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在大銀幕重看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一九八七年的名作《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確實是百感交集。如果以戰後意大利電影比附一度盛極而衰的王朝,貝托魯奇本人就是The Last Emperor。
我最欣賞的貝托魯奇電影,還是一九七〇年的《同...
【#評論】在大銀幕重看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一九八七年的名作《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確實是百感交集。如果以戰後意大利電影比附一度盛極而衰的王朝,貝托魯奇本人就是The Last Emperor。
我最欣賞的貝托魯奇電影,還是一九七〇年的《同流者》(The Conformist)。二〇一一年的「說影再生花:影評人之選二〇一一」,我就選擇了《同流者》,並在場刊中寫下這句話:「Marcello的人生四階段也終於分明了—烙上陰影的童年、婚姻與正常生活的追求、同流者或機會主義者、逆流者或逃避主義者。」(Marcello是《同流者》男主角,奉命要暗殺自己的老師。)
《末代皇帝溥儀》也以相似的人生階段,建築起情節的主結構,而且兩部電影都以回憶探入主角的內心世界。電影開始時,溥儀以戴罪之身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一度嘗試自殺,而電影就回到一九〇八年,溥儀登基的前塵往事。
溥儀三歲就成為宣統皇帝,少不更事,電影刻劃出童年的自我中心,未曾了解社羣秩序,他最依戀的人就是奶媽,奶媽被逐的一天,就是溥儀童年的終結,而他也了解到大清已亡,於是電影帶出了另一主旨:溥儀只是紫禁城的囚徒,也是身份的囚徒,這個身份在舊世界是至高的光榮,在新世界卻是一生的負累。
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外面的世界積極求變,而溥儀也在變化成長,他跟隨蘇格蘭人莊士敦學習,嘗試了解世界,也與婉容、文繡結婚,這是溥儀的求變時代,隨着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溥儀先往日本使館,再赴天津,溥儀終於不再是紫禁城的囚徒,他已是一個成年人,更是作風西化、出入上流社會的花花公子。
然而第三階段來了,溥儀成為日本人的同流者或機會主義者。溥儀成為宣統皇帝時,還是年少無知,成年的溥儀成為滿洲國康德皇帝時,卻是希望把握機會,有意大展拳腳,但他想不到自己只是身份的囚徒,日本人的棋子,希望帶來絕望的打擊,溥儀再一次不能走出外面世界的大門。
最後的階段是逆流者或逃避主義者。溥儀在共產主義世界已是不合時宜,關押勞改十年,溥儀避開人世,成為植物護理員,卻見證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貝托魯奇眼中的文革,是荒謬的歲月。溥儀重訪紫禁城,而文革後的故宮已是遊客的消費景點。
溥儀的一生,經歷了兩個時代的革命,一是辛亥革命,另一是文化大革命,從帝制來到軍閥時代,從戰亂來到毛澤東時代,貝托魯奇從人的成長角度,看溥儀的人生、社會潮流的變化,也預示了一個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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