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歲來到台北時，梁實秋先生是我們家在忠孝東路三段的鄰居。之後，我23歲在時報副刊上班，再遇見他，已是梁先生人生最後階段。

他看到我特別地激動：因為他無緣相聚，留在大陸的大女兒，一生聚不了，見不著的女兒啊，就叫「文茜」。

那一代的人，悲歡離合都是日常，即使在台北巷弄裡過著小日子，夜裡也免不了驚心動魄的情緒。

於是梁實秋的散文，雅舍小品，不喜絢爛，更愛清淡。從動亂中走過來，走過大半個世界，看盡權勢朝代口號戰爭起落。

他的小品文章，談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好似説著人性共相。其實説的是自己不想説，壓抑之後修為式的生活寫作。

時代殘酷的歷練推著他的文字走向平凡、流露人性底層的真誠，於生活細節處蘊哲理的力量，那其間每一個逗號、句點，是道不盡的嘆與息，悲與情。

小品，豈只是平凡人生智慧的參悟而已。

當年他曾和魯迅筆戰，一生最著名的是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其他包括《沈思錄》、《織工馬南傳》、《百獸圖》等。

為什麼挑選莎士比亞？

1963年莎士比亞誕生四百週年紀念時，梁先生曾經寫了一篇＜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的文章，文中提到八年戰爭與戰後之巨變，使他一直不能安定，翻譯的工作斷斷續續。他曾多次提到翻譯莎士比亞一事是胡適倡議的 ，那是五四運動之後，他參與「文學革命」的一部分。

在中國大陸的年代，梁實秋曾提出七大文藝觀對抗左派，其中之一：文學的領域很大，普羅文學未嘗不可以存在，但標語口號不能代替文學，要提倡它不能僅掛招牌了事，而必須拿出「貨色」來。

1970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崛起，他一以貫之，沒有參加論戰，旁觀一切：那是他年輕時早已熟悉的味道。他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只是那個時代需要性的文字。

守著公寓，看著台灣進入80年代的變化，聽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遠眺所有遠離他的一切，包括在大陸的女兒，他如自己筆下的「鳥」：拳著一條腿，縮著頸子：有時候「一行白鷺上青天」，背後還襯著「灰泥」「沒有山色」的台北，自行啾啾地叫著，偶爾雖不忘雄姿，多數時刻，他早已不問青天。

他們都是在回憶中，度過了後半生的人。

舊作選篇（之36）
世間再無蔡元培

（2014年和2018年，我寫過兩篇談蔡元培的文章。）

（2014年）課可以少上幾天，但對社會關懷、對不公表達抗議的活動卻最好不要缺席。即使抗爭無效，這也是塑造一生人格和人生追求的機會。五四運動的學生總指揮是傅斯年，起草《宣言》的是學生領袖羅家倫。傅斯年後來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任台灣大學校長。羅家倫後來任清華大學校長。五四運動的參與學生還有鄭振鐸、聞一多、瞿秋白、張國燾、羅隆基等對中國現代文化卓有貢獻的名人。支持及聲援的文化人則有胡適、陳獨秀、朱家驊、梁啟超、魯迅等，都非等閒之輩。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這些中國現代史上的殿堂人物，沒有人說罷課耽誤學習，沒有人說罷課不會令政府態度改變，沒有人指火燒趙家樓行為激進，沒有人說學生受人唆擺。人生的青春要靠理想指引。蔡元培墓就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多年前曾有過把蔡元培墓遷葬北大之議，但蔡先生後人反對。蔡墓留在香港，是香港人的福份和對港人的策勵。

（2018年）1919年，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到中國，目睹了五四運動全過程，瞭解北大的角色後，他感慨地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在就職演說中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使北大自然而然地成為新思潮旋風中心。在這裡，有胡適、錢玄同等提倡白話文學，也有黃侃、劉師培等維護文言文學；胡適與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可以各開一課；王寵惠信奉三民主義，李大釗、陳獨秀信奉共產主義，李石曾信奉無政府主義，蔡元培也毫不干涉。當時社會有多少學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學派。

蔡元培塑造了北大精神：相容並包，思想自由。於是北大人才輩出，學術碩果累累。北大也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陣地和學術之中心。如杜威所說：「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

蔡元培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大學應該是科學發展的火車頭，文化創新的發源地，思想碰撞的自由港，社會良知的大本營。儘管不少成功人士沒有完成大學課程，但大學在思想自由和創新方面，引領社會和時代。

蔡元培之後，民國時期將西方的大學模式傳入中國，還有八位為中國近代教育奠定基礎的大學校長，包括蔣夢麟、胡適、張伯苓、梅貽琦等，他們的文章、教育理念，他們的人格、見識、學養，引領社會，留下典範。可惜，這一切，在中共建政後，都一掃而空。北大紅樓今猶在，世間再無蔡元培。大學已非育人而是制器——製造黨的特別工具。北大校長公開發文貶低焦慮與質疑的價值、扼殺批判思維。若說大學仍是社會思潮引領者的話，那是引向假話時代，引向絕對服從的奴隸社會。香港現時是亦步亦趨。

1905 年，孫中山在倫敦拜訪晚清的西學先驅者嚴復。嚴復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對此，孫中山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經百多年革命實踐，害之存於甲者竟百倍見於乙，世人應該認識到：還是嚴復有道理。

「北大精神」其實是「交大精神」! 前交大校長張懋中對陽明交大合校的新期許
訊息來源
https://srtechmedia.com/news/2df5bec1-0854-4bbc-8873-3efc0946a68a

專欄作家林宏文
2021-02-08 19:50

陽明、交大已於二月一日正式合校，為台灣頂尖大學的合校揭開序幕，也為國內大學整併帶來改革希望。

推動陽明交大合校的前交大校長張懋中說，外界經常讚譽「北大精神」，但就他與許多交大老校友的接觸，北大精神其實是源自「交大精神」，因為當年包括蔡元培、蔣夢麟等北大校長，都是出自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學。陽明交大應該承繼這個精神，為台灣高等教育開創出「偉大大學」的範例。以下是張懋中校長的口述內容，整理如下。

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創辦的大學，是1894年於天津設立的北洋大學堂，當時由推動洋務運動的輪船電線事務大臣盛宣懷所辦，目前北洋大學堂已改名為天津大學。

1896年，盛宣懷從北京到上海，原本想以個人資金辦學，創辦南洋大學堂，但後來改稱南洋公學，是因為當時清政府也想參與，後來就變成政府與私人的資金「公家」合辦，並取名為「南洋公學」，公私合營，南洋公學也是目前上海交大等大陸四所交大和台灣陽明交大的前身。

南洋公學最初設立時，只有法、政相關科系，後來要增加商業、經濟、管理、郵電、工程等，盛宣懷校長想找一位經濟特科班的總教席，大約是現在大學的教務長，於是就請蔡元培來擔任這個職務。

蔡元培出生於1868年，是革命黨人中少數的前清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地位崇高，有如今天的中研院院士。他兩度遊學歐洲，對中國社會及陋俗有透徹觀察，也倡導自由思想、民權與女權等觀念，對中國從封建專制過渡到民主自由時代有很大貢獻。

由於蔡元培在南洋公學辦學績效突出，後來就被延攬至北大擔任校長，也當過中華民國首任教育部長、中研院院長。他把北京大學學術化，奠定中研院的基礎，又聘請胡適、丁文江、陳獨秀等人進北大，當然也有保守的辜鴻銘、嚴復等人，其中丁文江也在南洋公學任教過，辜鴻銘則擔任過南洋公學教務長。

因此，蔡元培在擔任北大校長前，已經先在交大前身的南洋公學任職，而蔡元培之後繼任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更是畢業自南洋公學的學生。兩人前後擔任北大校長時間超過20年，真正奠定北大的學術和教育地位。

蔣夢麟早年於浙江高等學堂(現在的浙江大學)及南洋公學讀書，後來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又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教育學博士，導師就是為知名的教育家及哲學家約翰·杜威。

蔣夢麟是中國知名教育家，他的自傳作品「西潮」影響許多人，他自己也多次提及，他很驕傲自己在南洋公學求學，並認為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

蔣夢麟任北大校長達17年，是該校任期最長的校長，任內最大貢獻是將北大從教授治校改成校長治校。因為蔣夢麟很清楚當時教授治校的問題，教授球員兼裁判，學校治理一蹋糊塗，教授在外面兼課、撈錢，教授任用也沒有章法，隨時有人要走路。

後來，蔣夢麟就跟北大教授說，北大不要教授治校，改成校長治校，但可以讓教授的薪水，從幾十元增加十倍到幾百元，這樣你們要不要？結果，教授們都覺得原來制度做不到加薪十倍，於是，就讓蔣夢麟推動校長治校，最後他也推動得很成功，讓北大建立學術界的崇高地位。

因此，大家常在講所謂「北大精神」，我與很多早期從大陸來台的交大校友聊起來，談到北大的治理精神，其實都是延續自交大（南洋公學）的精神，是交大校友將南洋公學的精神帶至北大，執行的人都是交大人，因此老校友才會常說，「北大精神其實就是交大精神。」

談到這裡可以講一個插曲，毛澤東在發起共產革命前擔任北大圖書館館員，當時這個人事案是由校長蔣夢麟批准。毛澤東曾向校長要求加薪，希望從3.5元加到4.5元，結果蔣批了一個no，後來毛澤東決定去革命，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如果當初蔣把毛的薪水提高，或許後來的歷史就要重寫了。

不過，蔣夢麟當時把教授薪資大幅提升十倍，的確讓教授的地位大幅提升，例如當時胡適的薪資是350銀元，毛澤東的薪資3.5元，教授的薪資相當於職員的一百倍。

徐志摩剛回中國時，薪水是100元，也相當高。當時我父親在上海讀書，他說一個月的生活費加學費大約只要二元，就可以知道當時教授的薪水有多高。

回到台灣大學教育及改革的議題，過去我就認為，交大要成為偉大大學，要朝A.C.T.三個方向努力，大家若能ACT Together，就能做到同行致遠。

其中，A是代表積極、靈活的Active Education和Active Placement，前者是以ICT科技推動雙向的「翻轉教室」教學方法，後者則需要校友們合作，成為學校和產學界的重要橋樑，讓學生順利在不同的產學業找到能讓自我和群體發揮的最佳位置。

C則代表Cross-Disiplinary Research (跨學科研究)，不同領域、範疇的合作最能激發顛覆性的想法，校友在社會上累積的寶貴經驗，多向學弟妹分享自己的眼光和產業工作經驗，了解學術界沒辦法體驗的真實社會需求（Societal unmet needs)。

最後的T則是Trustees for Institution and Endowment) 提倡公立大學公法人化，將大學和辦學基金交付公益信託，由董事會治理，校長的聘任由董事會決定，並向其負責。如此董事會可以受教育部委托辦學，校長可以負責治校，教授可以專心治學，學校自然可以辦得更好。

因此，如今回到陽明交大的合校議題，兩校已於二月一日正式合校，首先應該推動讓大學部學生多交流，例如大一大二應該在同一校園上課，如此才有機會做更好的融合。另外像醫科生先修工程課程，目前只有十個學生，雖然人數少了一點，但也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像當年南洋「公學」一樣，如今要推動陽明交大往產學共創的方向發展，因為光靠政府資源已經明顯不足，要由政府加民間一起辦「公學」才有機會創造偉大大學，交大已經努力投入產學共創多年，許多校友企業已投入許多資源，並陸續看到成績，期許陽明交大也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讓陽明交大共同的知行合一精神持續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