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智：被沿用的奧會模式：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臺北」？】
國共內戰結束之初，「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確實獲得較多國家的支持，「臺北政府」得以代表「中國」直到 1971 年為止。
至於國際奧委會，則自 1958 年起就陸續遭到其他會員國質疑「臺北政府並不具有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當時...
【#楊貴智：被沿用的奧會模式：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臺北」？】
國共內戰結束之初，「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確實獲得較多國家的支持，「臺北政府」得以代表「中國」直到 1971 年為止。
至於國際奧委會，則自 1958 年起就陸續遭到其他會員國質疑「臺北政府並不具有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當時蘇聯更表示，讓臺北政府代表全中國，只會導致「中國大陸」的運動員無法參加奧林匹克，此舉事實上嚴重違背奧會憲章中「任何人均應不因任何原因受歧視而被剝奪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之不歧視原則。
提出這些質疑的會員國認為，臺北政府就只能代表臺北當局，「大陸地區」則應該要讓北京當局來代表，這是「一中一臺論」在國際舞臺上首次出現。
而 1959 年國際奧會年會上，他們甚至將不能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奧會 （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過他們建議臺北當局將奧委會改名為「福爾摩沙（Formasa）／臺灣（Taiwan）奧委會」以避開爭議。
然而不僅中共不接受「中國與臺灣同時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件事，因為此舉形同表示「臺灣與中國分屬不同政府統治」。
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蔣介石政權也不接受「被降格為臺灣」這件事，畢竟此舉形同放棄對中國的代表權與領土的控制權。
雖然在折衝樽俎下，雖然得以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重新獲得會籍，但已不可能再代表「中國」，必須使用 Formosa 或是 Taiwan 名義。
因此 1960-1968 年間的夏季奧運期間，我國就以「中華民國代表隊」出賽，但是必須在制服加上英文「Formosa／Taiwan」字樣，目的在彰顯蔣介石政權實際管轄範圍為臺灣地區而不及於大陸地區。
這也使得當時我國代表隊「不得已」以臺灣為名出賽，這件事令當時的政府很是惱火，現在看來卻令只能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TPE）」出賽的我們，有種時空倒錯之感。
1971 年，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2758 號決議，即為當時我國政府所稱的「排我納匪案」，決議中通過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之位，並要求「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失去聯合國代表中國的權力後，實質上也等於我國退出了聯合國，自此便失去參與國際組織的各種機會。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因為由同樣身處「自由陣營」的聯邦德國（西德）所舉辦，「中華民國」得以再次使用「Republic of China（ROC）」以及國歌國旗參加奧運，但這也是最後一次 ROC 字樣出現在奧運場上了。
此時的國際奧委會在「兩個中國」的爭鬥下，一度容許（中華民國／Taiwan）的方式暫時保留了我國的會籍，但由於中共叩關的聲勢越來越響亮，國際奧委會也開始施壓我國更改國內奧委會的名稱來解決「一個中國問題」。
此問題還導致主辦 1976 年蒙特婁奧運的加拿大政府拒絕我國選手以中華民國（ROC）身分入境，經過折衷後雖然可以拿國旗與播放國歌，但只能以 Taiwan 名義參加該屆奧運，使得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認為被矮化而拒絕出賽。
同時間，也隨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並與中華民國斷交，國際奧委會的態度也逐漸與聯合國合流不再承認中華民國（ROC／Formosa／Taiwan），甚至以通訊投票做成「名古屋決議」，除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奧委會來代表中國外，還要求我國更改會名，也不得再使用國旗與國歌，更不得使用中華民國名義出賽。
當時政府一開始並不接受此噩耗般地「決議」，遠赴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名古屋決議違法奧會憲章，但畢竟大勢已去，雖然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及時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徐亨不斷地調停與奔走，希望協調出國際奧委會與臺北當局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過我國政府高層主張「寧為玉碎，不與瓦全」，乾脆從此退出奧運賽事。
但是到了 1981 年，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體認到，不應再度重歷我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外交挫敗經驗，尤其體育外交深受國際重視，必須為我國體育選手爭取參與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的機會，才能保持國際能見度。
最後和國際奧委會達成和解，除撤回訴訟，亦於瑞士洛桑簽訂「洛桑協議」，以政府僅能代表其實際管轄的地理疆界為原則約定：
➤我國承諾修改會名為「中華臺北奧委會」
➤新的會旗會歌不使用國旗、國歌及國徽
➤國際奧委會則確保臺灣選手和其他國家選手能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我國奧委會亦同
此種使我國在形式上放棄使用國名國旗國歌、但是實質上享有和其他國家相同權利義務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從此被稱為「奧會模式」。
理論上，奧會模式（不得出現國名、國旗與國歌）只適用在奧運賽事之中，像是臺灣自己辦的瓊斯盃，理論上也因為不是奧會賽事而無須遵守奧會模式；但是此作法卻在日後廣為使用，除了衍生到非奧會賽事、甚至是非體育的國際賽事。
而臺灣主辦的國際賽事也據此被要求「不得出現國旗與國歌」，我國雖然仍能實質參與國際賽事，但仍遭到「禁止使用自己國名國歌」的歧視待遇。
聯合國憲章英文 在 呂秀蓮：台灣和平中立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在疫情起伏折騰之際，日本堅毅地承擔2020延後一年的奧林匹克重責大任。明知開幕式現場空蕩蕩，仍善盡主辦國職責，充分展現「傳統與創新」的人文和科技的張力。國際奧委會以「United by Emotion」作為大會主題，「情同與共」，日皇德仁則祝願東京奧運：「牽起嶄新未來與希望燈火」。
奧運會起源於古希臘城邦爭戰攻伐太過血腥殘暴，於是改以和平且公平的體能競技，雖未能終結戰爭，至少讓和平的火炬世代相傳，體育交流跨越國界的藩籬。1995年國際奧委會特別修改「憲章」，排除只有獨立國家才能成為國際奧會會員的限制。此次東奧就有三個奇特的例子，一是難民代表團，二是俄羅斯奧委會，三是「中華台北」。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直到1981年達成「洛桑協議」，才以Chinese Taipei 為名，重返國際奧委會；兩岸於1989年簽署協議，在賽場內大陸同意稱「中華台北」。然而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大陸卻用「中國台北」而不用「中華台北」。08年馬英九就任，大陸開始用「中華台北」，但2017年又改回「中國台北」，以示對蔡英文拒絕九二共識的不滿。一字之差，充滿政治考量。誰說體育能自外於政治？
台灣與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如麻花般的糾結關係原本是嚴肅，甚至冷酷的政治議題。韓劇「大長今」的原作者柳敏洙女士，20年前來台專訪我，並且寫出「世界之女」韓文書出版。她在序文中有一段敘述很特別，她說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棒球賽，韓台選手爭奪第三、四名，經過13局激烈交戰後，韓國敗給台灣隊。獲得銅牌的台灣隊上台領獎時，在電視上出現的是五個圓環的奧會會旗，而不是台灣國旗，也沒有演奏國歌。
當時是高中生的她，更發現銅牌得獎者的國名叫Chinese Taipei，但教科書上明明稱台灣為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她如此寫到：
「那時候我第一次了解到，原來心目中富裕的台灣竟有這種深刻的痛楚。雖然有自己的國旗和國名，卻不能使用它，令我對於台灣國民的哀傷和忿怒，感同身受。」
37年前那位韓國高中才女對台灣國際身份的悲憫，在此次東奧尤其突顯。日本NHK率先在開幕式上用「台灣」稱呼台灣代表隊，其他國家的媒體也在報導台灣選手的佳績時直指Chinese Taipei 對台灣的不公平。但是中國中央電視台在播報男子羽球雙打賽，台灣隊打敗中國隊時居然可笑地突然全部滅音滅影，彷彿一切不曾發生！
事實上，此次奧運台灣表現精彩，很多項目都獲得歷史性的首面獎牌，目前總共獲得2金、4銀、6銅，雖然不能跟美國的39金、41銀、33銅共113面獎牌，或者中國的38金、32銀、18銅共88面比，但是當「黃金男雙」李洋、王齊麟打敗對手勇奪金牌時，興奮的不只是國人，日美歐友好國家也都大表驚喜。因此在頒獎典禮時出現五圈奧運旗並演奏國旗歌而非國歌時，它的荒繆感突出，國人更加感嘆台灣做為國家的「不正常」。
這使得隔天進行的女子羽球單打金牌戰更加吸睛，因為羽球天后戴資穎與中國女將陳雨菲拼搏三局長達81分鐘，最終以18比21、21比19、18比21落敗，但台灣挑戰中國的政治性張力十足，成為國際焦點。戴資穎雖敗猶榮，而陳雨菲的表現也可圈可點。
今年東奧高爾夫球金牌得主Xander Schauffele 是一位十足的「世界公民」，中文名叫「陳大山」。他的父親是德法混血，母親是台灣人，從小在日本長大，後又移民美國，他在奪金後大聲喊出，「我的老媽是台灣人，我也是半個台灣人！」台灣已是一枚被拭亮的牌照，所有生於斯、長於斯的男女，都應懷著感恩和驕傲的心情，為台灣正名，讓台灣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2018年時，飛躍羚羊紀政帶頭推動「東奧台灣正名」公投運動，希望由台灣人民透過公投程序向國際發聲，以台灣取代「Chinese Taipei」，堪稱「義正詞嚴」，「合情合理」，可惜蔡政府畏首畏尾，未予全力支持，終告失敗。紀政等人已宣布將推動「巴黎奧運台灣正名」，相信支持的人必水漲船高。
不可否認，中國的確是僅次於美國的大國，然而這幾位贏得金銀銅牌的台灣體壇新秀，臨場不慌不亂，不卑不亢，全力以赴，使命必達的表現，確實給國人同胞，尤其藍綠大小政客上了一堂精彩的課程：「台灣必須勇於面對中國，而中國也應該正視台灣！」
已經崛起的中國，要世界坦然面對中國的崛起。已經茁壯的台灣，也有權利要求中國坦然面對台灣的茁壯！然而中國在東奧對茁壯中的台灣卻充滿不屑和嫉妒，諸多失心瘋似的表現，一方面讓台灣人驚覺中國對台灣的仇恨有多深，另方面更讓全世界洞悉中國有多虛偽和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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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第一次了解到，原來心目中富裕的台灣竟有這種深刻的痛楚。雖然有自己的國旗和國名，卻不能使用它，令我對於台灣國民的哀傷和忿怒，感同身受。」
37年前那位韓國高中才女對台灣國際身份的悲憫，在此次東奧尤其突顯。日本NHK率先在開幕式上用「台灣」稱呼台灣代表隊，其他國家的媒體也在報導台灣選手的佳績時直指Chinese Taipei 對台灣的不公平。但是中國中央電視台在播報男子羽球雙打賽，台灣隊打敗中國隊時居然可笑地突然全部滅音滅影，彷彿一切不曾發生！
事實上，此次奧運台灣表現精彩，很多項目都獲得歷史性的首面獎牌，目前總共獲得2金、4銀、6銅，雖然不能跟美國的39金、41銀、33銅共113面獎牌，或者中國的38金、32銀、18銅共88面比，但是當「黃金男雙」李洋、王齊麟打敗對手勇奪金牌時，興奮的不只是國人，日美歐友好國家也都大表驚喜。因此在頒獎典禮時出現五圈奧運旗並演奏國旗歌而非國歌時，它的荒繆感突出，國人更加感嘆台灣做為國家的「不正常」。
這使得隔天進行的女子羽球單打金牌戰更加吸睛，因為羽球天后戴資穎與中國女將陳雨菲拼搏三局長達81分鐘，最終以18比21、21比19、18比21落敗，但台灣挑戰中國的政治性張力十足，成為國際焦點。戴資穎雖敗猶榮，而陳雨菲的表現也可圈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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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時，飛躍羚羊紀政帶頭推動「東奧台灣正名」公投運動，希望由台灣人民透過公投程序向國際發聲，以台灣取代「Chinese Taipei」，堪稱「義正詞嚴」，「合情合理」，可惜蔡政府畏首畏尾，未予全力支持，終告失敗。紀政等人已宣布將推動「巴黎奧運台灣正名」，相信支持的人必水漲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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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崛起的中國，要世界坦然面對中國的崛起。已經茁壯的台灣，也有權利要求中國坦然面對台灣的茁壯！然而中國在東奧對茁壯中的台灣卻充滿不屑和嫉妒，諸多失心瘋似的表現，一方面讓台灣人驚覺中國對台灣的仇恨有多深，另方面更讓全世界洞悉中國有多虛偽和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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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959 年國際奧會年會上，他們甚至將不能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奧會 （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過他們建議臺北當局將奧委會改名為「福爾摩沙（Formasa）／臺灣（Taiwan）奧委會」以避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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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折衝樽俎下，雖然得以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重新獲得會籍，但已不可能再代表「中國」，必須使用 Formosa 或是 Taiwan 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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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政府一開始並不接受此噩耗般地「決議」，遠赴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名古屋決議違法奧會憲章，但畢竟大勢已去，雖然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及時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徐亨不斷地調停與奔走，希望協調出國際奧委會與臺北當局都能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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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 1981 年，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體認到，不應再度重歷我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外交挫敗經驗，尤其體育外交深受國際重視，必須為我國體育選手爭取參與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的機會，才能保持國際能見度。
最後和國際奧委會達成和解，除撤回訴訟，亦於瑞士洛桑簽訂「洛桑協議」，以政府僅能代表其實際管轄的地理疆界為原則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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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使我國在形式上放棄使用國名國旗國歌、但是實質上享有和其他國家相同權利義務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從此被稱為「奧會模式」。
理論上，奧會模式（不得出現國名、國旗與國歌）只適用在奧運賽事之中，像是臺灣自己辦的瓊斯盃，理論上也因為不是奧會賽事而無須遵守奧會模式；但是此作法卻在日後廣為使用，除了衍生到非奧會賽事、甚至是非體育的國際賽事。
而臺灣主辦的國際賽事也據此被要求「不得出現國旗與國歌」，我國雖然仍能實質參與國際賽事，但仍遭到「禁止使用自己國名國歌」的歧視待遇。
本文摘自：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被沿用的奧會模式：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台北」？〉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chinesetaip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