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社會住宅】
這週受邀參加了一場關於「社會住宅」的對談，談談我對於台灣以及德國社會住宅狀況的理解。

我分享到，在這場選戰之中，還是有些行程我特別喜歡跑，例如吉羊路的魚市場，這其實是有原因的。我有一個阿叔，他從嘉義阿里山來到新竹當廚師，每天都來魚市場標魚，而吉羊路魚市場每天到兩三點都在給人標魚，都不用睡覺的。

阿叔有兩個女兒，後來買了一棟房子，他說，對他來說，每天看到那棟房子，看到兩個女兒在裡面安心生活，就覺得非常有「安全感」。那時候我雖然只有國中，聽到時覺得非常震撼，就是說一個房子對於像他這樣的中年男子，房子對他而言是那樣重要……

這場活動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與談人羅惠珍女士，她是亞洲週刊駐法記者，在法國有20年的居住經驗，最近出了新書《巴黎不出售》，聽她說，在巴黎，每5個人就有1個人住在社會住宅；每4棟房子，就有1棟是社會住宅。

相比之下，台灣的社會住宅比率低到只有0.08%。在我留學的德國，社會住宅比率也有17%，我去德國的時候，很多人都住在社會住宅裡面。德國自由住宅持有率才40%，很多人租屋，不止老人、年輕人也住在社會住宅。我的朋友住社會住宅，月租是240歐，台幣不到一萬；但德國人平均年薪超過新台幣300萬，是台灣的三倍，而平均工時一年比台灣人少740個小時，換算時薪超過千元。

德國不僅有只租不賣、足夠多的社會住宅。德國刑法還有規定，如果炒房獲取暴利的話會被「判刑」。居住權應該是一種基本人權，但在台灣非常奇怪的是，住宅怎麼會變成一種商品？德國不會有官員做到勞委會主委，卻炒作12間軍宅的狀況。

德國是一個「社會性」很強的國家。早在普魯士時代，就有社會民主黨（SPD），威瑪共和國時作為執政黨，整部威瑪憲法都是社會權的東西。雖然戰後如同其他西歐國家，右派基督教聯盟執政非常久，但德國左派也很努力，1968年發生六八學運，1969年SPD就執政了，然後一路執政到1982年。

不論勞工保險、社會保險、育兒津貼、社會住宅，在左派執政以後，就有非常長遠的發展。這種「社會性」的想法，是長足累積的結果，在德國，不會有像新竹這樣以一紙「汰弱留強」公文解僱約聘僱人員的狀況。德國經驗讓我相信我所處在的台灣，也能夠透過一代一代的努力，讓年輕人看見比較公平正義的天空。

在我的政見中，關於社會住宅的部分，我主張《住宅法》增設〈社會住宅〉專章，使社會住宅的法制基礎與資源更加強化。現在「興建社會住宅」的政策，已經是藍綠政黨與地方政府的共識，如何從法源上使社會住宅的推動更順利、基金來源更清楚，就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

炒房、高房價，摧毀了許多人的夢想。我在夜市遇到一對年輕夫妻抱著小孩，他們是在聯發科工作，但是他們說買不起新竹的房子，我聽到覺得非常恐怖。民意代表應該是站在弱勢的一邊去處理結構性的問題，而不是站在財團的一邊。

這次選舉，是當我們看到水壩裂出一個細縫，那選民是不是能夠做出選擇，讓改革的涓涓細流流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