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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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请欣赏余杰先生的文章！
很高兴 余杰先生有蒙古血统 也希望他今后能多关注蒙古问题！还别说 从他的文风里我还真能感觉到有股蒙古精神：没有顾忌 勇往直前，，，

誰把“奶與蜜”之地變成“血與淚”之地？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忘記遇難者意味著他們再次被殺害。我們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殺害，但我們要對第二次殺害負責。
威塞爾

我的中國身份證上登記的種族是漢族，但我是有蒙古血統的漢族。與我算是“本家”的四川老詩人流沙河（他本姓余），從諸多家譜中考證說，成都附近這支姓余的，是元末為躲避戰亂逃到四川的蒙古族後裔，為避開明朝的迫害，他們才改“金”為“余”，此後五百年逐漸融入漢族。不過，從相貌上還能看出幾分端倪來：我跟流沙河老師的長相，都有些像中學歷史課本上的忽必烈：寬寬的額頭，細長的眼睛。我這個不純正的蒙古人，只在十多年前去過一次內蒙古大草原，卻為眼前的景象深受刺激：古時中“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敕勒川，如今的草只能沒住鞋面而已。
在中國的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新疆和西藏的分離主義傾向最嚴重，內蒙古似乎長期風平浪靜。直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和十五日連續發生數千名學生和牧民示威抗議事件，內蒙問題才引起國際關注。當局嚴厲鎮壓民眾的示威抗議，這也成為時任內蒙封疆大吏的胡春華晉升的“投名狀”——如同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鎮壓西藏人民的反抗，受到鄧小平的青睞成為接班人一樣。中共重用的人，必須心狠手辣，不能有趙紫陽的“婦人之仁”。而內蒙的反抗力量微弱，不是蒙古人沒有藏人和新疆的維族那麽勇敢——蒙古人自古就是彎弓射鵰的民族，而是因為此前中共在內蒙古實施的鎮壓、清洗無比殘酷，蒙古人的菁英早被摧毀殆盡。旅日蒙古族學者楊海英所著的《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一書，就發掘出了這段被埋沒的歷史，拉響了長鳴的警鐘。

雙重屠殺：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

本書的研究重點是文革時期發生在內蒙古的大屠殺，作者稱之為“文化性的種族屠殺”。本書不是一本完整的歷史敘述，而是以第一手的訪談為主體的資料彙編——這不是貶低本書的價值，反倒因此彰顯出本書作者打撈歷史真相的努力之可貴。据不完全統計，十年文革期間，內蒙有三十四万人被捕，兩萬七千九百人遭到殺害，十二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口約一百四十万，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五十個人中有一人被殺害。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對於女性的強姦等性暴行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對此，楊海英指出：“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
在我看來，中共政權在內蒙古實施的大屠殺，兼有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的特質。種族屠殺以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最為典型，階級屠殺以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對本民族中“資產階級分子”的屠殺最為典型。《沒有墓碑的草原》的第一部即描述蒙古人中“挎洋刀的”是如何遭到中共整肅的。所謂“挎洋刀的”是滿蒙時代受日本教育的菁英分子，他們中的一部分組成了蒙古騎兵師團，一度成為蒙古獨立的主要力量。作者的父親曾在內蒙古騎兵第五師服役，他的上級就是“挎洋刀的”。“挎洋刀的”蒙古軍官舉止端莊，談吐優雅，氣質不凡。與之對比，共產黨軍隊中掌握實權的將領，大都是不學無術的粗鄙之人，匪氣與痞氣十足。文革開始之後，粗鄙的漢族軍人對優雅的“挎洋刀的”發動了大規模的整肅。這種整肅除了種族屠殺的特質之外，當然同時帶有階級屠殺的色彩，與之最為接近的是蘇俄對波蘭軍官和知識分子發動的卡廷屠殺。
本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記載了最具典型性的圖克人民公社大屠殺的真相。文革期間的大屠殺，已經廣為人知的有湖南道縣屠殺、北京大興屠殺、雲南沙甸屠殺等。圖克位於鄂爾多斯地區，一九六九年有人口不足三千人，被打成“新內人党”的就有近千人，占成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被活活打死和因後遺症而死的四十九人（也有資料說七十九人），受盡折磨重度傷殘者兩百七十人。若干倖存者向作者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如灼燒女性的陰部，用鐵絲製作腦箍套到人的頭皮裡，讓祼體婦女騎在毛繩上、兩人前後拉鋸、受害者的外陰和肛門被拉通……難道這就是君臨於蒙古大地的偉大的中華文明和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文化？

標榜“反殖民”的新殖民主義者

中共一向標榜“反殖民”，並以忠誠的民族主義者自居。然而，中共對待國境之內的“少數民族”，卻大力實施“隱蔽的殖民主義”和“升級版的殖民主義”，也就是楊海英所說的“社會主義殖民體制”，比起昔日之滿清王朝和中華民國政府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土耳其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華帝國的江河日下乃至土崩瓦解，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幾乎同步，所以一個是“東亞病夫”，一個是“西亞病夫”。印度裔學者潘卡吉·米拉什在《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書中，探討了中國、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亞洲古老帝國的重生之路，總結出居然是同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泛亞洲主義與軍事去殖民化。
吊詭的是，這些“亞洲病夫”一旦緩過氣來，立即對更弱小者露出銳利的牙齒。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深陷一戰泥潭，戰敗後帝國崩解，建立了新的、縮小的土耳其共和國。與此同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實施了種族滅絕政策，導致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死亡，是二十世紀第一起種族滅絕大屠殺。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確信，在種族遏制的整個歷史上，再沒有如此可怕的情節。以往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屠殺和殘害，與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族人的遭遇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場大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種族屠殺”。
但是，在土耳其國內，這一歷史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禁區，不屬於被保護的言論自由的範疇。土耳其作家奧汗·帕幕克因為在二零零五年聲稱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而一度面臨四年的牢獄之災。好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聲引起歐盟干預，土耳其政府這才作罷。另一個記者赫蘭特·丁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因為堅持認為“亞美尼亞大屠殺”真實存在而被極端分子槍殺。
在中國，因為共產極權體制的建立，極權體制衍生的殖民主義更為精密和嚴酷，對週邊少數民族的屠殺也更是高度組織化。雖然中共屠殺單一民族的人數比不上亞美尼亞屠殺，但中共屠殺的境內各民族加起來的數量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据藏族學者估計，中共政權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屠殺了超過七十萬藏人；而維族、回族、壯族、苗族等人口眾多的少數民眾也曾有過人口劇烈減少的時代。
在冷戰時期，被中國統治的內蒙古，處於中國與蘇聯及其附庸國蒙古國接壤並對峙的地理位置，特別遭致北京的猜忌。“堅壁清野”的計劃一旦出爐，就連那些早在延安時代就“入夥”的蒙古族共產黨幹部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以蒙古族的最高級官員烏蘭夫為首的“內人黨”案，在文革前夕就已經形成了一片腥風血雨。在楊海英的採訪對象中，就有多位“根正苗紅”的蒙古族共產黨官員及御用文人，最後仍未逃避滅頂之災。
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原教旨主義的成分越來越弱，於是民族主義日漸高張。這種漢族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必然要渲染近代以來中國遭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悲情史，然後以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甚至實現“偉大復興”的“恩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當局對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的欺淩和壓迫卻達到了亙古未有之地步。在政治和文化殖民的基礎上，近二十年來經濟殖民愈演愈烈。由於內蒙古境內儲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等資源，掠奪式和毀滅性的能源開發，讓草原變成荒漠，蒙古族失去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基於自由民主信念的獨立和自決

對我個人而言，《沒有墓碑的草原》確實是第一本認識蒙古族問題的“啓蒙讀物”。對於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我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不由自主地從所謂的“宏觀層面”來思考，卻很少從“族裔史”的角度來思考。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後，雖然不是加害者的我，也願意因為長期以來對此議題的忽略和漠視而作出遲到的致歉。
不過，我在本書中也讀到作者激越的民族情緒，與那些受難者及其家屬促膝長談，將歷史深處最黑暗的部分呈現出來，不能不讓人感到憤怒、痛苦和醞釀出激烈的批判意識。正如長期接觸古拉格群島的資料、本人也是古拉格群島倖存者的索爾仁尼琴，自然而然地表示說：“我一直以來都用最激烈的方式批判蘇聯共產黨政權。”
但是，激情之後，還需要理性、客觀的思考、分析與判斷。本書的中文譯者劉燕子已經敏銳地發現了這個裂痕。在與作者的對話中，劉燕子詢問說：“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義而客觀地看待這些主觀的、零碎的、斷片的、情緒化的語言？或者說，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義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楊海英的回答是：“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度敘述’，‘情緒化的零碎的敘述’如利爪，能在被風化的廢墟中挖掘出真實。而梳理這些支離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責任。”我期待着在作者的下一部著作中，更多地看到第二步的梳理工作，包括對那些與中共合作的“蒙奸”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的深刻剖析和反思。我個人認為，作者對作為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犧牲品的烏蘭夫的評價，過於正面了。其實，對於烏蘭夫而言，黨性始終高於民族身份，他雖然飽受迫害，仍然未能像趙紫陽、鮑彤那樣邁出與共產黨體制決裂的那一步。對於這樣一位複雜多面的人物，還需要有更為深入的研究。
未來的內蒙古何去何從，是脫離中國，與蒙古國聯合成一體；還是留在一個鬆散的中華聯邦之中？在中國漫長而艱鉅的民主化進程中，蒙古族民眾的選擇以及某個“天時、地利、人和”聚合的情勢是否出現，仍是未定之數。如今，蒙古人在內蒙古已經成為絕對的“少數民族”，內蒙古的四百萬蒙古人如何與已經在內蒙古定居的一千多萬漢人和平共處？將這些漢人全部趕走是不現實的，前南斯拉夫發生的種族對抗、種族清洗已是前車之鑑。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創造性的思路。而且，必須超越激越的民族主義立場。
這也是我在與台灣知識分子交流的過程中獲得的啓發。楊海英在本書中感嘆說，與漢人交流困難重重，因為漢族中心主義根深蔕固，“漢人一開始就蔑視蒙古人‘野蠻’”。反倒是到了台灣，他跟台灣人更能順暢地交流，不僅是台灣民眾經歷了二十多年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耳熏目染，而且台灣受到北京威逼利誘的處境與生活在內蒙古的蒙古人有些許的相似之處。台灣的獨立之路，最可依托的意識形態是古典自由主義，是人權至上和住民自決的原則，而不是近代以來排他性的、唯我獨尊的、有仇必報的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願楊海英的願望早日成為現實：“我希望出現‘對少數民族新思考’的智慧者。這本書漢文版的出版目的，就是試圖探索真相調查與對話的途徑，切斷以暴易暴的鎖鏈，清除暴力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