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y never stop」

這不是我說的，幾十年前就有人在講了，為何每過幾年，就會多出一群覺得「被背叛了」的人？

政治、文化制度上的左派，在廣義上來說，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皆算，而同樣左傾的激進主義向來不為人類所喜，因為人類是一種很怕劇烈變動的生物，除非遇到不得不接受的狀況，好比戰爭、飢荒等等。

激進派的主張，向來認為人類社會可以被科學操控(雖然這些人沒一個是正牌科學家)，能夠透過法律、制度面的修正，強迫人們改變行為。這其實是對的，問題不是在改變，而是為了改變所要付出的代價，會有多大、影響多廣、耗費多久？

左翼中的社會主義者，會跟你談代價，但儘量避談自己要付出的部分，代之為「社會共業」，這某種程度上也算正確。而共產主義之所以興起，是充分利用人類的劣根性，強調代價全部由給別人付帳，而把自己應該要付的帳，轉嫁給他人，再透過去道德化的解構，降低你的罪惡感。

例如，XX都是OO害的，我們把OO抄家，大家就不會被XX了。類似酒駕肇事，只要把當事者槍斃，嚴刑峻罰就沒事，至於台灣的乾杯文化，因為自己要喝，所以就先當沒看到。

終極目標是共產的進步派，早就知道人類討厭共產制度，尤其是生活水準夠高的國家，共產的意義等同要你捐錢去死。所以把自己改成進步主義，聲稱是一種社會主義派別，而實際上還真的是拿了各式各樣社會主義的東西來用。

也因此，偏左翼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者，不管他是政治還是經濟面上的左翼，情感上都會同情進步派的主張，「畢竟這是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

進步派的作為為何吸引人？

1.盜用社會主義的主張，但把需要付出的代價分析扁平化，簡化成怪罪特定人、特定社會結構，例如你這麼窮都是因為KKK搶你的，所以抄他全家就公平了，簡單易懂。
2.社會主義者花了百年時間，曉得社會變動不是一蹴可及，知道怎樣跟保守派談判，獲得多數人支持必須提出緩步改革，而進步派把緩步拿掉，變成立刻改革，就可以吸收左翼中那些經驗不足的社會主義支持者。

簡單說，沒有目標、沒有方向，只是為了要奪權，無所不用其極，進步派跟共產主義者的差別，只是沒有公開拿毛語錄要你背而已。

而自認進步派的，真的屬於進步派？在台灣九成以上都不是，他們只是相信進步的口號，然後忘記凡事都要代價的自由派，反正現在代價是右邊的付帳，就暫時不管。然後幻想...

「這些進步份子，跟我自己是同一邊的」
「他們一定有後面好幾步棋，只是我還看不出來」

為何過去的自由派，現在都變成保守派？並不是自由派變保守了，更不是晚節不保。會晚節不保的，很早就叛來叛去了，只是你不知道過去的歷史而已。

最大的理由是，進步份子絕大部分都沒有社會、工作經歷，根本不知道現實怎麼運作。他們看待社會，正如那個玩女僕的沒落貴族一樣，全部建築在書本與想像上，於是社會各階層的所有人，全部都扁平化。

勞工必定可憐，每一個人都被逼著去工廠賣命。
資本家絕對都要被吊死，全部都黑心壞血沒人是無辜的。
中產都是走狗，不像條狗怎麼可能在資本社會存活呢。

在他們的描述中，各階級的人若長的不像幻想中的樣貌，那就是假冒的。一個工人不夠單純，農民很有心機，那就是假勞工假農民，他們的言論不需要在乎。資本家花大錢在慈善事業，絕對是買贖罪卷，蓋的孤兒院都是買小孩去搗碎做藥的工廠。

所以
你的犧牲，他們不會感恩，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你的奮鬥，他們不會在意，為了進步份子的利益一切都是應該的。

今天的盟友將是明天的敵人，因為你不再支持我

故

自由派變成了保守派，因為進步派認為你們已經沒有用處了。
社會主義者變成修正主義，又變成妥協分子，再變成保守主義，因為那個已經沒有用了。

當我們對抗著反動勢力，同時說服激進者緩一緩，逐步推動社會改變，花了20年讓社會變得更好。不管犯罪率下降多少、生活更便利多少，進步份子是不會感恩的。

他們每隔一年，都會挑出最極端、最激烈、最煽情的項目，去戳這個社會，美其名促成改變、促進對話，其實就只是要站在道德制高點，去享受那個改革者的美名，而自己卻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出張嘴就好，多爽。

為了讓自己變成最棒，那只能把原本做得好的，都罵成混球了。
所以自由派變成反自由派，因為你們不挺我們違反法律。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變成保守主義者，誰叫你們這次不挺我們衝一波。

你真的以為，這些進步派的，僅存在DPP的基因中？哈哈哈

KMT背景的進步派才多哩，因為要做到進步派那種無視現實運作，認為物理定律可以隨自己心意改變的程度，你「若不是過太爽的布爾喬亞」，還真做不到。

不管藍綠，進步分子的目標都是走向共產主義，差別只是找習近平來統比較快，還是自己當卡斯楚比較爽而已。

They never STOP

因為他們要改變的是價值觀，才不是特定社會目標跟建築物。

只有你跪拜在他們面前，捐出全部身家，連同你的血肉、家人小孩都絞碎給他，他們才會心滿意足，覺得社會終於改革成他們要的樣子。

這不就銀英傳的安德魯霍克？

是啊，你現在終於知道，什麼叫做同盟3000萬大軍，只為了滿足一個人而死，究竟是什麼意思了吧。

..........你覺得跟我無關，這次又不是我？

下次就會是你了，他們哪會怕找不到鬥你的理由，反正不事生產，整天閒閒就是在想怎樣找你麻煩。

《好文推薦》《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新冠疫情將改變我們的死亡觀嗎？恰好相反！—原載Guardian

*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 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人類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範。一直到現代晚期，多數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視死亡為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視其為人一生意義的主要來源。關乎人類生存的許多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你呼出最後一口氣之後。唯有此時，你才學到生命的真實奧秘；唯有此時，你才獲得了永恆的拯救，或蒙受恆久的詛咒。在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也就沒有天堂、地獄或輪迴——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類的宗教將毫無意義。

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都致力於賦予死亡以意義，而無意戰勝它。

《吉加美士史詩》、俄爾甫斯和歐律狄刻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經》以及其它各種數不清的聖書和寓言，無不耐心地向沮喪的人類解釋，稱我們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親，我們最好懷著謙卑和感恩之心來領受這一規定。或許某一天，神會以某種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態廢黜死亡，如基督的再臨。

但謀劃這等大災變，顯然超出了僅有血肉之軀的人類的能力範圍。

此後科學革命來臨。

在科學家看來，死亡不是什麼神聖意旨——它完全是個科學技術問題。人類死亡不是因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為某些技術性不足——心臟停止泵血、癌症毀掉了肝臟、病毒在肺部複製……為這些技術問題負責的又是什麼？其它的技術問題。心臟之所以停止，因為心肌供氧不足；癌細胞之所以擴散，是因為某些隨機的基因突變；病毒之所以進到我的肺部，因為公共汽車上有人打噴嚏。

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宗教或是生命哲學成分。

此外，科學相信每個技術性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等待基督再臨克服死亡，靠一群實驗室的科學家就行了。

傳統上死亡是身著黑袍的牧師與神學家的專利，如今負責的則是穿白衣服的普通人。如果心臟一時不跳了，我們可以打強心針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個新的心臟；如果癌細胞肆虐，我們可以靠放療化療免疫治療將之殺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擴散，我們可以用某些新藥予以抑制。

確實，眼下我們還無法解決所有的健康技術問題，但我們正在努力。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不再為死亡的意義而殫精竭慮，我們更忙於延長生命。研究導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系統，以及開發新藥和革命性治療手段。

在延長生命的鬥爭中，人類取得了重大成功。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人均壽命預期從不足40歲到72歲的飛躍，在某些發達國家更超過80歲。兒童逃離死神之手，尤其成功。

直到20世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兒童疾病，對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飯。

在17世紀的英格蘭，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150人活不過一歲，能活到15歲的僅有700人。如今，英國寶寶每千人活不過一歲的只有5人，能順利慶祝15歲生日的有993人。全球兒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類捍衛和延長生命的努力如此成功，以至於我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巨變。傳統宗教認為來生是意義的主要來源，18世紀以降的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對來生則全無興趣。那些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他們認為死後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在馬克思、亞當·史密斯或波娃的著作尋求，找不到答案。

現代意識形態，仍賦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更具詩意與決絕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諾，為國捐軀的人將永遠活在集體記憶中。

但這個承諾過於含混，許多民族主義者都難以釐清其內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記憶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們有沒有記住你？伍迪·艾倫曾被人問起，他是否願意永遠活在影迷心中，艾倫答道：「我寧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間。」

甚至於許多傳統宗教都改變了重點——它們不再突出來生上天堂之類的元素，轉而強調它們在此生能為你做些什麼。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

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當流行病在諸如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現代社會爆發，人們當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並且會為愛人之死倍感沮喪，但當時主流的文化反應是聽天由命。心理學家可能會稱其為「習慣性無助」。人們告訴自己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對人類諸原罪的神聖報復。「上帝知道一切。我們這些惡人是罪有應得。你將會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憂愁，好人自會在天堂里有好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醫問藥上。這場疾病乃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那些認為人類可以憑自身才能戰勝流行病的人，不過又在自己的諸多罪狀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我們之輩豈能阻撓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們的態度處於另一個極端。

每當有災禍奪走許多人的性命——火車事故、高樓火災甚至於颶風——我們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可防範的人為失誤，而非神聖的懲罰或無可逃避的自然災害。如果火車公司沒有削減安全預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規範，如果政府投放救災物資的速度能更快一點，那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紀，大規模死亡自動成為了法律訴訟和調查的理由。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亦復如是。

儘管有一些宗教佈道者會把艾滋病視作上帝對同性戀人群的懲罰，現代社會把它當瘋言瘋語。如今，我們一般認為，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流行的傳播源於一連串系統性失敗。我們假定人類有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來遏制這類瘟疫，如果傳染病失控了，那是因為人類無能，而不是神的憤怒。

新冠疫情也當然不例外。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但譴責遊戲卻已然展開。

各國開始相互指責，有競爭關係的政客之間也相互敷衍塞責——責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險已被拉開的手榴彈。

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

我們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讓災難變得合理的牧師，我們的英雄是救難的醫師護士，而我們的超級英雄則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俠和神奇女俠終將打敗壞人並拯救世界，我們也十分確信只消幾個月或者一年，實驗室的偉大人們將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療手段甚至於疫苗。屆時我們就能向可惡的新冠病毒證明，誰才是這顆星球上的頭等生物！

從白宮到華爾街再到義大利的陽台，每個人嘴邊都掛著同一個問題：「疫苗什麼時候就緒？」

這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非有無。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結束，人類在這場大流行疾病吸取的最主要教訓會是什麼呢？

最有可能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在保護人類生命方面，進一步加大投資。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呼吸機、防護衣和試劑盒。我們需要在未知病原體的研究和新型療法的開發上投入更多資金。

我們不應再被打個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教訓走偏了，危機應當教會我們謙卑，我們不應對自己對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過自信。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不少還沒走出中世紀思維，他們一方面宣揚謙卑，另一方面卻百分百堅信自己已經知道一切正確答案。

某些固執的人難以自圓其說——某牧師負責川普內閣每周的讀經活動，他甚至主張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懲罰同性戀者。

但大部分傳統的衛道士，如今更加信任科學而非古老經典。

天主教會指示信徒遠離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各大猶太教堂。伊朗規勸人們不要前往清真寺。所有的宗教都暫停了公共祈禱儀式。這一切都是因為科學家在估算後，建議關閉這些神聖的場所。

當然，不是任何警告我們人類已陷入自負的人都夢想回到中世紀。甚至於科學家也會同意，我們應當抱持更加現實的預期，不要盲目相信醫生可以幫我們擋下一切威脅生命的禍害。

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個人仍需面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許再過一至兩個世紀，科學就能無限延長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無法實現。除了少數億萬富翁的寶寶，我們所有人如今仍會在某天死去，仍會失去摯愛之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苦短。

許多個世紀以來，人們把宗教當成一種防範機制，相信自己將在來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視科學為另一種防範機制，相信醫生應該會拯救他們，自己永遠能安居於住所。對此我們需要維持一種均衡。我們既要相信科學應對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負起直面個體必死性及人生無常性的重擔。

眼下的危機可能確實會讓許多個體對人類生命及成就的短暫本質，有更強的體悟。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文明，卻更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用力，它體認到脆弱性之後的反應，將是構築更堅實的防線。我不覺得眼下的危機結束後，哲學院系的預算能有什麼顯著提升，但我敢說醫學院和健保體系的預算，一定會大漲一波。

這可能就是人之為人，所期待的最好結果。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擅長哲學，那不是它們的領域。政府的重點理應是構築更優越的公衛體系，推動哲學思考屬於個體的抉擇。

醫生無法替我們洞悉存在的奧秘，但他們能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對付這些難題。

如何利用好這部分時間，最終取決於我們。

本文原載於《衛報》，原標題為「Yuval Noah Harari: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our attitudes to death? Quite the opposite'」。

大家晚安，今天是4月6日，各位有聽過「四六事件」嗎？

1949年，國民黨和共產黨還在中國打內戰的時候，台灣的大學生也興起了一股議論國事的風潮。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吸引大學生，而學生們也具有人文關懷的精神，發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宣傳，聲援正在受內戰所苦的中國學生。

然而，此舉卻被國民黨視為「共匪」行為。學生與政府間的關係日趨緊張。

3月20日，警察發現兩位師大學生「騎單車雙載」，竟當街將兩位學生毒打一頓並逮捕。引發了廣大學生的不滿，學生前往警局抗議。

4月6日，副司令彭孟緝帶領軍警衝入台大與師大逮捕學生，師大三百多名、台大二十多名師生遭強行逮捕。幾位重要的學生幹部遭到槍決。同一時間，我們新化人熟悉的名作家楊逵，也曾被藉機逮捕。

就這樣，原本熱於議論時事的大學生們，思想轉為保守。而「四六事件」也被視為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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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軍警衝進校園逮捕學生、箝制言論，是不是很像現在的香港？

白色恐怖對人民思想的控制，直到現今都還有影響。例如，現在許多老師聽到學生談論政治時，仍然會有點怕怕的、想制止學生。有些大人也會告誡孩子，政治很髒，不要接觸。

我們越了解台灣的歷史，越能了解自己這種「不要碰政治」的想法是怎麼來的；我們越了解自己，就越能為自己與社會想出更好更適合的方向。

宜瑾認為，為了紀念這群勇敢的學生，4月6日應該立為台灣的青年節。下一次提案，我會認真考慮將青年節改期至4月6日，而不是原本紀念黃花崗之役的3月29日。這樣大家覺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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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資料參考：
想想論壇《【被遺忘的歷史】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四六事件」》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539
關鍵評論網《楊翠：孤島的行旅——楊逵一家的生命故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2163

#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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