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日 【#謝仕淵：「我們為什麼要上學？」──近代學校出現後的臺灣社會】 1896 年，臺灣總督府派遣木下邦昌，前來臺灣北部調查民間的書房教育與總督府設置的國語傳習所，他對於書房無秩序、教學方式落後、採光通風不佳、污穢不衛生等狀況，印象相當深刻。 相對來說，木下認為，根據功課表上課、運用各種教具教材、重視紀律的國語傳習所，可以作為臺灣傳統書房的模範。 1898 年，臺灣的初等教育制度以公學校為主逐漸開展。 不可否認，近代學校帶來了文明新知與多樣化課程；讀書進而被視為「成為文明人」的重要管道，是出人頭地的重要關鍵。 對於學生而言，學校則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楊肇嘉就曾在回憶錄中說：「學校是兒童們的樂園。」 因此，近百年前，即便一所學校的設立，經費需要地方各界籌款，臺灣人仍然表現出對於辦學的熱烈渴望。 一般來說，服兵役、納稅與受教育是國民的三大義務，接受教育與塑造國民、國家認同息息相關。 日治初期，即要求學生必須熟讀忠君思想的教育敕語漢譯本，並了解其要義，就是為了告訴學生：如何做好一位忠臣良民。 戰前與戰後，一門國語課，一為日文，一為中文，其差異不僅在語言，更在於課程中傳遞的國家認同觀念。 我們所熟讀的那些古聖先賢、教忠教孝事蹟，亦是經由學校傳遞，最終構成國民基本德性的重要基礎。 又或者，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的地理教科書中，第一次看見臺灣地圖，從而知曉自己住在一個狀似番薯的島嶼中。 我們經由各種途徑，或在思想概念，或在圖像的學習與辨別中，想像臺灣為一個共同體，也多半是上學讀書受教育所發揮的作用。 國民的誕生，並不分男女，同時也及於對身體的動員。因此，1905 年曾有項調查詢問臺灣女學生「為何要纏足」，當時眾人皆回以纏足乃為了「美觀」。 日本殖民者於是在學校教育中，加強「賢妻良母」的觀念，說明纏足女性難產比例較高，甚至強調只有女性也投入生產，國家才得以富強。 不分男女、沒有明顯排他性的初等學校教育，構成社會共識的基礎，讓原本具有自我個性的不同的「我」，成為了具有共同感的「我們」。 學校，是培養國民最重要的機制。 近代教育的發展，亦步亦趨於百年來的殖產興業路途，於是普通科學知識課程，例如：數學、生物、物理與化學等科目，以及從初等學校階段就有的手工、農業與其他實業課程，都成為學校課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教育的普及，讓學歷成為衡量能力的重要指標。 1930 年代「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成為常見的就業基本條件，一個農村子弟想要脫農，若能取得公學校高等科學歷，便能獲得更多的機會；而令人稱羨的醫生職業，則須經由專門教育訓練才能取得。 以學歷衡量能力的學歷社會，於焉形成。 不只是醫生，像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被人羨慕的職業，都須經由一段學習歷程，通過考試驗證，確認專業能力，也由此而開啟許多契機，提供了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 然而，考試始終不是件容易的事，從小考、月考、段考到升學考試，密集測驗加上體罰，以高壓方式，意圖讓學生成為考場常勝軍。 從日治時期開始，臺灣的學生除了教科書外，就必須閱讀大量參考書，甚至透過補習加強課業。 學校也是個管理紀律嚴明的場域，學生被制約在課表所規範的時間裡，道德準則、行為規範都有一套規定要遵守，因此有人說，學校宛如一座牢籠。 那麼，為什麼要上學？ 國家基於許多理由，要人民受教育，但晚近幾十年，也有許多人基於各種理由，選擇不就讀一般學校。 「為什麼要上學？」應該是個要不斷辯論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讓學校不輕易成為強加意識型態的場域。 如同你、我這般的人，或許都曾想過不去上學，但也都曾在畢業若干年後，想著回去母校看看。 事實上，上學的經驗，有快樂、有痛苦，卻因為時間，那段往事都成了令人懷念的記憶，共患難的同學更成為一輩子的知己。 #開學 #上學 #學校 #教育 #文明 #學歷 #能力 #評量 #考試 #日本時代 #國民 #義務