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才做完第一次療程，就判斷手法理療的成效，未免言之尚早。不過，老先生居然順利輕輕摸我最痛、最敏感，也最不能讓別人碰的大腿內側，而我沒有反射性退開、沒有叫喊，甚至可以繼續配合他的指示，保持身體放鬆，後來還漸漸接納大腿上和暖的觸感⋯⋯頃刻間，我的眼淚驟然失控，一顆接一顆掉。

「從來沒有人誇獎過我懂得放鬆的。」老先生的動作，無意中觸碰到了我內心深處最脆弱，也最柔軟的地方：原來把手掌放在大腿時的不適與疼痛，可以輕微如此；原來我也可以靠自己放鬆身體、控制手腳，而不是一出生就受過腦傷，連想短暫降低肌張力都痴心妄想。我這才發現，原來我也不過是一個人，一個堅強又軟弱的普通人，同樣需要被鼓勵和肯定。

我是個大學生，卻也正正在我成為大學生之後，先天的不足反而更加顯眼。譬如說，除了行動不便，以前我不太覺得大腦麻痺是個問題，直到在大學裏，我無法不扶着什麼來讓自己坐穩上課。但其實，在西醫將手術後所出現的、大大小小的狀況統統諉過於大腦麻痺之前，這四個字對我來說無非是單純的醫學名詞，我對它或許有怨，卻沒有沉重的恨。

我沒有亦不打算否認患病的事實，十幾年前我便知道腦傷不可逆轉，所以大腦麻痺是不治之症。奈何真話通常十分難聽，有些時候我倒寧願大人們不那麼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實情，畢竟知道了也於事無補。就像醫生為了撇清責任而斷然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坦白：「走路不止靠肌肉，還要靠腦袋。」暗示我理應乖乖認命，接受自己從此不能再步行，餘生都必須待在輪椅上生活，「像某個比你更不幸的病人一樣樂觀積極。」我始終認為，這句說話的殘忍程度足以殺死當時那個早已絕望到底的靈魂，只是她恰巧可憐得連自尋短見的本事也欠奉罷了。

上星期去算命，我原原本本地覆述：「不要再想進步了，你不退步已經要謝天謝地。」師傅難以置信地問：「怎麼竟然會有醫生這樣打擊病人的生存意志？」我偶爾會想，特別是這一年來我持續不舒服，渴望去求救卻偏偏三番四次打退堂鼓，假如當初他們允許我不切實際，或至少婉轉一點，不全然扼殺我對痊癒以至人生的所有盼望，今天我是不是就會有足夠的勇氣回到沙漠醫院，不至於連撥個電話去問清楚雙腳的情況，讓老先生更加放心為我治療都懼怕到渾身發抖？

「不要緊的，也不用急。」然而老先生說：「那就等你克服得到心理陰影，能夠回去的時候才諮詢醫生吧。隨着你的雙腳慢慢好轉，你的心理也自然會愈來愈強大。」

你問我還想死嗎？我仍然會答想，沒可能不想的。不過現在我覺得，在一走了之前，我可以再試試看努力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