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wing in the wind　◎Bob Dylan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個男人要走過多少路程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才能讓你承認他是個男人？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一隻白鴿要飛潛多遠的海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才能找到一片沙灘安靜沉睡？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噢，會有多少砲彈飛過天空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在他們被永遠禁止之前？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而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就飄盪在風裡
　
Yes, and how many years must a mountain exist
噢，一座山要矗立多久年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在它被沖刷成大洋之前？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要有多少人誕生與死亡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在他們被允許自由之前？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噢，一個人要轉過幾次頭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才能假裝他從未看見那些苦難？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就飄盪在風裡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噢，一個人要奮力仰望多少次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才能看見他心中的天空？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又要擁有多少耳朵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在他聽見人們哭泣之前？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 he knows
噢，究竟還要有多少生命被奪去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他才會知道太多人已經長眠？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就飄盪在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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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Bob Dylan，本名Robert Allen Zimmerman，1941年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創作歌手、作家、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狄倫是二十世紀以降西方樂壇最受尊崇、影響力最大的創作歌手，在《滾石雜誌》評選的「史上百大創作歌手」名列第一。他不僅繼承吟唱詩人的民歌傳統，亦能融會古今，緊扣時代意識，翻轉語言質地，徹底改變了民謠的風貌。又與搖滾結合，打破樂種藩籬，成為青年叛逆文化的旗手。同代人風行草偃，觸發了西方流行樂的巨大變革。其後一度回歸鄉村樂與草根歌謠，並漸次鎔鑄各路樂風，賦傳統以新意，亦帶來極深遠的影響。
　
畢生獲獎無數，包括十一座葛萊美獎（含一座終身成就獎），並曾以電影主題曲獲奧斯卡獎與金球獎，1988年進入搖滾名人堂。2008年以其「歌詞創作飽含特出的詩的力量，對流行音樂和美國文化帶來深遠影響」獲普立茲特別獎。
　
2016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此獎項的音樂人。瑞典學院表彰他「在偉大的美國歌謠傳統裡創造了全新的詩意表達」。
　
狄倫迄今出版逾三十張錄音室專輯，並著有小說《狼蛛》（Tarantula）、自傳《搖滾記》（Chronicles: Vol.1，中文版由大塊文化出版）。他也是業餘畫家，曾出版畫冊多種，並有鑄鐵裝置等藝術創作。
《巴布．狄倫歌詩集》收錄了狄倫1961至2012年間創作的386首歌詞，中英文對照，依31張專輯次序整理，其中多首經狄倫親手重新編輯。《紐約時報》謂：「狄倫作為一位歌手而足以躋身文學史，這部書便是最有力的證據。」
　
（簡介取自大塊文化《巴布．狄倫歌詩集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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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淵智賞析
　
這首〈Blowing in the wind〉想來大家都不陌生，作為Bob Dylan最被人記得的歌之一，從1963年發行以來，深深地影響了全世界整整一世代的人。臺灣自然也不例外，楊弦的〈江湖上〉便是向此歌致敬的衍生之作之一。Bob Dylan的許多歌曲，除了對音樂的實驗，也在其中納入了許多對於人生、社會的深刻思索，這也使得他在2016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是第一名獲得該獎的歌手，此舉一出無數人驚訝之餘，卻也紛紛表示能理解此一選擇。然而，即使有著這樣的光環，Bob Dylan卻在半年後，才親自領取此一獎章。在許多人譴責他傲慢無禮的同時，卻也得以讓我們看見他如何視這些榮譽如浮雲，也讓我們在他身上，真真正正地體會到了何謂「吟遊詩人」的姿態。正如Bob Dylan曾在1969年的訪談中說過：「我只把歌詞看成用來唱的東西，真正重要的，是字句依附的音樂。我寫歌，是因為我總得有些什麼可唱。這是紙上的字句和歌曲的差別：歌在空中轉瞬即逝，紙頁卻能長留。一位偉大的詩人，比方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79-1955）未必能成就偉大的歌者。一位偉大的歌者，像是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 1915-1959），卻總是能夠成就偉大的詩人。」＊
　
回到歌詞，整首歌分成三段，每段的結構近似，由三個問題開始，並以「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就飄盪在風裡」作結，彷彿屈原面對世間種種萬物所賦之《天問》，差別在於Bob Dylan問的問題並不像屈原那樣從天地離分、陰陽變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一直問到神話傳説乃至聖賢兇頑和治亂興衰等問題。Bob Dylan的問題如此簡單，在三段分別開頭的第一個問題，他只問了白鴿、高山和天空，接著便回過頭來，以此自然現象的推移隱喻接力至人的存在：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囚禁、死亡與生命，這三件事幾乎便是人類有史以來永恆的命題，然而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卻似乎依然陷於這樣的困境，無法脫身。Bob Dylan歌中所建立的世界，便不僅僅只是當代，而是只要人類存在一日，便永遠無法迴避的。也正因如此，他的歌反應的世界觀永遠不會過時，在一個吟遊詩人走在風裡時，他所歌唱的一切，也正隨著風，垂問著一切尚在變動的事物、一切人的行動，而這些問題，也正問著我們：究竟人類能否為人類自身造成的苦難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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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馬世芳〈以歌詞躋身當代文學史——談巴布．狄倫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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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浩瑋
圖源：浩瑋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當代詞選#西洋詞選#巴布狄倫#隨風飄盪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9/20210916.html

看《惡水真相》的隨想
現正上映的電影《惡水真相》（Minamata），由強尼・戴普（Johnny Depp）飾演尤金・史密斯，記錄這場一萬多人受害、二千多人死亡的世界著名的公害事件。
一直到六零年代，日本窒素公司（Chisso Corporation）在水俁市（Minamata）生產乙醛，製程中用硫化汞當催化劑，並將含汞污水排入海，毒素在海洋生物中開始累積，經食物鏈進入人體內，病人起先是視線模糊、走路不穩，之後肢體扭曲，嚴重的會昏迷或死亡。
儘管窒素公司已得知汞（水銀）對人體的危害，但於對居民的質疑，卻一再否認。 1970年代開始，水俁病自救團體展開抗議與索賠行動，而尤金・史密斯在1971年到水俁市，透過攝影記錄這一場大規模的公害污染事件。
尤金史密斯是一個身世坎苛的攝影大師。14歲到地方報社任攝影記者，只念一學期大學就休學，到新聞週刊任職，但沒幾個月就離職(因為他不肯用大相機拍照)，之後做了近十年自由攝影工作，然後在1946～1955年間在生活雜誌專任攝影，在二次大戰拍的戰場照片，很多成為經典之作，他很有個性，表現在作品創作上可以說是擇善固執，但是在與人應對或社會關係……就相當令人受不了。他曾說：「我不能忍受那些混帳展覽會，儘在博物館的牆上掛著乾乾淨淨的小框子，使得那些影像看起來只是藝術的零碎片斷，我要自己的作品成為生活的片斷。」
他和日裔美籍的太太結婚後，在日本渡蜜月時，得知日本水俣這個小漁村，當地居民因汞而終生殘疾。(現在水銀中毒的專有名詞就是『水俣症』)。
史密斯在水俣租了一個房間，(前後二次)共住了四年半，與村民過同樣的日子，成為他們的鄰居、朋友，而不是一位旁觀的新聞記者。
為了拍攝這個主題，他被工廠派的打手差一點打死，在醫院療傷住了好幾個月，最後還殘廢，然而他仍不屈服，在1972年將深入報導發表在生活雜誌上，引起全世界對公害的重視。
後來因為他早年拍戰場照片被炮彈炸傷(手術三十多處取出一百多塊碎片)的舊傷加上在水俣被打的新疾一下子拖垮了身體，而沉寂多年在鄉下療傷，當他覺得逐漸康復打算重新拍照時就過世了。
他拍了那張智子洗澡的相片(世界著名經典作品之一)時說：「……眼見這個畫面構成我想說的東西，是這樣的感人，我覺得淚眼模糊，簡直難以按下快門，然而我畢竟拍了。那是一張絕頂浪漫的相片，我自問，什麼是你個人一向最信守的哲理？是人性。我要堅持自己這個意見，並傳給沒有意見的人。」
曾經有一次記者問他：「人們稱你為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你對這個稱呼作何感想？」他回答：我不曉得那是什麼意思，平常老是叫我浪漫派的人，都是由於他們在生活中嘲諷憤世，並受盡挫折，所以什麼也信不過了，而當我堅持信念時，他們就稱我為浪漫主義者。」
尤金史密斯這一段話幾十年來一直忘不了，是因為從學生起，我就常被同學們以「浪漫的理想主義者」稱之。可是我覺得很冤枉，因為我認為我的每個所謂的「理想」，其實都是切實可行，基本上我是個很實際的人，做事講求效率，怎麼會被誤以為像不食人間煙火般所謂浪漫的理想家？至今，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或久未往來的朋友，得知我年紀已一把卻仍在社團中奔波，仍堅持不隨著「撈金」行業多賺些錢而搖頭說：不改理想主義個性。
　可是，若是跟我在一起努力的伙伴，會說我是現實主義者，因為我的每個構想，每個步驟，都是可以達成的，而且效率及效益都很好。
　這兩種極端不相容，好像對立的屬性，我從來不認為彼此是矛盾的，因此，我會稱呼自己是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首先，一定得現實，因為你得先活下來才能談到其他，可是活下來不只是隨著眾人苟延殘喘，應該是得朝著理想前進。如何兼顧所謂的理想與現實？我始終認為「技術問題一定可以解決的。」
　因此，我從來不認為有什麼好為理想掙扎的。有時候，一些年輕的朋友會自尋煩惱地徘徊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好像很痛苦地猶豫。我覺得這些大概都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之類的無病呻吟。
不過，我之所以認為「技術問題一定可以解決的」，也願意去面對解決煩瑣的技術問題，來自於我也了解到人心的軟弱與黑暗面，所以儘量不去指責批判那些對我們不友善甚至懷有惡意的人，不讓挫折干擾我們的情緒。
很多年前，曾經看到專門出版兒童讀物的小魯出版社社長陳衛平先生寫的一封信（寫給他們社裏出國進修的同事），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慨：
「理想是必須的，但實踐理想的方法卻是迂迴的、妥協的，甚至是委屈的。在古代，知識份子要為天下蒼生做點事，往往要通過忠君來實現，那個君是聖賢還是混蛋，你都得忠，不然就要革命、造反。在現代，表面上看起來多元化了，但實際上往往要透過企業化、商品化的手段來實踐一些想法。然而人海茫茫，升沈孰易，這中間難道不也是有無限委屈嗎？做出版，要與小稅吏錙銖必較、要和中盤商斤斤計較、要和媒體週旋、要和業務的貪婪挑戰、要面對製造商的因循茍且、要圖破同業唯利是圖的競爭……擁抱它們無非是為了委屈地實踐一些理念，其間並無特別矛盾之處。但每當我面向這些俗務之際，也會興起不如歸去的感慨。可是人世間本來就如此，萬法唯心，沒有修練，眼中何來淨土？現實與理想本來就該有落差的，
否則我們就不必努力了，不是嗎？」
其實我已經很久不敢講「理想」這兩個字，因為「說理想太沈重了！」不過，我們算是十足的「實效主義」，為了達到某些想法，所以總會想法子找到可能的途徑；我也不太敢用「執著」這麼神聖的名詞，只是我知道單獨的活動不足以成事，所以總是持續做每一件值得做的事。
我不認為理直的人，氣一定得壯，因為歷史告訴我們，逞英雄的人，一定是悲劇下場（所謂悲劇英雄是也），一旦成為悲劇英雄，事實上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對於一個「實效主義」者，把事情做成最重要，逞英雄、做明星、做聖人，成就一些虛名是完全沒意義的。因此，為了達到一個良善的想法，為了推動某些觀念，我們有時候也得迂迴，有時候也得妥協，因為形勢比人強，是非與真理要靠人的力量才能實現，在沒有力量的狀況下，是非與真理對現實並沒有幫助。只是，在迂迴、妥協的時候，得非常謹慎，不要失掉了我們原先的堅持與想法。
很多年來，我不再為自己訂目標，不再侈言理想使命，我只是要求自己做對的事情。我對未來，只有方向，希望每天能朝對方向前進一些些，我不給自己壓力，每天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每天只想自己能做的事。所以我不會徬徨於理想或現實，因為我不認為這是對立的，二擇一的。
於是，當我很實際的一天天往前走，驀然回首，年少的想望竟然在不經意中都實現了。

失敗者回憶錄︰動盪時代 （李怡）

在麗儀被審查的一個多月前，1970年2月1日，我在香港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認可下，創刊了《七十年代》月刊。封面標舉着「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我在發刊詞的開頭寫下這幾段：

「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動盪的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新的十年。」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青年，不可能再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十年窗下』的生活，甚至也不可能再有在樹蔭下讀消閒小說的生活了。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

「當然，假定我們跟從的是一種正確的趨勢，那麼盲從亦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太危險。我們完全可以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理智而清醒地認識世界，完全可以從實際的工作生活中，深入而細緻地研究社會。然後，我們可以從對於各種人生態度的分析批判當中，決定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這段文字，除了講「歷史的發展規律」是仍然擺脫不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大致上都基於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思考。尤其是針對吃了左傾迷魂藥的人士，他們認為「緊跟」毛澤東思想是毋須懷疑的，而我提出了「盲從」「太危險」的觀念。它是我當時對極左思潮反省的開始。這種想法也指導了我其後的編輯路向。但很明顯，左派領導人和圈子中沒有人看出這個「發刊詞」有甚麼問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左傾思潮在中國和世界都風起雲湧，《七十年代》月刊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創辦的。文革在中國和香港左派圈中，橫掃了中外傳統文化，所有人類的文化積累都被指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文革的文藝產品太少，幾部樣板戲和一兩部小說，情節和人物的塑造太不近人情，因而中國和香港左派都陷入無戲看無書看的文化飢渴狀態。香港左派書店，只出售毛澤東著作和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其他反映人類文化傳承的中外圖書都收起來了。我的左派寫作朋友圈，包括《大公報》《文匯報》的編輯人才，受報紙立場的僵硬左傾思想限制，大都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這本不受中共嚴密監管、避談中國形勢的左派雜誌，對於那些知識豐厚、有文化底蘊的左派才子，有較大發揮空間，也使香港和新馬的左派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一出版銷量就超過我們預期，需要加印。市場地位迅即確立。

在文革前，香港左派的文化事業已經開始蓬勃，左派報紙越來越趨近香港社會市民的口味，一些左派背景卻以港聞、副刊和狗馬經吸引讀者的中性報紙暢銷一時，左派電影與右派電影在市場上旗鼓相當，左派出版社以多種面貌搶佔市場。但這一切，都因文革，特別是1967年左派暴動，而自動暴露極左面目，多年經營的形象毀於一旦。左派書店、影院、國貨公司櫥窗，掛滿了趕客的反英抗暴標語。右派的文化產品就蓬勃起來。《明報》《明報月刊》在報道和評析中國文革方面，引領潮流。

與此同時，西方卻因為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歐洲反建制的學生運動，掀起了左傾思潮，左派、激進派、親中反蘇的毛澤東派，在西方盛極一時。

中國、香港和國際的思潮，極為複雜！我是在那樣的形勢下，看準時機，讓《七十年代》應運而生。但想不到雜誌剛面世，我自己卻陷入一個危險境地，受到很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