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年3月

目錄

序言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四、社會持續動蕩威脅公眾安全

五、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

六、踐踏國際規則造成人道災難

序言

“我無法呼吸！”

——喬治·弗洛伊德

美國國會大廈暴力事件亂象是政治高層散布重重謊言、蔑視民主、煽動仇恨和分裂導致的惡果。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對人類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戰勝疫情需要世界各國守望相助、團結合作。但一向自認例外和優越的美國，不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與之相伴的還有政治失序、種族沖突、社會撕裂，留下了“山巔之城”“民主燈塔”侵犯人權的新紀錄。

——政府應對疫情任性妄為導致失控，釀成人間悲劇。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但截至2021年2月底，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超過50萬美國民眾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民主制度失序引發政治亂象，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金錢政治扭曲壓制民意，選舉成為富人階層“獨角戲”，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政治極化日益嚴重，仇恨政治演變為全國性瘟疫，選後暴亂導致國會淪陷。

——少數族裔遭受系統性種族歧視，處境艱難。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的目標。

——槍支交易和槍擊事件創歷史新高，人們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在疫情失控、種族抗議和選舉沖突交織影響下，2020年美國的槍支銷量高達2300萬支，比2019年激增64%，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美國全年共有超過41500人死於槍擊，平均每天達110多人，全國共發生59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超過1.6起。

——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致死，引燃美國社會怒火。50個州爆發廣泛持續的種族抗議浪潮，政府武力鎮壓示威民眾，1萬多人被逮捕，大批新聞記者頻遭無端攻擊和拘捕。

——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底層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導致大規模失業潮，數千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六分之一美國人、四分之一美國兒童面臨饑餓威脅。弱勢群體成為政府消極應對疫情的最大犧牲品。

面對如此糟糕的嚴重人權問題，美國政府不僅缺乏應有的反思，還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及虛偽性。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發展正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希望美方能夠懷謙卑之心、憫國人疾苦，放下虛偽、霸道、大棒和雙重標準，與國際社會相向而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療資源和醫療護理能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應對疫情不力造成慘重後果。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的數據，截至2021年2月底，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已超過2800萬例，死亡病例總數超過50萬例。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12月20日報道，僅加利福尼亞州就已經報告了184.5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22599例死亡病例，相當於每10萬人中就有4669人確診、57人死亡，這還不包括許多未得到診斷的輕癥或無癥狀感染病例。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事情本不必如此。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領導人無視科學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風險。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復盤的美國疫情時間線，美國特朗普政府一再忽視疫情警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20年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在美國蔓延。時任白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疫情暴發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並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時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紮等衛生官員和醫學專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國暴發的危險。但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僅對各種警告置之不理，反而專註於控制信息傳播，甚至發布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肺炎病毒是“大號流感”，感染病毒的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會很快“奇跡般地消失”，導致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指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寧肯相信自己的直覺也不相信科學，錯失時機，斷送了大量無辜的生命。

政府選擇不作為導致疫情失控。在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過30萬人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教授戴維·哈耶斯-鮑提斯塔指出，美國其實不應死那麽多人，是政府選擇了不作為導致悲劇的發生。哥倫比亞大學疾病研究人員通過模型分析顯示，如果美國政府2020年3月13日發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夠提前兩星期，那麽約8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2020年5月17日罕有地發表社論指出，美國政府總是“著迷於”找到快速結束疫情的方式——疫苗、新藥，甚至指望病毒會就這麽消失了，但事實是只有依賴病毒檢測、感染追蹤及隔離等基本的公共衛生準則，才可能終結疫情。即便疫情已經在美國大範圍蔓延，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升至全球第一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出於政治私利，依然急於重啟經濟。沃克斯新聞網2020年8月11日評論稱，一些州在4、5月份就忙於重啟，使得病毒傳播的重災區從最初的紐約地區向南部、西部擴散，並最終擴散到全國其他地區。盡管許多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感染病毒，但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和一些州政府官員卻長期拒絕實施強制口罩令。

疫情防控指揮混亂使得民眾無所適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5月9日的評論指出，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混亂不堪，缺乏全國性的指導方針和組織領導，各州只能自行其是，甚至不得不相互競價爭搶醫療物資。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與公共衛生機構、醫學專家發布的有關疫情防控信息相互抵牾、反復無常。專家們呼籲聯邦政府統籌全國病毒檢測和醫療物資供應，領導人卻讓各地政府自己解決；聯邦政府剛剛公布分階段重啟計劃，領導人卻接著呼籲各州加快重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強烈建議公眾佩戴口罩，領導人卻長達幾個月堅決拒絕佩戴口罩；更為荒誕的是，領導人竟提出讓民眾註射消毒劑治療新冠肺炎。

任性自負推卸責任。盡管在疫情應對中昏招叠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卻拒絕承認有任何失誤，反而用各種說辭自我美化、推脫責任，罔顧事實將美國確診病例全球居首歸因於做了更多的核酸檢測，聲稱自己對病毒檢測系統的混亂低效和死亡率的不斷攀升“沒有任何責任”。而白宮顧問、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指出，數據不會說謊，美國確實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疫情中原本就面臨更大風險的老年人群體，在混亂不堪的疫情防控體系中被進一步邊緣化，面臨著生命貶值、尊嚴貶損。2020年3月23日和4月20日，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裏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兩次表示，“寧願死也不願看到公共衛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聖叠戈工會論壇報》網站2020年8月18日報道，根據新冠肺炎病毒追蹤項目公布的數據，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的居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比例卻超過40%。《華盛頓郵報》2020年5月9日的評論稱，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貧困人口面臨更嚴重感染威脅。研究發現，美國貧富差距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死亡率密切相關。紐約州的基尼系數最高，同時其死亡人數也最高。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3月21日報道，疫情期間美國富人優先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而低收入從業群體大多無法居家辦公且不享有帶薪病假，不得不為了維持生活使自己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8日報道，公共衛生官員指出，洛杉磯縣低收入社區居民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是其鄰近富裕社區的3倍。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放棄治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指出，美國窮人正受到新冠肺炎病毒最嚴重的打擊，更容易感染病毒，死亡率更高，而一個混亂的、註重企業利潤的政府應對措施未能充分顧及他們的利益。

殘障人士和無家可歸者處境維艱。非營利組織“公平健康”2020年11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與普通人群相比，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14日報道，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使得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暴漲45%。無家可歸者中有很多年邁的老人和殘障人士，他們原本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生活和衛生條件惡劣，是病毒的易感群體。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路透社網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因人員擁擠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2020年5月4日報道，波士頓市無家可歸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占當地該群體已接受檢測人口的三分之一。

監獄疫情暴發威脅囚犯生命健康。美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12月19日報道，美國至少已有27.5萬名囚犯感染新冠肺炎，1700多名感染者死亡，監獄系統的感染率大大高於周邊社區。根據美聯社和非營利新聞組織“馬歇爾項目”共同收集的數據，在州和聯邦監獄管理局管理的監獄中，每5名囚犯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普通人感染率的4倍多；其中24個州監獄的感染率更高，堪薩斯州一半囚犯感染，是該州總人口感染率的8倍；阿肯色州每7名囚犯中就有4人感染。

疫情失控給美國人心理帶來嚴重陰影。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對美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超過病毒本身，人們感到壓力重重、孤立無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14日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4月至6月，4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出現心理健康問題，3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患有焦慮或抑郁癥，而這些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與此同時，13%的成年受訪者表示開始或增加使用藥物，11%的成年受訪者認真考慮過自殺。2020年6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美國自殺救助熱線電話接聽數量上升了47%，某些危機幹預熱線電話接聽數量暴漲300%。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美國自詡為民主制度的“樣板”，動輒打著所謂維護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對許多國家指手畫腳、肆意打壓。然而，金錢政治痼疾深重，民意操縱與謊言泛濫，美式民主不僅難以彌合日益極化的政治分歧，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導致美國民眾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名無實。

金錢支配下的政治選舉實質上成為“錢決”。金錢是美國政治的驅動力。美國的金錢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選舉搞成了富人階層的“獨角戲”。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總統選舉花費再創歷史紀錄，達到66億美元；國會選舉花費超過70億美元。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2020年11月1日報道，在2020年的選舉周期中，排在前10位的捐款者捐款總額超過6.4億美元。除公開登記的選舉捐款外，大量秘密資金和“黑錢”充斥著2020年的美國大選。根據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分析，匿名捐款的“黑錢”組織通過廣告支出和向各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的捐款創了新的紀錄，共為2020年的選舉投入7.5億多美元。

民眾對選舉的信任陷入危機。蓋洛普公司網站2020年10月8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華爾街日報》網站2020年11月9日評論稱，在2020年的選舉中，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

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逐漸從政策之爭變為身份之爭，政治部落屬性日趨明顯，兩黨在諸多重大公共事項上僵持不下、無所作為，使國家治理陷入低效無能的泥淖。政客自甘墮落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攻訐纏鬥成為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各種醜陋攻擊和低俗抹黑競相上演。支持不同黨派的選民在極端政客的挑唆煽動之下勢不兩立，情緒日趨狂熱、溝通愈發艱難，仇恨政治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瘟疫，成為社會持續動蕩撕裂的根源。皮尤研究中心網站2020年11月13日報道，美國社會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分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在經濟、種族、氣候變化、執法、國際參與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日益鮮明。2020年的總統選舉使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進一步深化。選舉前一個月，兩黨候選人的支持者中有約80%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與另一方的分歧不僅在於政治和政策上的不同，更在於核心價值觀上的對立，約90%的選民擔心對方的勝選會對美國造成“持久傷害”。

權力制衡異化為否決政治。兩黨分裂強化了美國體制中固有的否決現象，權力分割和權力制衡變異為相互否決。兩黨惡鬥不止，使國會陷入癱瘓，決策陷入僵局。在疫情暴發失控的危機局面下，兩黨不僅在諸多議題上一再纏鬥，還把應對疫情沖擊的第二輪紓困法案當作競選工具，為了撈取選票拉鋸扯皮拒不妥協，導致數百萬底層民眾生計艱難。否決政治造成國會和行政系統、聯邦和州的尖銳對立。疫情期間，共和黨總統和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矛盾不斷，聯邦政府與民主黨執政的“藍州”沖突頻發，不僅同各州搶奪抗疫物資，還屢屢和“藍州”執行截然相反的疫情應對政策，導致民眾無所適從。馬薩諸塞州緊急購買的300萬個N95口罩在運抵紐約港後竟被聯邦政府攔截。

選後暴亂凸顯美式民主危機。選舉沒有解決美國政治分歧，反而使對立白熱化。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11月4日指出，無論誰贏得選舉，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憤怒和仇恨將成為政治遺產。敗選的共和黨陣營指控大選存在多項欺詐，不接受總統選舉結果，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佐治亞州等提出訴訟，並對當地選舉官員施壓和恐嚇，要求重新計票以推翻選舉結果。特朗普一再堅稱絕不接受選舉結果，並號召支持者前往華盛頓抗議國會確認選舉結果，選舉爭議最終演變為暴亂。

2021年1月6日，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上萬名示威者在華盛頓舉行“拯救美國”示威集會，大批示威者隨後越過警衛線翻墻闖入國會大廈，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沖突。警察發射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國會議員們戴著防護面罩慌忙躲避，示威者占領會場後肆意妄為。事件造成數人死亡，導致正在認證選舉結果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被迫中斷，華盛頓特區相繼進入宵禁和緊急狀態。美國國會警察局局長史蒂文·桑德2021年1月7日稱，成千上萬參與暴力騷亂的人用金屬管、化學刺激物和其他武器襲擊警察，華盛頓特區和國會大廈共有50多名警察受傷。警察總計逮捕了100多人。2021年1月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發表聲明稱，該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政治領導人持續、蓄意歪曲事實以及煽動暴力和仇恨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華盛頓上演的政治亂象令世界震驚。美國媒體稱這是美國現代史上權力移交第一次“在華盛頓權力走廊內演變成一場實體對抗”，“暴力、混亂和破壞動搖了美國民主的核心”，是“對美國民主燈塔形象的一記重擊”。法國《費加羅報》評論稱，這一暴力事件激化了美國社會不同陣營間的怨恨和不信任，使美國陷入新的政治危機。《外交政策》評論稱，美國已經變成了美國領導人經常譴責的樣子：無法在權力交接過程中避免暴力和流血破壞。黎巴嫩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在社交媒體發表評論稱：“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以從美國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國。”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全面性、系統性、持續性的存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這一現狀無奈地表示：“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是數百萬美國人悲劇性的、痛苦的、憤怒的‘常態’。”2020年6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連發兩條媒體聲明，強調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抗議活動不僅凸顯了美國警察對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問題，也凸顯了美國在衛生、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問題。如果美國想要結束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悲慘歷史，就必須予以傾聽和解決。6月1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3次會議召開種族主義問題緊急辯論，這是人權理事會歷史上首次就美國人權問題召開緊急會議。11月9日，美國在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國別人權審查時，因種族歧視問題遭致國際社會嚴厲批評。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等機構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令人震驚，白人種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成員公然使用種族主義的標語、口號，宣揚白人至上，煽動種族歧視和仇恨；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語言，試圖將種族、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邊緣化，等同於煽動和助長暴力、不容忍和偏執。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認為，對於非洲裔美國人來說，美國的法律體系已經無法解決種族不公與歧視。

印第安人權利遭受侵犯。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對印第安人進行過系統性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行，美國印第安人今天仍然過著二等公民般的生活，權利飽受踐踏。美國許多低收入社區中的印第安人等土著人遭受核廢料等有毒環境影響，罹患癌癥、心臟病的比率非常高。很多土著人生活在危險廢物處置場附近，出生缺陷率畸高。2020年8月5日，聯合國危險物質及廢料的無害環境管理和處置對人權的影響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36/15號決議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土著人面臨采掘業、農業和制造業釋放或產生的有毒汙染物，包括遭受核廢料放射性影響，並且采礦廢物造成的土壤和鉛塵汙染對其健康造成的影響遠超其他群體。聯合國宗教或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聯大74/145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未經土著群體同意，或違反其傳統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將印第安“立巖”蘇族部落等的土地開放接受投資。聯合國適當生活水準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43/14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少數群體和土著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最具破壞性，美國土著人的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死亡率也遠超白人。

對亞裔群體的欺淩加劇。疫情暴發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些美國政客對此更是有意誤導。《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6日指出，“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全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9月17日報道，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目標；在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種族主義言論的推波助瀾下，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2020年3月23日和4月21日先後指出，有關國家政客主動發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使用別有用心的名稱來替代新冠肺炎病毒，這種把特定疾病與某個具體國家或民族相聯系的仇外表達不負責任、令人不安。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煽動、引導和縱容種族歧視，無異於對現代人權觀念的悍然羞辱。

仇恨犯罪居高不下凸顯種族關系惡化。聯邦調查局2020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19年執法部門報告的8302起單一偏見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種族族裔身份，其中高達48.4%是針對非洲裔，15.8%是針對白人，14.1%是針對拉美裔，4.3%是針對亞裔。在種族仇恨犯罪案件的4930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多達2391人。《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一些美國人將疫情的暴發歸咎於亞裔，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仇恨犯罪事件越來越多。民權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7個月，美國共發生2300余起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死亡案件頻發。2020年3月13日，26歲的非洲裔女子布倫娜·泰勒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中8槍致死。2020年5月25日，46歲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當街殘忍“跪殺”。2020年8月23日，29歲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在打開車門要上車時被警察從背後連開7槍導致重傷，事發時布萊克3個年幼的孩子就在車上目睹了這一恐怖經過。“警察暴力地圖”網站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警察共槍殺1127人，其中只有18天沒有殺人。非洲裔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被警察槍殺人數的28%，非洲裔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2013年至2020年，約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

有色人種受疫情危害更大。2020年8月2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非洲人後裔問題專家工作組向人權理事會第45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美國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體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別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20年5月15日報道稱，“沒有什麽比這場疫情下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的膚色差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7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疫情中的種族差異擴大到了兒童。拉美裔兒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9倍，非洲裔兒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6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7月10日報道，洛杉磯公共衛生總監芭芭拉·費雷爾指出，病毒對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造成的嚴重影響，根源在於“種族主義和歧視對獲得健康所需資源和機會的影響”。《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10月22日評論指出，有色人種死於疫情的人數遠遠多於白人，可歸因於不平等的教育與經濟體系導致有色人種得不到高薪工作，住房歧視導致有色人種居住密集，以及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的環境政策等。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10個縣中，有7個縣是有色人種人口占大多數；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個縣中，有31個縣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種。

有色人種面臨更嚴重的失業威脅。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4月28日評論稱，“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最無奈的現實。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8日發布的報告顯示，4月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失業率分別飆升至16.7%和18.9%，創歷史最高紀錄。《華盛頓郵報》網站2020年6月4日報道，經過嚴重疫情後，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國成年人還擁有工作。美國勞工部2020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裔的失業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20年7月20日報道，工會領導者呼籲美國勞工在20多個城市罷工，以抗議在疫情期間加劇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

執法司法領域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信使》雜誌網2020年12月17日報道，在路易斯維爾市，盡管非洲裔美國人僅占當地駕齡人口的20%，且在搜查中發現違禁品的比率遠低於白人，但警察對於非洲裔的搜查卻占搜查總次數的57%，近3年內被逮捕者中有43.5%是非洲裔。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6月1日報道，盡管非洲裔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監獄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每10萬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監禁。美國全國州議會會議網站2020年7月15日發布的研究顯示，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艾奧瓦公共廣播新聞網2020年12月18日報道，在艾奧瓦州的監獄中，非洲裔的監禁率是白人的11倍。即使犯同一罪行，非洲裔也更可能被判更長的刑期。《洛杉磯時報》2020年9月15日報道，美國聯邦司法系統死刑適用中也存在著種族偏見，殺害非洲裔比殺害白人面臨死刑的可能性更低。當受害者是白人時，重罰有色人種犯罪嫌疑人的傾向更為明顯。《戴維斯先鋒報》網站2020年12月4日報道，自1976年以來，有色人種在美國的死刑執行中占比高達43%，目前等待執行的被告人中55%是有色人種。《邁阿密先驅報》網站2020年12月18日發表評論認為：“在我們的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是由妳的錢包和膚色來決定的。”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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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Bannon's Warning On China Trade War (w/ Kyle Bass)

凱爾· 巴斯（Kyle Bass）和 史帝夫 · 班農（Steve Bannon） 的 「中國警報」精彩對話 !

概要：史帝夫 · 班農，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在此與 凱爾 · 巴斯 探討，美國當前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方略。對於以下話題：中國滲透美國各類機構，中國在南海的侵略行為，未來幾年的國際衝突。二人交談甚深。

訪談正文：
巴斯：
班農先生，謝謝你能來到這裡，這麼個開闊的場所，在德州。
班農：
叫我 史帝夫 吧。
巴斯：
史帝夫，你能來真好，謝謝你。
班農：
我也很高興能來這裡，還有點興奮。
巴斯：
你我來到此地，就是為了談一個我們都認真研究過的問題，中國。首先，容我請教，你覺得，中國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他們的總戰略又是什麼 ？
班農：
他們的總戰略顯而易見，就是「支配世界」。此意圖，得見於「一帶一路」，得見於「中國製造2025」，得見於他們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搞了個中國版的「東印度公司」，得見於他們在加勒比海的一舉一動，以及眼下在拉美的所作所為。
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中國政府的作為，中國政府用盡手段對美國發動經濟戰，同時增強他們的軍事。他們正在封鎖南海，如此野心勃勃的地緣政治戰略，前所未見。讓我說的更直白一點，在地緣政治領域，有三大理論：麥金德（Halford Machinder）的理論，關於亞洲大陸的部分；馬翰（Alfred Thayer Mahan）的理論，關於切斷各大洋之間的交通樞紐；還有斯皮克曼（Speakman） 的理論，主張迫使自己的敵人遠離亞洲大陸。在世界史上，只有現在的中國，企圖同時踐行此三樣理論。拿破崙、希特勒，還有其他一些人，只想稱霸歐亞大陸；大英帝國、美國，執行的是 馬翰 提出的「海權論」。至於 斯皮克曼 的理論，是20世紀早期才出現的。
中國的「一帶一路」，基本上是要把「絲綢之路」一路開到義大利。在今天的報紙上寫著，那個新的義大利政府，五星黨的人，那個 Di Maio，從北京回到了義大利。他們要搞個大動靜，「讓我們義大利成為一帶一路的終點吧，這可是馬可波羅東遊的起點」。本週我們在馬爾代夫有一個投票，結果是堅定反對中國建設海軍基地、掐斷海運樞紐以擴張海上勢力的作為。
再看看中國如何實踐斯皮克曼的理論。美國本就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但是中國卻企圖逼迫美國退出太平洋，所用手段就是他們在南海和台灣興風作浪。他們竟然要我們退守關島。
其實中國的問題，人們已經談論了很多年。華爾街，倫敦金融城，法蘭克福，那些人都是這麼個論調，「其實沒什麼，他們沒有野心。他們從來沒想過成為一股擴張勢力」。其實，在地緣政治意義上，他們就是一股擴張勢力。他們現在的舉動極不尋常。而且多管齊下。
巴斯：
那麼，你又如何看待他們的經濟成績呢，或者說「看起來很了不起」的那些東西。在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他們一直自以為是第二大金融勢力。逐漸的，這個世界好像也相信了，從2009到2018，中國是全球經濟引擎。在你看來，他們在地緣政治上蠻橫的底氣，是否基於這一輪經濟增長呢？
班農：
其實已經很久了，「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市場秘境」，這些說辭在西方一直很受寵，從英國人進入中國開始，到東印度公司，再到現在的中國貿易。大家都圍著中國轉。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讓我相信，中國經濟只是沙灘上的一個小城堡。
進一步說，我相信，這些熙熙攘攘，即將造成比2008更慘烈的金融危機，罪魁禍首是同一批人：那些投行、商業銀行、對衝基金，還有政府機構。又是那些個「精英」，他們製造了2008的金融危機，全身而退，沒有被追究。現在又來了，正是他們，惡化了中國問題。
還有那些「世界級精英」 — 「達沃斯黨」的同志們，華爾街的那些人；另有一些人，我稱他們為「中國關係戶」，就是那些投行，特別是高盛，還有一些商業銀行，還有一些為中國跑腿的說客，其實他們是一些大企業的遊說團隊，有25到30家和中國合作規模最大的企業，他們在華盛頓的遊說團隊，天天為中國跑腿磨嘴。還有那些大股東，比如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黑石主席）。所有這些人，都會因為中國問題，被追究到底。
中國和西方「精英人士」的合作，其本質，就是西方國家的「去工業化」，從歐洲到美國，都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英國脫歐和美國的2016年大選，是緊密相關的。在合作過程中，中國不斷的出口自己過剩的產能，轉移通貨緊縮壓力，出口基本工業產品。對於中國而言，這一切妙不可言。
中國的確做到了，讓三億五千萬勞工變成了中產，讓四億貧困人口變成了勞工。這已經覆蓋了他們三分之二的人口，他們的真實人口數，我相信是十三億或者十四億，而不是他們自己說的十一億。切實做到的這些事情，在他們自己看來，是了不起的戰略成就。其實，是在西方的資助下完成的。
我認為，川普之所以與眾不同，就是因為他說過，「這個世界不必如此，我們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而不是像今天這樣 — 我們資助了中國崛起，我們建設了中國」。然而，這麼多年了，我們聽到的卻是，「不，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中國崛起是注定的」。川普說，「不，這些都是某些人的作為而已，是那些商業銀行、投行、大企業對中國當局屈服的結果」。
有件事我必須申明，凱爾，我不是針對中國民眾。70年代中期，我在西太平洋第七艦隊服役，76年到77年之間，我第一次去中國。我這一生幾乎都沒有離開中國事務。我還在上海生活過，是在過去的法租界。對於中國人，我不僅尊重他們，我深愛著中國人。在中國那裡，有一個說法，「老百姓」，意思是所有普通人，因為中國至少有一百個姓氏。老百姓們，其實過得很淒慘。
「老百姓」這個詞有很多含義，包含了社會禮儀，包含了中國人的吃苦耐勞，他們的堅忍不拔。回看中國人經歷過的種種，不可謂不悲壯。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極權者。坦率的說，中國共產黨的頭頭們，和「達沃斯黨」，有著著密切來往，甚至勾搭上了各個領域的精英人士，科學界的、工程界的、管理界的、金融界的，文化界的。我把這稱之為「達沃斯輻射」。這一幅射的影響力，真實地體現在倫敦，紐約，華盛頓，硅谷，等等。
巴斯：
那麼，他們控制「達沃斯黨」的手段，是經濟脅迫？他們投資我們的大學，我們的智庫，給說客塞錢，如你所說，對付我們的企業，讓美國人去中國賺錢。這就是他們的操縱手段嗎？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班農：
讓我們回看2017年1月，在同一週裡，發生了兩場非同小可的演說。在達沃斯論壇，習主席的演說，可以說是對全球化的禮讚。而我對此很排斥，讓我感到厭惡的還有那些主流媒體，那些「達沃斯黨」，他們就坐在那裡，對習的演說照單全收，「多麼偉大的領袖啊，多麽了不起的人啊，他要站在全世界的高度領導我們，他還要對全球化事業，對我們的經濟，做許多許多事情」。
緊接著，我記得是三天以後，川普的就職演說，「讓我們照顧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美國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其他國家也應該開始照顧好自己。全球化，還有達沃斯搞出來的那些東西，其實在掏空我們的國家。我們要重新對待全球化。」
兩年過去了，本週，彭斯的演說表明了美國的新戰略。
巴斯：
就在昨晚。
班農：
其實一切都在進行中，現在要與中國直接交鋒了。事態不會像基辛格說的那樣，也不會是「修昔底德陷阱」。我知道你對 格雷厄姆 · 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主張用修昔底德陷阱解釋美中關係) 做了很精彩的訪談，他的意思是我們和中國還會在一起，磕磕絆絆地走下去。其實，我們要做的，是正面抗擊中國，不會再有絲毫妥協退讓。中國已經對我們發動了經濟戰，我們要堅定自己的立場。
回到剛才的問題，關於中國人如何收買別人。他們出手闊綽，開大張的支票。他們給各個大學送支票，幾乎買下了整個倫敦金融城，整個華爾街，還有那些企業。對此，我很憤怒。倫敦和紐約的那些大投行，已經變成了中共下屬的「投資部」。
巴斯 :
他們眼裡只有錢。
班農：
他們只認得錢，全變成了中共的說客。劉鶴，習的特使，大約四週前來到紐約的時候，當時是最後一輪貿易談判，他想再爭取些什麼。其實已經定局了。但是，他派了自己的副手，還有一隊小跟班，去見了 史蒂芬 · 美努卿（Steven Mnuchin ，現任財政部長) ，還有財政部的其他人。此前一天，他們還另搞了一個小動作。他們召集了 15 至 20 家企業的事務官開會，沒有請到CEO，因為那個召集人自己位階不夠。他們對這些企業的人說，你們這些人，辦事不行啊。現在你們出力解決問題。
還有一件事，王岐山搞了個什麼金融顧問小組。就是為了破壞川普的戰略， 但是中共在找人時會這麼說，「我們需要一些金融顧問，讓我們了解美國想要什麼」。然後 鮑爾森（Paulson ：高盛CEO兼主席)，苏世民 （Schwarzman ，黑石主席) ，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找去了。有意思的是，當中共需要找人幫襯的時候，就會來找這批人，因為這批人已經得了好處。據我所知，這批人也會找藉口推託，什麼聯合國開大會啦，紐約正好有很多歌劇要聽啦，很忙啦。這時候，王岐山就對他們不客氣了，「你們這些人，沒聽見我說話麽？要開會了，都給我過來！」。簡直就像指揮小僂儸。
當我們回頭看看這些事情，西方各民主國家的，還有美國的，精英人士，長期和中國廝混，甚至當中國對我們發起經濟戰時，他們也和中國站在一起，助紂為虐。當人們看到，一定會震驚，會被驚得啞口無言。
巴斯 :
讓我們看一個具體的案例，這個案例足以說明企業受到的影響。我們知道，有那麼一些公司，他們分別想從中國撤出超過十億美元的資金，就在2016年11月。當時，中國突然間關閉了所有資本帳戶，他們一分錢都撤不出來。當時你還在白宮，你有沒有收到過這些公司的求救信？當時他們被中國死磨硬纏，一分錢都撤不出來，有來找你求助嗎？
班農：
有的。我相信這件事情給人們的震撼，比之前的那些還要大。我們都記得，川普如何以力挽狂瀾之勢當選總統。那時候，還沒有人看到這一切，可是這一切就是發生了，就發生在講究自由、民主、秩序的戰後時代。中國其實也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他們只是特別會鑽空子，只要有規則，就有漏洞，他們就去鑽。換句話說，不盡完美的規則體系，造就了現在的中國。沒有人去找中國算帳，因為每個人都以為中國還很弱。
巴斯：
可是，那些被欺負的企業是否因為害怕，而不敢找中國算帳？
班農：
就是如此。
巴斯：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還說出來，把自己不能從中國撤資的事情說出來，他們就會被中國封殺。
班農：
他們都會遭此厄運。
巴斯：
那麼，潛規則就得勢了 ？
班農：
中國以封殺威脅企業，因為中國害怕他們說出真相。說到這裡，我們不妨來看看貿易戰究竟是怎麼回事。貿易戰無涉關稅，更無涉保護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川普可以做到如此地步。看看之前，川普動手之前，人們談論關稅，覺得250億美元或者300億美元已經是天文數字了。其實呢，川普的目標是5000億美元的關稅，而且川普知道，中國肯定無力還手。
為什麼中國無力還手呢？美國人要明白一件事，在中國人看來，我們是他們的「朝貢者」。請允許我進一步解釋。中國有大約四千年的歷史。有時候挺好，有時候很糟。但是他們對一件事情深信不疑，就是，他們之所以能存在4000年，因為他們擅於結交盟友，也擅於應付對手。
現在搞的這一套，他們稱之為「治蠻」，就是如何對付蠻族。他們的伎倆，就是邀請蠻族首領，去他們那裡糜腐享樂。然後呢，首領就墮落了。至於你這個墮落的首領，如何回去面對自己的族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在美國，近25到30年來，中國人來這裡，玩的就是這套把戲：收買我們的精英。我們的精英就這麼墮落了，甘願讓自己國家工業空心化，在北半個美國，中西部，尤其嚴重。這也是為什麼川普能當選總統。
觀眾們還需要明白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就是 JD Vance，一個很厲害的傢伙，從耶魯畢業的，寫了《白垃圾輓歌》（英文書名：Hillbilly Allergies ），這本書是對川普支持者的最佳社會學研究。就是這個JD Vance，對我介紹了 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研究，那些研究顯示，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就業機會也到中國去了，這一切，和美國現在的「鴉片危機」，是直接相關的。
這已經不是什麼關稅的問題了。
巴斯：
有道理！
班農：
這不是關稅的問題。這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問題，生而為人的價值問題。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華爾街賺了大錢，大企業也賺了錢，因為成本降低了。一無所有的工人，被魔鬼叼了去。這就是為什麼，川普能扭轉乾坤，贏得民心。
在中國眼裡，美國就應該給他們「進貢」。我們給了他們自然資源、大豆、牛肉、波音飛機、蘋果產品。稍等，對不起，我們沒有給他們波音飛機和蘋果產品，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強行把波音變成了合資企業，強迫蘋果公司在他們那裡生產。我們只是他們的殖民地，他們是宗主國。但是，這一切，反而使得他們對貿易戰無能為力。
巴斯：
即便貿易戰火力全開，我們對5200億產品，全都徵稅25%，也就1000億美元。這是一筆大錢，但是，我們有十九萬億的GDP，所以，關稅收入對我們來說，好像也沒什麼。但是的確能印證你的觀點。從2001年開始，他們已經對我們發起貿易攻擊了，相比較，我們還沒發力呢。
班農 :
是的。從1946年開始，也就是二戰結束，一直到2000年，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是 3.5%。這也是我們成為超級大國的真正原因。美國的經濟引擎恣意奔騰，經濟年年增長 3.5%，年景好壞也就波動半個百分點。中國加入WTO之後，他們大受優待。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只剩下 1.9%。
造成美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核心因素，就是中國。因為去工業化，我們的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是的，關稅額度不高，無論是名義數字，還是實際數字，都不高。但我們可以看出趨勢。川普已經在做的事情，就是直面經濟戰。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運用301法案，抵禦中國強迫我們的企業對他們轉讓技術。
我們會把關稅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很有必要的話，對中興那樣的公司，我們會清算他們的海外分公司，斬斷他們在西方世界的所有觸角。他們的經營會被連續凍結90天。還有，就是投資限制……
巴斯 :
重組 CFIUS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班農：
是的，重組CFIUS，正是熱門話題，如此一來，政府就能夠集中力量保護智慧型資產。這就是為甚麼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如此重要。再來看看那些嘲弄川普的人。現在出了本書，《恐懼》，裡面寫到，那個 Gary Cohn，高盛的董事長，真是「偉大的高盛」啊，以前我還在那裡工作過。
Gary Cohn 竟然直接從川普的辦公桌上偷文件。在書裡寫著，他為了保護NAFTA，所以偷走了一份與關於對韓貿易的文件，因為在他看來，總統不夠聰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好，我們來看看川普的實際行動：他創建了新的NAFTA，從地緣戰略的意義上看，用來制約東亞，可操作性極佳。很快的，日本就參與進來了。
這是一個雙邊協定，不是TPP那樣的東西，讓美國委身於眾多參與者之一。我們和日本的協定，很直接，就是兩個合作夥伴之間的協定。我們和韓國，也已經簽署了一個這樣的協定。在歐盟，Juncker （歐盟委員會主席），已經告訴川普，也想來一份這樣的協定。
這就是川普已有的作為，才用了不到兩年，在世人眼中，「中國崛起」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一樣不可抗拒，但是川普，他把全球供應鏈，從中國身上，硬生生的扯了下來。
這將給我們的經濟成長帶來難以名狀的機遇。在上述整個過程中，川普單槍匹馬，面對企業遊說團，華爾街關係網，等等，周旋廝殺。川普是真正的英雄。
巴斯：
這一切行動，時機抓得很好。在我們反擊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減弱了。我們選擇了用關稅作為反擊的起手式，其實用別的也可以。還有一件事，就是廢除了邊境調節稅，我們都知道是誰幹的。
班農：
我本人支持邊境調節稅。
巴斯：
我也是。
班農：
我雙手贊成邊境調節稅。Paul Ryan （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 和我有過分歧，但是他向我說明了究竟何謂邊境調節稅之後，我馬上就說，「這肯定管用」。
巴斯 :
是一個公平的方案。
班農：
其實我們都知道，邊境調節稅為何沒有被通過。我相信，在未來幾年，這個方案會被認可。
巴斯：
如果有了邊境調節稅，我們就不需要關稅了。
班農：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涉及關稅的。記得G7 峰會吧，開會第一天，就關稅的問題，那些自視比川普更早從政的人，默克爾、馬克龍，竟然給川普「上課」。第二天早餐，川普回應他們，「昨晚我想明白了，這樣吧，我們都搞零關稅，不能有關稅，但是，也不能有補貼，如何？」
大家需要了解，就在兩個多月前，白宮發出了文件，包含了50條內容，列出了中國對美國的「經濟戰」行為。美國要中國停止那些行為。這就是交易，你停止戰爭行為，我們一切都好說。關稅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對國營工業的投資……
巴斯：
自由市場，自由電價
班農：
是的，自由市場。 看看他們對全球鋼鐵業和鋁業的影響，看看他們的造船工業是怎麼回事，中國所有重工業，都拿著國家補貼。他們已經摧毀了西歐的工業，摧毀了美國的工業。還在得寸進尺。
巴斯：
他們是故意的。
班農：
的確是故意的。我們再看看中興。可以看出，他們不得不，每年創造出一千一百萬個就業崗位。其實他們的內部經濟壓力，非常大。中興包含了一萬五千個高附加值的工作崗位，即便只是這一小撮就業崗位的減少，他們都承受不起。鋼鐵產業也是如此。
他們好像掉進了死循環。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像他們那樣不堪：官方不斷增加投資，只為了讓人們不停勞作。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所謂的「中國模式」，會讓西方人如此著迷，如果你能看清它的真相….
我知道你是少數幾個已經看清真相的專家之一，你們沒有自欺欺人地人云亦云，也沒有被中國的假數據矇騙。對於我來說，中國發布的所有數據，都要懷疑，只有自己驗證過的，反覆驗證過的，才能相信。我們都要給自己係好安全帶。
這一切，迫使我相信，下一場金融危機，已近在眼前，危機製造者，正是空虛脆弱的「中國模式」。
巴斯：
暫且假設我們對中國的判斷都是正確的，他們不計後果地堆積債務，同時伴隨著經濟減速，又有如此巨大的經濟當量，龐大的銀行系統…..但是，他們的銀行系統和我們的銀行系統之間的聯繫，並不像在上次金融危機時，我們和歐洲的，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那麼緊密，這算不算一個好消息呢？
班農：
姑且算是。你用到了一個詞，「不計後果」。這讓我想到了整個世界的精英群體，是何等的不可信任，何等的不負責任，他們讓我憤怒。
看看不久之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CEO被送進監獄，沒有一個富人放棄資產。人們應該記得，2008年9月18日，伯南克（時任美聯儲主席）、鮑爾森（高盛主席，時任財政部部長）、小布什（時任美國總統），一起走進總統辦公室 （緊急會議）。隨後，布什讓他們去國會山 （提交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當時，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只有8800 億美元。2017年1月20日，川普總統上任，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四萬五千億美元。所有人，包括英國央行，日本央行，都在做同一件事….
巴斯：
還有中國央行。
班農：
是的，中國央行。這些央行，只做了一件事 — 釋放流動性。如果你擁有各種資產，比如房地產、股票，或者智慧型資產，你就擁有了最美好的十年。如果你只是工薪階層，很遺憾，過去十年薪水零增長。這是不公平的，由此催生了憤怒，憤怒點燃了「國民意識」。
那些卑劣的銀行家，用納稅人的錢消解自己闖下的大禍，又派自己的徒子徒孫到世界各地為自己辯解。這一切都必須被終止。
我們來看你說的這個詞 — 「不計後果」，如果我們這次又漠視了那些「精英」做下的惡，我們也是在「不計後果」。美國銀行系統總共有十九萬億美元的資產，你在這個問題上比我聰明十倍，就我看來，這些全都是不良資產。也許，我們保守點好了，10%或者更多的部分，應該被註銷。
至於中國的銀行系統，有四十九萬億美元的資產，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覺得，其中四十五萬億美元，是2008年之後產生的。這就是「不計後果」。不幸之萬幸，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銀行，以不再由SWIFT系統相互連接。
巴斯：
衍生品市場也隔絕了。
班農：
說要衍生品，這裡面也有故事。那些銀行家，他們嘴上不說，但行動上，都拒絕和中國的銀行在衍生品市場相連接，他們不希望，在中國的銀行系統崩潰時，被拖進去一起死。
也就是說，那些銀行家都知道，中國的銀行系統會崩潰。
他們都很清楚，沒有哪個銀行系統，能夠承受如此巨大的惡劣資產。有意掩飾這一切的經濟學家，都是可恥的，例如倫敦的金融時報，還有那些「精英」們，包括各種經濟會議的參與者，對這一切的掩飾，是他們永遠的恥辱。你看看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在 Morning Joe（晨間政論節目）都說了些什麼，從頭到尾，都在對彭斯的演講挑刺，打擊彭斯和川普。
你應該知道他說了些什麼吧？「哦，我所有的中國同事，還有我在中國的朋友，都對我傾訴，不知道美國到底要什麼，他們來到美國，想和我們一起解決問題，想成為我們夥伴。但是呢，我們不斷提更多的要求。」
他的這番言論就是「不計後果」。他完全清楚事實是怎樣的。可是他就敢坐在那裡，在公共頻道的新聞節目亮相，他知道選民都會看這檔節目，他就是要把那套謊言塞進選民的腦子裡。
這是不可接受的。我可以告訴你，凱爾，你在這裡，做著這些事情，其實還有很多人和你一樣，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們現在想要，是讓那些人付出代價。
如果那些「精英」們，以為自己又可以逃過一劫，告訴他們，不可能。為什麼川普能夠成為總統，為什麼那些根植於普通民眾的黨派能勝選，看看義大利、德國、法國，都是這樣，還有在本週末，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們已經受夠了那些卑鄙小人，知道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和任何人沆瀣一氣。
巴斯：
的確如此。我們來看看中國的銀行系統，我們不妨假設，他們會重組，他們其實很聰明。
班農：
我們就來搞清楚這個問題。
他們的聰明是這麼用的：當川普總統去訪問的時候，他們不做任何改變，什麼都不開放，唯獨開放了金融市場 （允許外資持股超過50%）。
巴斯：
蛛網已經張開了。
班農：
就是這樣。
巴斯：
他們把自己的金融系統搞壞了，再讓你投錢進去。
班農：
是的，拿你墊背。
巴斯：
為什麼，全世界對此都視而不見呢？
班農：
全世界都看在眼裡。
巴斯：
人們才剛剛發現….
班農：
等等，凱爾，….
巴斯：
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是才剛剛發現…..
班農：
不，凱爾，你真是善良的可以。你是個好人，所以你這麼想。但這麼想蠢透了。難道你真的認為，那些人，華爾街日報的，倫敦金融時報的，經濟學人的，那些個聰明人，還有那些智庫，你真以為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連我這樣的笨蛋都能看清，各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都是一個個定時炸彈，那些聰明人會不知道？他們早就知道了。
巴斯：
你也知道他們是怎麼說的，「中國不一樣」，這句話我聽了很久了。「我同意你說的，但是中國不一樣，所以報導還得這麼寫」。
班農：
是的，但是這一切，必須終止。在九十年代末期，我們和中國有過一個交易。現在回頭看看，當時的各色人等是如何表現的：直接跳出來給中國黨啦啦隊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還有所謂的「鷹派」。在1999年達成的交易 （1999年11月15日，中美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是「綏靖政策」的產物。大家要明白，「綏靖政策」兩黨都有份，無關黨派意識。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只要一談到中國，就想著怎麼撈錢。所以那些「啦啦隊長」們，總是說：「那可是中國呀，只要給他們最惠國待遇，讓他們加入WTO，他們也會走上自由資本主義道路，也會民主投票……」
巴斯：
他們會開放，他們會民主化，會允許我們投資任何領域……
班農：
嗯，他們還會進入中產社會
巴斯：
沒準兒還會有法治……
班農：
呵，法治，然後中國就是天堂了呢。十七年後我們終於知道了，知道了什麼呢？這個政權，不僅是獨裁者，還是重商主義者。他們已經造就了一整套系統，為他們自己，為那些所謂的「精英」，當然，也為了他們的政權。這套系統運作良好。
現在，之前提到了三種人（啦啦隊，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鷹派），還剩下兩種。「啦啦隊」已經沒戲了。還剩下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還有，鷹派。妥協派，現在有了一套新的說辭，「修昔底德陷阱」。你採訪過的 格雷厄姆 ·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美國哈佛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首任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提出人），還有基辛格，都喜歡這套把戲。
他們好不容易從故紙堆裡翻出一個寶貝，添油加醋：
「美國正在衰弱，中國正在崛起；就好像，古希臘在衰弱，斯巴達在崛起；若想避免全球衝突，看看歷史吧，這樣的局面，歷史上發生了十六次，其中十二次，處理失當。正在衰弱的一方，應該做的，就是如何引導崛起的一方，融入自己的體系。新來的夥伴也許會惹麻煩，沒關係，他很有實力，能做很多事情。一切都會好的。」
這兩個人，格雷厄姆 ·艾利森和基辛格，在六十年代末，關於尼克松的對蘇政策，就用過這一套胡扯。看看那時候他們怎麼說的，「蘇聯正在崛起，美國正在衰弱，我們要對他們謙和，對他們友善，允許他們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 當年的放過的屁，現在又拿出來放。
里根來了，他問到，「蘇聯經濟規模究竟幾何？」回答是，加州般大小。里根說，「那他們有什麼可怕的？」里根做的第一件事，授命，在五角大樓之淨評估小組（Net Assessment Group）任職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以及，在CIA任職的比尔·凯西（Bill Casey），對蘇聯經濟做一個完整的分析。分析的結論是，蘇聯經濟規模，只有之前估計的一半。對不起，我說錯了，還要多15% （當時加州經濟的65%）。
巴斯：
而且他們急缺美元。
班農：
是的，急缺美元。專制政權總是落入此番窘境。
巴斯：
中國現在就是。
班農：
蘇聯當時的作為，與今天的中國別無二致。他們在軍事上投入巨大，拖累了經濟。我們的問題是，當年胡扯混吃的狗頭軍師，過了四五十年，又來了，「美國正在衰弱，中國正在崛起…..」。在我看來，現在中國的處境和當時的蘇聯沒區別 — — 破敗的經濟，急缺美元。
對那些狗頭軍師，我這麼說，「這樣如何，我們停止衰弱，驅使我們衰弱的不是什麼物理學定律，只是人為決策，這樣的決策，我拒絕」。我們需要一個帶領我們，重新振作起來的領袖，讓美國再次偉大 — — 這恰好就是川普的政治基調。後來呢？不過兩年時間，我們就證明了，中國是頭「紙老虎」。
巴斯：
我們已經談到了中國的總戰略，談到了我們的行動，我們在當今世界的位置，那麼，你認為，中國下一步會怎麼走呢？假設我們繼續在經濟層面進行果決的反擊，進一步提升關稅，重申我們的權益，他們會怎麼做？他們有行動綱領嗎？
班農：
首先，他們希望美國發生政權更迭。他們自信有八成把握可以幹掉川普，辦法就是影響眾議院選舉，用心理戰術，用金錢收買，用盡各種手段，讓川普失去眾議院，然後看著他今年被彈劾。
即便不成功，他們自信有十成把握，讓川普在2020年敗選。這就是他們的「計畫 1」，讓川普丟掉總統職位。因為他們內部在說，「川普是我們的瘟神，我們要一個全球主義者當總統」。
巴斯：
他們就等著川普出局。
班農：
不只是「等他出局」，而是出手干預。彭斯昨天演講時說到，一些媒體，比如Axios，也有報導：有情報顯示，中國人正在干涉美國中期選舉。這不是什麼俄國人在Facebook上耍花招。這是中國人在玩命。
以上就是中國的「計畫 1」。
他們的「計畫 2」，義大利人今天剛說，中國是我們的重要夥伴（義大利支持一帶一路）。我相信還會有更過份的「一帶一路」，更多的「中國製造2025」，更多的「東印度項目」，再看看非洲南部，加勒比海地區，委內瑞拉，拉丁美洲，中國還有更多的動作。這些地區的國家都拿到了大把的人民幣。只要一個人拿了人民幣…..
巴斯:
可是沒人真的想要人民幣啊
班農:
這就是我們要談的一個大問題 （憋著笑）
巴斯：
這可是關鍵問題。
班農：
中國的勢力，已經遍佈波斯灣、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甚至卡塔爾。全世界所有資源密集地區，從阿根廷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直到南非，都佈滿了他們的觸角和爪牙。這就是他們在做的。
接著是「計畫 3」。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出版的一本教科書，很不簡單，在九十年代就出了英文版，是中國國防大學的兩位將官寫的，書名《超限戰》……
巴斯 :
劉姓上將？
班農：
好像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因為它寫出了中國的戰略思想。他們認為有三種戰爭：信息戰、經濟戰，最後才是熱兵器戰爭。「我們要避免的是熱兵器戰爭，因為美國可以輕易打敗我們，這是我們一定要避免的」，他們就是這麼說的。
那麼焦點就在於信息戰和經濟戰了。 他們已經贏了一路了。就那本書，如果你看看過去發生了什麼，再對照書裡寫的，你會發現，書裡怎麼寫，他們怎麼做。我認為，我深信，在川普集中行政力量應對經濟戰之後，他們開始節節敗退，他們的政權也岌岌可危，因為我相信，「鄧派」的人，還有其他崇尚集體領導的高官，都會以現行的個人崇拜為藉口，紛紛抱怨。
巴斯：
那些人只是暫時還沒有被監禁或者殺掉吧。
班農：
正是那些還沒有被監禁或者殺掉的人，已經開始坐在那裡嘮叨了，「鄧堅持與西方合作，鄧堅持改革，鄧堅持開放，鄧是務實的合作者，喜歡低調行事，鄧從不為難別人」，他們都把習看成「毛神二代目」。習現在頂著巨大的內部壓力。
我在自己的廣播節目裡做過一個預測，已經被許多人引用了，在2014年到2015年之間，當時我預測，在五年之內，我們和中國，會在南海開戰。我22歲那年，在南海的一艘驅逐艦上服役，我當時大聲驚呼，「我到底在哪兒？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每一艘從波斯灣出來的油輪，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還有無盡的集裝箱貨輪。南海就是高速車道。
巴斯：
中國進口能源的40%，從馬六甲海峽輸入。
班農：
我覺得三分之一的全球貿易，價值五萬億美元，都要經過那裡。
巴斯：
是的。
班農：
當我們談論南海問題的時候，必須明白，那裡是全球貿易的高速通道。最大型的輪船，全天候的航行於南海。在2015年，中國高官來到白宮玫瑰園，當著美國人民和美國總統的面，公然撒謊。他們當時已經在南海建造了七到八個機場。他們聲稱那只是暗礁。其實已經建成了機場，在美濟礁和斯卡伯勒礁。所有暗礁幾乎都成了機場，他們還設置了火砲控制雷達，搜索雷達，還有戰鬥機停在那裡。這些竟然都發生了。
巴斯：
那裡有一萬英尺長的跑道。在奧巴馬時期，中國專程來對我們說，他們不會在南海搞軍事，「我們不會前往南沙群島（主權爭議區）。我們在南海的建設，都是為了科研。」我們怎麼可以允許他們做到這些？無論是永暑礁，還是美濟礁，還是其他那些建成了一萬英尺跑道的暗礁，他們說沒有設置武器，可是現在連核彈都有了。我們竟然都答應了？或者是，我們表明上不答應，實際上縱容他們這麼做？
班農：
在我成為首席戰略師以後，第一次走進白宮，我就和麥克·福林（譯者註：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去國家安全理事會接手工作，當時我就對他說，頭三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把所有的戰鬥火力交給指揮官，當時白宮正在處理對ISIS的戰爭行動。
巴斯：
交給哈里·哈里斯 （譯者註：Harry Harris 四星上將，時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班農：
不，交給中央司令部，讓他們消滅ISIS。戰鬥火力必須由指揮官全權掌控。第二件，針對國家安全理事會，我們要想辦法，把奧巴馬任命的人，換成我們的人。
第三件，我當時說，我們要搞清楚過去幾年發生了什麼，找出所有和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相關的文件。只要在他們眼前經過的文件，我都要讀到。人民應該知道真相。
當時在白宮，我一週工作七天，每天十八到二十個小時。其中一半的時間，都用來調查奧馬巴的「重返亞洲」，我要搞清楚，奧馬巴當時為什麼要那麼做，我們要起訴他。
巴斯：
關鍵人是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 ，譯者註：時任亞太助理國務親，今天9月17日在北京被王岐山秘書扯領帶扒西裝 ）。
班農：
是他，庫爾特·坎貝爾。
巴斯：
他還寫了本書。
班農：
後來我找到了什麼呢？我本來以為會有一屋子的文件等著我。可是，只有薄薄一疊，沒幾張紙。再後來我發現，當時美國完全沒有建立和中國對抗的機制。當時白宮有一些出色的人，但是沒有人考慮，「因應中國挑起的經濟戰，我們來制定一個經濟計畫如何？或者是一個戰爭方案？」實際上，整個「重返亞洲」戰略，在我看來，就是派一個旅的海軍陸戰隊，到澳洲的達爾文地區，蹲著別出來。
當時，每個人都告訴我，哈里·哈里斯知道真相。我就去把哈里·哈里斯找來，向他請教了很多，在南海，到底發生了什麼。僅一件事，就讓我大為震驚。
當年我們在南海航行，荷槍實彈，雷達嘟嘟轉，一切自如，無愧於「自由航行」。我們在國際水域都這樣，我們如此行事，因為我們是美國海軍，我們是海上自由的捍衛者。但是現在呢，我們只能在所謂的「安全線路」航行，必須關掉雷達，關掉所有武器控制設備，像個乖小孩一樣，悄悄地把船開過去。可以說是求著他們讓我們過去。
巴斯：
這些我都不知道……
班農：
他們在國際法庭上輸掉官司以後，中國，竟然想把南海變成他們的內海。
巴斯：
這個我知道。他們在1949年提出來的「九段線」就是個笑話。
班農：
他們認為南海是自己的，可是他們欠準備。他們一看到人就會念叨，「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是不容置疑的」，然後，人們就不知不覺地把這句話寫進某些文件裡，放在電視節目裡，就像一句咒語一樣被反覆念。這就是中國想要的，他們相信可以用「反覆說」的方式，把假的變成真的。
你剛才問我，將會發生什麼。我在自己的廣播節目裡就說過，會有戰爭。引爆全球衝突的火藥桶就兩個，一個在卡塔爾和波斯灣，另一個就在南海。別想著朝鮮了，朝鮮就是中國的跟班，所有的朝鮮問題，都是中國的把戲。川普總統對朝鮮問題的手段很高明。南海才是大問題，戰事一觸即發。 就這幾天，某個晚上，作為一個前海軍軍官，看到那兩艘船…….
巴斯：
相隔僅50英尺。
班農：
德凱特號驅逐艦正在巡邏，中國的驅逐艦就直接過來挑釁。就隔著五十英尺。如果兩艘船真的撞上了，200到300名船員當場斃命。絕對如此。如果那兩艘船以當時的航速相撞，災難就爆發了。
我雖然不確定船上裝載的武器和燃料在衝撞發生後會如何，但是，我可以確定，在那個航速下，中國的所作所為就是「不計後果」。更是對我們的挑戰。
記住這點，德凱特號當時在巡邏，在某一塊暗礁方圓十二海里的範圍內，是十二海里喔。中國聲稱那塊暗礁方圓十五海里，都是中國的領海。他們接著說，美國海軍進入了那塊暗礁，那塊中國已經改建過的暗礁，方圓十二海里的範圍，侵犯了中國領海。
在我看來，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J·川普，一直對中國很公正，也在努力構建良好的美中關係。事到如今，我認為川普總統應該給中國一個「七十二小時大限」，中國必須在七十二小時內，從南海撤走所有雷達，所有軍事設施，所有戰鬥機，那些跑道上的東西，島礁上的東西，全部清理乾淨。中國只有七十二小時的清理時間，七十二小時一到，美國海軍親出擊，拿下所有暗礁，卸掉所有裝置，一切重回國際海域。
美國海軍重回南海，捍衛航線開放，他們竟說美國在挑起事端。
我越來越相信南海問題會如此發展：正因為中國在南海沒碰過釘子，所以他們會越來越放肆，終於招來大禍。我認為總統應該先發制人，給他們「七十二小時大限」，告訴他們，「你不做，我來做」。看他們敢不敢阻擋美國海軍。
巴斯：
你是說，七十二小時一過，立即開打 ？
班農：
我沒說要打仗，我說的是「清理」……
巴斯：
可是，我們要去「清理」，他們也不會同意…..
班農：
國際法庭已經判決他們離開南海。為什麼不執行呢？ 看看那些「達沃斯黨」（意指熱衷於達沃斯論壇的人），在達沃斯論壇上說得天花亂墜，一群人歡天喜地，他們從來不會像你這樣看問題。他們只會像中國官員一樣，中國官員可以站在美國人民面前，看著你們的眼睛，對你們說謊，這事就發生在2015年，就在白宮玫瑰園，美國總統就在邊上站著。
巴斯：
沒人追究當時總統（奧巴馬）的責任。
班農：
沒人追究。後來，如你所見，國際法庭來主持正義了，告訴中國，他們在南海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判中國敗訴，且不可再申訴。但是，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在南海賴著不走，還說那裡是中國的領海。那時我才意識到，其實有許多人在對我說，「班農，你真是瘋了，我們都不覺得南海要打仗。」
大家要理解，到底什麼是全球經濟。雖然我是國家主義者，但我知道，美國經濟健康的基礎是貿易。無論是國民主義者，還是經濟保守派，都不反對貿易。他們激烈的反對「自由貿易」，是因為，利用重商主義的專制者，竟然也享受了「貿易自由」。
川普想要的，其實他一開始就說清楚了，就是，公平互惠的貿易。現在，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和中國有個了斷。中國必須明白，川普絕不妥協。他是一個講究公平的人，是一個正直的人。他還在嘗試與中國繼續合作。但是，美國被耍弄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巴斯：
讓我來問一個有點驚悚的問題 ……
班農：
我們還有更驚悚的沒聊？剛剛我才說了我們會在南海打仗 （笑）。
巴斯：
算是從這個點上衍生出來的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也很驚悚，那就是，如果我們不管南海了，叫上第七艦隊一起回家，會如何？
班農：
這的確是個問題。我認為，大家不能忘了，美國，可以說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整個美國的發展，聯動全國的鐵路，整個西海岸……美國的各方面，都和亞洲經濟的健康息息相關。
巴斯：
根據憲法第五章，保護日本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其實我想問的是，我們是不是只能在戰爭和撤退之間二選一。
班農：
撤退是不可能的。
巴斯：
想都別想？
班農：
想都別想。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凶險。可能有所緩和，也可能再出現一個「慕尼黑」（意指納粹興起）。的確有不少人會說：「我們就退一步吧，他們已經建成了那些海島，他們是新興的海軍力量」。
巴斯：
「所以還是別打仗了…」
班農：
川普有幾個核心原則，其中一個就是，「不干涉主義」。 同時，「美國第一」包含了「國家安全」，美國自己的安全，以及，美國的夥伴的安全，這就是「美國第一」的真正含義。
川普全球到處跑，不是為了發動戰爭。事實上，他緩和了俄羅斯問題，緩和了敘利亞問題，他尋求解決阿富汗問題，尋求解決朝鮮問題，還有委內瑞拉。觀眾們要明白，上述問題，沒有一個是川普製造的。始作俑者，恰恰是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還有那些騾子幹的「達沃斯天才」們。
他們製造了朝鮮問題，製造了阿富汗問題，委內瑞拉問題，中國問題，搞了一堆爛攤子，然後讓川普來收拾。川普反覆說的是，「同盟國的安全，和美國自己的一樣重要」。
如果你問問新加坡，問問泰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問問他們，與美國海軍為鄰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他們會告訴你，「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是必要之事。我們需要美國在這裡，需要美國海軍在這裡，如果我們失去了南海，我們的貿易就完了。中國會一手遮天。」
這一切中國都明白，所以，想盡辦法讓我們離開南海。其實他們已經行動了，在搞所謂的「心理戰」，也就是碎碎念：「一萬兩千海里之內都是亞洲…….再這麼下去就完啦，南海要戰火紛飛啦…..」
巴斯：
他們一直這麼說…..
班農：
還有，「南海要變成伊拉克啦，變成敘利亞啦」。聽我說，我是「美國第一」最高調的倡導者。在南海克制中國，刻不容緩。
巴斯。
這很有意思。我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為什麼美國不實行「人員管理流程」？我想你也讀過了DIUX出的報告（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部門實驗室，出的一份報告，關於中國的間諜活動），據說這是一份「解密報告」，但我沒發現這份報告曾經被「加密」。國防部的這份報告說，中國間諜進入了我們的大學研究部門，還有其他機構的實驗室 ……
班農：
還有武器實驗室。
巴斯：
武器實驗室是由DAPRA（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和美國空軍贊助的。為什麼我們不在這些地方實行「人員管理流程」呢？
班農：
我們先糾正一下。那些報告的確是「解密報告」。報告裡涉及到三十萬中國留學生，一萬名承包商，至於那些武器實驗室，我想有三分之二都是美國的智慧型資產。在那些留學生和承包商裡，有一定比例的中國間諜。
巴斯：
他們都在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工作。而我們的武器研究，都是政府贊助的。
班農：
你的問題，劍指虛偽的「政治正確」和毫不掩飾的「貪婪」。那些承包商，比如博茲·阿倫（Booz Allen，面向美國政府的資訊公司），還有公司，還有政府項目管理者，他們怎麼能夠，為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僱用那麼多中國國籍的人？武器實驗室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命門所在。這麼荒唐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這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我不知道問題是如何惡化至此的，但是，管理層一定有內鬼。他們很擅長利用「政治正確」掩飾罪惡。倫敦的金融時報，最近就洩漏了我們的信息：我的一位同事，史蒂芬·米勒 （Stephen Miller，川普移民政策主管），很了不起的年輕人，制定了一個方案，就是要驅逐三十萬中國留學生，辦法是吊銷他們的留學簽證。我們沒有決定要那麼做，只是考慮過。
這一切 ，就那麼洩漏出去了。讀金融時報，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綏靖派。比如那個董雲棠（Stephen Miller ，前亞洲助理國務卿，今天7月底退休），我很高興她已經離開了，她為「理性妥協派」出工出力，在緬因州撈到了一個農場。「理性妥協派」，在我們的國防部，國務院，甚至情報部門，看似盡職盡責，其實天天為中國賣命，又想著給自己找退路。
巴斯：
我不贊成驅逐所有的中國留學生，其實有三十四萬人。
班農：
我也不贊成。我贊成的是，如果有留學生是間諜，全部查出來。而米勒制定的方案是，如果我們能證明他們是間諜，就送他們回中國。
巴斯：
國家安全問題，我首先關注的不是中國，也不是印度，或其他什麼地方。只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保護國家安全？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要求，只有美國公民，甚至，只有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能參與觸武器研究項目？
班農：
你的問題抓住了本質。
巴斯：
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
班農：
其實有明文規定支持你的主張，只是這些規定被繞開了。我相信在技術上，如果我們細究法律，一定可以發現他們的問題，只是管理層視而不見。
巴斯：
還有一個更惡劣的問題，孔子學院，進駐了很多美國大學。孔子學院是中國軍方贊助的。我們怎麼能允許孔子學院進入我們的校園？
班農：
這的確不可接受。試想一下，如果把一個CIA贊助的機構……
巴斯：
或者就一個天主教堂。
班農：
天主教堂，這個例子不好，這涉及到另一件大事，教宗方濟各已經和中國達成了協議，允許北京的無神論專制者自己挑選主教。所以天主教堂已經不能說明問題了，教宗已經向中國屈服了。恰當的例子是，讓CIA 或者 DNI （國家情報總監）成立一個學生會，在中國宣傳CIA文化 （笑）。
這完全不可能發生，你也知道，完全不可能。中國肯定會說，「這不行，因為有損於我們的國家主權」。
巴斯：
對孔子學院，我們該怎麼。。。
班農：
解散它們
巴斯：
怎麼做呢？
班農：
讓他們，關門走人。
巴斯：
依據哪條法律呢？
班農：
等等，你又被繞進去了。就像有些人總是說，「他們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在傳播文化，他們在教普通話」。 聽著，他們是中國軍方贊助的。
巴斯：
他們甚至在孔子學院裡設置「接待室」，這到底怎麼回事？
班農：
這一切都會震驚所有美國人。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因為沒人報導。那檔節目，60分鐘，怎麼不去報導孔子學院呢？
巴斯：
他們會的。
班農：
他們在20年前就該這麼做了。這一切今天才發生，是因為人們終於受夠了。這也是為什麼川普如此得人心。看看他剛上任的時候是怎樣的，現在完全不同了，人們站出來發聲了。這是一場精彩的逆轉。
再來看看我們的大學……我就直說了，為什麼總是哈德遜智庫，之前有郭文貴事件，昨天彭斯的演講也在那裡，還有白邦瑞博士，為什麼總是哈德遜呢？為什麼其他智庫都不參與呢？
巴斯：
因為他們都被中國收買了。
班農：
最後，我們不妨用這個話題來收尾，劉鶴，習主席的經濟顧問。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他，也有一點點的相互了解。他是一個挺不錯的人。
今年六月，中美舉行近一年以來最重要的一場會談，劉鶴來了。一到美國，他不去白宮，不去財政部，而是直奔國會山，去找那些自我標榜「自由貿易者」的共和黨人。我們要記住，在貿易問題上，那些共和黨人才是川普最大的麻煩。當時那些共和黨人都瘋了，一起對著川普嚷嚷，「自由貿易好，自由貿易好……」。
所有概念（例如「自由貿易」），只要涉及了中國，都會被加一條，「中國不一樣」。久而久之，這些概念的真實含義就被改變了。這就是為什麼，你會站出來，郭文貴會站出來，白邦瑞博士會站出來，因為人們質疑這一切。整個趨勢，就是人們現在說的「從綏靖到反擊」。
有些人把我們看成與「寬大包容」勢不兩立的強硬派，甚至給我們貼標籤 — 「戰爭派」。說我們是一群戰爭狂人。不，我們不是，我們要的恰恰是終止戰爭，終止對美國的經濟戰。
如果你仔細看看那些「綏靖派」，就會知道，其實他們都被中國坑了，近25年到30年，中國搞了一大堆戰略經濟對話，其實呢，一句話都沒有落實。他們真正在做的，就是奪走我們的工業，他們是一個「強盜政權」。中國的真面目，就是強盜資本主義。川普總統的行動，讓我極為感佩。
昨天彭斯的演講，必定載入史冊，因為那標誌著歷史的拐點。彭斯直言不諱，「鬧劇結束了，我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我們知道你們用心險惡，我們知道你們有一個全能神政府，一直在傷害我們。我們即將反打，打到贏為止。」
巴斯：
感謝你接受採訪。就在美國商務部的入口處，可以看到本傑明·富蘭克林的一句話，「唯公平對等，方可貿易」，這句話說出了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不想懲罰誰，更不想和誰打仗，我們要的，只是公平。即便我們還沒有得到公平，我們也深信，公平是存在的。好消息是，過去半年到一年，中國問題一直暗流洶湧，在昨天，隨著彭斯的演講，大勢已定。謝謝你能來到這裡。
班農：
感謝邀請。這一切真的很棒。
巴斯：
是的，非常棒。
班農：
看看這裡，我們就在這個開放空間訪談。
巴斯：
我們和郭文貴在一起呢。
班農：
你看他正在直播……
巴斯：
我不知道，你和郭文貴，誰更有爭議性。其實很快就知道了。
班農：
郭文貴的境界非同一般，和他比，我就像「剛出道的」。
巴斯：
再次感謝你。

網路來源:
Real Vision Finance
Steve Bannon's Warning On China Trade War (w/ Kyle B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5QzuzD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