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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4 15: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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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權舉例 在 HK Foodies?and Always More❣窮遊 Instagram 的精選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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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新聞概要📃 ——————————————————— 【政府宣布訂立《禁蒙面法》】 林鄭月娥表示,壓制違法行為、支持警隊執法,是特區政府一貫立場和管治目標,因應香港已出現危害公眾安全的情況,政府不能任由暴力升級,宣布行政會議通過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法例在十月五日開始實施。 . 【...
自由權舉例 在 麥明詩媽媽-麥何小娟 Instagram 的最讚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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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出台灣真正的兩劑疫苗完整接種比例嚇死你,第二類(中央地方政府防疫人員)完整接種比率已達45%,反觀75歲以上長者僅1.5%、65至74歲長者僅1.3%,機構住民及洗腎患者也僅6.7% ft不是謝志偉同路人就是中共同路人的 #郭正亮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國內專家示警「對付 #Delta病毒 只打一劑等於沒打」,然根據指揮中心統計資料,第二類(中央地方政府防疫人員)完整接種比率已達45%,反觀75歲以上長者僅1.5%、65至74歲長者僅1.3%,機構住民及洗腎患者也僅6.7%。「這麼低嗎?」前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對脆弱族群完整接種率之低感到驚訝,同時感嘆,「根本沒有那麼多防疫官員,這些疫苗如果打在老人重病者身上有多好。」隨著BNT疫苗到貨,若實證支持副作用不增,保護力佳,政府應開放長者及脆弱族群混打,「不該讓混打變成特權。」】
另外,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BNT疫苗 抵台後,除12到17歲學生族群,指揮中心也將優先開放18到22歲接種,引來不滿。指揮官陳時中今天表示,這決定主要考量疫苗衡平性,確保每個年紀都能打到疫苗。首批由鴻海、台積電、慈濟共同採購的輝瑞BNT疫苗將於明天清晨抵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計畫先開放12歲到17歲青少年族群接種,其餘將優先開放給18歲至22歲年輕族群預約,和以往從高年齡層往下開放不同,引發部分民眾不滿。】這個已經有很多專家反對了,目前七十五歲以上老人兩劑完整接種的只有1.5%,六十五到七十五歲的長者只有1.3%,而在疫苗到齊之間,教育部是可以選擇不開學的,上班族可不行,每天都要去上班,結果你選擇先打那些可以不用上課、重症比例極少的少年家,只有一個結論就是政治決策啊,要打明顯對塔綠班支持度比較高的年輕族群你就說一聲嘛!不在乎老人家死亡率,不優先讓他們打完兩劑疫苗,有種你就承認這是政治決策啊,不用甚麼疫苗平衡來瞎講,九月MODERNA就會過美國12-17歲的注射許可,你為什麼不能延遲開學先救老人,先幫上班族呢?
而且謝志偉就好像一種傳染病一樣,派駐德國正事不幹,之前糾纏郭正亮,現在又來意圖感染我啦!不知道謝志偉跟蘇貞昌還有那個去北檢告發我侮辱公署的熱心民眾是不是都是一掛的啦,每個都說喪禮花籃,媽的逼,明明喪禮上要寫甚麼早登極樂之類的,就這幾個傢伙文學底子太差,不知道是心虛還是怎樣,看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就以為看到喪禮了,這樣要怎麼打啦!塔綠班都這麼膽小嗎?還叫我要道歉悔改咧,是不是搞錯甚麼啦!謝志偉是不是不會寫言論自由四個字啦!
而且我今天還剛好接到了北檢的不起訴書,【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尤其對政府之施政措施,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蓋維護言論自由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衡量,顯然有較高之價值(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旨可資參照)】,我支持言論自由就是誰當政都支持,誰像你們塔綠班在野的時候爭取言論自由,一執政之後一心只想著打壓言論自由,權力之墮落,莫此為甚!
而且身為吃瓜群眾旁觀對岸清朗行動感到非常好奇的我剛剛又看到震撼的消息啦,根據ETTODAY的報導:【JIMIN的大陸粉絲後援會「百度朴智旻吧」日前宣布因為清朗行動改名為「朴智旻JIMIN_JMC」,他們在本月1日公告,與南韓濟州航空合作的「朴智旻專機」已經正式啟航,從整個機身、機艙乃至乘機所需的機票都是為朴智旻專屬訂製,機內還會有1.8萬個機內專用紙杯,應援將會持續3個月,只要是首爾金浦-濟州或釜山-首爾的航線都有可能搭得到。
而這還只是「百度朴智旻吧」生日應援的一部分,10月13日生日當天已經包下美《紐約時報》與英《泰晤士報》刊登JIMIN慶生廣告,前者還是全版彩色廣告。據「百度朴智旻吧」指稱,他們支付了「難以想像的天價廣告費」,準備工作歷經半年。】哇靠,這也太厲害了吧,上次我們做甚麼TAIWANCANHELP的廣告都沒搞到這麼浮誇ㄟ,原來飯圈集資有這麼大的陣仗,他媽嚇死人啦!
另外,根據巴哈姆特GNN的報導:【由於日前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嚴格管理 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表示針對未成年人過度使用甚至沉迷網路遊戲問題,將進一步推行嚴格管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路遊戲,並且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因此,中國的未成年玩家只能在周五、六、日與法定節假日每日 20:00 至 21:00 時玩遊戲。如此一來也導致部分遊戲的伺服器無法負荷,微博上也開始出現「#王者荣耀回应崩了#」這樣的標籤。除了未成年玩家受到大幅度的影響外,近日中國大型電商平台京東也針對旗下商家發布「關於禁售遊戲的公告」,表示為規範網路遊戲經營秩序、維護健康和諧的網路文化環境,將根據政府相關法令來禁止未經審批備案的遊戲在京東商城販售。】幸好我現在已經老了,不然不能打電動超痛苦的啊,這下電競是不是也要整個市場再見啦?這個新一代的做法到底目的在哪裡?
而且阿亮說這一系列的改革十分受到中產階級支持啊,這是不是一種取最大公約數的革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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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大綱:
00:00 開播
04:00 delta病毒入侵
12:00 教育部堅持開學
20:00 幼兒園群聚事件/屏東可清零 那雙北呢?
35:00 新加坡防疫 台灣學得來?
41:00 台灣疫苗完整接種第二類達45%
46:00 疫苗政策為何堅持不改?
53:00 新加坡防疫 台灣學得來?舉例金融
56:00 18-22歲先施打bnt英系立委建議的
01:01:00 國藥將發展mRNA疫苗/高端疫苗產拚1億劑量產
01:07:00 清朗行動 台獨大掃除
01:20:00 王者榮耀周末崩潰
自由權舉例 在 賴士葆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看到餐飲業、零售、旅行業等內需經濟近乎停擺,不少民眾因為三級警戒而失去謀生機會,被迫放無薪假的無奈,沒有打零工賺錢機會的升斗小民,日子不知道怎麼過,還要擔心病毒的侵襲。再對照看看政府採購疫苗聲聲慢,能拖就拖、能封殺就封殺的態度,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會有如此狠心的政府,為什麼不給老百姓一個活命的機會,為什麼六百多條人命的死亡,不會讓政府有任何愧疚自責反思?為什麼不能喚醒政府以蒼生百姓性命為念的良知?
台灣缺的是4千多萬劑的疫苗,現在採購加上受贈的只有4百多萬劑的疫苗,明知極其嚴重的不足,蔡英文嘴巴說要想盡一切辦法採購疫苗,實質上陳時中卻是拒絕幾個縣市政府、工商界與慈濟等等各方的疫苗入境申請。指揮中心極權又專制的不肯讓他們與永齡、台積電一樣的專案處理,又卡又拖,看不到任何積極的態度,令人嘆為觀止。政府冷漠又麻痺的面對每天的確診案例和死亡人數,讓人不寒而慄。
攻擊力道更兇惡的變種病毒Delta已經進入社區,政府卻一廂情願的期待國產疫苗很快可以對全民施打,明知沒有經過第三期試驗,卻用政治手段撤換審查委員,要透過免疫橋接的方式,只想早日通過緊急授權國產疫苗對全民施打,而不知國產疫苗對變種病毒有多少防護力,這是另類的官僚殺人!
當企業願意出錢出力保護員工生命安全,送他們到關島打疫苗,政府搬出規定來防堵企業的善心義舉,例如返國不能領取相關補助,治療要自費。在七國之外,住防疫旅館或自費集中簡易14天,出國打疫苗的費用提高等等,讓企業主和員工的欲哭無淚,紛紛取消訂購的機票。為什麼無法讓全民施打疫苗的政府要阻斷人民自求生路的機會?這樣的酷吏政府前所未見啊!也可能涉及違反憲法規定人民有遷徙自由權及要求生存權的違憲行為!
民眾無法諒解政府為何不積極搶救人命,讓疫苗更快更多的進來台灣提供人民施打,寧可讓民眾恐慌焦急的情緒發洩在互搶殘劑、互相對罵的情境,忘卻應該追究政府的失職失責。政府不僅沒有把病毒當最大的敵人,反而將批評者、在野者視為最大敵人,繼續將防疫的一連串錯誤政策(如3+11的犯錯、疫苗採購嚴重不足等)轉換成抗中保台、維護政權的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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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排程中晝發文 #國際法法理建國Q&A
Q21: 看妳的問與答還是不太了解什麼是國際法?那台灣不是主權國家是什麼?
A21:
什麼是國際法?
國際法是國際間各個「政治實體」之間的基本往來所形成的慣例,以及將這些慣例明文化成為條約、公約。要成為慣例通常需要長時間且廣泛的實踐,所以國際法規範不容易形成,一旦形成之後也不容易改變。
什麼是政治實體?就是一個實質存在的政治單位。
國際法上的政治實體包括:
1. 主權國家(以sovereign state為主)
2. 國際組織(如UN、WHO、WTO)
3. 實質自主運作的單位(如台澎、索馬利蘭)
在國際法上台澎還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是一個自主運作的單位,有的人會說台灣是事實獨立,有人說事實上的國家,但在國際法上沒有這樣的說法,國際法上的主權獨立國家以sovereign state為主 。
國際法規上,稱主權國家是sovereign state,而country、Nation也稱作國家,但這兩個不一定是國際法上的國家。
舉例:蘇格蘭🏴 是英國的構成國之一,領土主權屬於英國,雖然外交、軍事、金融、總體經濟政策等事務上受英國國會管轄,但蘇格蘭對於內部的立法、行政上,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2014年由領土主權國英國來舉辦蘇格蘭獨立公投,後來沒過,他還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呢 英國用country 稱呼 蘇格蘭。所以以後看到country 先不要直覺認為他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可能只是一個政治實體政權,掌控一個區塊,但不一定具有主權國家的身份。
國際法實際運作是什麼?
國際法是認定國際法上政治實體的權利、義務,及其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所遵循的原則。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人權等等。
1. 政治:如 國際關係、外交
2. 經濟:如 進出口貿易、貨幣兌換、金融交易、證券交易
3. 軍事:如 交戰、停戰、終戰、佔領、限核生化武器
4. 人權:如 自由權、自決權、生命權、訴訟權、人道法
以上這些都屬於國際法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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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影片Youtu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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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澎法理建國指南》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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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權舉例 在 黃浩銘 Raphael Wong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