提升，藝人有空間可鑽研演技，觀眾多一個選擇。這不過是一個健康的自由市場裏應有的生態，六天之前，政府無情扼殺。智叔回憶，周二晚聽到港視失落牌照，愕然非常：「我腦海裏諗，唔係嘛！」

對於政府不發牌的理據，連兩屆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廖啟智也看不明白蘇錦樑局長 的戲碼。智叔幽默地道：「我真係理解不了，什麼叫一籃子（因素）？個籃幾大，裝什麼也不知道，我怎樣理解？我只是知道，（牌照）沒有。」

最大力量： 關電視

智叔說，不想猜度背後原因，說愈想愈令人難過。自稱懦弱的他說，感到扭轉事態機會渺茫，今天會否上街，他形容自己「思考中」，更有點絕望地說：「一字咁淺嘅嘢，（政府）都做唔到，如果下下要上街才可得到，我寧願不要，你可以說我消極，但消極也是一種抗爭。」他反而認為，關電視是一種可行方法：「既然，大家看到這個現象，就用選擇權去選擇，我覺得最大的力量是「唔睇」……觀眾要醒覺，有些習性我們不一定要堅持。」

兩個新牌電盈和有線 ，不會主攻電視劇，坊間認為，未能改變一台獨大，智叔以寓言故事，形容電視行多年如「死水」，今次選擇性發牌，死水也翻不了波濤：「水唔郁係死水，有嘢郁才是活水，你看死水裏沒可能有太大生機，活水才能養生，生命才可以延續。現在（發兩個牌）只能說是在一潭死水裏，加咗兩滴水，產生了兩個漣漪。」

一場革命需要勇氣

訪問在戶外，由黃昏一直進行到入夜，一陣陣秋風吹來，加上智叔的悲觀看法，令人絕望。我哀問智叔，香港人如何還有希望？智叔忽然小人物上身，推說自己沒責任令香港人有希望。大家靜了片刻，他又於心不忍心，引述港視同事收到噩耗後，發給他的短訊，內容是：「這是一場革命，革命不一定成功；一定成功的革命，便不需要勇氣。」智叔解讀，若大家把這件事看成革命，就知道革命會失敗，會流血，有犧牲，雖然過程難受，但至少「勇於去革命的人，才可貴。」

不少演員擔心得罪「舊有秩序」。智叔笑言，近年已轉向以電影為主，亦已過了「無嘢做唔得」的階段，故不太擔心。這次和王維基以「部頭」形式合作，不獲發牌他最傷心的是作品沒法重見天日。問他是否被大台列入黑名單，智叔笑着問：「我怎知道？但在公開場合，它（無綫）不會訪問你。」

對於香港電視觀眾，智叔有什麼說話要說？這個擅長演譯深沉角色的實力派，還是勸勉大家要內觀，要自省，戒掉對一間電視台的情感依賴：「其實人是需要有感情依附，一路慢慢成長，我們要學會不帶感情，或至少設個界限，做觀眾也是。觀眾好想有感情寄託，奈何有時所託非人，我哋都要有所取捨。」訪問完畢，我們客氣地道別，他一轉身，沿着昏黃的街燈漸行漸遠。我想起《無間道2》 ，智叔飾演的黑道人物，殺人之後，旁邊有人在埋屍，他在荒野裏用口琴吹起一首《Auld Lang Syne》。

＊＊＊
［後記］

每一次訪問，都擴闊我的眼界．以前我以為，演藝人物在幕前口齒伶俐，幕後他們也應該口甜舌滑．訪問完智叔，令我大跌眼鏡．

我保留了當日訪問的錄音聲帶，教新聞採訪課時會播放節錄給同學聽．智叔在錄音中說話零碎、斷裂、主語欠奉，有時我問一個問題，接着是一片死寂，dead　air數十秒，他才老鼠拉龜地回應．談話內容有時抽象，聽得人不明所以．學生聽到智叔的反應，忍不住苦笑，有時皺眉．

我會問同學：「廖啟智不想接受我訪問嗎？不是．」我的觀察是這樣的．從第一通我打給他的電話開始，他的每一個反應都顯示他願意做訪問，但他的開放程度有限，有意識去保護自己的私隱．例如他只把辦公室電話留給我，跟我碰面後握了一次手，握手的力度有一點僵硬（我在課堂上經常跟學生玩握手遊戲，請學生判斷不同力度握手表達了主人翁的甚麼性格）．

遇到如此受訪者，採訪風格也要作出配合．由於智叔說話風格簡約，不少意思是由身體語言、語氣傳達，我大膽在文章裡做了一些詮譯和解讀．文章刊出後，有人認為我的書寫太過主觀．完稿後，雖然文章受歡迎，但我的心情仍然忐忑．直至幾天之後遇到一件事，才放下心頭大石．

話說港視不獲發牌後，員工連日在金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留守，晚晚舉行集會，不少藝人出席，獨欠廖啟智．直至一個晚上，我在金鐘現場，赫然發現台上發言的正是廖啟智，我忍不住走近台邊．本來站在台上的叔智，在人群中看到我，緩緩地走到我面前，更彎下腰伸出右手，示意邀請我握手．我立即伸手回應，在數以百計的群眾面前，我們握了第二次的手．他一如以往簡約地說了幾個字：「篇文寫得好好」．那一刻，我的滿足感難以言喻．

之後，在台下遇到廖啟智太太陳敏兒．敏兒和她丈夫的性格相反，熱情親切，她捉着我的手，溫柔地說：「文章寫得好呀．」我忍不住說：「最初也擔心，把智叔寫得那麼悲觀會不好．」她答得有權威：「怎會呢？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呀！」我放下心頭大石，跟她說，現在我在大學教學生做記者．她如同媽媽般叮囑我：「現在很多傳媒寫的東西都是假的，你記住，要教導學生，只寫真的東西．」我會好好記住，謝謝你，敏兒．

（照片：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明報攝影記者陳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